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右臂”王小妮批判

秋  石

继湖北大学对方方的左膀、精日分子梁艳萍立案调查后，海南大学也宣布对方方的右臂、涉不法言行的王小妮展开调查。其实，早在20多年前，王小妮就是一个荒涎不经的毁三观的诗人。

22年前，我曾公开撰文痛斥王小妮的荒涎色情写作，指出其传记作品《人鸟低飞——萧红流离的一生》和台湾的《萧红和她们四个男人》一样，对鲁迅的学生、女作家萧红进行了恶意的诋毁，并且斥问王小妮：你书中的这些床第色情镜头，萧红自己从来没有同人说起过，也不曾写过一字一句，你又从何而来？

但是，此文的面世颇费周折，可以说遭遇了一张封堵此文的大网。最后，在多位前辈出手相助下，才刊登在了1998年第4期的《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上。对此，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著名文学评论家曾镇南先生于2002年3月28日在由《文艺报》召开的《萧红与萧军》研讨会上发言时，谈及当年他经手处理这篇稿子时，不无感慨地说：秋石疾恶如仇，眼中容不得一粒砂子的斗争精神，我们这些人也得学一学啊！ 

文学不是荒谬

——评《人鸟低飞》兼致王小妮女士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洋洋洒洒写了二十五万字似是传记的作品，据作者在其“后记”中称：“我要写的，是一部小说。”

“小说”的题目颇令人伤感，叫做《人鸟低飞——萧红流离的一生》（长春出版社）。书中的主人公萧红，曾被鲁迅和茅盾誉为“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也是一位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显著地位的女作家，尽管她只活了31岁。披露女作家的隐私包括那些根本不复存在的隐私，描写一个名女人的风花雪月，颇合当前的“潮流”，自然也很迎合某些格调低下的出版社炒作的口味。

在《人鸟低飞》一书中，先后出现的几十个人，而且基本上都是文坛名人，全用了真名实姓包括家喻户晓的作家笔名，然又标明是“小说”，这不能人让人感到诧异：有这样写小说的吗？

女诗人改行写起了小说，这，本无可厚非，而且也是在情理之中。但是，她是根据什么来写这部小说的呢？在这里，不妨请读者们读一读由她亲笔写就然而却是自相矛盾破绽百出的“后记”中的一些话——：

1994年9月9号的晚上，我接到《作家》主编宗仁发从长春打来的电话，他说要编一套“中国女作家传记丛书”（正式出版时易名为“女才子丛书”——引者注）。问我能不能写一本？

我说，要是写萧红，我就写。

他说行，就萧红了！

……

我想也没想就答应了。

我是诗人，是面对自我的那种诗人。转过身去，写一部传记作品，去看别人，没想过；

我对萧红认识不多。只是在上大学的时候，看过《生死场》，后来翻过《呼兰河传》……，其他的，都不清楚；

……

欧文·斯通写《渴望生活》，对凡高生活过的地方，逐城、逐她进行了考查和专访，那样写萧红，很多因素都不允许。

我面对的这些，全是难度。

左一个“没想过”，右一个“都不清楚”，外加一个“不允许”和“全是难度”，可作者却“想也没想”就写出了长达二十五万字的“小说”，不能不让人震惊之余又生出许多疑问来。

这样的创作，请问作者，你还要不要尊重历史，尊重事物的本来面目，尊重已故著名作家的人格和名誉权。

作者既没有和萧红在同一个时代里生活，又不曾和书中涉及最多的另一著名现代革命作家萧军，以及两萧三十年代的众多朋友谋过面，那么，她创作这部“小说”的依据是什么呢？对此，作者说得很白，其依据就是“出版社用快件帮我寄了两本评传，一些散的文摘复印件，还有萧红的几本作品”。由此可见，作者正是“依据”（或者说穿了，是剽窃！）他人的创作成果，无论是正确的还是谬误的，抑或失之偏颇的，一概为我所用，或断章取义上颠下倒，或张冠李戴移花接木，最终，加上自己五花八门的联想，便写出了这么一部洋洋大观的传记式“小说”。

