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标志,在于旗帜鲜明的革命性；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也存在于这种彻底的革命性之中。革命性,历史地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特质和生命。取得政权后的共产党绝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执政党,而是也应当是一个不断实现自我革命的执政党。在革命与执政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是新中国70余年来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成功经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两个决裂”大功告成,因而也不意味着革命任务的终结,“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在执政中始终保持党的革命性质不变,理应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建设的首要任务和根本目标。只有坚持革命性,不忘初心,力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永远与人民大众同呼吸共命运,共产党才能永葆生机。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一次讲话中指出：把“革命党”变成“执政党”的“说法是不准确的。我们党的正式提法是,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这里面并没有区分‘革命党’和‘执政党’,并没有把革命和执政当作两个截然不同的事情。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革命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基础,不仅仅是一种破除旧的政治上层建筑的社会运动,更是一种新的社会建设运动。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但同时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1]

革命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特质,也是生命之所在。马克思主义政党与其他政党的主要区别,就在于旗帜鲜明的革命性；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也存在于这种彻底的革命性之中。而且,这种革命性不因时间的演变而褪色——过去是、现在是、未来解放全人类时也是。包括科学理论体系、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运动在内的三位一体的马克思主义,是各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秉承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既是革命的执政党,也是执政的革命党。在革命与执政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是新中国7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成功经验。新中国成立后,使命并未终结,革命不应止步,而且革命必将由人身引向人心,由政治经济引向终极文化、灵魂深处。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有着本质区别的中国共产党,根本宗旨是为人民服务,终极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两个决裂”的使命大功告成,因而也不意味着革命任务的终结,“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2]。如同列宁所说,马克思的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3]。毛泽东关于“两个解放”的思想,即通过社会革命实现人民大众的人身解放、通过灵魂革命实现精神解放的思想,是执政的共产党永葆青春的必由之路。只有坚持革命性,不忘初心,力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永远与人民大众同呼吸共命运,共产党才能永葆生机。

一、革命本色,党的生命：执政的革命性政党

马克思主义既符合理论逻辑,也合乎历史逻辑,是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科学。正因如此,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社会制度和运动密切相连,三位一体。包括科学理论体系、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运动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17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从理论学说到制度成果再到共产主义运动的跃进过程。

从学理而言,马克思主义是严谨自洽的科学理论体系。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深刻揭示社会矛盾发展的基础上,特别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分析,批判地吸取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合理成分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一个包含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主要组成部分的完整科学理论体系。

从制度而言,作为科学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合乎逻辑地指出：人类最美好的社会制度是也只能是共产主义。作为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既要对未来社会进行可靠的理论描述,还要履行改造世界这一特殊的实践任务,体现了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结合、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从运动过程而言,共产主义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以建立这一制度为目标的实际运动,即共产主义实践。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而且也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不是远离革命实践醉心于书房里闭门造车的学者,不是迷恋于道德说教的教师爷,不是袖手旁观冷眼看世界的理论家,而是一位同实际革命斗争血肉相连的生气勃勃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创始人。马克思主义是改造世界的实践哲学。马克思在从事理论研究、向资本主义世界发射“理论原子弹”的同时,一刻也没有脱离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坚韧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4]。马克思密切注视统治阶级的动向,悉心观察和指导工人运动的进展,自己的书房同沸腾的生活、同国际工人阶级的斗争有着千丝万缕的热线联系。底层民众和由资本一手导演的悲惨世界,始终是革命导师人文关怀的聚焦点。马克思多次申明：“工人阶级永远可以把我当作一个忠诚的先锋战士。”[5]

人类进入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后,便在人性中植入罂粟的种子：对财富无止境的追逐和占有。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从所有制入手,使整个社会服从于自身发财致富的条件,以此来巩固他们已经获得的地位。正因为所有制问题是决定一个社会性质的基础性问题,因此,《共产党宣言》简明扼要地指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6]共产党人的五字真言——消灭私有制,直击资本主义及一切剥削制度的要害。马克思、恩格斯用唯物史观科学地阐明了私有制的发生、发展和最终归宿,解决了空想社会主义者和文学斗士提出而不能解决的任务。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就会成为束缚生产力的桎梏,而这种桎梏必将被共产主义革命所摧毁,革命后新建立的生产关系将再次适应生产力状况。这是马克思恩格斯证明的历史逻辑,也是革命逻辑。现代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和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削之上的产品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形式。不废除资产阶级的私有制,无产阶级就不可能真正解放自己,更谈不上解放全人类。而所有的机会主义都力图把工人阶级争取改变雇佣条件的斗争限制在不改变这种奴隶制度的范围之内,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对工人运动中各种形式的机会主义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所以,以革命消灭私有制和改造私有观念,成为《共产党宣言》以最鲜明的语言向世人宣告的五字真言。

