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才是真正的人民民主

——中西方民主之比较

王希苏

编者按：本文作者王希苏教授在美国学习、教学、工作多年，致力于中西方民主研究。他指出，西方的democracy一词，其含义是“人民统治”，而且这个“人民”也不是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人民大众，而是掌握资本的资产阶级，然而到中文里，democracy却被翻译成“民主”，这是一个美丽的错误。西方的民主是民选领导人和议员，中国的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这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西方用他们的尺度来衡量我们，认为没有西式选举，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合法性，完全是吃错了药。中国民主才是具有彻底人道主义、代表人类进步方向的民主。他呼吁中国学者理直气壮地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

一、中国在世界民主革命的历史洪流中推翻帝制，实行共和

什么是民主制度？

民主制度是资产阶级用暴力推翻君主制后建立的共和政体。

从政治角度看，中世纪以来的世界近代史是民主制度生成和发展的历史。中国政体的演变是在世界民主化的潮流中发生的。

十七世纪中叶，英国率先发动资产阶级革命，国家大事的决策权交由议会，开代议制先河。革命以妥协告终，保留国王的形式地位，这是君主立宪制的由来。

美国殖民者在反抗宗主国的独立战争中立国（1776年），创建联邦共和体制，由东北部的十三块殖民地作为有自主权的州，结合成为一个非中央集权国家。

法国大革命具有里程碑意义。它几经复辟，最终否定帝国体制，建立法兰西共和国（18-19世纪）。

其后的一百多年间，荷兰、丹麦、西班牙、挪威、瑞典、比利时等欧洲国家先后放弃君主专制体制，改行君主立宪制。奥地利和葡萄牙在上世纪宣布共和。

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在上个世纪前半叶由英联邦的自治领地转为独立国家，下半叶获得司法独立权。虽仍属英联邦，英女王是名义国家元首，其实际运作与独立的共和国毫无二致。

俄国二月革命推翻沙皇、十月革命后，俄罗斯与被沙俄帝国并吞的十四个小国联合成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即苏联。

二次大战后，战败国德国和意大利告别帝制，实行共和。日本于1947年通过宪法，限制天皇权力，转为君主立宪制国家。同时，从战争中解脱出来的十几个东欧国家宣布成立人民共和国。

西欧的殖民帝国在二战中遭到重创，元气大伤，二战后的二三十年间，一百多个殖民地陆续独立，全部成立了共和国，殖民时代自此结束。

中国的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领导同盟会于1911年推翻满清王朝，中国共产党继承孙中山未竟的事业，于1949年，在各政治派别和各界精英组成的政治协商会议上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包括封建专制和外国殖民势力在内的三座大山，是世界民主革命的组成部分，它让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进入现代民主国家的行列。

共和和宪政是世界民主潮流的两个标志。共和是废除君主制，用民治代替王治；宪政是用宪法取代王法，用法治取代人治。

现在绝大多数国家实行了共和，即便是当今的王国，治理国家的模式也日益民主化。

民主和封建一样，是特定历史时期的国家形态，不是任何国家的专利，不为任何人私有。

二、现代国家理论提出的民主标准

要讨论什么是民主的本质和检验真假民主的标准，离不开启蒙主义思想家们创立的“现代国家理论”。

西欧的资产阶级革命催生了“现代国家理论”。这个理论反过来又主导了民主制度在世界范围的建立。

启蒙主义思想家在为推翻王权的资产阶级革命辩护时，用“天赋人权”取代“君权神授”，提出了“主权在民”的理论。

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是现代国家理论的代表作。其要旨是：政府和民众不是统治和被统治、君主和臣民的关系，而是社会契约关系。政府和官僚由人民“聘用”，是“公众的仆人”（public servant，公仆）。公民缴纳税赋支付政府管理的公共事务。宪法规定国家制度和治理原则，是至高无上的国家大法。民选的议会通过立法表达民众的意愿，由政府执行。为防止政府滥权和专权，设立独立的监察机关和司法体系。

根据这个理论，民主国家的标志是：（1）政府不是统治者，是公仆；（2）议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3）人民的意志表现为议会通过的法律；（4）政府依法执政，受法律监督。

这，就是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实行民主制度的标尺。

依照这个理论，一些由国王主政的世袭制的王国，如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约旦等，不是民主国家。而英国、日本等几十个欧亚君主立宪制国家，虽保留王位，但是实权在议会手中，因此属于民主国家。

政治设计不是界定民主的标准。美国和法国实行总统制，英国和德国实行内阁制。美国和印度采用联邦制，法国和意大利采取单一制。美国和英国两党轮流坐庄，日本和新加坡一党独大、长期执政。南韩总统不得连任，默克尔连任四届（16年）德国总理。德国和意大利采用的是一人一票直接选举制，美国采用的是通过选举人团的间接选举制。尽管这些国家的政治设计不同，它们实行的都是民主制度。

有人借口中国不实行西方式的多党制和政党轮替执政、不搞西方式竞选而否认中国是民主国家。这无论在事实上或理论上都说不通。

抛开公认的科学标准，将某个国家预设为民主范本，并用作标杆去衡量其他国家，这个错误的程序必然导引出错误的结论。

三、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

民主是手段还是目的？从本质上说，民主是手段。

目的决定手段，手段服务目的。

各国都有领导人，产生的办法却不一样。我们用它作例子来说明目的和手段的关系。

在西方国家，若干人竞选一个总统，让谁当呢？西方的做法是投票，少数服从多数。这个方法的目的是选出一个获得支持最多的人做总统，解决纷争。

西方的企业招聘和大学招生为什么不用选举的方法呢？因为企业和大学要挑最优秀的人，而是否优秀不能由人数的多寡决定，需要专人考核鉴定。

中国领导人的产生办法有些像西方的企业和大学。我们的目的是挑选出最优秀、称职的人领导国家前进。

我国从来就有“学而优则仕”的精英从政传统。官员要通过科举考试，层层选拔。古代的礼部、近代的考试院和组织部是负责甄选人才的部门。

中国认为领导人关乎国家的前途，选拔必须严格、慎重。中国采用“考察+选拔+培养+选举”的模式，从基层开始一级级考核、审查、把关，最后才提拔到领导岗位。一个退休的河南副省长曾回忆说，当年和他一起入围副省长候选人的有200多人。我国的高级干部是优中选优，百万里挑一。这个严格的选拔程序能保证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受过良好教育，富有实际经验，见识、品德、能力、业绩经过多次考察，得到群众拥护。

选举和选拔的做法有差异，因为要达到的目的不同。

民主和货币相似，开始都是作为手段设计的。时间长了，是目的还是手段这个问题变得模糊起来。有如一句谚语说的，“走得远了，忘记了为什么出发”。

手段和目的不能混淆。如果民主是目的，西方国家已经实现了民主，还要国家干嘛？

如果我们将民主功能分解来看，其“手段”属性一目了然：

从政治角度看，民主是国家治理模式

从社会角度看，民主是和尊重，平等，公平、公正一样的处世规则

从文化角度看，民主是主导人们行为的价值观体系

民主和集权、君主制和宪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市场和计划、大政府和小政府、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零和竞争和合作共赢、韬光养晦和针锋相对等，统统都是治国手段。