难道，这也叫创作？

行文至此，笔者不禁想起了有一个名叫李家的台湾人，此公曾在1994年1月10日《中央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长达13000余字的“纪实”。同《人鸟低飞》一样，也有一个很带劲然却更为露骨的题目，叫做《萧红和她的四个男人》。综观全文，作者不惜恣意捏造、泡制了大量隐私一类的东西，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极尽贬低鲁迅，贬低萧红，随心所欲地谩骂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进而把中国现代文学队伍抹得污秽而漆黑不堪。而在内地，某些报纸刊物在一味追求所谓“市场效应”的口号下，则不分青红皂白地予以转摘、扩散，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因而引起了当事人和其亲属以及一大批正直作家的愤怒。最终，经过长达半年多明辨是非的论战，以转摘此文的首都某文摘报刊登自我批评和当事人的抗议而告终。现在，当我们见到这部名叫《人鸟低飞》的“小说”时，却不由得再次感到震惊和义愤：“小说”与李家之奇文有着许多的惊人之处！

其一，根据萧军先生生前与笔者的多次交谈，以及萧红1928年哈尔滨时的好友高原先生前不久在南京虎踞路寓所当面回答笔者的提问时证实：萧红早年压根不曾“主动”委身于已有妻室的北平李姓青年。而在《人鸟低飞》的第二章中，作者竟然捕风捉影地捏造出了如下场景：因抗婚逃离呼兰家乡的萧红，跑到哈尔滨李先生就读的大学，主动约他出来，并且主动对他说道：“找一家旅馆，开一间房。”于是乎，在作者的笔下，萧红就是这样不顾廉耻地极轻率地向一个男人献出了她的少女之初夜。

次日早晨，听到走廊里有人摇铜铃的响声，以及“太太、老爷，要不要列巴、牛奶”的喊问声，作者仍然无中生有地这样为萧红画了像：

    “要的！”早晨的嗓音很嘹亮，她象女主人一样回答了摇铃人。

也就是在这段文字的前后，作者浓墨饱蘸地向读者们展示了一连串“床上”以及萧红下床“慌慌张张”穿衣服的镜头……

不仅如此，为刻意渲染两性间的初期共同生活，作者还来了一个移花接木，把萧红在其散文集《商市街》中有关她和萧军建立新生活的情节，也一一“移栽”到了这里。

当“创造”到萧红流落在冰天雪地的哈尔滨街头的情节时，在作者毫不加掩饰的笔锋下，萧红被刻画成了一个淫荡不堪的妇人。在这一情节里，作者又姿意杜撰了一个根本不复存在的场景：这就是被萧红百般抗婚过的汪家大少爷与她的苟合。

“小说”用极为低级庸俗和富有挑逗性的语言，不厌其烦而又津津乐道地描绘道：

随着门的关闭，她一下被紧紧地按在门上！

“你是我的媳妇儿！”这句话，滚烫地贴着她的脸，流落街头的人，被另一个人热烈地拥着。一切并不是想象的那样不好。

紧接着的紧迫她喜欢，心跳的紊乱她喜欢，天和地的翻腾她喜欢……

对于上述描写，如果作者声明不是凭空捏造的话，那么，我们只能这样认为，萧红与汪家大少之间发生的这些场景，恰值作者也在侧，否则，作者又怎么能写出如此“逼真”的场景呢？！问题的实质是，作者在描写这些场景时，完完全全用了真名实姓的人！

其二，台湾的那个李家，在其《萧红和她的四个人男人》一文中，不止一次地对伟大鲁迅，以及他的几位学生百般轻侮亵渎；而《人鸟低飞》也一再无视铁的事实，不断运用自己的想象来姿意编造情节，造成读者对鲁迅本不该产生的误解。