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点燃了革命的圣火,毛泽东提出的新条件下自我革命的思想则为烧得通红的炉火提供了可持续燃烧的保证。为了进行思想领域的革命,革不彻底革命者的命,使党永葆青春,毛泽东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创造性地提出了自我革命的理论。毛泽东在《奋斗自勉》中自述“与天奋斗,其乐无穷! 与地奋斗,其乐无穷! 与人奋斗,其乐无穷”[7]的君子人格。与天共同奋斗,与地共同奋斗,与人共同奋斗,合道而行,天人合意和谐共进,则乐在其中! 革命党是革命的火炬手,因此,党的革命化,是革命到底的保证。“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8]；既要进行自我革命,就要有一个自我革命的党。革命性是共产党的生命,中国共产党是且永远是革命的政党。革命性是共产党与生俱来的本质属性,是其先进性、群众性的必然体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长期的革命斗争,彻底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在这个过程中,同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问题相联系,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反复进行过多次。成为执政党后,作为最彻底的革命政党,必须把解放全人类作为其神圣历史使命。在这个过程中,共产党必须自我革命,直至将革命进行到底。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后,共产党同国家一样,自行消亡。正因为共产党具备最后自我消亡的能力,所以其革命性也才是最彻底的。

党组织的战斗性是革命性的重要体现。因此,要保持革命本色,就要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敢于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同形形色色的“去革命化”倾向做不妥协的斗争。毛泽东早就指出：“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9]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并非他魂牵梦绕的那个公平和谐没有矛盾的理想社会——这个社会内部仍然存在着极其深刻复杂的矛盾、冲突、对抗和斗争。毛泽东注意到,新的集团正悄悄坐大,他先后用官僚主义者阶级、特权阶级、官僚集团等不同的定语来形容这个利益集团。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现代修正主义一度很有市场,在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等一以贯之的“去阶级性”“和平过渡”“全民党”等“新思维”冲击下,人民民主专政变成了“鸡肋”。毛泽东是从哲学高度、从打破历史周期律的长远眼光、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全局来论证永葆党的革命性的。毛泽东对历史周期律的思考,反映了他无与伦比的哲学视界。1945年7月,黄炎培到访延安,同毛泽东谈及历朝历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兴亡周期律。毛泽东表示中国共产党已经找到跳出周期律的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0]。取得革命胜利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站在历史潮头的毛泽东,洞察到历史周期律的冷峻无情。为说服跟随他从革命一路胜利走来的曾经的同道者,毛泽东再次借用自己卓绝的宇宙观和历史观。他着眼于宇宙与人类社会变化,研究事物内在联系,用令人信服的哲学观点,论证不断进行自我革命对跳出历史周期律的重大意义。在与德国总理施密特的会晤中,毛泽东讲到海克尔的著作《宇宙之谜》。就海克尔“一切在流,一切在变,世上万物没有终极目标,有的只是状态”的观点,毛泽东把“自我革命论”与海克尔的“没有终极目标”联系起来,从海克尔的观点析出革命结论,从事物内在联系出发,看到变化的绝对性、关系的绝对性、矛盾的绝对性,而且将这种高超的哲学认识力,运用到具体的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从而将宇宙观与历史观达到古今中西四维结合的哲学高度。自我革命论是毛泽东在本体论和动力论上的突破,代表了社会发展哲学的新高度。

二、革故鼎新,执政为民：自我革命的执政党

在推翻反动统治、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是革命党,这比较容易理解。然而,在夺取政权后,共产党还是革命党吗？回答是肯定的：共产党的革命性不因政治地位的变化而变化——未执政时是革命党,执政后仍然是革命党。执政与否仅仅意味着共产党政治地位的变化,而革命与否则意味着共产党本质属性的变化。执政的共产党首先是革命党,然后才是执政党。也就是说,它是自我革命的执政党。共产党可以不执政,但绝不能不革命,执政的共产党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躲避崇高、告别革命。没有执政的共产党仍然可以是共产党,但告别革命甚至对革命噤若寒蝉的所谓共产党绝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共产党。

