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两个伟大革命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

杨德山 刘  鑫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要担负起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责任，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实现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全党同志必须保持革命精神、革命斗志，勇于把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了97年的伟大社会革命继续推进下去。”①习近平“两个伟大革命论”重要论断提出之后，理论界、学术界给予了广泛关注。从研究现状看，人们关注党的自我革命多，关注伟大社会革命少；关注现实多，关注历史少；关注实践多，关注理论少；分别关注的多，联系研究的少。本文试图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国际共运史及中国共产党党史基本史实出发，揭示“两个伟大革命论”内在的理论逻辑，以期有益于人们加深对其科学内涵的理解，更加自觉地投身到实践中去。

一、共产主义革命是伟大社会革命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思想指导的政党。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建共产主义政党之初就对其革命使命作过系统阐述，他们指出：第一，共产主义革命是阶段性、连续性、彻底性的社会大革命。它首先要进行政权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②；其次要进行生产关系革命，“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③；再次要进行生产力革命，“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④；最后在这一系列革命过程中进行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⑤。第二，共产主义革命是世界性和民族性相统一的伟大社会革命。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⑥；另一方面，“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⑦。第三，共产主义革命的“人类终极关怀”现实性、科学性是其“伟大社会革命”最显著的特点。“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⑧可见，共产主义革命在内涵上涵盖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空间上覆盖整个人类世界，在目标上达到人类有史以来所追求的最美好境界，且在进程中充满了复杂性和艰巨性。这一革命无论在哪个方面都超越了以往任何时代、任何形式的革命。

20世纪，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均以马克思恩格斯共产主义革命理论为指导开展各自的革命实践。从1898年3月到1917年11月苏共领导人民推翻了沙皇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统治，建立了苏维埃政权。1917年11月至1918年上半年苏共领导人民群众依靠政权的力量，实行了土地国有化，将大工业企业、银行、铁路、对外贸易、商船队等收归国有；1929年至1933年苏共又领导人民在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将个体小农私有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大集体经济的运动。从1926年1月开始到20世纪30年代末，苏共领导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成为世界上的工业强国之一。自执政之后，苏共就开始以新的价值观改良社会风俗习惯，推进文化教育事业，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中国共产党也是这样。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的政治统治，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领导人民在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后立即进行了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度。在政权巩固之后，就把建立工业化国家列为奋斗目标，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科技革命”和进行“文化革命”的行动口号。此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党始终用共产主义思想理论教育党员，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理论教育大众，移风易俗，创造全新的中国文化。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确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其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在进行“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的革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对政治领域革命成果的肯定，也是强调这是其他领域革命任务得以开展的根本保证。“坚持改革开放”是中国持续发展和走向强盛的基本国策，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我们党将它比作“第二次革命”⑩。这一革命就其任务、性质、前途而言，依照的恰恰是共产主义革命基本步骤，是在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验教训基础上的继续前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和国内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等一系列深刻变化，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建设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全方位的、开创性的成就，整个中国和中国共产党都发生了深层次的、根本性的变革。党的十九大报告展现的“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究其实质都是围绕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及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实现共产主义而展开。{11}

二、伟大社会革命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伟大社会革命由谁来领导？马克思恩格斯毫不犹豫地指出只有共产党才能担此重任。这是因为共产党不但与资产阶级政党有着本质的不同，而且它有着一般工人政党不具备的特点和优点：在利益的代表和诉求方面，它强调工人阶级的世界性和整体性，“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12}；在实际斗争中，它凸显出独有的坚定性和先进性，“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13}；在理论方面，它突出实践性和彻底性，“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14}；在目标追求方面，共产党显现出彻底性和终极性。在现实中，无论是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的经验，还是参与创建第一国际，抑或是吸取巴黎公社的教训，马克思恩格斯都始终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斗争中的独立性，尤其是对本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领导责任。

列宁在革命斗争中，始终强调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对党与工会，他反对工会“中立性和非党性”主张及党和工会平权原则，强调“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应当紧密地团结，社会民主党应当领导工会”{15}。对党同议会党团，他反对将后者视为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的最高机构的观点，认为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党不能成为议会选举和合法斗争的工具，而应该成为“夺取政权并引导全体人民走向社会主义，规划并组织新制度，成为所有被剥削劳动者在没有资产阶级参加并反对资产阶级而建设自己社会生活的事业中的导师、领导者和领袖”{16}。苏共执政后，针对党内出现的“工会国家化”等错误观点，他强调“党是无产阶级的直接执政的先锋队，是领导者”{17}。国家是实行强制的领域，工会则是共产主义的学校。

中国共产党在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后，针对党军关系，毛泽东反复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地位，“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18}。他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时指出：“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19}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党一直强调党的领导核心地位，“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20}。党的八大通过的修订后的党章规定：

【“党是阶级的最高组织，它必须努力在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它的正确的领导作用和核心作用，反对任何降低党的作用和削弱党的统一的分散主义倾向。”{21}】