如在描写1934年秋两萧自青岛逃亡到上海的这一情节时，作者不惜用大段大段的文字描述道：“寄出去的给鲁迅的信，是他们唯一的希望”，“可是，一直没一封信回来”，日复一日，望眼欲穿，接着是俩人不断的误会，拌嘴、赌气，气得萧红直哭，气得萧军要烧文稿、要从就戎，“漫漫无边的大上海，他们怎么举目也无亲，而鲁迅，也不过是书上的两个汉字……”。

铁一般的史实是，自1934年10月9日鲁迅首次“即复”当时正在青岛的萧军探路信起，至1936年2月23日止，鲁迅先生给两萧（主要是萧军）的信达53封之多。从这些信中可以看出，鲁迅先生不但教他们如何习文，也教他们如何做人。在所有与鲁迅先生交往的人中，两萧受鲁迅关怀、扶持最多。而且，须强调的一点是，在这53封信中，几近一半是收信后“即复”的。

两萧于1934年11月2日自青岛逃抵上海，于当日即迫不及待致信鲁迅先生报告抵达消息，并要求迅速安排会面。据萧军先生后来回忆道，当时他最大的愿望是想见一见这位“伟大的人物“，只要能够见上一面，即使今后再也见不着了，他和萧红也就满足了。但是他并不知道当时的上海滩的政治环境和鲁迅所处地位的险恶，更没想到鲁迅日后会对他和萧红如此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扶持，并对他的一生产生直到临终也无法忘怀的巨大影响。

次日，即1934年11月3日，鲁迅在暂时无法作出会面安排的情况下仍然一如既往地“得萧军信，即复”。因此，断无存在作者在《人鸟低飞》一书中用大段大段文字翻来覆去的描述的有关两萧抵达上海后焦虑万分一等再等鲁迅复信的事。

无论是在鲁迅回复两萧的53封信中，还是直至逝世同两萧长达两年之久的交往中，鲁迅先生对这两位来自东北沦陷地的热血文学青年倾注了无穷无尽的爱与情，诸如首次会面便慷慨解囊给两萧救急包括“从衣袍里摸出一大把角子”供两萧回租住地坐电车用；请吃饭并介绍叶紫、聂绀弩、胡风等异常可靠的人做两萧的朋友和向导；乃至当萧红和叶紫因嘴馋合谋致信“老头子”要他请客时，鲁迅都毫不迟疑地应允了下来，而且不同意“悄吟太太”关于“吃差一点”的小馆之类的建议，强调“因为要请，就要吃得好，否则，不如不请……”；四处举荐包括向日本、苏联、美国等介绍他们的作品；多次与许广平携海婴前往两萧租住地探望并请吃饭；公布自己的住址邀两萧前往作客；在接纳他们为“家庭成员”后，鲁迅又诙谐地借海婴之口说“你们俩他是欢迎的，他喜欢客人，也喜欢留吃饭。有空随便来玩” 。1935年11月16日，两萧致信鲁迅倾诉了内心的孤寂和彷徨，说有一种“没有了家”的感觉——“虽然身在上海，却常常要想起东北自己的故乡来，因为快要过古历年了”，信中还提及并憎恨“宣统”在满洲坐皇帝的事……鲁迅接信后即于当夜回复，给予了抚慰（第50信）：“十六日信当天收到，真快，没有了家，暂且漂流一下罢，将来不要忘记。二十四年前（指1911辛亥革命没有把满清皇朝彻底推翻），太大度了，受了所谓‘文明’这两个字的骗……”。继而，又于1936年1月14日在替曹聚仁先生转信而发给两萧的第51封信中，为了化解两萧因故乡沦落而带来的孤寂感，鲁迅提前向他们发出了邀请：“我们想在旧历年内，邀些人吃一回饭。一俟计画布置妥贴，当通知也。”5天后，亦即1936年1月19日晚，适逢“《海燕》第一期出版，即日售尽二千部”，鲁迅借座小花园梁园豫菜馆举办了一桌甚为丰盛精美的年夜饭，“共十一人”……从鲁迅日记中可以看出得来，自向两萧公布住址之后，在鲁迅家就餐最多的乃是其胞弟周建人一家及萧军萧红夫妇俩。