告别革命,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是资产阶级政党的老套路。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产生的资产阶级政党,曾经大都是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革命党。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党的革命道路,有的是通过民主革命推翻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政权；有的是通过民族革命推翻殖民统治,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有的则兼而有之。但无论如何,只要资产阶级取得全国政权,革命即大功告成,资产阶级政党作为革命党的历史使命即告终结。由此,执政的资产阶级政党不再是革命党,而转变为纯粹的执政党。资产阶级政党执政后,如果在选战中败北,就转变为在野党或反对党,一场“你方唱罢我登台”的大戏由此拉开。用金钱拉选票“普选”出来的“执政党”,说到底是为资本家服务的党,是资本集团的御用工具。

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有着本质区别的中国共产党,根本宗旨是为人民服务,终极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取得政权后的共产党绝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执政党,而是也应当是一个不断进行自我革命的执政党。取得政权,革命远未毕其功于一役,必须“而今迈步从头越”。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明确指出：“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11]1949年3月,一目千秋的战略大师毛泽东从西柏坡动身前往北平时,意味深长地说：“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至实现共产主义。”[12]毛泽东清醒地意识到,从“进北平”“直至实现共产主义”的每一步,都是共产党人“万里长征”的一个环节,都是自我革命的不同表现形式。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仍然存在着极其深刻复杂的矛盾和斗争。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泽东告诫全党：“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13]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革命的共产党获得执政党地位后就放弃革命性,无异于自废武功。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只有革故鼎新,把共产党建设成自我革命的执政党,才能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毛泽东,这个伟大的体制内的革命家,位居庙堂之高,心系江湖之远,革命了一辈子,晚年却仍然不得不进行思想革命,为剿灭世人心魔进行最后的努力。毛泽东深知,党自身的蜕化变质是最大危险,执政后的共产党只有保持革命本色,以彻底的革命精神不断改造和提升自我,才能经得起各种挑战和考验,永做朝气蓬勃的先锋队,否则就会腐化变质。共产主义一天不实现,革命党的革命任务就一天没有完成。革命导师甚至把眼界放得更宽、更远,预言即使到了共产主义,还有革命——净化内心世界的革命永无止境。

当年,在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之流的持续鼓噪下,苏联共产党放弃了革命性,对“革命”二字讳莫如深,在将马克思、恩格斯进行了“无害化”处理后,继承了作为精英学者的马克思、恩格斯,抛弃了作为革命家的马克思、恩格斯,致使西方的和平演变图谋畅行无阻,最终导致亡党亡国。今天的中国,有人意欲重复苏联的故事,如法炮制,按照资产阶级政党的标准为中国共产党号脉,要求共产党放弃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去革命化,完成所谓“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共产党的伟大所在,重要一点在于其肩负着公有共富、消灭剥削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如果将这样一个理想远大的革命党变成纯粹的执政党,放弃革命,不再为人民服务,不致力于公有共富,不消灭剥削,转而制定维持甚至发展私有制的大政方针,整天忙于与资产阶级政党接轨,最终必然堕落为为拉选票不得不巴结、迎合资本家并为资本家站台的政党。这同时也意味着自己曾经的革命不过是为了用一个利益集团取代另一个利益集团,用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外衣的私有制取代另一种赤裸裸的私有制,从而再一次陷入简单的改朝换代的循环怪圈中。如此,一个告别革命的共产党的合法性将荡然无存,苏联亡党亡国的悲剧将在中国被复制。

曾几何时,“躲避崇高”“告别革命”等论调甚嚣尘上。为纠正这种错误倾向,2016年12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向全社会发出“大力弘扬将革命进行到底精神”[14]的政治动员令。为发扬革命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新时代“不能忘记党的初心和使命,不能忘记革命理想和革命宗旨,要继续高举革命的旗帜”[15]；“继续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革命到底精神”[16]。习近平总书记为何“反复强调要发扬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精神”[17]？“三重革命论”为我们提供了解题思路——为了“探讨革命的多层次、多维度的丰富内涵”,程恩富教授等提出了包括“夺权性革命”“改革性革命”“过渡性革命”在内的“三重革命论”[18]。基于“三重革命论”,不难厘清“大力弘扬将革命进行到底精神”的科学依据：“革命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本质规定,是贯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鲜明主线,是中国共产党推进伟大斗争的精神状态。”[19]“继续高举革命的旗帜”的“革命到底精神”,彰显了马克思主义“随着实践的深入发展而日益丰富、气象万千的整体性”[20]。

