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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关于香港的话题很热，很自然的，关于毛主席当年如何处理香港问题的历史，又再次进入了人们了视野。

一向具有战略前瞻性的毛泽东主席，对香港问题考虑得相当早。1946年12月9日，解放战争刚刚爆发不久，毛主席在延安接见哈默、罗德里克等西方记者。哈默问：“在香港问题上中共的态度如何？”毛主席回答：“我们现在不提出立即归还的要求，中国那么大，许多地方都没有管理好，先急于要这块小地方干吗？将来可按协商办法解决。”

毛主席说的云淡风轻，但其实对香港问题早已心中有数。

1949年初，解放战争已经胜利在望，毛主席在西柏坡接见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再次谈到了香港问题。毛主席说，中国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意义不大。相反，正确利用这两地特别是香港原来的地位，对新中国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倒是更为有利。

毛主席的这一思路后来被归纳为“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八字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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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为什么会确立这样的方针？根本原因还是考虑到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世界革命的形势。

如果世界革命顺利发展，欧洲、北美都爆发了革命，那么维持香港、澳门的现状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但如果世界革命的前景消失，那就意味着新中国必须做好与西方世界长期打交道的准备。在这种情况下，香港、澳门暂时不予收回，显然更为有利。

1949年，中国革命正在凯歌行进，形势的变化可谓一天等于二十年，但毛主席仍然作出了极为冷静、正确、富于前瞻性的判断。

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香港门户洞开。10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5兵团挥师南下，饮马深圳河。

香港风声鹤唳，一夕数惊，几位解放军首长在河边用望远镜向香港方面眺望，竟在香港引发了“解放军即将进军香港”的恐慌。

在这种时候，香港总督葛量洪收到了中共通过秘密途径传来的维持香港现状的“三项条件”：

1、香港不能用作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基地；2、不许进行旨在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威信的活动；3、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港人员必须得到保护。

正准备打包走路的葛量洪大喜过望，如蒙大赦，在此前的“紫石英号”事件中狼狈不堪的英国政府也一块石头落了地，对毛主席提出的要求照单全收。

由于毛主席在香港问题上的战略决策，英国在西方国家中第一个承认新中国，考虑到当年英国在西方阵营中仅次于美国的地位，英国的外交承认影响力是巨大的。

因为英国的态度，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新中国的封锁被打开了一个不小的缺口。甚至当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西方国家跟随美国对中国实施封锁禁运时，新中国仍然能够通过香港这一特殊管道，进口石油化工药品等重要战略物资。

同时，由于英国接受了通过葛量洪传递的“三项条件”——尽管英国出于老牌帝国主义的本性也会经常搞一些小动作——香港的爱国力量生长起来了，不仅影响了很大一部分基层群众，而且还掌握很大一部分文化领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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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80年代，内地出现了意识形态转型，革命话语淡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等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话语逐渐成为主流。

在这种情况下，香港积蓄已久的以“爱国”为主题的歌曲和影视等文化产品，如《我的中国心》、《霍元甲》、《陈真》等大量涌入内地，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回过头来看一看这段历史，我们会蓦然发现，在毛主席提出的战略方针主导下，香港虽然从法律上尚未回归，但几十年来对内地发挥的作用基本是正面的——没有回归，已经相当于回归了。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香港回归取实不取名，香港现状的维持，只许对中国有利，不许对中国有害——这就是毛主席战略设计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香港回归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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