而且，在这里，需格外强调的一点是，在作者凭空捏造两萧焦急等待的这“一直没一封信回来”的 “十来天”中，经笔者从鲁迅书信，日记及萧军遗著中反复查实，鲁迅先生共致两萧信”达5封之多（不包括11月27日邀两萧会面的信）！就在这5封信中，鲁迅不厌其烦地一一回答了这两个“长不大”的东北文学青年提出的问题。如11月3日的复信中，鲁迅给了他们一颗定心丸：“来信当天收到，先前的信，书本，稿子，也都收到的”。关于两萧要求“见面的事”，鲁迅作了“可以从缓”的答复。3天后“即复”的信上，除声明他不曾“生了脑膜炎”外，再次予以定心丸：“如你们在上海日子多，我想我们是有看见的机会的。”11月12日信中，鲁迅竟然与他们平等地开起了玩笑，并详细地回答了他们提出的九个问题。由于生病，鲁迅仅仅延搁4天便对两萧13日的信就作了答复，并且允诺解囊以解两萧困顿之急。在此信中，鲁迅先生还不厌其烦地回答了萧红提出的早年他在北京时喜欢不喜欢“大蝎虎”的问题。在11月20日的信中，鲁迅一开始就十分明确地告诉他们“在月底谈一谈”的打算。由于萧军在去信中告诉鲁迅他用在哈尔滨学得的“几句半吊子俄语”，与在霞飞路上游荡的一些白俄交谈的事。对此，鲁迅十万火急地向他们发出了警告：“现在我要赶紧通知你的，是霞飞路的那些俄国男女，几乎全是白俄，你万不可以跟他们就俄国话，否则怕他们会疑心你是留学生，招出麻烦来。他们之中，以告密为生的人们很不少。”

至于在11月27日约请他们会面的信中，鲁迅对两位来自东北沦陷地热血青年的关照可真谓细致又慎密了：“那书店（指内山书店——引者注），坐第一路电车可到，就是坐到终点（耙子场）下车，往回走，三四十步就到了”。

有关鲁迅为什么不在两萧一抵达上海即行安排会面的缘由，据萧军生前多次与笔者交谈时指出：一、是当时鲁迅正处于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明令通缉之中，过着非常隐蔽蛰居的生活；二、有病也是事实；更为重要的一点是，鲁迅要对两两位东北青年考察一下，亦即究竟是革命的还着怀着别的原因来投奔的。为此，鲁迅专门委托人对两萧作了一些必要的调查，这个受委托人便是胡风先生。胡风先生在其八十年代初写的自传里这样回忆道：

一九三五年初（按：胡风先生记忆有误，应为一九三四年底），认识了萧军与萧红。

鲁迅告诉我，有一个东北青年叫刘军，从敌人压迫下逃到了青岛，又从青岛漂流到了上海，寄信和小就稿给他。要求介绍发表。并问我有没有办法多了解些他的具体情况。

不久，鲁迅请了一次饭，介绍他们和几个可信任的人见面认识，使他们生活里有朋友。记得有聂绀弩和叶紫。通知我的信因为转信处M（即胡风夫人梅志——引者注）家里没在约期送来，所以我和M没有赴约。过后，鲁迅把他们的信址告诉了我，要我直接去认识他们。

其三，无独有偶的是，在李家的《萧红和她的四个男人》以及《人鸟低飞》一书中，都提及了有关萧军“崇尚胡子”的心态。李家写道：“萧军的父亲、叔叔都是……打家劫舍的胡子，故而……”；而《人鸟低飞》的作者则“借”萧红的口这样说道：“在他辽西的家乡，对打家劫舍的‘胡子’是崇尚的，现在又有了日本子，有了反抗的对像，他心里‘胡子’在向他鸣枪放炮了。”