三、革义无咎,执政有道：革命、执政两相宜

革命党是一个与反动党相对立而存在的概念,是否具有革命精神是划分二者的标准；执政党是一个与在野党或反对党相对立而存在的概念,是否具有执政的政治地位是划分二者的标准。可见,在角色定位上,革命党与执政党并不是互相对立的矛盾两方面,完全能够并存共融于一体,只有在野党或反对党才是与执政党互相对立的矛盾两方面。因此,所谓“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显示了鼓噪者的逻辑混乱和别有用心,如同用尺子称重或用衡器测量长度一样荒唐可笑。执政党为什么不能通过高扬革命精神而永葆青春？在野党难道就一定是先进的革命党？事实是,执政党同样可以成为革命党,在野党也可以堕落成反动党。中国共产党是执政的革命党,或者说是革命的执政党。革命与反动并不在于是否执政,而在于为谁执政,依靠谁执政,怎样执政,在于能否以正治国。共产党打天下是为了保证人民坐天下,而不是先于人民发财致富,成为骑在人民头上的官僚阶级。

在执政中始终保持党的革命性质不变,理应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执政党自身建设的首要任务和根本目标。除旧布新的革命是伟大的,为人民当家作主而执政是崇高的。一个能够进行自我革命的执政党,必须在革命和执政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革命、执政两相宜：在自我革命中执政,在执政中高扬革命精神。保持革命精神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而执政,而要确保执政为民,就必须合乎革命之道。

一个时期以来,流行这样一种将革命与执政完全对立起来的说法：革命就不能执政,执政就不能革命；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应当与其他国家的执政党有普遍性和共性,因而必须学习借鉴西方国家执政党的先进经验,云云。实际上,这种歪理邪说经不起任何推敲,不过是坑杀共产党的理论陷阱而已。其要害在于先将革命党与执政党对立起来,而后诱导执政的共产党放弃革命立场,使共产主义理想让位于发财致富。前面提到,革命性是共产党最根本的属性,是为人民服务的基本政治前提。一旦丢了革命性,丧失了革命立场,共产党就会站在人民大众对立面,变成剥削阶级的政党,变成寄生性的社会赘瘤,直至与资产阶级政党同流合污。这就是所谓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这个歪理邪说的本质所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得不说,把革命党与执政党相对立,是屠戮共产党的理论绞索。是引颈就戮,还是自我革命,乃共产党必须面对的抉择。老实说,走向崇高和埋葬自己的力量,都在我们手里掌握着。何去何从,全在共产党自己。

四、社会主义,曲折前进：革命之道开显大同之路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最伟大的壮举,是人类理想的最高境界因而也是最难完成的文明伟业。这样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1949年,当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取得胜利时,资本主义世界一片惊慌,社会主义阵营越来越强盛,社会主义之花香飘全球。然而,不愿与人民大众平等分享劳动果实的、曾经的和新生的剥削阶级,必然会疯狂摧残这朵文明之花；数千年私有制土壤中生长的旧的传统文化势力和人们骨子里固有的自私本性,也有意无意地掣肘新兴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这就决定了,革命不是一帆风顺、一朝成功的,特别是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私有制度不是一次共产主义运动所能连根拔起的,几千年的私有观念与人性的改造,也不是毛泽东凭借几次思想解放运动所能终结的。而且,革命者需要反复锤炼才能更坚强更有战斗力,民众需要多次洗礼才会最终认识到自己的主人翁地位。正因如此,社会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必然充满艰难曲折。历史总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暂时的挫折改变不了发展大势。列宁说过：“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次行动,不是一条战线上的一次会战,而是充满着激烈的阶级冲突的整整一个时代,是在一切战线上,也就是说,在经济和政治的一切问题上进行的一系列的会战,这些会战只有通过剥夺资产阶级才能完成。”[21]正是基于革命曲折性的认识,毛泽东要求全党大兴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风,告诫我们千万不要让资本主义和剥削制度重新出现,让劳动人民再次陷入痛苦的泥潭无助地挣扎。

毛泽东不但要进行人身解放,而且要进行思想解放,去除思想枷锁。度尽劫波,解放全人类,是精神导师毛泽东的担当。为了完成这样神圣的担当,毛泽东与人性之恶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人性中勤奋、无私、利他、共享、奉献的精神是无产阶级思想,而懒惰、自私、贪婪、独占、淫乐则属于资产阶级思想。用自己灵魂深处的无产阶级思想战胜资产阶级思想,用人性的至善战胜人性的邪恶,逐渐逼近“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至高境界,是完全可能的。人性中日益增长的贪欲是永远不可能满足的,所谓欲壑难填,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痴迷于物质生活和感官享受中的人们,就像一个不停加注的赌徒,总以为不断加大的赌注能赢得更多,殊不知却输得越来越大。如果不对没有止境的贪欲加以限制,人类永远不可能解放自己。毛泽东力倡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向雷锋同志学习”“狠斗私字一闪念”等,实际上探索改造人性之恶的尝试。对干部队伍和国民性的改造,即是毛泽东精神重塑的一部分。毛泽东放手发动群众对新特权阶层进行的灵魂洗涤,目的在于探索预防干部队伍蜕化变质之路。为了改造国民性,毛泽东指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发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22]。

