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金融危机看金融资本对治权主权的渗透和干预

  高 攀 江 涌

2007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一方面给美国甚至给全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另一方面，也充分暴露出金融资本对获利贪得无厌的渴望和对权力望眼欲穿的觊觎。金融资本从为实体经济服务而获取收益转向控制实体经济以及自我服务而获取收益，并进一步发展为对政府治权和国家主权的渗透和干预而获取收益。对于诸多国家而言，经济发展中最大的风险往往是金融危机。金融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金融安全，就没有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也没有国家主权。

从古至今，权力和资本的博弈就没有停止过。一方面，权力为了防止被旁落和杜绝腐败，极力限制资本在政治领域的扩张；另一方面，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使其想方设法利用权力、掌控权力，把权力关进资本牢笼的努力始终没有停止过。垄断资本主义实质是资本实现了对国家权力的控制，利用国家权力在国内进而在国际进行资本积累。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表象是流动性严重不足、企业大量破产、财富大幅缩水、经济形势恶化的症候，实质则是美国资本特别是金融资本，对国家权力（集中体现为政府管理和监督）的渗透、侵蚀和控制而导致的恶果。所谓美国金融霸权，其实质就是金融资本操纵美国国家权力向外扩张，突破目标国主权限制，控制目标国政府，而后周期性进行大规模经济洗劫和财富掠夺。

一、次贷危机的主要表现和直接原因

2007年美国遭遇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与经济危机，即次贷危机，危机引爆了2008年国际金融大危机。期间，美国数以百计的银行进入危险名单，其中有一百多家银行破产倒闭，包括属于五大投资银行的贝尔斯登。美国股市暴跌，汇市重挫，债市岌岌可危，投资者人心惶惶。美国一直引以为傲的金融系统和金融体制被金融海啸冲击得千疮百孔，由众多跨国银行和跨国公司构成的庞大的美元经济体系一度处于解体险境。美国的信誉和形象突然间崩塌。［1］美国次贷危机和国际金融大危机，对整个世界经济造成的大冲击——无论是短期的、现实的直接损失，还是长期的、潜在的严重后果——可以说都是非常严重的。

短期来看，次贷危机损坏了美国用上百年时间辛苦建立起来的发达金融体系和市场体系，摧毁了一批根基深厚、规模巨大的“百年老店”，其中倒闭的金融公司以及蒸发的账面资产，累积损失超过几十个中等国家的国民经济总和。要想使这些金融巨头重新恢复之前的生机、规模和影响力，没有几十年的时间是很难办到的。长期来看，世界经济因大危机大冲击而步入“新平庸时代”，金融动荡常态化，经济低迷长期化；美式资本主义神话破产，新自由主义被重新审视；反全球化和保护主义抬头，民粹主义成为危机后西方社会的主色调；金融与经济危机引发了很多国家社会、政治等系列危机，国际治理难度加大，原本就缺乏互信的国家之间更加彼此猜疑，矛盾更加激化。

与20世纪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90年代东亚金融危机等诸多危机不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滥觞于美国这一世界资本主义中心，巨大冲击波将大西洋彼岸也卷入漩涡，即欧洲债务危机。欧洲国家众多，地缘上与亚洲和非洲关联，经济文化上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密切，因此欧债危机更容易传染世界，导致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系列危机，进而对世界经济、国际政治、全球秩序等诸多方面产生重大影响。

长期以来，美国被国际学界舆论界追捧为“经济繁荣与安定的绿洲”、“资本主义世界的灯塔”，如今却一举沦落为展示资本主义弊端的橱窗，绿洲蜕变为荒漠，骤然的戏剧性变化的原因何在？

迄今，资本主义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即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和垄断的资本主义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与此同时，人类社会主体上也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列宁有段著名的论述：

【“这里谈的是大的历史时代。……但是我们能够知道，而且确实知道，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和主要特点等等。”［2］】

也就是说，时代是世界范围内按一定标准划分的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处在时代中心的一定阶级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也就是时代的性质。