治国手段要达到的目的是：国家安定，政府廉洁，社会和谐，人民满意，国民财富增长。

民主等治国手段是为人民的，衡量的标准只能是人民的满意度。

美国有一家独立调查公司研究各国政府的表现和民众的拥护度。他们发现多年来，中国政府的民意支持度最高，常常在80%以上，近年超过90%。根据美国自己的统计，他们的总统常常以51%的微弱多数当选，继而支持率跌至40%以下。

现在西方人很少有人说得清什么是民主，不知道民主是目的还是手段，也不明白如果是手段，它服务于什么目的。

西方国家由于党派纷争，国家形不成统一的方向和目标。政府有任期，领导人不可以提出超出任期的目标。既然没有目的，也就无所谓手段。民主沦为没有实际意义的标签。

西方国家是近几百年社会进步最强有力的推动者。他们对民主制度、法律体系、市场经济的建设，建立了历史的功勋，也创造了时代的辉煌。西方是民主制度的发源地，可惜没有与时俱进，还停留共和和宪政的初级阶段，我称为1.0和2.0版本时代。

中国民主在人民的地位及其意愿的表达上，超越了西方的民主制度。可以说，中国接受了西方的民主理念，在实践上将它推升到西方没有达到的高度。中国已经进入民主3.0时代了。

四、民主1.0：共和，推翻王朝，民治取代王治

1.0版的民主，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它推翻王权和神权（包括政教合一），建立共和，实现政治制度的改变。1.0民主的受益者是资产阶级，代表者是英法两国。

1.0版民主产生的历史是这样的：

欧洲的中世纪（公元476-1453），因为人民在精神上受神权控制、政治上受王权统治，生产力落后，史称“黑暗时代”（dark ages）。

文艺复兴（Renaissance ，14-17世纪）是欧洲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挑战神权，提出“人为本”的概念（humanism，人本主义），极大地释放了人的探知和创造能力，不仅使文学、艺术、建筑达到巅峰，还开启科学研究，形成天文、地理、哲学、政治、医学、心理、数学、物理、生物等现代学科的雏形。

科学的发展和应用引发工业革命并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工商业的兴旺发达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孕育了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的羽翼日益丰满，但是其财富和税赋与地位和权利不相匹配，因此产生了推翻王权的革命要求，为自己争取权利。

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先后将英国国王理查一世和法国国王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通过暴力建立了新的政体。政府权力从王室转移至由富人选出的议会手中，这是民主制度的1.0版本。

英文的民主一词“demo-cracy” 来源于古希腊文，由“人民-统治”两个部分组成。必须指出，那时的“人民”不是指我们今天理解的人民大众，而是处于王权和神权对立面的新生资产阶级。另外，西方理解的democracy是“民治”，不是“民主”。“人民”怎么“统治”呢？由选举出的领导人统治。这就是西方民主特别看重选举的缘由。

西方的民主政治就是选举政治。竞选和投票垄断了几乎全部的政治生活。选举是权势阶级的游戏。穷人的“民主权利”，是在两三个竞选人中选择其一的权利。

1.0版民主受益者寡，至多可称为“有限民主”。它诞生于资本主义温床，代表资本，不代表人民。

五、民主2.0：宪政，用宪法取代王法，用法治取代人治

2.0版的民主是法制国家，受益者是中产阶级。2.0民主的代表者是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

英国的《权利法案》（1689）率先确定了法律的崇高地位，开启用法律保护公民权利的先河。它规定王室不得僭越法律；国会内有演说、辩论和议事的自由；人民不得因请愿遭受迫害。

美国的《独立宣言》（1776）宣称人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而且不容剥夺。

法国1789年颁布《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提出人权概念并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它指出人有自由、安全、反抗压迫、保护私有财产的权利，享受言论、信仰、著作和出版自由；同时规定公民有纳税的义务，个人自由不得妨害他人或扰乱社会秩序，不得违反法律。执法上，它提出“无罪推定”，禁止私刑和酷刑。

不久之后，法国通过了人类第一部《民法典》（1804）。这部法律确定公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的边界，并就权利受到侵犯后的责任和处置作了规定。

此后，一众国家纷纷效仿，用宪法和“民法”就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作出明确的规定。

资产阶级立法的初衷是保护自己争取到的权利，但是一旦形成法律便具有普适性，惠及社会的其他阶层。

选举权便是一例。最初的选举和被选举权限于大额纳税的有产阶级男性。后来，英国工人通过宪章运动（1836—1848年）获得选举权；美国妇女在1920年、英国妇女在1928年争取到平等的选举权；上世纪60年代美国黑人发动“民权运动”，国会于1965年通过的《选举权利法》赋予黑人选举权。

人权是另一例。《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发布后，印第安人依旧遭杀戮、黑人依旧受奴役。经过200多年，尽管前者几乎灭绝，后者仍然被歧视，但两类人的状况还是有不少改善。南非的种族歧视登峰造极，不得人心的种族隔离于1994年被废除。应了中国一句流行语：法律会迟到，但不会缺席。

法制体系逐步完善，最大得益者是中产阶级，因为他们的人数足以影响选举结果。同时，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也能依法申索自己的权利。这是现代民主制度的2.0版本。

民主和法制是孪生兄弟。法制是民主的护身符。

西方社会制度得以延续，靠的不是民主，而是法制。西方国家完善的法律体系和公民的守法意识，是民主制度的生命力所在，是西方成功的保证。

六、民主3.0版：“人民当家作主”

民主3.0版不是从2.0版升级而来，它与1.0和2.0版在结构与外表上有许多相似，但本质却完全不同。

民主3.0版本，其本质特征是“人民当家作主”。3.0版民主的受益者是劳动者，代表者是中国。

原意为“人民统治”的democracy， 在中文里没有翻译成“民治”，而翻译成“民主”，是个美丽的错误。

说它美丽，是因为它汲取“社会契约论”的精髓，同时契合中国“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理念。这个误译无意之中将人民的地位提高到主人的层次，简洁而准确地表述了一个原本朦胧的社会理想，催生出一个新制度。“民主”，无须宣传，普通民众望文生义就会拥护。

说它错误，因为它造成了中西方在民主认知上的差异。西方人普遍认为民治的核心是选举，不经选举产生的领导者没有合法性。中国人将民主理解成人民当家作主，民主体现于人民的地位。

这个错误从来没有澄清。西方人不知道有这个翻译“错误”，所以无从理解何以中国接过民主的旗帜，但不实行西方的选举制度；艳羡西方的富足，却不想走资本主义道路。

中国在形形色色的西方政治理论中选择马克思主义、建设人民共和国是历史的必然。

中国自古便有“民贵君轻”的认知，用“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比喻说明“民为本”的主张。

孙中山提出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核心诉求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其核心是人民；他期望实行的“耕者有其田”。