通往未来理想之路只有一条,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所指引的科学社会主义之路。只有在这条光明大道上,万物平等的基础才得以确立,人类才会真正获得解放,拥有真实的民主和自由。2014年10月1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与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第五届世界社会主义论坛召开,15个国家共产党和左翼党聚首北京,研讨社会主义发展前景,就社会主义是人类发展的必然、金融资本垄断时代的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夺、世界左翼运动和思潮等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探讨[23]。著名学者李慎明断言：“辉煌与苦难相伴,国际金融危机孕育着社会主义的复兴。当今仍未见底的国际金融危机愈是深化,人们便愈是觉醒,社会主义便愈是复兴和发展,社会主义是人类发展最终的必然归宿。”[24]在世界社会主义复兴过程中,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必须掌握高超的革命斗争艺术,如同习近平强调的：“斗争是一门艺术,要善于斗争。在各种重大斗争中,我们要坚持增强忧患意识和保持战略定力相统一、坚持战略判断和战术决断相统一、坚持斗争过程和斗争实效相统一。”[25]为了明晰共产党人的革命斗争方向、立场和原则,习近平提出了“一个不动摇”和“五个凡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凡是危害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则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各种风险挑战,只要来了,我们就必须进行坚决斗争,而且必须取得斗争胜利。”[26]

五、顺天应人,大亨以正：革之时义大矣哉

革命的意义,是由其神圣目的而赋予的。顺天应人的革命,目的是将人类从各种必然性中解放出来,获得极大程度的自由。无论是个人解放、社会解放、政治解放、经济解放,还是思想解放、文化解放,都是人类由必然走向自由的一个必经环节。共产党是革命党,革命党的崇高特质,就在于没有自身私利,具备彻底自我革命的精神。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正是经由“顺乎天而应乎人”的革命获得执政合法性的。在“三座大山”重压下苦难前行的中华民族,自发地进行过无数次反抗腐朽统治集团的斗争。然而,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顺应民意,在组织人民革命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对旧的传统秩序和规范的否定之否定,贯穿了毛泽东的一生。以毛泽东为革命领袖的中国共产党,在充满惊涛骇浪的革命之路上,一个挑战接连着一个挑战,谱写了人类革命史的伟大华章,最终使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走上了独立富强之路。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创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28年间,每个中国人每时每刻都以自己的方式进行动态选择：拥护或反对中国共产党。这是一场不分时间地点、不分男女老少、用行动说话、以生命投票的无限民主和超限选举。凭借合乎“天地之大义”的革命性而拥有的统治合法性是最真实民意的反映,代表了最广泛的民主,因而也最具权威性。假如没有人民大众的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连生存都是问题,更不用说推翻盘根错节的“三座大山”了。作为一个正大光明的革命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最重要、最权威的来源是其革命性及基于革命性所承担的终极价值规范。诚如恩格斯所言：“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27]革命党的执政合法性不是基于西方政党大盗欺天的所谓选举程序,靠革命性获得的统治合法性,比几年玩一次的“选票民主”更真实可靠。只要秉承革命性,共产党就能够永葆青春,夯实广泛的民意基础,得到人民大众的真心拥戴；只要得到人民大众的真心拥戴,就无须通过玩弄包括选举游戏在内的障眼法来确证自己的统治合法性。由此看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领导权和革命胜利后的执政权,是历史赋予的使命,是时代大浪淘沙的结果,是意欲脱离苦海的人民大众同意并授权的。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的神圣使命。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党派是合作和协商的关系,而不是西方资本主义政党间执政党和反对党、在野党互相竞争、互相攻讦的关系。基于政权民授的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