上述描述，分明是一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染指！

事实是，“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先后当过木工、玻璃工的萧军父亲刘清廉、二叔刘清源（即曾当过反抗地主老财的‘胡子’）和三叔刘清山一起参加了抗日义勇军。活动于家乡辽宁义县一带；至于说“日本子“成了萧军的反抗对象。难道不应该吗？民族危亡关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曾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期间“围剿”过红军的国民党对日主战派军队和爱国将领，采用各种不同的形式包括开展武装斗争反抗日寇的入侵，又怎么能将此与‘胡子’的打家劫舍混为一谈呢？何况早在救萧红出深火热之前，萧军就曾经在吉林的舒兰县拉东北军队伍图谋武装抗日，失败后又积极参加爱国将领冯占海的部队抗击日寇对哈尔滨的入侵；在救萧红出来后，萧军，包括萧红在内，不也是参加了我北满地区地下党组织的地下抗日活动吗？作者怎么能用这种笔调染指萧军武装抗日的一腔救国热忱呢，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歪曲，一种在大是大非原则问题上的模糊或曰背叛！

《人鸟低飞》的作者还无中生有地“借“（实质上是捏造）萧红的口”痛诉道：“我不是旧式的小媳妇，任由丈夫去赴考，去云游，去求官问道。……”

上述这些话是彻头彻尾的捏造，不仅萧红没有说过这一类的话，而且实际上也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一类事。！萧红是在快要临产并且将要沦落为青楼妓女向四处发出求教的危急当口，在所有知悉内情的人中，正是素味平生同样身无分文的萧军率先伸出救援之手；之后，又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与本名张乃莹的萧红结为夫妻，从而不仅拯救萧红免遭蹂躏，而且也为日后的中国文坛闪现的一颗耀眼夺目的新星留下了不朽的佳话；最终，又是萧军以其宽厚火热的胸膛和双肩带着萧红逃离日本侵略者的魔爪，逃离“荆天棘地的大连”……

除了萧军救萧红出苦海这个根本前提，我认为，我们还应当尊重以下事实：正是萧军给了萧红以做人的尊严，生存下去的勇气，开创新生活的希望。而且，萧军身体力行，冒严寒、忍饥饿，外出四处打工授课，养活了产后在家待业的萧红；

正是萧军最早看出了萧红潜在的才华（这也是他与萧红结合的前提），并不断给以萧红鼓励和几近手把手的扶持，才得以使萧红的初作——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发表在《国际协报》上，从而使萧红迈入了文坛的门坎……；

正是萧军率先提议，并且亲自执笔写信给鲁迅先生取得联系；继之还是萧军将萧红的成名作《生死场》呈到了鲁迅先生的案头上，使萧红得以与萧军并驾齐驱蜚声国内外文坛。在这部后来被鲁迅赞誉为“力透纸背”的作品中，其中一些至关重要震撼人心、充溢着强烈反满抗日情调的灵与肉、血与火搏击的活生生场面，是在萧军壮烈激昂的提示下润色完成的。

那么，《人鸟低飞》一书的作者这种翻来复去借助萧红之口对萧军的百般侮辱、痛贬，其意又何为呢？我想，读者们是不难得出分析的。

谈及“赴考”、“云游”、“求官问道”等，这，无疑又是对具有非凡民族气节的一代作家的萧军的最大诬蔑！

是的，萧红，“不是旧式的小媳妇”，那么，萧军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在这里，不妨请读者们读一读“经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1980年2月20日批复同意”的《关于萧军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结论》明确肯定“萧军同志于‘九·一八’事变后开始文学创作。在我党影响下，曾参加北满抗日活动，并以自己的文学创作宣传抗日救亡，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政策和独裁统治。他为了追求进步和光明，两次去延安。萧军同志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是一位有民族气节的革命作家，为人民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