中国共产党则是直截了当提出“穷人翻身作主人”和“人民当家作主”的口号，劳动人民欢欣鼓舞，上层社会的进步人士也衷心拥护。

中国共产党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并且做到了。

穷人怎样“翻身做主人”的呢？消灭剥削和压迫，提升劳动者和底层民众的社会地位。

具体的做法是：

1、 定义新中国为人民共和国，宣示人民的主体地位，人民领袖、人民政府、人民军队、人民警察、人民医院、人民邮政、人民铁路、人民教师，都为人民服务；

2、 进行所有制革命（农村的土地改革和城市的公私合营和国有化），实行生产资料共享，消除剥削和压迫的不公平土壤；

3、 提升占人口半数的妇女的社会地位，用法律保障她们在教育、就业、恋爱、婚姻、家庭中的平等权利。妇女经济上独立，在婚姻和家庭中便能自主；妇女受同等的教育，在社会和人格上才有平等；

4、 用扫盲班、文化班、工农速成班补充正规教育，教育政策向工农阶级和下层社会倾斜，快速提升底层人民基本素质；

5、 探索农业集体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路径，提高农村生产力，竭尽全力帮助占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民提高经济地位。

人民怎样“当家作主”呢？通过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表达人民的意愿，人大立法，政府执行。

人民代表大会不同于西方的议会。人民代表的名额按比例分配给各地区、各民族、各行各业、各个社会阶层，然后通过协商选举产生。这个做法保证了人民代表具有广泛、真正的代表性。

申纪兰是个劳动模范，没有多少文化，在西方民主体制下不可能当选议员。她却是中国唯一从第一届连任到第十三届的人大代表。她提出“男女同工同酬”，发出农村劳动妇女的心声，被人民代表大会接受并写入宪法。现在的全中国妇女的土地权益、工资、退休金、医保和社保福利和可比男性一样，这在世界上绝无仅有。

中国的政协由“民主党派”和各界精英为主组成，是对人民代表大会的补充。

每年两会提交成千上万的提案，准确并充分地反映各界人民的迫切诉求。这是高质量的人民的声音。

群众反应强烈、涉及群众利益的提案得到政府的优先考虑；有战略意义的提案形成法律和政策。这是人民参政的有效模式。

从制度上说，3.0版的中国民主有以下四个不同于西方的特点：

第一，它是一个整合各种职能、共同服务人民利益的强大国家机器。国务院、人大、政协、公检法和监察机关、军队全部置于中共领导之下，互相协调，释放出异常强大的动员力和执行力；

第二，它是有效听取人民诉求的政治制度。人大和政协机制覆盖从国家到省、市、县、镇所有层级。在村和街道一级，则有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听取民众的声音，解决属区群众关切的问题。老百姓还有各种投诉渠道，包括媒体、巡视单位、人民来信、市长热线等；

第三，它是保障基层权益的社会制度。中国有覆盖基层的各类全国性社会团体，维护特定人群的利益。早年红军中有“士兵委员会”，推动官兵一致、上下平等、经济公开，助力创建了一流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传统得到发扬，现在妇女有妇联，劳动者有工会，分别保护妇女和基层劳动者权益。法律规定一切有规模的企业建立工会，保障职工福利。作家，艺术家等自由职业者有自己的协会，在政协里有代表。

 第四，它是兼顾民主和集中的政治文化。民主体现在调查研究，从基层发现问题，了解人民诉求，决策前广泛听取意见，汲取群众智慧。集中体现在利益相关方协商处理分歧，兼顾各方利益，领导集体决策，一旦决策，便坚决执行。

中国的3.0民主是崭新的政治创造，它给中国带来的变化证实了其优越性。

中国的3.0民主可以简单概括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消除不平等，利益惠及全民。

3.0民主的核心角色是中国共产党。它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民主制度的建设者、人民主体地位的捍卫者；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的根本保证。

七、中国没有反对党存在的理由

西方否定中国的民主，有一个理由是中国是一党专制（totalitarianism），没有两党或者多党的相互竞争和制约。

这很荒唐。民主是由党派的存在或数量界定的么？许多国家在帝制时代就有多个政党，例如普鲁士时期的德国。要说政权轮替才算民主，英国1822年、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后才开始两党轮流执政，它们之前实行的是不是民主制？

中国实行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不是一党制。西方人不懂，也不愿意弄懂。

中国没有反对党。不是不允许，是没有。

政党背负政治使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先进文化。除非共产党口是心非，否则没有反对它的理由；除非有比这更崇高的使命，否则没有取代它的可能。

中国大陆另有八个政党，成立于解放前。因为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习惯上称为“民主党派”。他们的成员多数来自特定界别，如工商界、科技界、中高级知识分子、医生、华侨、台胞等。

它们的初衷都是民族独立、平等自由、反对压迫、扶助农工、社会进步，和共产党的大方向一致。它们是共产党的“友党”，没有利益冲突，无须争权夺利。

共产党有九千五百万党员，而八个政党的规模较小，加在一起不足百万，在规模和影响力上无法和共产党相比。共产党是执政党，它们成为参政党，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现实的选择。

作为参政党，他们的负责人都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或政协副主席，老百姓称为“副国级”领导人。事关国家政治经济的重大决策，中共往往事先征求参政党的意见，中共党内的决定也会在向全国公布前向他们通报。

一个政党如果搞孤家寡人，成不了气候。中共百年不衰，因为它海纳百川，善于团结各种非敌对的政治力量。中共有一条政治经验叫“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毛泽东理解的政治是这样的：“把拥护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言简意赅，毛泽东确是这么做的。

毛泽东说中国革命胜利靠三大法宝，第一条是统一战线，然后是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分别针对朋友、敌人和自己。

统一战线又叫爱国统一战线，意思是只要爱国，哪怕不认同中共的政治主张，也是一条战线上的人。抗日战争时期，不管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不管是地主还是资本家，只要抗日，都是抗日统一战线的一份子。现在，只要主张国家统一，希冀国家繁荣富强，就和共产党是一条战线上的战友。

中国的政治协商会议是统一战线的组织机制。它规定非中共的政协委员不少于总数的60%，政协常委不少于65%，政协副主席不少于50%。政协是团结一切爱国政党和无党派社会精英的平台。

中共搞多党合作制是诚心实意的。中共重视民主党派的意见。我以前有一个朋友参加民革，他告诉我原因：批评意见由民主党派向上传达，更直接、更快、更管用。

中国的多党合作制用协商解决分歧。充分讨论，考虑各方面的利弊，既能达成共识，又减少决策失误。

中共搞多党合作制，搞爱国统一战线，搞五湖四海，最大限度地团结了全国各民族人民和一切爱国政治力量。

多党合作的结构坚持共产党领导，目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保证国家制度的稳定和持续改善。

中国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另一个好处是，国家可以设定长远目标，制定长期规划，一代人接着一代人干，直至目标的实现。

合作总比争斗强，团结总比分裂好，有高人领导总比一群没头苍蝇幸运。

西方多数国家实行多党制，国家治理效率低下。党派之间互相刁难、互相掣肘，没有协商的机制，时间越长，隔阂越深，矛盾越发不可调和，造成国家人心不齐、一盘散沙。2004年澳大利亚的朋友告诉我说，他们要在悉尼建一个新国际机场，仅选址就争论了十几年，2019年完成设计招标，现在还没有建成。