靠革命获得执政合法性的中国共产党,也会因丧失革命性而失去。共产党如果从革命性政党转变为“告别革命”的纯粹执政党。那么,其基于顺天应人的革命性的执政合法性就荡然无存,诘难必然会随之而来：凭什么由你执政？道理很简单：你既然不革命、不公有共富了,那就再也没有任何过得硬的继续执政的理由。面对“普世派”咄咄逼人的“用选票证明你的统治合法”的诘难,只能疲于应付,处处被动。革命党的政权民授,具有天然合法性。所以,共产党只要革命就不存在下台的问题。共产党如果与西方政党接轨后成为单纯的执政党,那么,今天能在台上执政是在朝党,明天也有可能下台成为在野党。毕竟,没有任何一个纯粹的执政党有无限期执政的权利。中国共产党只要接受所谓“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的歪理邪说,就等于接受了死刑判决：既然无意做革命党,执政党注定也当不成,甚至在野党都当不成——资本集团一统天下的国度里,绝不会允许真正革命的共产党有立足之地,除非对共产党进行“无害化”处理!

习近平指出：“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28]不断斗争与革命,不仅是人类社会的真理,也是自然界的规律。君不见,天气愈寒,梅花愈艳；风雨愈烈,海燕愈奋；大地坚硬,嫩芽破土。这好比弹簧,对弹簧的压力越大,则反弹力越大。如果对弹簧的压力超过一定值域,则又可能出现以下两种情况：或者因压力过大而使弹簧永久丧失弹力,或者由此引起的超限反弹力将弹簧本身毁坏。牛顿据此概括出牛顿第三定律——“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定律”。相似的情形对社会来说,表现为有压迫就有反抗。如果剥削者、压迫者采取极端高压政策,同样会引发两种后果：或者是因高压彻底制服劳动人民,使劳动人民在沉默中沉沦下去；或者因高压引起劳动人民的强烈反抗,激起民变,在沉默中爆发,摧毁人吃人的旧世界。天、地、人三才,万法归宗,同道同理,圆融不二。这里,革命有道与牛顿第三定律,在哲学意义上实现了会通。

毛泽东的哲学是大众哲学,是永葆先进性的革命哲学,是人民大众自我解放的哲学。在毛泽东看来,“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29]。毛泽东胸怀赤诚滚烫的爱民之心,让“为人民服务”沉甸甸的五个字变成重如泰山的承诺,变成灿如金光的大道。革命到底的毛泽东,具有常人不可能有的预见性。也许,一百年后人们才能真正认识他的盖世功业。最爱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的毛泽东不是神,却完成了令人望尘莫及的伟业——拯救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并

为世界劳动人民开辟了通过革命实现解放的光明大道。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在前进道路上我们面临的风险考验只会越来越复杂,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我们面临的各种斗争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至少要伴随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过程。”[30]最后,用得着70年前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一篇评论文章的题目：《丢掉幻想,准备斗争》[31]!

注释：

[1]《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9年,第299-300页。

[2]《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8页。

[3]《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03页。

[5]《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189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14页。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0页。

[8]《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57页。

[9]《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06页。

[10]黄炎培：《八十年来》,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第148-149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32页。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917页。

[13]《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0页。

[14]习近平：《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12月31日。

[15]《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 奋力开创中部地区崛起新局面》,《人民日报》2019年5月23日。

[16]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259页。

[17]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1年第7期。

[18]杨俊、程恩富：《习近平“大力弘扬将革命进行到底精神”刍议——确立“三重革命论”的马克思主义观》,《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1年第10期。

[19]杨俊、程恩富：《习近平“大力弘扬将革命进行到底精神”刍议——确立“三重革命论”的马克思主义观》,《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1年第10期。

[20]程恩富：《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整体观——基于十二个视角的全方位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11期。

[21]《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62页。

[22]《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0页。

[23]李瑞英：《第五届世界社会主义论坛开幕,15国共产党和左翼党聚首北京》,http：//www.szhgh.com/Article/red[1]china/ideal/2014-10-21/65516.html.2020年2月22日。

[24]李瑞英：《第五届世界社会主义论坛开幕,15国共产党和左翼党聚首北京》,http：//www.szhgh.com/Article/red[1]china/ideal/2014-10-21/65516.html.2020年2月22日。

[25]习近平：《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顽强奋斗》,《人民日报》2019年9月4日。

[26]习近平：《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顽强奋斗》,《人民日报》2019年9月4日。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77页。

[28]习近平：《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顽强奋斗》,《人民日报》2019年9月4日。

[29]《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96页。

[30]习近平：《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顽强奋斗》,《人民日报》2019年9月4日。

[31]《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83页。

（作者系山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本文原载《政治经济学研究》2022年第2期，授权红色文化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