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桧的案不是不能“翻”，而是不能这么翻

庚  言

　　最近两天，一本为秦桧“翻案”的书籍《秦桧大传》引发了舆论关注，其作者是原海南省社会保险事业局局长邓光华。

　　邓光华在《秦桧大传》这本书中，不仅将秦桧定义为“南宋杰出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外交家、文学家、书法家、救时真宰”，还称颂其“为造福苍生、结束战乱做出卓越贡献”，为其“万古奇冤”打抱不平。

　　几百年来，秦桧早已成为华夏民众心目中的一个符号，说起“汉奸”、“卖国贼”，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秦桧;要评价李鸿章、汪精卫式的人物，人们首先对应的也是秦桧。

　　无论是官修的宋史还是金史，对秦桧的评价都是，独揽相权十九年之久，掌权期间畏敌如虎，嫉贤若仇，党同伐异，朋比为奸，不仅如此，秦桧还“开门受贿，富敌于国”。

　　邓光华的《秦桧大传》，对秦桧“远离党争”、“远离贪欲”的评价可谓是一派胡言。

　　历史上，为秦桧“翻案”的事件也曾有发生，即便是在秦桧残害岳飞的历史刚刚发生的南宋末年。

　　南宋末年，朝廷为了安抚民心，就已经为岳飞昭雪，给秦桧“定罪”。隆兴元年孝宗赵眘即位，下诏昭雪岳飞，将岳飞遗骨移葬于杭州西湖栖霞岭下;宁宗赵扩追封岳飞为鄂王，并修建了岳王庙;追夺秦桧王爵，改谥谬丑。然而，嘉定元年，史弥远掌权，南宋又开始积极奉行降金乞和政策，于是就恢复了秦桧的申王爵位及忠献谥号。

　　可见，定性“符号化”的秦桧究竟是忠还是奸，完全取决于南宋朝廷的外交政策导向是主战还是主和，至于秦桧结党营私、贪污腐败那点儿事，对于被压迫的劳动人民来讲是足以切齿痛恨的事，对于南宋的统治阶级来讲根本就不是个事儿。

　　清朝的康熙帝号称一位明君，在他的《御制文集》第三集卷十九有一篇《宋高宗父母之仇终身不雪论》，其中写道：“偏安社稷， 犹存一线之脉络，若为雪耻复仇， 同死于国难者，尤不知于明末同乎? 异乎?文天祥云: ‘社稷为重，君为轻，立君以存社稷，存一日则尽臣子一日之责。’实千载忠君之语，君与社稷并而为一也。使高宗匹夫之勇，死而无悔，不顾社稷，以死雪仇， 又不知当时议论如何耶?”

　　这段话肯定了宋高宗赵构的投降乞和的外交政策，等于间接地给执行者秦桧翻了案。康熙给宋高宗和秦桧翻案，是由他的民族立场决定的，因为都知道满清的祖上就是金人。

　　显然，康熙帝的这个话，汉人是不认可的。金人南下，宋朝的农民阶级既要遭受更加残酷的阶级压迫，还要遭受民族压迫;至于地主阶级的总头子赵构完全可以做一个“牧羊人”，替金人压迫汉人，继续享受荣华富贵，或者如他当时那样“偏安一隅”。

　　后来，蒙古灭金，然后南下灭宋，汉人到元朝就成了四等民族，遭受民族和阶级的双重残酷压迫。

　　文天祥的“立君以存社稷，存一日则尽臣子一日之责”，完全是“宋江式”的迂腐。历史上的岳飞并不存在谋反之心，如果他真的能够谋反，取南宋腐朽朝廷而代之，历史未必不会改写。

　　而明朝末年，如果不是因为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内部的骄傲自满，清兵入关之后的历史可能也就大不相同了。

　　事实上，汉奸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之后，反抗最激烈的恰恰是那些农民起义军，北方的地主阶级早就“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继续做他们的大地主去了。至于南明小朝廷，的确偏安一隅，苟延残喘了一段时间，却照旧腐朽不堪，很快灭亡。而明末农民起义军的反抗，却一直持续到了康熙末年。

　　好在康熙汲取了元朝速亡的教训，采取的是民族怀柔政策，汉族的农民阶级才没那么惨。但清朝的民族压迫依然存在，在清朝初年表现尤为明显，除了众所周知的剃发易服篡史这样的文化压迫，还有八旗子弟在全国大肆圈地的经济压迫。

　　这种外族入侵导致底层民众遭受民族和阶级双重压迫的现象，到了近代鸦片战争以后表现得尤为明显，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才彻底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劳动人民才翻身得解放，结束了百年血泪史。

　　正是因为历史近在眼前，民众有了切身感受，才对李鸿章、汪精卫这样的汉奸卖国贼倍感痛恨，蒋介石虽与汪精卫不是一类人，却也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反动阶级的代表。

　　蒋介石对日媾和、对英美摇尾乞怜，汪精卫直接对日投降，进步人士很清晰地看到了他们背后的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李鸿章的卖国，背后则站的是慈禧老佛爷，“宰相合肥天下瘦”，李鸿章的腐败更是惊人。

　　说到底，“汉奸卖国贼”其实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价值取向问题，他们代表的是一个阶级的选择——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在面临外来强权入侵时的必然反映。打得过甚至要对外入侵的时候，就忽悠被统治阶级当炮灰;打不过的时候，就连被统治阶级一起卖掉。这就是毛主席评价反动统治者的，“对内压迫，必然对外投降”。

　　毛主席读过《宋史·秦桧传》之后，评价秦桧这个千夫所指、遗臭万年的奸臣和刽子手时指出：“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幕后是宋高宗。秦桧不过执行皇帝的旨意。高宗不想打，要先‘安内’，不能不投降金人。”“是赵构自己承认：‘讲和之策，断自朕意，秦桧但能赞朕而已。’后来的史家是为‘圣君讳耳’。”

　　毛主席的这段话并没有推翻秦桧结党营私、腐败卖国的历史，而是更进一步地指出了秦桧卖国的真正罪魁祸首还是赵构，这就道出了问题的本质和真相。宋史把全部责任推给秦桧，也不过是给赵构和整个地主阶级洗白。只反秦桧，不反赵构，这是爱国将领岳飞冤死的真正根源。所以，笔者才在前面说，文天祥是“宋江式”的迂腐。

　　理解了毛主席的话，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如今总有文化精英三番五次地跳出来给秦桧、李鸿章、汪精卫之流翻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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