多党竞争破坏民主。三权分立的政治设计，原本是要互相制约并平衡（checks and balances），是民主制度避免集权的一大优越性。但是，两党对立取代了三权分立。如果一个党选上总统，又掌握国会，便只有平衡没有制约。如果立法和行政分属两个政党，那么只有制约，几无平衡。再如果众院和参院分属两个党，立法机构本身打得不可开交，谈何制约行政？

多党制将一党之私置于国家和人民利益之上，祸害全体利益。美国在需要团结一致应对病毒的时候，国家分裂成两个阵营，为应不应该强制戴口罩和打疫苗争论不休，造成70多万人死亡，是美国的悲剧，也是人类的教训。

两党制或者多党制的国家，利益集团你争我夺，轮流坐庄，形不成国家方向和目标，形不成国家战略，政府的政策没有连续性，不同政党主持的政府政策缺乏一致性，严重拖累国家的发展。

这样的国家怂恿中国建立反对党，搞多党制，让人哭笑不得。

八、集体领导是民主决策的典范

西方否定中国民主的另一个理由是中共搞独裁（dictatorship），口气温和的说法是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

西方人的民主理念中有反对权力和反对政府的倾向。他们反对权力集中，所以搞三权分立；他们反对人治，只接受法律的权威，不承认个人的权威；他们笃信个人的独立和自由，不赞成外力违背本人意愿影响或改变自己。

中国的宣传和教育被他们视为“洗脑”，就是这个原因。奇怪的是，他们却在国际上搞“独裁”，常常干预他国内政，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甚至颠覆他国政权，做法比专制还专制。俄罗斯和中国若是伊拉克和利比亚那样的小国，又没有核武器，早就被它灭了。

一个国家的事应该由该国人民说了算；政府好不好，该国人民最有发言权；国家制度要不要改，是该国人民的选择。西方的“长臂管辖”居然伸出了国界。

   权威，不是坏事。领导一项事业，推动一个改革，没有权威不可能成功。西方人也承认民主制度的弊病，丘吉尔说“民主是最坏的政体，只不过比先前的所有制度强。”（“Democracy is theworst form of Government except for all those other forms that have been triedfrom time to time.”有人译为：“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他哀叹的是民主制度不承认权威，意见不容易集中，效率低下。

   凭能力、业绩形成的威信，值得称道。人并非全知全能，中国人的态度是“三人行必有我师”，虚心接受比自己更强的人，尊重权威。中国共产党有威望、得民心，是用几百万党员的流血牺牲，一百年的艰苦奋斗，推动中国进步的历史实绩换来的。西方用威权主义否定中国成功的实践，若不是出于敌意，一定出于“酸葡萄”心理。

权威和独裁、威权主义不是一回事。

所谓独裁，指的是当政者独揽大权，以个人意志左右国家意志。所谓威权主义，指的是利用地位赋予的权力违逆人民意志强行实现领导者的意愿。

给中国戴独裁帽子的人，太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了。

   中国人口这么多，谁有本事左右十四亿人民的意志？

   中国问题这么复杂，百废待兴，谁有本事凭个人力量驾驭这个国家？

   中国每年有一千万人进入大学学习，有一百万人考研究生深造，有70万人出国留学。数以亿计接受现代教育、思想前卫的年轻人，谁有本事能强迫他们执行不接受的政策？

   记得上世纪90年代，江泽民反问采访他的美国资深记者：“我们政治局讨论问题，只要有一个人反对，这个决议就不通过。你认为我们独裁？”

   中共强调党员要在政治上和党中央要保持一致。和党中央保持一致，是和共产党的领导集体和正确决策保持一致，实现一元化领导。这不是独裁，也不是个人迷信，是中共的纪律，中共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共的力量所在。胡锦涛和习近平担任省级领导时都自觉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并且如是要求下属。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注重法制建设，修改补充了数千个法律，基本形成了完整的法律体系。对于政党、政府和军队的组织和管理也制定了各类条例。法律体现人民意志。中国在朝法治方向努力。中共正探讨进一步避免个人说了算、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机制。

中国有集体领导的传统和制度。中国共产党有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解放军有军事委员会；国务院有院常务会议（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秘书长组成），人大有常委会和委员长会议，政协有常委会和主席会议，这些都是集体领导的组织机制。中国的行政机构副职特别多，就是因为要集体讨论、集体决策。

   中国持续几十年社会安定、经济繁荣，这是正确决策的结果。就当说中国的决策机制和流程可圈可点，堪称民主典范。

   事关全局的决策，例如政府工作报告和五年计划，有几百个部门、上万人参与起草和修改，调研和征求意见涉及的人超过百万。正是因为各行各业的当事人参与决策，计划才有指导意义，才切实可行，最终才能落实。

   民法典的起草历经40多年，召开了无数座谈会，征集到数万条意见和建议，最后才交由人大常委会通过实行。

   中国老百姓称赞中央的政策好，说赶上了好时代，是对中央决策的肯定。在中国只听到对政策执行敷衍、走样或者不到位的批评，这从反面证明了老百姓对中央政策本身的支持。

   中共形成了一整套的原则和方法论，降低决策出错率，避免重大失误，并且得到老百姓支持。

这些原则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反对长官意志；实事求是，反对拍脑袋决策；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反对一言堂；抓主要矛盾，抓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决策前自由发表意见，一旦形成决议便必须执行等。

   方法论有：调查研究；借鉴外国经验，取长补短；向大学和研究机构布置研究专题，征求政策建议；模拟分析，专家论证；先行先试，积累经验；先局部试点后全国推广；抓落实，走完最后一公里等。

意见有分歧的大项目，中国决策特别谨慎。三峡水电站从50年代起，争论了40多年才最终拍板。

老百姓没有准备好的事，中国宁肯等待。房地产税和遗产税是世界惯例，是“均贫富”的措施，也是政府的一大笔收入。但是中国老百姓目前未必接受，因此一直没有实施。

   中国的好政策是走群众路线的结果，是集体努力的结果，是吃透国情的结果。

   中国领导层从现状中发现问题，集体研究解决方案，是世界上最不独裁的领导集团。

九、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集体主义价值观

   最近西方在谈到对华政策的时候，频频提及价值观。美国更是用民主价值绑架盟友，对中国发动新一轮攻势。未见有人对民主价值做过界定，估计是他们常常挂在嘴边上的人权和自由。

   毋庸置喙，人权和自由是全人类都认同的价值观。但是，它们均有边界。法律是刚性边界，各国差别不大。伦理道德、公序良俗、社会责任、是非观念是柔性边界，各国由于宗教信仰、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不同，边界有差别。

   前几年西方有人提出 “人权高于主权”，中国人不认同。殖民主义者和侵略者从来不把别国的主权放在眼里。他们为了行使“追求幸福”的权利，屠杀土著居民，奴役当地劳工。作为殖民主义的受害者，中国认为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