近些年来，不知何故，学术界很少谈论帝国主义时代，代之以经济全球化时代。然而，美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时代，全球化千变万化，美西方变化万千，但是帝国主义时代的本质没有发生改变。近百年来，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诞生与发展，高新技术革命的深化与推广，垄断的资本主义从行业上讲逐渐从产业垄断向金融垄断发展，从空间上讲逐渐从国家垄断向全球垄断发展。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是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资产阶段剥削和占有无产阶级生产的剩余价值，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私有性，等等，这类资本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非但没有发生改变，反而在新形势下有了新的发展，矛盾有了进一步激化。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在一国垄断以及在全球垄断的不断发展，不仅会促进更大规模的生产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而且会使生产资料和财富向少数国家和少数人更大规模地集中。这一基本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导致在全球范围内，穷国、穷人越来越穷，富国、富人越来越富，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加剧资产阶级与广大劳动群众之间的矛盾，形象的表述就是“1%VS99%”。

世纪之交，美国“新经济”泡沫破灭，为挽救其经济颓势，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调低以刺激房地产市场。［3］房地产的增值使美国居民获得大量账面利润，从而进一步增加消费、减少储蓄。但当美联储将利率调高时，美国居民已然没有余钱去还贷款了，断供比率迅速增加，大量发放次级贷款的金融机构破产。这就是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这些金融机构明知差级以下次贷存在高度风险，还要执意放贷，其主要目的是继续寻求高额增值。有人戏称，这是美国的“美小姐”（即“房地美”和“房利美”）追求“钱先生”（即超额利润）的必然结果。当然，还有重要的政治考量，即当时的美国政府政客想通过改善中低收入群体的居住条件，来博取选民支持。同时，以标榜自由资本主义所谓“民主”制度的优越，以便在广大发展中国家进一步推销美国的民主制度。1929年，美国等西方国家发生的经济大萧条，本质上是信贷扩张引起实体经济生产过剩的危机。而2007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则是信贷扩张而引起消费领域特别是房地产领域的生产过剩危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

【“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4］】

1929年与2007年的金融危机表现形式虽然不同，但是说到底，依然是受美国大众收入少、消费不足因素的根本制约的结果。这仍是马克思所提示的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所引起、所决定的。

二、对国内治权的渗透和控制——金融资本通过权钱交易与官商勾结在美国实现垄断统治

“资本主义生产动机就是赚钱”［5］。赚钱就是获利，通常总是不断寻求超利与暴利，本质上通过占有劳动者剩余价值，形式上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采取新技术新工艺、垄断市场等手段来获取，而终极手段就是钱权勾结，官商合流，资本投资权力、渗透权力、利用权力直至控制权力，用权力来赚钱。用国家政权赚钱可谓是资本积累的捷径，当然也是资本主义赚钱的最高境界。

细致梳理次贷危机的过程，我们不难发现其中隐藏的资本和权力的利益勾结，既广且深。在次级抵押贷款的发放以及相关衍生品的加工过程中，充满着谎言和欺骗。在号称实行最彻底的“三权分立”、对金融系统监管极其细致而严格的美国，金融机构用各种穿越监管底线与红线措施，诱使大批穷人蜂拥购房的大规模欺诈行为，持续多年没有被监管者发现，或没有监管者问津，不可思议。合乎逻辑的推理，只能说是监管者与被监管者沆瀣一气，蛇鼠一窝。所谓“牛栏关猫”，往往不是猫的狡猾，而是监管者的愚蠢，抑或就是沆瀣一气实施庇护的罪恶。［6］因此，所谓的美国系列神话，包括监管严密等，其实就是一个笑话。

2008年在参加总统竞选时，贝拉克·侯赛因·奥巴马就是以抨击华尔街无德无良而闻名。奥巴马用百姓街（main street）和华尔街（wall street）做对比，把自己描绘成百姓街的代表来同华尔街抗争。从奥巴马上台伊始，美国政府便一直在就金融监管体系改革进行讨论，试图建立一个稳定、有效的监管机制。2010年1月21日，奥巴马宣布将对美国银行业做重大改革：禁止银行利用联邦政府承保的存款进行高风险的自营业务投资，并且反对金融业内更进一步的合并。这些建议的方案被称为“沃尔克法则”（Volcker Rule）。奥巴马明确表示，他竞选总统，不是为了救助华尔街的肥猫银行家们。2010年6月30日和7月15日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通过了两院统一版本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这一方案堪称自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改革幅度最大、最彻底的金融监管改革，7月21日奥巴马签署这项法案，即《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然而，美国政府与国会真的能够限制、约束华尔街么？讽刺的现实已经给了世人清晰的答案。奥巴马任期内，华尔街-五角大楼联盟的统治坚如磐石，以华尔街利益集团为代表的金融资本，在这场无声、残酷却没有悬念的较量中取得完胜，其原因不言而喻：

