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胡为何如此喜欢给人扣帽子?
一
最近老胡表现得很不淡定,当然,他的不淡定一如既往是间歇性的。只是,最近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
这种不淡定是来自他日益严重的焦虑感,因为他感觉网民越来越像他定义的“极左”。
光是从12.24到12.26这三天,他就表现得特别躁动不安。
12.24他不开心,是因为很多中国的年轻人不爱过“圣”诞节(应该跟香港那样翻译为耶诞节)了,而且还赋予这个日子以新的纪念意义。12.24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长津湖包美国大兵饺子的纪念日。
这让他感觉严重不适,开始小作文虚构对立,虚空打靶,给这些纪念志愿军的胜利却不过西方的“平安夜”的网民扣上一个违反国家宗教政策的帽子。
12.25这一天,老胡可能也不是很开心。因为中国的年轻人越来越对耶诞节这个节日无感了,今年的耶诞节气氛是最冷的。我看有一篇文章题目为《今年的圣诞节太反常了,安静到可怕;中国的社会风气真的变了》谈到:“今年平安夜(12月24日)、圣诞节(12月25日),气氛特别冷清。和往年(三五年前),大有不同。”
作者称今年身边,几乎无人谈论耶诞节。商场、电商大促销的劲头也少了。这一点跟“没人谈论”高度相关。
12.26这一天,胡可能心情就更复杂了。
早些年,胡是每年这一天都要用大量笔墨大谈伟人错误的。明眼人都知道,老胡的所谓纪念,重点甚至目的跟我们都不一样,我们是为了缅怀,他更像是借纪念之名搞点小动作,让大家心里添堵。
任何人都不是完人,但胡为什么只喜欢盯着一个人的错误不放?这种选择性双标,就不是实事求是。
二
最近老胡表现越来越不“中肯”了。因为中国的舆论场的形势越来越不向着老胡希望的方向发展了。
网民越来越有民族自信,而且还有越来越多的人重建共产主义信仰,有人就担心了,着急了。
老胡可是在2018年美国对华发动贸易战之后说过:“我的最大担心已经不是中国会受多少经济损失了,而是中国千万别被来自外部的压力逼保守了,逼左了。”
最近在老胡看来中国左的人越来越多了,符合他定义的“极左”标准的人越来越多了。
他的评论区现在支持他的大都是当年抨击他“极左”的恨国党。昔日把他当成对手,现在发现他是自己的队友。
老胡当年也被比他的“表现”更右的人贴上“极左”的标签,是因为他当时是以民族主义立人设的。
关于他的这个人设,其实是有很大水分的。这一点,现在很多人都看明白了。他的民族主义起码有一部分只是形式,骨子里是自由主义。自由派大致就是我们说的恨国党。因为自由派认为恨国有理、爱国有错的理论基础就是自由主义。
我不是马后炮,我最晚从2014年就指出他民族主义有表演之嫌。
自由主义者是伪自由派,打着自由的旗号,对不同的观点容忍度最低。真正追求实现人的自由发展的,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因为马克思预言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另一个定义就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共产主义运动就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民族主义者里面也有伪民族派,以民族主义为皮,自由主义为骨。
平时看着还挺正常的,突然在关键时候就从背后给你来一下。
在中国的政治光谱里面,从左到右主要有三大群体,一是社会主义者,或者共产主义者,二是民族主义者,三是自由主义者。
其中的自由主义者有两个特点:一是恨国党含量特别高,二是特别喜欢用“极左”帽子打击对手。
最近“极左”帽子漫天飞,与这个叫老胡的大V高频使用有很大关系,他在两篇小作文里用了几十个“极左”,用于攻击那些批评以张桂梅为原型的那部电影“用人性代替党性”、消解张桂梅共产主义信仰的观众和网民。