中西方的历史发展轨迹不同，形成不同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体系。中国和美国最具代表性，我们以它们为例分析文化渊源和差异。

先说中国。炎帝、黄帝、蚩尤是中华民族公认的三大祖先，炎黄子孙是中国人共有的名称。统一的文字和度量衡将中华民族有机地集合成一个整体。中国人有强烈的民族意识。《百家姓》收有628个姓氏，公安户籍系统中录有一万多。我们十几亿人就是这一万多老祖宗的子孙后代，同属一个大家庭。

四周的海洋、山脉、沙漠、荒原为我们设置了一圈天然屏障，挡住外族入侵，保护我们种族的生存、繁衍、发展，中国因此成为古代文明唯一延续至今的国家。

   中华民族承蒙中原大地的哺育，江河淮汉的滋养，祖祖辈辈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我们称它为“神州”、“华夏”、“赤县”、“九州”、“中央之邦”。中国人有着强烈的故土情结，哪怕是海外游子也念念不忘叶落归根，回到“中国”。

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夏商周王朝，我们已有国家雏形。封建制引起国家分裂，内战不已，后由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实行中央集权制。此后，我们经历了20个朝代，83个朝廷，494个皇帝。我们一直是一个国家。中国人把国家看得很重，国就是我们的家。西方殖民者不远万里用炮舰和火器打开我们的国门，强迫我们签订不平等条约，割让领土，索要赔款和特权，激起强烈的国家意识和爱国情绪。中国人从此对不能“平等待我之民族”（孙中山语）敬而远之，对霸权主义深恶痛绝。

   在公元前8世纪，我们的哲学、文学、社会科学已经相当发达，流传于世的作品如四书，诗、书、礼、易、乐、庄、荀、老、墨、韩非子，《春秋》、《楚辞》、《离骚》、《九歌》、《孙子兵法》等，至今还在诵读、引用。

司马迁在竹简上用52万字追记了从黄帝到汉武帝共3000多年间的重要历史人物。汉朝以后各代均有正史，明朝时汇编成《二十四史》。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全书294卷，约300多万字。它纵观从公元前403年的周朝到公元959年的五代共1362年的历史，然后从创业、守成、衰败、中兴、乱亡等五个方面，总结了历代帝王治国方面的政治智慧和经验教训。

   我们的唐诗、宋词、元剧、明清小说等文学瑰宝和长城、大运河、兵马俑、故宫、都江堰、乐山大佛、敦煌莫高窟等建筑古迹，无时无刻不在昭示中国人民所共同拥有的历史；而武术、京剧、国画、书法这些中国特有的艺术形式无时无刻不在强化我们的民族意识。

   一个国家有如此完整的历史记录，这世上绝无仅有！如此丰富的、共同的、值得骄傲的集体记忆，培育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情怀和集体主义文化，在这世上无与伦比！

中国文化是集体主义文化。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节义”、“礼义廉耻”、“智仁勇”、“和为贵”、“孝为先”等，无一不是处理人际关系、维系安定团结的指导原则。

   集体主义文化提倡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社会的和谐，个人必须约束、克制自己，不能恣意妄为。中国人崇尚大公无私或者先公后私，反对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为了一己之私，损坏公共利益的行为遭到整个社会唾弃。

   西方文明起源于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殖民扩张。民主政治是上流社会的特权，市场经济在制造财富的同时制造贫穷，殖民主义靠掠夺他国资源致富。西方现代文明的基础是剥削、压迫和掠夺，基本特点是个体主义和不平等。

   西方文化的形成和近代的殖民历史有关。以美国为例。最初欧洲人去北美殖民，并不是为了淘金和寻宝，而是为逃避宗教和政治的迫害。

这片土地上没有历史，没有传统，没有束缚。殖民者为了追求自己的美好生活，利用黑奴为自己创造价值；为了扩张领土，几乎杀尽原住民。

   早期移民们缺乏基本的生存手段。他们没有工业基础，没有先进工具，没有特殊技术，只能靠智慧和奋斗来创造自己的生活。在短短200年里，尤其是过去的一百年里，殖民者在那片处女地上建造了一个超级大国。

   在这个人类历史的奇迹里，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团结奋斗的民族，或是史诗般翻天覆地的英雄，而是成千上万个不断进取、蓬勃向上的殖民者个体，各自开创自己的事业，建设自己的未来。

这样的经历，这样的历史，这样的成功，形成美国独特的价值观和个体主义文化。

个体主义强调个人自由，反对一切束缚个人发展的力量。个体主义笃信天赋人权，哪怕集体、国家，也不可以侵犯个人的权利。个体主义有与生俱来反政府、反极权、反独裁基因，认为为了保护公民的利益，必须限制政府和官员的权力。个体主义认为公民诉求的对错是相对的，而他们表达诉求的权利是绝对的，错也不能镇压。

美国和中国分别是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典型代表，特色鲜明，差异巨大。

中国人习惯说 “我们国家”、“我们家”、“我们班”、“我们单位”，言外之意是个人是集体的一员；西方人习惯说“我的国”、“我的家”、“我的医生”、“我的律师”、“我的学校”，潜台词是个人是的世界的中心。

中国人吃饭是一家人、一群人共享，西方则是分食制，各点个的，各吃个的，各付个的账。

中国梦是共同富裕，国家富强的集体的梦。美国梦是在一个机会均等的大地上经过努力就能成功的个人的梦。

   我们的出发点是保护、发展全民族的长远利益，西方制度的宗旨是保障所有个人有公平的发展机会。初衷不同，由此衍生的制度、政策、发展路径也就不一样了。

审视我国的对内对外政策，从维护领土主权，反对分裂，到实行人民代表制度，多党合作、参政，到关注民生，全民社保，精准扶贫一个也不能拉下，处处体现浓厚的集体主义的精神。

美国的思维方式和做派至今仍带有浓厚的殖民主义色彩：弱肉强食的野蛮、适者生存的冷血、白人至上的优越、居高临下的慈悲、强加于人的蛮横、顺我者昌的偏狭、肆意妄为的跋扈、含而不露的傲慢，以及侵略别国领土、践踏别国主权、残害别国性命、输出自己的价值观、颐指气使的霸权主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切都包裹在民主、自由、人权的大旗里！

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价值观是民族精神的体现，是维护安定和谐的行为规则。核心价值观是民族的DNA。

各国的价值观是在特定历史环境和生产方式中形成的，应该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互相借鉴。价值观不应该强加于人，也不可能强加于人。

人民和集体的利益高于、先于个人利益是中国文化特征，也是中国人民的可贵品质。西方人受媒体宣传洗脑，认为中国侵犯人权，扼杀自由。在中国国内，即使倾向西方的人，也鲜有呼应。绝大多数中国人感到这几十年来国家天天在进步，从民主、人权、自由角度说，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这种认知的不对称是西方政治偏见造成的，不必拿价值观做遮掩。

十、没有平等，谈什么人权和自由

   阶级社会之所以称为阶级社会，是因为不平等。民主社会理应是平等社会。民主价值中，平等理应是第一价值。

想当年，美洲大陆上的殖民者受到宗主国不公平的待遇，在《独立宣言》的开篇就发出呐喊：“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和你们一样，要生存，要发展，要幸福生活，我们应该拥有和你们同等的自由和权利。