其一，美国的监管体系受制于利益集团间的相互制衡，任何严厉的监管措施都会导致华尔街利益集团的强烈抵制。由于各金融机构自营交易的利润极高，所有的监督提案和措施都会有损于金融机构的利润，必将受到银行业的坚决反对。他们通过各种手段，间接甚或直接向监管机构施加压力，这就出现了可笑的“监管俘获”现象。比如，通过游说国会议员修改或影响相关法案，甚至通过执政代言人直接影响乃至控制金融监管机构等。而且，美国监管体系在很多问题上都留有相当的余地，使金融企业很容易规避管制。华尔街是铁打的营盘，而总统与议员只是流水的兵。实际上，华尔街是真正的后台老板，而总统、部长与议员只是前台伙计而已。

其二，美国政府机关与金融机构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政治关联，同样一批人，在美国政府和金融部门之间可以进行通畅的双向流动，这就是所谓的政府与金融领域之间的“旋转门”。金融大亨们通过“旋转门”，可以随时在商人和政府部长间切换自己的身份。高盛、摩根大通等金融机构的高管，一直兼具规则制定者、政府指挥者、金融运作者等多重身份。监管者和被监管者的身份轻易即可转换，既是裁判又是运动员，因此所谓的严厉监管往往只是形同虚设。官员们通常在任时就为离任后设计好了退路，有意无意地与大公司接近，致使制订的公共政策偏向大公司。

其三，金融资本脱离了实体经济和贸易流通，其自身根本就没有价值，为了表现出所谓的“价值”，金融资本仅仅且必须需要一种东西—权力—来支撑。金融资本要想获取更大更多的利益，就要结合更强的权力。同样，也只有强权、霸权，才能为金融资本这种“无本之木”和“无源之水”保驾护航。这种“共生关系”在美国总统竞选中，体现得淋漓尽致。金融资本两边下注，不管民主党或共和党哪家上台，金融资本都是赢家。在奥巴马担任总统之前，美国金融资本集团多半还躲在幕后，遥控指挥。从特朗普当选总统开始，美国金融资本集团直接扯下了遮羞布，跳到了台前。特朗普本身就是大商人，他又邀请高盛集团总裁格雷·科恩出任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特朗普的执政团队“3G”内阁—高盛、将军和亿万富翁”（Goldman，Generals and Gazillionaires）—称号名副其实。特朗普的内阁是美国历史上最富有的内阁。自艾森豪威尔政府以来，从未有过这么多商界人士在政府中担任要职，特朗普在竞选成功后曾向他的支持者说：

【“因为我希望人们能赚大钱！他们将会为你们去谈判！（亿万富翁）同一名伟大的棒球运动员或高尔夫运动员没有什么不同。”［7］】

2007年3月22日，美国国会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在“房贷市场危机：原因与后果”听证会上，委员会主席多德对美国金融监管部门，特别是美联储的不作为做了声色俱厉的指责：

【“我们的金融监管部门本来应该是枕戈待旦的卫士，保护勤劳的美国人免遭不负责任的金融机构的伤害。但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它们一直袖手旁观。”［8］】

在外界看来，美联储及相关监管部门似乎一直有着不错的声誉。比如，1987年美国遭遇黑色星期一，美联储时任主席格林斯潘出席一个重要会议，当下飞机时听说道琼斯指数暴跌500点，当即返航并上电视台发表稳定市场的谈话。然而，格林斯潘在任职后期，即次贷危机爆发前，美联储及相关监管部门的表现出现了天壤之别。美联储一边持续加息，另一边却继续鼓励贷款机构开发并销售可调整利率房贷。美联储的利率政策失当和监管不作为，为次贷危机埋下了极大隐患。2005年5月经济学家就对新增房贷的风险发出警告，但是直到2005年12月，金融监管部门才开始拟推出“监管指南”，旨在遏制不负责任的放贷行为。而且直到2006年9月，这份姗姗来迟的指南才最终定稿。可以看出，监管的低效已经达到了近乎荒唐的地步。