作为一个东北人，一个于八十年代在东北名牌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成长起来的东北籍作家，不会不知道萧军的文学代表作及其创作经历，不会不知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和整个文坛，以及东三省人民对这位“有民族气节的革命作家“的充分肯定和爱戴吧！更何况，自1979年至1984年，萧军年年都应邀赴东三省参加各类纪念、讲学活动。这其中，最为著名的是1981年在哈尔滨召开的有数十位中外著名作家、学者参加的纪念萧红七十周年诞辰大会，以及1984年夏秋间，由黑龙江大学中文系、吉林大学中文系和辽宁大学中文系分别举行的庆祝萧军从事文学创作五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对于上述，时正就读于吉林某大学中文系《人鸟低飞》的作者，恐怕不会一无所知吧？否则，她算不上一个合格的东北籍作家！

至于说到“赴考”“云游”和“求官问道”等，笔者不得不在此为之辩诬，以还其历史本来面目和萧军的真实人格。

萧军要赴考的是“民族解放大学”，而云游的最终目的是要“求得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世界“，有关这些，萧军在临终前已经讲得十分清楚。

萧军从来不想也不愿意当官。

1942年4月4日下午，在延安萧军应毛泽东之约请前往谈话，这次谈话，可谓推心心置腹无所不谈。这其中，有一段非常有趣的插曲。谈话间，毛泽东向萧军提议道：

“萧军同志，你改改行好吗？”

“改什么行？”萧军不解地问道。

毛泽东的解释却一点也不含糊：

“入党，当官！”

“哦，不行，不行！”萧军听后顿时慌了神，他连连摆手拒绝，并贵有自知之明而又异常诚恳地辩解道：

“斯大林说过，‘党员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入党，我不是那材料，当官，我不是那坯子，我这个人自由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太重，就象一头野马，受不了缰绳的约束，到时候连我自己也管不住自己，我还是在党外跑跑吧！谢谢你这么看得起我！”

这之后，萧军有过一段“当官”的经历，但最终还是被他自己辞去了。

1946年8月7日，《东北日报》刊登了一则中共东北局决定：由鲁迅学生、《八月的乡村》作者、东北人民熟知的作家萧军出任东北大学鲁迅艺术学院院长一职。同年11月，萧军抵达佳木斯正式就任东北大学鲁迅艺术学院院长。

然而，萧军是一个闲不住、又不愿做官的人，面对上级配备的“超标准”住房，以及专设的厨师、保姆等，餐餐四菜一汤、随行有马车和佩枪警卫员的“官”生活，他极度的不适应。以至于就职仅四个月，他便向东北局提出了辞呈。

萧军以后还有两次“当官”的经历，一次是拿今天的话来说，叫做个人承包、自负盈亏的鲁迅文化出版社社长兼《文化报》主编，但仅仅过了一年，由于讲真话和其他原因，这由他个人承包的官也被免去了，乃至后来当了长达三十年的“三反分子”。另一次则是在他获得新生以后的余生中，官衔是并不务实的中国作协顾问和北京市作协副主席。

……

类似上述纯系作者凭空杜撰的情节和描写，在《人鸟低飞》一书中比比皆是。

作者在其“后记”中为自己的这种姿意杜撰、凭空捏造情节的行为作了如下的辩解：

在大的事件上，我依据史料。其余的，我要创造细节、画面和动作……

统览《人鸟低飞》，何止仅限于细节、画面和动作的“创造”？内中，不乏一些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

在这部长达二十五万字的“小说中”，除五分之四是抄袭他人的成果，五分之一则是作者的“想象”和“创造”，那么，这样以描写真人真事的作品何以能冠之以“小说”呢？

不，显然不能！

这，不能不说是一部有害的小说！

不仅仅是因为它利用了历史上所存在过的包括现在仍健在的几十位真名实姓的人（其中大部分是公众名人）来捏造历史，而且它还开创了一个将原本应为纪实的作品妄加杜撰成所谓“小说”的有害先例。母容置疑，它同样有害于广大读者，有害于我们这个社会。难怪不少有识之士这样评判道：时下的某些纪实文学就是扯谎文学！不管它用何种形式加以伪装和标榜。