老胡给人定义“极左”标准是什么呢?其实没有标准,主打一个随心所欲,按需定义,实际就是以他为参照系,标准他说了算。
“极左”是最近几十年被最频繁使用的政治标签之一,因为政治杀伤力强,也是最被滥用,最泛化的政治帽子。
根据中国的政治光谱,观点越右的人,就越喜欢用这顶帽子攻击对手。老胡说的自由派,也就是我们说的恨国党,最喜欢用这个帽子,狠起来,连老胡都被他们贴过“极左”标签。
那还是互联网意识形态斗争一线的公知话语权特别强,老胡还不需要从二线冲到一线的时候,彼时他以及他任职的报纸还以民族主义立人设,所以,在当时的恨国党看来,老胡就是极左。这也说明,只要立场右到了自由派这个程度,民族主义在他们眼里也是“极左”。
老胡的词汇里,是没有恨国党、买办、汉奸这些概念的。他喜欢用自由派称呼这个群体。虽然这个群体早些年对他的攻击最多,但他并不恨这个群体,也从来不会说这个群体是极右。当时的左边很少批评老胡的,很多人觉得他还是以正能量为主,但老胡对社会主义者却没少恶心,比如他每年纪念毛主席诞辰的那些小动作。
方方写小说否定土改,等于否定我党领导的革命正当性,在抗击疫情最艰难的时期,写日记抹黑中国的抗疫行动,在老胡眼里,这依然是“自由派”,是社会应该宽容的声音。
但随着公知的没落,老胡的公开表现(不是指实际立场,)越来越贴近自由派,自由派(恨国党)对他“极左”的政治指控越来越少了。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那些反对他的人现在看他越来越顺眼,越来越不觉得他是对手了。他的自媒体评论区,那些曾经因为把他当成民族主义的代表而恨他骂他的人,现在成了支持他的基本盘,经常喊“老胡中肯”的就是这部分人。
这些人虽然立场不怎么样,但政治敏感性极高。
方方被千夫所指、人人喊打的时候,是他站出来给方方说话。
house辱军事件引发公众愤怒,是他呼吁说应该选择原谅。
这种事多了,他们自然会发现,虽然老胡以前和他们不太一样,但到了关键的时候,说的都是他们特别爱听的话。他们立即就明白了:这特喵不是敌人,这分明是友军。
随着一线的公知失去了舆论影响力,老胡无法再跟过去那样,用民族主义的皮掩盖自由主义的骨。
自由派也需要有人扛旗。公知战五渣的时候,就需要原来在二线的人多出面了。
比如,国家完成反间谍法的修订,那些恨国党都开始瑟瑟发抖时,但又不敢公开反对,这个时候,就是老胡站出来,对我国开始加强反间谍力度说三道四。
老胡就这样做着他说的自由派想做,但有时候做不到或不方便做的事,这种“雪中送炭”的事情,做了不少。而且,人家不求名,还经常背着墙头草的恶名,不被老胡极力维护的“自由派”所理解,比如,当年,老胡给方方雪中送炭的时候,方方就对老胡一脸的鄙视、羞于与之为伍。
这份隐忍,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但老胡做到了。
随着这些恨国党攻击老胡的声音越来越小,赞扬“老胡中肯”的声音越来越大,老胡使用“极左”的频率也高了起来。
在老胡之前,使用“极左”标签最频繁,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老胡给以其帮助的那个作家方方。
2020年那场舆论大战,很多人还记忆犹新。面对批评者,方方是“极左”不离口的。凡是让方方看不顺眼,都可以领到一顶“极左”帽子。
与老胡一样,方方也是以自己为参照系,自己定标准,自由决定谁是“极左”的,而且,一边给别人批发政治标签,一边还控诉别人,把“双标”拉满:我可以放火,你不能点灯。
方方的这个特点,在老胡那里也能看得到,前几天的微博还说”现在互联网上有种很不好的风气,就是对于自己观点不一样的人一点都不包容......扣政治大帽子,把一个人朝着死里整。”言犹在耳,话音还在绕梁,老胡就捡起来了方方久久不使用的“极左”大帽子,搞起了批发。
但有一点方方不及老胡,老胡在攻击别人的时候,更加注重自我形象的维护。在扣政治大帽子给别人的时候,还要标榜一下自己的与众不同,他不针对特定的人,意思是针对特定的人搞“零售”是错的,而他只搞“批发”不做“零售”,所以,他是正当的、合理的。