不仅如此，格林斯潘还对那些主张加强监管、提高透明度的声音很不以为然，甚至还进行叱责。有分析认为，格林斯潘此举，仅仅是出于他对金融衍生品的过分偏爱，事实果真如此吗？其实，在美国这样一个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交易可谓无处不在的，只不过是以一种更加隐蔽、更加精致、甚至更加合法的方式进行。2007年，格林斯潘以顾问身份加盟的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在次贷危机中大赚特赚。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比尔·格罗斯被晨星公司授予“2007年度最佳基金管理人”称号。在此两年前，格罗斯就预测美国房价将逐渐下跌，经济衰退也会随之而来。于是，格罗斯开始撤离很多高风险工具，转而投向美国国库券等安全工具，而受美联储降息的影响，美国国库券的收益率也随之上扬。

2008年1月，格林斯潘出任美国对冲基金保尔森（Paulson&Co）顾问一职，即经济事务和货币政策的顾问。保尔森基金主席约翰·保尔森对媒体表示，他将和公司团队分享格林斯潘对经济走向的预测，并评估经济衰退未来可能达到何种程度。2007年保尔森基金从次贷危机中大幅获利，它通过买入信贷违约掉期（CDS），然后抛空房地产抵押贷款债务，在次贷相关资产大跌中，陆续获利150亿美元。格林斯潘加入从危机中得利的保尔森基金，招致业内人士的争议。［9］

在次贷危机中，能够将亏损控制在最小范围的已经为数不多，能够赚得盆满钵溢的更是凤毛麟角。然而，两家与美联储主席相关联的公司，却都属于那凤毛麟角。这当中有什么样的故事，美国投资者与大众比我们这样的旁观者更具有想象力。需要补充的是，受到强烈质疑的不仅有时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还有时任美国财长保尔森。次贷危机发生后，券商是美国政府救市的主要获益者，而制定该计划的财长保尔森和其手下，均是来自华尔街券商的“精英”，这是种很不正常的关系，美国的一位实业界人士指出，这是严重的“乱伦关系”。［10］

《南方周末》的一篇评论尖锐地指出：救市由保尔森来指挥，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次贷创新产品出笼，高盛是主要黑手，高盛是领军券商，而保尔森当时又是高盛的领军人物。对于当时美国的金融危机，保尔森罪责难逃，用“罪恶滔天”一词来形容也并不为过，现在各方面已有共识，金融机构负债率过高是这次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2004年4月28日，在以高盛为首的五大券商的压力之下，美国证交会取消了对券商买卖证券业务负债的限制，而当时高盛主持工作的主要负责人恰恰就是保尔森。［11］

关于这种“近水楼台先得月”的营生，巴菲特曾经说过，金融衍生品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摧毁了许多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的同时，却成就了另外一些神通广大的机构。2007年12月2日，《纽约时报》刊发一篇专栏文章，质疑美国财长保尔森和高盛集团在次贷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呼吁对保尔森进行更深入、正式的调查。与格林斯潘相关联的企业一样，接近权力的企业成为次贷危机的幸存者、甚至获利者，这仅仅是巧合吗？

很多中国读者并不清晰，美联储实际是私有的，跟英格兰银行一样，为相关金融寡头所拥有。如果让他们或其代理人来做监管，免得了监守自盗吗？因为美联储有双重任务，如果把金融市场做大，赚得利润就大，股东们的收益就越多。美联储官员的薪水普遍高于美国政府其他部门，如财政部、能源部的官员，在美联储任职比在政府任职更有吸引力，因此在美联储任职的官员很珍惜他们的职位与岗位，而决定他们任职的实际是美联储的股东即金融寡头。所以，美联储官员替金融寡头说话的积极性，远远大于为普通民众维护金融稳定的积极性。正是因为存在着明显的利益冲突与道德风险，美国的金融监管才会名不副实，其效率低下、漏洞百出等弊端在次贷危机中已经暴露无遗，再也无法掩饰。