近些年来，文坛上怪事怪现象层出不穷，先是有人跳将出来为汉轩文学的鼻祖周作人进行“平反”，说他“身在曹营心在汉”云云……，紧接着，境内外又有人相互配合，掀起了一股否定中国革命文学之父鲁迅的逆流，说什么“国民党通辑归通辑，为什么不杀鲁迅，是因为二者之间早有默契”……还有人载文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诬指鲁迅朋友内山完造先生、须藤医生等人是日本特高课的暗探，言外之意，鲁迅也就成了领取敌特机关津贴的“走狗”

这是近些年文史界发生的一些怪异现象。在当今武侠小说每况逾下和性文学广失读者的情况下，各种门类的“纪实”却一度“吃香”了起来，与此同时，糟粕、腐恶也就繁衍了起来。这全采用真名实姓并被冠之以“小说”、且妄加恣意杜撰的《人鸟低飞》一书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在作者的眼中看来，一旦被冠之以小说，便可以堂而皇之地逃避法律和道义的干预了。殊不知，你既动用了人家的真名实姓，那就得为人家的人格和名誉权负责，否则，这诬陷、诽谤之罪是断断逃脱不了的，出版社及其策划者也同样脱却不了干系。

文学是人学，文学的要旨是真，即使是一部虚构的作品，也要贴近生活贴近真实，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鞭笞黑暗与腐败，鼓舞人民奋向上的有力武器。早在半个多世纪前的那个举世闻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同志就高瞻远瞩地为我们指明了文学创作的方向：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教导，至今仍然是我们坚持文艺创作的正确方向。

诚然，作为文学作品来讲，它可以是虚构的，但是虚构决非虚伪和做作，它同样需要认真和一丝不苟。

在这方面，鲁迅先生永远是我们楷模。

萧军在其生前不止一次地同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人谈起过一件为他终生难忘的事儿：当年他在撰写《八月的乡村》时，当写到孙家兄弟离家投奔抗日义勇军时，居然兴致勃勃地把“狗的心理”也作了一番描绘。鲁迅先生在审阅时作了这样的“眉批”：“狗的心理您怎么会知道？”接着，鲁迅又在1935年4月15日致萧军的第25信中再次强调道：“《八月》上我主张删去的，是说明而非描写的地方，作者的说明，以少为是，尤其是狗的心理之类。您怎么知道呢。”后来，萧军收到鲁迅批改过的小说稿时，羞愧之余，将这段文字腰斩。这也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朝着更加符合真实的生活的方向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晚年时的萧军，每每提及这段插曲，心中便盛满了对恩师鲁迅的“高山仰止”之情。

《人鸟低飞》的作者如此这般“创造细节、画面和动作”，包括其极力鼓吹的“悲剧，才是顶峰”的宿命论，看来，九泉之下的两萧是难以瞑目了。

为了说明“创作”这部“小说”的重要，作者在其“后记”中还竟然武断地下了这样的结论：

真正的作家，是稀有的。在本世纪，萧红算一个，

好一个“算一个”！

本世纪我国的新文学史真是如此之人丁稀少吗？

非也！

别且不论，仅以鲁迅在世时的三十年代初中叶为例，围绕在鲁迅先生身边的就有一大群革命左翼作家，其中有著名的共产党员作家瞿秋白和冯雪峰，前者英勇就义于国民党蒋介石的屠刀下，后者则跟随中央红军徒步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还有后来因需要而改行的潘汉年等人。

1936年5月，鲁迅在同斯诺先生晤谈时，由鲁迅先生亲自列举的中国当时的优秀作家就达57人之多，这其中有巴金、萧乾、冰心等大师，还有当年与两萧过往甚密的出版家、翻译家黄源先生等，至今仍健在，又怎么能说“稀少”呢？！

凡是稍稍读过《人鸟低飞》的人，都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这是一部内容和思想格调极为低劣与逻辑混乱的伪小说！诚如伟大鲁迅当年在为世界上最早一部反法西斯战争题材的小说《八月的乡村》所作的序言中深刻指出的那样；

“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荒淫和无耻！”

    （此文收入文汇出版社2009 年11月出版的本人评论选《我为鲁迅茅盾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