1957年5月底，毛泽东再次强调：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22}】

此后，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克服现实工作中存在的分散主义倾向，他多次强调党的领导地位，

【“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23}。“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24}】

改革开放新时期，针对社会上出现的否定党的领导的错误思潮，邓小平坚定地表示，“从根本上说，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25}，也就无法实现将中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党离不开人民，人民也离不开党。党的领导中曾经出现的错误决不能成为要求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的理由。20世纪80年代中期，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他指出，在中国“要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能的”{26}。后来他总结道：“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主要是对全体人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对坚持党的领导的认识教育没有扎实做好。1990年后，我们党深刻吸取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教训，时刻警惕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中国的图谋，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及其他改革必须在坚持党的领导这一基本前提下进行。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逐步具备了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自信的物质条件，我们党一直确信这是坚持党的领导原则的结果，也更加确信这一原则是“伟大事业”进一步发展的最根本条件和最基本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注重坚持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之间的深切关联。一方面，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突出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和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党的领导是“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政治保证”。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认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另一方面，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党是领导一切的”新论断，“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27}。党政关系只有党政分工、没有党政分开。{28}

三、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加强党的建设

如何才能加强党的领导力量，巩固党的领导地位？马克思恩格斯总是将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联系在一起思考。在《共产党宣言》强调党的领导作用时，《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则特别注重盟员的先进性、组织性、纪律性要求。第一国际成立时，《成立宣言》认为“只有当工人通过组织而联合起来并获得知识的指导时，人数才能起举足轻重的作用”{29}。为保证总委员的集中统一领导，《临时章程》则制定了组织条例，规定了一系列制度和纪律。列宁在革命斗争中，一方面始终强调党在整个革命进程中对无产阶级和被剥削劳动者的领导作用和领导地位；另一方面始终强调：在思想上党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30}；在政治上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31}；在组织上党必须执行严格的纪律，“行动一致，讨论自由和批评自由——这就是我们的定义”{32}。

深刻揭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之间存在必然关系的是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在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经验时指出：

【“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3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党一直依据这一经验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即在党的中心任务、重点工作发生转变时，总是对党的建设提出新的要求，尤其是始终将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放在首位加以强调。这一优良政治传统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不但得到了进一步弘扬，而且被视为党的建设基本规律，这可以从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确定的党的建设目标及其相关阐述得以验证。党的十二大指出，“我们一定要按照新党章的要求，努力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党的十三大明确，“我们一定要适应这一伟大的变革，把我们这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党建设好”。党的十四大强调，“我们一定要结合新的实际，遵循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党要管党和从严治党，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努力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使我们这个久经考验的马克思主义的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更好地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党的十五大提出，要“把党建设成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发展中大国，要把全体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毫不放松地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十七大提出，“党要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必须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自身建设，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由此可见，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我们党一直把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视为坚持和实现党的领导的前提条件，或者说加强党的建设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坚持和实现党的领导。这也形成了我们党对当代中国政治运行逻辑的基本认识结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对此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有力地纠正了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党内存在的轻视党的建设工作，进而影响党的领导有效性的痼疾。他警示道：“如果我们党弱了、散了、垮了，其他政绩又有什么意义呢？”“各级各部门党委（党组）必须树立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大局看问题，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34}在中央的统一领导和推动下，党内尊崇党章成为风气，“四个意识”明显增强，政治建设成效显著；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扎实有效地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地推进，全党理想信念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新时代好干部标准的确立和执行，“四不唯”要求的落实，选人用人状况和风气明显好转；党内法规废、改、立工作扎实开展，党内制度体系不断完善；贯彻纪律挺在前面的方针，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对党的执政基础威胁最大的突出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八项规定”的出台，使“四风”和特权现象得到了严厉整治；巡视利剑的作用，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态度，“打虎”“拍蝇”“猎狐”的决心，使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正是这些全面从严治党举措的推行，使得“党内政治生活气象更新，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党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党群关系明显改善，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焕发出新的强大生机活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35}。通过加强党的建设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巩固党的领导地位，进而推动党的事业进入全新境界。

四、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进行党的自我革命

如何才能使党的建设适应客观形势的变化？答案是必须以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这一根本目标展开，同时在党执政之后还必须将长期执政能力建设作为一项根本性建设放在突出位置予以重视。而不断实行党的自我革命则是达到这些目标的根本要求。共产主义政党成立伊始，就极为重视党的纯洁性、先进性建设。在先进性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共产党人在领导工人阶级解放的斗争实践和革命理论的探索中必须永远走在工人阶级和所处时代的前列。在纯洁性方面，他们对共产党人提出了严格要求，要“承认共产主义”，加入支部并“服从同盟的一切决议”，“保守同盟的一切机密”，在社会上不得参加任何反共产主义的活动。{36}他们还认为“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37}。列宁在党建实践中对党的“自我革命”提出了更新的见解。一是必须始终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纯正性。他强调“完备而严密”的马克思学说“给人们提供了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世界观”{38}；“不能有马克思主义之外的革命理论”来指导俄国革命运动{39}。二是党必须有严格的组织性并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他强调即使在自由的环境中，党处于公开或半公开状态下仍然必须保留党的秘密机关；“党的一切组织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40}。三是党执政之后必须学会管理国家，学会领导经济建设。他指出党“必须多多学习管理的本领”{41}，必须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劳动生产率视为首要的、根本的任务。四是党执政之后，要更加注重党员的质量。“革命工人阶级的党，才不追求党员数量的增加，而注意党员质量的提高和清洗‘混进党里来的人’。”{42}五是坚决反对党和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43}。