美国早就被视为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典范。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是一个法治国家所奉行的基本原则。美国金融资本集团酿成次贷危机恶果，理应对这些金融资本集团追责，救市成本理应由金融资本集团承担。可是，美国金融资本集团的经济精英们和美国政治精英，即高管与高官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沆瀣一气，同流合污，他们利用手中的特权，竟然通过国会决议，将金融危机的救援成本转嫁给美国纳税人，将金融危机的祸患转嫁给全体美国大众，把本来用于公共支出包括福利事业的政府财政资金，用于填堵美国金融资本集团投机所造成的黑洞。在美国大众强烈抗议和反对时，精英们声色俱厉地威胁说：如果不通过救市方案，你们就会失业，就会失去房子。但是，失业和失去房子的情况，在通过救市法案和投入巨大的救市资金后，并没有得到改变，反而越来越严重。救市的结果，作为危机元凶的金融垄断资本，其实力与势力非但没有被消弱，反而得到增强；贪婪与投机非但没有被遏制，反而不断强化。［6］

三、对其他国家主权的渗透和控制——美国金融资本利用美国国家力量在国际扩张

英文“bully”一词指恃强欺弱者、恶霸，中文“霸凌”是音译同时也兼具意义，是指人与人之间权力不平等的欺凌与压迫，是一种有意图的攻击行为。霸凌现象长期存在于丛林社会，通常会发生在力量（生理力量、社会力量）不对称的主体之间。在弱肉强食的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中，国家霸凌屡见不鲜。

从1982年拉美债务危机，到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经济危机，再到2002年阿根廷金融危机、2007年越南金融危机，危机就像一出永不落幕的大戏，一直在频繁上演，爆发危机国家的主权被侵蚀、治权被践踏、财富被掠夺。当今世界，国家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具有不可侵犯的神圣主权，然而被国际金融资本准确地说是美国金融资本一而再霸凌，何故？道理很简单，帝国主义时代及其主题其实都没有变，改变的只是我们的感觉。掠夺，对于西方而言，长期以来都是规则而非例外。［12］

经济金融化与金融全球化时代，一国风险可以通过贸易、投资甚至信心等渠道进行跨国传递。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超强的霸权国家，“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金融资本渗透控制美国政权后，便携美国国家权力而且是世界霸权之威力，从国家垄断走向国际垄断。所谓“世界是平的”，实际就是金融资本驾驭国家主权实乃世界霸权的“推土机”，推平了崎岖不平的国界—废除一个个妨碍资本自由流动的障碍，实现金融资本的跨国流动，亦即金融全球化。正是因为有世界霸权—体现为军事霸权、美元霸权与情治机构霸权等这样的强大权力—作为支撑和依托，美国金融资本便可以肆无忌惮地侵蚀他国主权、介入政权、干预他国治权，或用硬实力做基础达成“城下之盟”，或用精心设计的理论与政策诱使他国制定对美国金融资本更加有利的政策，包括开放金融市场、参股控股企业、放松直至放弃资本管制，即或软或硬，或软硬兼施，使之步入美国金融资本的圈套，如此相关国家的风险不断增加，最后爆发危机。

而当相关国家灾难临头、深陷危机，不得已求救于美欧及其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机构时，通常都不得不接受不平等的救助条件，如经济金融更加自由开放，削减面向穷人的福利开支以便紧缩财政，国有企业或公共服务私有化国际化等等。如此一来，国家主权被进一步侵蚀，治权被进一步削弱，国际资本当道，民族资本被抑制，即便度过危机，相关国家也难以恢复往日的处境，基本上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国家主权是国家的重要属性，是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内外事务的权力，它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也将随着国家的消亡而消亡，没有主权就不能成为国家，一个主权被侵蚀而不完整的国家实际上也不是一个真正的独立国家。主权是一个国家安全最坚硬的外壳，独立主权下的有效治权是促进经济增长、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最可靠的依托。［6］基于国家主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即便是深陷困境乃至绝境的国家或者被宣告经济上已经破产的国家，其主权也不能被债权人（包括债权国）轻易剥夺。否则，那些国际强权便可以通过制造债务陷阱，使得世界上穷国弱国因为背负沉重债务而失去主权，如此一国就可以合法地占有、吞并另一国。这是当今国际法所禁止的，而当今国际法则是联合国这类国际组织所坚定捍卫的。