   平等，是受压迫者的呼声。现在西方人谈“人权”的时候几乎不提“平等”，因为他们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从劣势转化为优势，从弱者转变为强者。

   没有平等，谈人权还有什么意义？因为平等的缺席，所以有双重标准：州官可以放火，百姓不许点灯。

我们通常以为平等是理念问题，可以通过立法来解决。西方各国法律都有反对歧视的条款，但是没能消除歧视。

法律规定的平等只限于人格平等和机会平等。现在世界上的不平等主要是经济不平等造成的。几千年前中国人就懂得“不患寡患不均”，求的就是经济平等。

英语有句谚语：乞丐没有选择（Beggars can’t be choosers）。贫穷的世界里没有地位、平等、自由、权利、尊严。

美国的有色人种至今受歧视，但是华尔街的黑人享受和白人同等的权利，因为经济上，他们不矮人一头。中国有一部分人富起来了，每年有一亿人可以享受出国旅游的权利，像白人那样自由享受沙滩和阳光。

可见，要创造平等的社会，经济平等不可或缺。经济平等是政治平等、人格平等、机会平等、权利平等的前提。当年英国资产阶级要不是财大气粗，敢在政治上和王室叫板？

   从务实的角度看，经济平等不必是绝对平均主义。人人成为富豪，没有必要，也没有意义。百万亿的富翁和十万亿的富翁，相差九十万亿，但他们在各方面都是平等的。收入百万和收入一万，虽然差距仅九十万，但他们之间不可能平等。

经济平等有底线：财务有自由（即不受制于外力和他人），安全有保障。底线之下是“雪中炭”（must-have），超出部分是“锦上花” （nice-to-have）。

中国全力以赴抓经济，一心一意搞发展，便是出于这个底线思维。消除绝对贫困，力求义务教育、医疗保险、老年保障等公共服务的全民覆盖，哪怕克服困难，也要守住这底线的底线。

中国人在自己土地上做的事，比英国殖民者在印第安人的土地上做的晚了两百年。西方指责中国无视人权的时候，中国政府在护卫老百姓最基本的人权：生存权和发展权。干扰和阻止中国的发展就是侵犯14亿中国人的人权。

权利本应是平等的。可惜，不平等是现实世界的常态，而且是西方默认的正常秩序。

   美国的国父们在《独立宣言》中呐喊“人人生而平等”时，黑奴正在他们的田庄里辛劳流汗，在集市上像牲口一样被买来卖去。双重标准，这就是西方创造了天价的财富却没有消除贫困和不平等的原因。

不平等导致矛盾、冲突、革命。被剥削、被压迫、被欺负、被凌辱者必然用反抗争取平等。代表他们就是代表社会进步，维护不平等则是站在历史进步的反面。

消灭不平等是历史的挑战，是社会前进的动力，也是真民主和假民主的分水岭。中国在努力消除产生不平等的根源，是捍卫民主价值的表率。

十一、自由不是罪恶的保护伞，权利不是违法的借口

西方对中国不自由的指控出于根深蒂固的偏见，既不公平，也不符合事实。

说中国是警察国家，人民的行为受监视，没有自由，与中国人民的感受不符。美国每年因公牺牲的警察有几十人，而遭警察枪杀的嫌疑人和无辜者达数千人。中国每年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而牺牲的警察有几百人。西方某机构对G20国家被剥夺人身自由的服刑人员作过统计，中国每10万人中有118人，而美国是中国的近5倍，649人。监控系统震慑犯罪分子，现在犯罪率下降，老百姓很高兴。中国人走夜路很自由，没有恐惧，打心底里感谢人民警察。

说中国没有思想自由，违反常规、常理、常识。中国没有宗教传统，但是现今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信众均以千万计，总数上亿，据说人数还在增加。中国提倡解放思想、推陈出新，与西方的独立思考、发明创造异曲同工。中国在国家制度和政党政治方面的创新，是思想自由的结晶。对外国文化有取舍扬弃是思想独立，不加辨别的跟从是精神奴隶。

说中国媒体是政府喉舌，新闻须通过审查。这没有什么错。世界上没有不经过审查的新闻。现代计算和通讯技术赋予媒体前所未有的传播速度和广度，无限扩大了其左右舆论的力量。病毒式传播像无人能驾驭的脱缰野马，叠加的效应成为不见血、不抵命的杀人凶手。英语里最近出现两个新词汇，misinformation （错误信息）和disinformation（虚假信息），这说明英语国家的媒体上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泛滥，已引起严肃媒体警觉。没有自律的媒体对社会有很大的破坏性，对好人有巨大的杀伤力。中国的官方媒体有鲜明的立场和倾向。它对国家负责，受全民监督，所以可信度高。它没有吸引眼球、取悦读者的动机，不追求新闻价值和轰动效应，也不讳言新闻的正面引导和教育作用。它力图将世界本质地、客观地、全面地呈现给读者。

   说中国没有言论自由，不值一驳。我们的社交平台和自媒体上对政府工作和官员的批评铺天盖地。没有人因言入罪。去年有本“日记”掀起一场风波。当事人、批评者、反批评者中没有任何人的表达受到压制。其参与的踊跃、情绪的激烈、对骂的热闹，西方少见。论争过程中缺乏的不是自由，而是鲁迅的提醒：“恐吓和辱骂绝不是战斗”。

中共党员的言论自由受中共纪律限制。入党是政治选择，当然要和中央保持一致。党员有退党的自由，但没有在党外非议自己政党的权利。这是基本的政治道德。一切政党皆然。

游行示威是法律允许的最激烈的表达形式，各国均有严格的法律规范，避免升级为动荡和暴乱。街头政治给当局施加压力，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结果往往是“双输”。中国没有剥夺人民游行示威的权利，但是尽一切可能维护社会稳定，将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给发展创造必要的安定环境。中国有两个有效的做法：保持民意表达渠道的畅通和妥善解决民众的关切。做到这两条，哪怕有人想把局势搞乱，也难找到借口煽动群众上街。

西方经常制造话题，希望中国陷入混乱。他们一定想不到，要不是中国老百姓顾全大局，中国最忙碌的地方一定是美国大使馆门前的那条街。

世上没有绝对自由。法国《人权宣言》指出个人自由不得危及国家安全，不得损害他人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这是自由和权利的边界。

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存在迫使中国收紧自由的宽度。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长期处于敌对势力包围之中的国家。在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中国不能不对煽动性言论和有组织行为有所警惕和限制。

自由和纪律、权利和责任是同一硬币的正反两面。让自由释放正能量，就要有纪律抑制负能量。自由不是罪恶的保护伞，权利不是违法的借口。

自由受国家制度、法律法规限制，同时受伦理道德、公序良俗、社会责任、是非观念的约束。只要置身于两人以上的社会，个人自由便受到约束。

中国人讲修养，认为自律、慎独是君子的品质，放纵、任性是幼稚的行为。待人接物，为人处世，提倡克己、利他、谦恭、忍让。古时的“吾日三省吾身”，现时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中国人特有的修为。

