周新城:为什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要有预见?
为什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要有预见?
周新城
我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在这70年里,中华民族扬眉吐气,从站起来到富起来,逐步实现强起来。我国的道路越走越宽广。实现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世代梦寐以求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事实证明,我们在建国时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完全正确的。
1949年7月1日,建国在即。大家十分关心,新中国应该是什么样子?应该走什么道路?当时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明确指出,总结中国共产党建党28年的经验,得出的结论是,“走俄国人的路”[①],也就是十月革命开创的社会主义道路,决不走英美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的选择。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境地,帝国主义横行霸道,人民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能人志士纷纷探求救国救民、复兴中华民族的道路。当时的思路是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走资本主义道路,然而这条道路始终走不通,理想始终无法实现。正当大家迷惘、彷徨,找不到出路的时候,开创了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人们看到还有另外一条道路可走,即劳动人民摆脱压迫、剥削的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经过艰苦的革命斗争,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在迅速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实现农业、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化三改”)。到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场所,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并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制度基础,提供了政治前提。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审视了我国的具体国情,明确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这是一个重要的论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相结合,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具体国情和时代特点赋予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共同规律与民族特点相结合的典范。在本质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之外的某种“独立形态的社会主义”、“全新的社会主义”,但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具体实现形式上,具有中国的民族特点。换句话说,在本质层次上并没有中国特色,它体现了共同规律,“中国特色”是就科学社会主义的具体实现形式这个层次而言的。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党情、国情、社情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尽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仍然没有改变,但出现了许多部分质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回顾我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我们可以自豪地昭告全世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它既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又符合我国国情。对这条道路,我们充满自信。
对未来应该有预见
70年来我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了伟大成就,从一个积贫积弱的落后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举世公认的。现在不应该沉迷于列举各方面的成就上,而应该更多地关注今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么发展,预见未来发展的方向,并朝着科学预见指明的方向努力工作。
毛泽东是十分重视预见的。早在1936年我们力量还很弱小的时候,他就强调要有战略预见。他指出:
【“战略指导者当其处在一个战略阶段时,应该计算到往后多数阶段,至少也应计算到下一个阶段。尽管往后变化难测,愈远看愈渺茫,然而大体的计算是可能的,估计前途的远景是必要的。那种走一步看一步的指导方式,对于政治是不利的,对于战争也是不利的。”“贯通全战略阶段的乃至几个战略阶段的、大体上想通了的,一个长时期的方针,是决不可少的。”[②]】
就具体战役来说,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是正确的,但就战略来说,必须有预见,必须“计算到往后多数阶段,至少也应计算到下一个阶段”。
1938年毛泽东还指出:
【“事情是不断变化的,今天要把将来的事情统统描写出来,是不可能的,这样要求与空想社会主义差不多。凭空捏造的乌托邦,我们是不赞成的,科学地来看事情就不是如此。由旧中国到新中国,如何到法?具体内容今天不能完全描写出来,但其大的方向是可以指出的。”[③]】
到了1945年七大的时候,抗日战争行将胜利,夺取全国政权、建立新中国的时机越来越成熟,这时毛泽东更加强调预见的重要性。他说:
【“什么叫做领导?领导和预见有什么关系?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如果没有预见,叫不叫领导?我说不叫领导。斯大林说,没有预见就不叫领导,为着领导必须预见。”】
他指出,
【“所谓预见,不是指某种东西已经大量地普遍地在世界上出现了,在眼前出现了,这时才预见;而常常是要求看得更远,就是说地平线上刚刚冒出来一点的时候,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见,就能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
他还形象地表达领导的含义:
【“坐在主席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叫领导。坐在主席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④]】
要有预见,要领导,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了解社会发展的规律。按照社会发展规律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才是科学的预见,才能实现领导。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人类对社会发展是没有预见的,或者没有很清楚的预见。社会的发展、社会形态的更迭、社会革命往往是自发的。资产阶级在自然科学方面是有很多好的预见,但在社会科学方面则是盲目的。只有产生了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社会发展的规律,人们才对社会发展有了科学的预见。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基础,我们就能够认识到社会朝什么方向发展,看清楚社会发展的将来和前途。离开马克思主义,所谓的“预见”就是一种空想。
毛泽东这些话,是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当前我们党内存在一种倾向:只顾忙于眼前的具体事务,很少考虑下一步该怎么走,枉顾未来发展的方向,缺乏科学预见。更危险的是,有人还嘲笑我们的最终奋斗目标——实现共产主义,说共产主义是渺茫的、虚幻的,反对把我们眼前的工作同未来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联系起来,反对科学的预见,反对考虑未来的发展趋势。这种言论,在一定范围的人群里,还成为一种时尚。舆论界盛行的“只要能把经济搞上去,不要问什么姓‘社’姓‘资’”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不知道我国朝什么方向发展,反对过问是朝社会主义方向发展还是朝资本主义方向发展,还能有预见吗?还能够实现领导吗?
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一书中说,实用主义可以为和平演变打开缺口。不能不承认,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占优势的情况下,不问姓“社”姓“资”,对未来没有科学的预见,就会自觉不自觉地接受西方的影响,朝着资本主义方向走,就会和平演变。尼克松1983年考察了几个东欧国家,依据这个道理得出结论,东欧国家和平演变时机已经成熟。局势发展表明,尼克松的预言不幸而言中。我们难道不应该从中汲取教训吗?
只顾眼前,不顾长远,不考虑未来发展方向,反对科学的预见,实际上是一种机会主义。恩格斯指出:
【“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这种做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诚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而且‘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⑤]】
列宁也说:
【“机会主义是牺牲根本的利益,贪图暂时的局部的利益。如果要给机会主义下个理论定义,这就是它的中心内容。”[⑥]】
不可否认,这种机会主义,在我们党内确实是存在的。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1、2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1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④]《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94、395、3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⑥]《列宁全集》,第31卷,第4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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