经济学意义上的破产是指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时，为了维护所有债权人的利益，将债务人的全部财产按一定顺序和比例公平地偿还给债权人。这里的破产概念并不涵盖国家，也就是说，国家破产的概念与企业或个人破产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国家破产是一个类比，是对于一个国家经济状况的一种形象描述，而企业和个人破产才是实实在在的、真正意义上的破产。如果一个国家出现巨额外贸和财政双赤字，拖欠大量外债且一时没有偿还能力，也不能通过治理改善这种状况而给债权人一个利好预期，那么这个国家就可能处于破产状态。2001年12月初，IMF推出了所谓的国家破产方案：建立一种“破产保护”的国际金融机制，让那些负债累累的国家得以申请“破产保护”，并使债务国能够尽快走出危机。IMF旨在鼓励债务国与债权国双方协调解决问题，但是这一机制也强化了IMF的权力，因为IMF不仅在决定“一个国家在什么时候可以宣布破产”这一问题上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且在进行主权国家债务重组方面也占据主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债务国既是一只被保护的羔羊，同时也是一只被宰割的羔羊。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发生金融危机时求助于IMF，与宣布国家破产几乎是一个含义。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爆2008年国际金融大危机，大危机带来大冲击，让冰岛不幸成为一个政府信用耗散殆尽、国民经济濒临破产的国家。在最暗淡的时候，冰岛克朗兑欧元在短短的一周时间里就贬值了约80%。虽然这种情况很惨烈，但是冰岛还仅仅是一场新危机的开始。

冰岛银行业曾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因证券市场的繁荣而迅速成长，危机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全年GDP（约190亿美元）的9倍之多。冰岛股票交易所运营商OMX Nordic Exchange在股指计算中将冰岛最大的三家银行Kaupthing Bank、Glitnir和Landsbanki的股价减为零之后，在无力偿还债务和陷入流动性危机的情况下，这三家银行被政府接管。接管以后，冰岛政府被迫支付巨额资金来保障信贷。因此，冰岛救助于西方国家，遭到拒绝后，又求助于俄罗斯，而经济学家们确信，冰岛政府最终还只能求助于IMF来帮助其重新恢复金融稳定。［13］相应地，冰岛也必须像昔日那些陷入金融危机中的国家那样，屈辱地接受苛刻的条件。冰岛要接受IMF的金融救援，就必须接受这一组织就恢复财政货币稳定而提出的严格措施，冰岛施行的相关政策也将受到干预。实事上，冰岛必须委曲求全，让渡出部分国家主权与治权。

冰岛虽然是次贷危机中第一个面临国家经济破产风险的国家，但它仅仅是众多金融猎物中的一个，世人不能确切地知道下一个会是谁，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在也许不久的未来，冰岛的悲剧必将会重演。次贷危机引爆国际金融大危机，百年难遇，美国的金融资本不会放过这个难得机会，冰岛的悲剧必将会重演，是因为还有关键的因素，那就是美国金融资本各就各位，精心策划导演。美欧国家经济联系紧密，欧洲诸多金融机构持有美国发行的次级债等衍生产品，次贷危机爆发很快波及欧洲金融机构的流动性而导致信任危机，动摇了欧洲金融市场。此外，部分欧洲国家，多年财政赤字积累而居高不下，超过了自身清偿能力，造成无力还债或者必须延期还债。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欧洲危机只在旦夕，危机最终在最薄弱的环节希腊于2009年12月爆发。希腊成为首个倒霉蛋有着深厚与重要原因，即有其始作俑者和幕后黑手，就是美国金融资本。