用哲学的语言讲，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正确认识世界，遵守客观规律，才能摆脱必然、达到自由境界。孔子在70岁时终于做到“随心所欲不逾矩”。

自由和民主一样，是工具，不是目的。将一个人放在无人的孤岛上，给他绝对自由，谁也不愿意去。

没有法制的民主、没有约束的自由、不讲责任的权利，给社会带来难以修复的破坏。

自由不是邪恶的通行证，民主不是免罪牌，人权不应该是教训人的皮鞭。 

十二、西方对中国无知和褊狭，媒体难辞其咎

西方发达国家不是民主卫士或民主灯塔。将殖民主义维持到二战以后，君主立宪制国家为王室保留特殊待遇，普遍存在的白人至上和种族歧视，香港回归前不实行民主，由英国委派总督、总督委任行政官员，制裁古巴、伊朗、朝鲜、委内瑞拉、阿富汗等政敌国家，造成人民缺少粮食和燃料的人道主义危机等等，类似这样反民主的事件，均系西方发达国家所为。

中国对民主的贡献是世界性的。中国实现了男女平等，摆脱了贫困，改善了民生，这些都是造福几亿或十几亿人的大事。中国一直在探索“人民当家作主”的各种可能。任何不带偏见、拥护民主的人士都应该欢呼，为中国喝彩。

可是，我们从西方得到的只有批评。足见他们将民主议题用于政治操作。中西方的分野与民主无关。

西方的政治操作非常成功。宪政或共和被弃之一旁，他们用是否共产党来界定民主。只要你是共产党国家，你就是独裁，只要在中国发生的事，一定是压制民主。

西方控制的话语权和国际舆论，成功地制造了这个弥天大谎，并将它变成世界的主流共识。

西方老百姓不信任中国政府。他们认为中国人被政府的共产主义宣传洗脑，不知道西方价值观；同时受政府蒙蔽，不了解恶劣的人权现状。说来也滑稽，真正无知的是西方。

中国人虚心而且认真地学习西方。且不说历史和文学巨著，西方经典作家的政治、经济、哲学著作、所有大学学科的基础理论、各门科学最新的研究成果，均有中文译文，并已进入中国课堂。中国的大学和科学院系统有上百个研究世界各国和国际关系的机构。中国每年有七十万人去西方留学，有上亿人能够直接用英语阅读西方的媒体和网站。西方发生的事和他们对中国的批评，中国人了如指掌。

许多中国人以为美国对中国情况和中国事务无所不知，甚至比中国人掌握得还精准、翔实。那是臆断。

英语是国际语言。西方人只要说英语就能走遍天下，因此学中文的少，很少有人能上中文网站去听中国的原始声音，了解中国的民意和舆情。中文藏书集中在国会图书馆和少数几个大学的图书馆，阅读并能读懂的人很少。翻译成英文的中国书籍极少，即便有译本，印量也不大。中国问题专家中真正了解中国的不多，有的写中国历史、改革开放和伟人传记，相对客观，因为是严肃的专著，不对大众读者的胃口，不能对全社会客观认识中国产生大面积的影响。

西方人在语言上先天不足，媒体于是成为他们认识中国的主要渠道。这是无可救药的悲哀。媒体没有全面、平衡报道世界的义务。它只关注有新闻价值的事件，通常报忧不报喜，为了迎合公众口味甚至可以将“狗咬人”描述成“人咬狗”。长期的负面报道，扭曲了人们对中国的认知。

西方媒体的驻华机构，戴着有色眼镜，专为预设议题找寻佐证。他们是专摸大象肛门的瞎子，挖出屎来，信誓旦旦地对人说：这就是中国。

中国人对西方媒体的造谣、歪曲、抹黑、妖魔化极其不满。最近有几起中国公民拒绝外国新闻记者街头采访，公开指责他们造谣和撒谎的事件。这是无风不起浪，不是无事生非。我本人曾经为西方自媒体约访中国高管，对方因为有过被西方媒体断章取义，歪曲理解的不愉快经历而婉拒。西方媒体已经失去中国人民的信任。

西方老百姓不知道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事，一直以为这个“独裁”政府必将崩溃，经济泡沫迟早破裂。直至一天早上醒来，媒体突然报道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中国的道路、桥梁、机场、码头、地铁、车站相比，他们像是第三世界，不免惊愕。中国的巨变历经几十年，西方公众无知至此，媒体能辞其咎？

2015年，为准备演讲，我做过一个调查。我将一周里中国发生的大事一天天记录下来，然后跟踪CNN、BBC、金融时报（FinancialTimes）、经济学人（Economist）的报道，结果令人啼笑皆非。中国启动扶贫、规范司法、简政放权、中央巡视、治理雾霾、南海行为规范等涉及全局和长远的事项，西方媒体几无报道。版面上充斥着负面新闻。上头版的标题有：“东亚峰会：中国的努力使南海分歧愈加扩大”、“中国大型国企信用度恶化”、“中国的空气污染为何失控”、“生活在中国污染最严重的城市里是怎样的感觉”、“新疆暴力：中国有恐怖问题吗？”、“中国想通过它的第一次维和使命达到什么目的？”等。还有一条：“中国的女权主义者没有被拘禁吓倒”，所附照片显示一个女人手里拿着一块标语，上面写着：“建筑行规应合理：厕位比例2:1”。在西方媒体的报道里，中国人有如白痴，不明真相，不知好歹，盲从成性，做的尽是荒唐事。

西方老百姓经年累月看这样的新闻，对中国形成的印象能好么？误读中国，对谁也没有好处。

西方媒体用偏见误导无知，下场一定应验这个英语谚语：瞎子给瞎子领路，终将一起掉进沟里（If the blind leads the blind, both shall fall into the ditch.）。

西方国家对中国了解甚少，语言障碍是主要的技术原因，大国优越感是心理原因。

据我多年的观察：中国对美国的了解比美国对中国的了解多一千倍，中国正在解决的问题比美国指控的问题多一千倍，中国所处环境的恶劣，发展经济的压力，政治改革的复杂，现代化和工业化的艰难，比西方能够想象的大一千倍。同样，中国应付挑战的软实力也比西方估计的大一千倍。这个表述，尽管缺乏学术的严谨，自信大体不差。西方在中国问题上指手画脚，以为可以做中国人的教师爷，实在缺乏自知之明。

信息和知识的不对称，使西方公众沦为敌视中国政策的群众基础。根据民调，西方发达国家中超过三分之二的人对中国持负面评价。

西方政客和媒体的偏见源于立场。立场决定视角，屁股决定脑袋。一旦被偏见俘虏，就看不清事物的本来面目。正所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如果跟着西方话语体系走，就它制造的话题逐一辩解，我们十张嘴也说不清。他们本意是置你于被动，败坏你的名声，无心挖掘事实真相。针对“新疆种族灭绝”一类的谣言，证明自己没做的事比证明做过的事困难十倍。他不打算信任你，任何辩解都徒劳。我们不如坚持自己的话语体系，用常识和事实说话，向世界揭示真相。