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列宁党的自我革命思想。一是准确抓住党的自我革命的对象，“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44}。要结合每个党员的思想实际，用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生活习惯、理论、行动对他们进行反复教育、改造，使其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二是创造了党的自我革命新形式，即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整风形式确定为进行党内思想教育、解决党内矛盾的主要方式，“整风就是全党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学习马克思主义”{45}，来解决党内矛盾。三是探索执政条件下党的自我革命新途径：一方面保持内在定力。必须视夺取全国政权仅为“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精神状态。{46}在和平建设年代，也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47}。另一方面要吸取外部教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通过“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人人起来负责”{48}使中国共产党跳出中国历史兴亡周期律的设想；党执政之后，他反复指出：“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49}。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特别关注党的自我革命问题。党的十二大要求全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振奋精神，开拓前进，坚毅不拔，奋斗不息”，“在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革命风格”。党的十三大指出，在改革的大背景下，“党的自身建设也必须进行改革，以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党的十四大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保证我们党永葆蓬勃生机的法宝，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勇于探索，大胆试验，及时总结经验，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党的十五大要求全党“勇于开拓，积极进取，不怕困难，不怕挫折”。党的十六大则明确提出“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党的十七大主张“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十八大要求不断提高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并将“创新型”列为党的建设努力目标。这些清楚地表明，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征程中，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党的建设就要推进到什么阶段，自我革命始终是党的最可贵的精神品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但将全面从严治党定位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其他三个“全面”的根本保证，更重要的是将党的自我革命视为全面从严治党的精髓。具体而言，一是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直面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社会发展的多样化趋势、人们思想多元化和复杂化状况、党的队伍不断扩大增加了党内思想统一的难度；党组织涣散软弱，党员和干部管理工作缺位、不到位现象比较严重；党内思想问题与利益矛盾相互联系，某些矛盾在党内涉及面广，与其他社会矛盾错综交织，协调处理难度大；党内生活政治性、原则性在下降，自由主义、好人主义在滋长，不少制度形同摆设。{50}二是以自我革命的战略眼光解决这些突出问题。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以长远性、整体性、系统性思维重新审视这些问题，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基础在全面”，所谓“全面”，就是管全党、治全党，面向8900多万党员、45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覆盖党的建设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部门，贯穿于党的建设和党内生活的各个方面；“关键在严”，所谓“严”，就是坚持“严”字当头，真正做到要求严、措施严，对上严、对下严，对事严、对人严，而且要贯穿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就是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要害在治”，在落实责任制，责任主体方面，从党中央到省市县党委，从中央部委、国家机关部门党组（党委）到基层党支部都要担负起主体责任；纪委要担负起监督责任。{51}三是自我革命的重点是抓党内“关键少数”，从旗帜鲜明讲政治入手，以勇于自我革命精神打造和锤炼自己。尤其是中央委员会成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必须做到信念过硬、政治过硬、责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

以上阐述说明，第一，“两个伟大革命论”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一脉相承，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思想成果；第二，“两个伟大革命论”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经验，尤其是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领导人民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实践经验为依据，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发展到新的历史水平；第三，“两个伟大革命论”清晰展现了伟大社会革命和党的自我革命之间的理论、历史和实践的逻辑关系，使马克思主义的“两个伟大革命论”得到了系统化、体系化的理论呈现；第四，“两个伟大革命论”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注释：

①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18-01-06.

②{3}{4}{5}{6}{7}{8}{12}{13}{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13，421，421，421，413，412，

422，413，413，413.

⑨刘少奇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202-204.

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4.

{11}{35}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人民日报，2017-10-28.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13.

{15}列宁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413.

{16}{31}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31-132，139.

{17}{42}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23，51.

{18}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47.

{19}{33}{46}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57，1480，1438-1439.

{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554.

{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319.

{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488.

{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36.

{2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511.

{25}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66.

{26}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08.

{2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30-31.

{28}王岐山.构建党统一领导的反腐败体制  提高执政能力  完善治理体系[N].人民日报，2017-03-06.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0.

{30}{39}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12，84.

{32}列宁全集:第1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121.

{33}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10-09.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572.

{3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95.

{38}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09.

{40}苏联共产党章程汇编[C].北京:求实出版社，1982:10.

{41}列宁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46.

{43}列宁全集:第5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300.

{44}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94.

{45}{47}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75，285.

{48}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610.

{49}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34.

{50}{5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7，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