2001年高盛公司帮助希腊政府掩盖真实债务问题使其得以加入欧元区，高盛公司获取了巨额佣金。随后高盛公司，一面诱导德意志银行等德国金融机构购入大批希腊国债，从而将希腊国债风险与欧元区核心国即德国，进而与欧元联系起来；另一面诱使希腊金融机构购买大量美国次贷金融衍生产品。金融布局既广且深，要获取巨额收益，只是耐心等待时机。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爆2008年国际金融大危机，大危机带来大冲击，导致市场大震荡，市场大震荡就是金融投机盈利的良机。高盛等华尔街机构很清楚希腊被隐藏了的问题以及欧洲金融市场的结构性问题。引爆希腊债务危机，可以导致整个欧债危机以及欧元危机。2009年11月，希腊新任总理迫于巨大财政压力，不得不公布前任政府造假，三大评级机构惠誉、标准普尔和穆迪随后相继下调希腊主权信用评级，并将其评级展望定位为负面，希腊进而“欧猪五国”（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西班牙与希腊一起，被国际评级机构称为“PIIGS”）乃至整个欧洲的债务危机由此拉开序幕。此后，法国和德国两个欧元区的核心国家也受到了危机的影响。2012年初，标准普尔宣布将法国等9国主权信用评级下调，法国主权信用被踢出AAA级。至此，由希腊开始的主权债务危机已演变成一场席卷整个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14］

希腊进而“欧猪五国”主权债务危机爆发过程中，高盛等华尔街金融资本大肆沽空投机相关国债与欧元，赚得盆满钵满。主权债务是指一国以自己的主权为担保向外（国际金融机构或其他国家）借来的债务。因此，主权债务危机可以定义为，以国家主权为担保的债务国，不能或不愿按约定履约，所造成的债权人损失的可能性。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起源于国家信用，即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出现问题，固然有其自身的原因，“欧猪五国”囿于国内多种原因制约，长期过度依赖外债—借新债还旧债来度日，致使债务雪球会越滚越大，一旦出现资金链断裂，国家必然面临“破产”的风险。“巧合”的是，三大评级机构在敏感节点，频频下调“欧猪五国”的主权评级，不断恶化国际市场对相关国家的投资信心。

主权信用等级被调降又使得“欧猪五国”借入资金的利息变得更高，使这些国家进入了“越要借钱，就越要接受苛刻条件；越接受苛刻条件，就越借不到钱”的死循环，从而被一步步推进债务危机的深渊。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列举了西方文明控制世界的十四个战略要点，其中第一条就是“拥有和操纵着国际金融系统”；第二条和第五条分别是“控制着所有的硬通货”和“主宰着国际资本市场”。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快的情况下，金融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并且已日益成为国际政治经济较量的工具。2007年次贷危机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是全球产业发展矛盾激化的产物，也是国家竞争格局进而国际力量格局的一次大调整。

【“当今世界，经济和金融领域的竞争日趋白热化。西方发达国家已把控制国际金融作为控制全球的战略手段。特别是在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表现得更为明显。”［15］】

四、结语

透过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2010年欧债危机的残酷事实，不难看出，美国金融资本的获取财富欲望之贪婪、掠夺财富手段之卑鄙，穿越了人类的道德底线。中国古语“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道”在中国人看来是指天道、人道、正道。著名金融家乔治·索罗斯有句名言“金融领域没有道德，我们只按规则行事”。其实，按规则行事，就是金融资本的“道”，但是所谓金融规则（通常都会上升到国家法律乃至国际法律）都是金融资本操纵国家权力制定的，当然符合金融资本的利益，因此金融资本的“道”是魔道、邪道和霸道。长期以来，美国金融资本操纵美国国家力量，在全世界搞金融霸权，推动金融资本在全球自由流动，一方面用无任何内在价值的美元，换回他国创造的商品、服务和利润；另一方面，周期性制造金融动荡，对相关国家和地区进行财富劫掠。天不变，道也不变。资本主义制度不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不变，金融资本贪婪劫掠世界财富也不会变。

有鉴于此，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

【“经济发展中最大的风险往往是金融危机。金融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金融安全，最终就没有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15］】

同样，没有国家安全，特别是没有主权安全和政权安全，也就没有金融安全。金融越发展，安全越重要。政权安全可以保证金融在有序的轨道内和充分的监督下运行，充分地服务实体经济，避免成为利益集团投机敛财的工具。完整的国家主权则可以有效的避免国际金融资本对本国金融市场的冲击和国民财富的洗劫，最大限度地保障国家经济安全，保障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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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江泽民.金融工作的指导方针和主要任务［M］//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427

【高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江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