事实终将粉碎谎言，真相终将纠正偏见。时间在中国一边。

十三、理直气壮地大讲中国共产党的故事

从本质上说，西方的偏见不是针对中国，或是中国人，也不是针对中国文化，甚至不是针对中国政府。他们针对的是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但凡是共产党的贡献，一概讳莫如深。但凡加害于共产党的言行，一概支持。

中国从众多的西方政治理论中选择共产主义，因为它与 “天下为公”和“世界大同”的信念吻合。共产主义在中国人心目中是褒义词，是中国人民向往的理想社会。

共产主义在西方意识形态里是贬义词。记得上世纪80年代去美国留学时填入境表，需要说明 “是否是共产主义者”（亦可译为“是否共产党人”或“是否信仰共产主义”）。这一条与“有无犯罪记录”一栏上下并列。心里掠过一个疑问：既然是自由世界，怎么不允许信仰共产主义呢？有几年这一条删去了，可能因为苏联解体、两德合并，西方感到共产主义不再构成威胁。据说现在又恢复了。

共产主义要消灭私有制。私有制的既得利益者必然站在对立的一面。共产党以共产主义命名，自然而然成为西方的宿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称共产国家，被排斥在自由世界之外。

西方人对中共一无所知。中国共产党是他们认知范围以外的一个存在，与他们熟知的西方政党毫无共同之处。

西方的大党均是有产阶级的代表，穷人、少数族裔、弱势群体没有经济实力运作政党。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以造福人民为己任，处处为弱势群体着想，有深厚的民众基层。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利益，不代表代表任何利益集团、权势团体，这是西方人难以想象的。

西方政党是竞选工具。政党在社会上不承担领导责任，不对政策后果负责。中共是政治集团，领导人民实现既定目标。它对人民负有无限责任。国家和社会上出现任何问题，人民向中共问责，这是其领导地位合法性的来源，这是西方人难以想象的。

西方的领导者和议员靠选票上台，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常常做出无法兑现或不准备兑现的承诺，或为了讨好选民，支持民粹主义。中共领导人靠品德和实绩赢得信任，他们领导群众而不是尾随，坚持正确而不附和大多数，这是西方人难以想象的。

西方政党轮流坐庄，在一些社会议题和公共政策上挑起辩论，唯一的目的是争取选票。所谓两党轮流执政，就是保守派和自由派（左派和右派，鸽派和鹰派）的政策交替。中共和其他政党合作，用信任消除分歧，用协商建立共识、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决策，因此政策正确、可行，而且有稳定性和连续性，这是西方人难以想象的。

西方政党争夺选民，造成公众和族群分裂。立法、司法、行政也一分为二，浪费国家资源，降低行政效率。总统不是全民的总统，政策只得到一部分人的支持，执政的满意度常常低于50%。中共搞集中统一的领导，用国家利益和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言行的是非标准，实现国家和全民族的安定团结，政府支持率达90%，这是西方人难以想象的。

西方的政党是立场相近的一群人。政党没有组织，也没有使命；没有党章，也没有纪律；没有领导机构，党员也不接受任何人“领导”。中共有崇高的目标和使命，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保证其实现。基层党组织都是战斗堡垒，让群众在危机时有主心骨，困难时有带头人。人民对中共有充分的信心和足够的信任，这是西方人难以想象的。

参加西方政党无须申请，也不经过审查。选民登记时填民主党就是民主党，填共和党就是共和党。党员除了投票，没有义务，也没有责任。加入中共不分背景，但必须符合条件、经过必要的审查。党员必须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他们是民族的优秀分子，在社会生活中以身作则，起模范带头作用，这是西方人难以想象的。

中国独特的政党政治模式创造了社会长期稳定和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中共在国家中的作用和地位，得到实践的证明和人民的拥护。这是西方人难以想象的。

20年前，一个老外和我讲起他的困惑。他眼里的中国是：政府独裁，官员腐败，资源贫乏，资金紧缺，教育保守，科技落后，没有国际市场经验，不懂现代企业管理。他不解的是，这样一个国家为什么能发展这么快，而且持续地发展这么快？

其实，他的问题本身就包含了答案。起点低、起跑晚、条件差、资源薄的中国，发展靠的是软实力。中国有别于其他国家的第一软实力是共产党的领导。

让我们以这一届党中央为例来看共产党的领导作用。习近平提出“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即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我们亲眼看到这五个方面的工作在一步步向前推进；习近平提出四个“全面”的战略任务，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我们切身感到这四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惩治腐败、公平执法、反对垄断、知识产权、节能减排、医疗改革、素质教育、创新创业、治沙种树、人口老化等是政府引导人民关注并着手解决的具战略意义的议题。

与中国相比，西方在国家建设和治理上没有方向，缺乏战略，更无计划。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限于掌握货币发行的宽紧和调节税率利率的高低。这些手段属应对型，或可暂时将经济带出低谷或危机，但是没有前瞻性，不能带领国家向前。

政府缺少权威。美国在解决全国性的种族歧视、新冠疫情、枪支犯罪、暴力执法、穷人医保等方面有心无力。国家缺少目标，民众纠缠于戴口罩的法律依据、接种疫苗是否应该强制、同性恋的婚姻、变性人上什么厕所、堕胎是否合法等次要议题，不能集中力量做大事、齐心协力发展国家的竞争力。

社会不安定，人民不团结，财富两极分化，中产阶级萎缩，绝对贫困加剧，这些问题不是个案，是制度造成的系统性弊端。更不幸的是，美国的制度僵化，没有自我纠错机制。马克吐温1870年在《竞选州长》里讽刺的现象到今天只有恶化，没有改善。西方挂在嘴上的“驱动改革”（drive change）也因为缺乏内生动力而沦为空谈。

中国的崛起，中国的高速发展，中国发展的可持续，靠的是制度优势。我们的制度符合中国国情，也符合国家建设的规律。

长期以来，西方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制度标签化、格式化、妖魔化，国内也有一些人落入西方的话语体系的陷阱，以为我们的制度落后于西方，共产党的存在是民主的障碍，于是自我矮化，鼓吹照抄西方政治和经济模式。

西方攻击的矛头对准中共，我们就应该向全世界介绍中共，让世人了解真相。

中共的诞生和成长是个划时代的历史事件，是个伟大的政治创造。它能存活一百年，发展成为拥有九千万党员的大党，这一简单的事实，足以证明它的价值。

共产党是中国的脊梁，中国的骄傲，中国的特色。中共的生命力、学习力、领导力、执行力，举世无双。要讲中国故事，首先要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实践，有说不完的故事，是中国故事中最精彩的篇章。

共产党的力量来源于人民。只要它和人民在一起，就能继续领导中国前行。

中共要保持为人民的本色，保持队伍的纯洁，完成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前进的道路仍将崎岖曲折。

有句名言：新生儿的出生总是伴随着阵痛、污秽和血。就社会发展而言，新事物、新秩序在懵懂和无序中诞生，在嘲笑，辱骂，反对甚至在暴力对抗中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