一边自我标榜我不准备给任何人贴标签,一边说你们都是极左。
方方和老胡比,最多算一个左冷禅,功力还是差点意思。
方方已经被时代的洪流抛弃,边缘化了,而老胡现在还能如日中天,做弄潮儿,但方方也大可不用那么着急了,因为她没有完成的事情,老胡替她来做,“极左”帽子的批发业务不会停止。
三
讲到这里,我们就需要搞清楚几个与极左有关的概念了。因为,当下以及之前,极左与“左”倾、极右与右倾这几个概念,经常被混淆。借这个机会做一下简单的梳理。
先说左和右。
不管欧美怎么定义,在中国左右的划分标准很简单,拥护社会主义的就是左,支持资本主义的就是右。
左右派的话语被解构了,很多人一看到就感觉眼睛不适,所以也有人改称左翼和右翼,政治色彩稍微柔和一点。但其实没必要对这些概念条件反射一般产生抵触心理,这种心理本来就来自别人给你植入的思想钢印。伟人说得有道理:有人的地方就分左中右。这是分析社会非常好用的三分法。你换个概念,三分法一样好用。比如,好,坏,不好不坏。
有人就分左中右, 所以可以用来对每个群体做细分的。比如国民党虽然是右派政党,但内部也分左中右,比如廖仲恺就是国民党里面著名的左派代表,坚持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可惜被国民党右派给暗杀了。国民党的右派就是暗杀廖仲恺的那帮人,以及有名的“西山会议派”,后来的代表就变成蒋介石了。
但“左”倾和右倾这两个概念,通常被共产主义组织用来做内部的细分。“左”倾就是不具备条件非要强行去干。右倾就是条件已经具备了,还在犹豫。对此,伟人有一个特别通俗的分类:“什么叫左倾?什么叫右倾?好像妇女生娃娃,七个月就压出来,就是左了。过了九个月不准出来,就是右了。”
共产主义组织内的“左”倾和右倾主要是方法论的问题,基本不涉及到立场问题,有人急躁,有人保守,但立场还是革命同志。比如博古,“左”倾代表,给党和红军造成那么严重的损失,但他的错误是方法论的错误,不是立场的问题。所以,对“左”倾政治路线进行批判和清算之后,并没有清算那些“左”倾的政治代表。博古在党的七大上还是中委。
总之一句话,我们经常听到的“左”倾就是共产主义组织里面的激进派,右倾就是共产主义组织里面的保守派。“左”倾盲动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就是这么来的。
如果右倾,不只是方法论上的保守,而是变成立场上的右了。那就从左翼组织里面的右倾机会主义,变成真正的右翼了,从支持社会主义,改为拥抱资本主义了。
四
下面就说到本文的最重要点部分了。
根据对称性,有极左,就有极右。
理解极左和极右需要抓住一个关键点:是极左和极右两极连通,形式虽对立,性质未必真的对立,很容易从极左变成极右,反之亦然。
取决于社会的趋势偏向哪边。如果社会整体向左,他们就会变成极左。如果社会向右,他们很多就会摇身一变成极右。
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多到让我们怀疑极左和极右,就是一部分人的AB两面,或者是他们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的表现。比如那几年最著名的武斗组织LD分子,在当时比谁都左,很多坏事都是他们带头干的,但那十年被否定之后,他们中一部分就变成控诉那场运动最积极的群体了,右得不行。给我印象最深就是一个姓秦的,曾经做过招商局高层的,十年前在政治上很活跃,要搞宪 政。此人就是当年LD组织里面的大人物。这样的典型有一大把,只是他们的善变被人为掩盖了。其中,人称“吴市场”的就特别典型,就多说几句。
1950年代,狄超白任经济研究所的所长,林里夫任支部委员。此二人在1958年被打成“狄超白、林里夫反党集团”,至1985年被平反。1958年孙冶方调任经济研究所接替工作,那场运动期间定为“招降纳叛”。林里夫的老友顾准也再次“挨整”。
吴市场就是这个经济所的人。
经济学家,最近几十年被消费得特别多的两个经济学家,一个是孙治方,一个是顾准。吴市场就是通过消费他们增强自己学界“中国市场经济第一人”江湖地位的代表。
曾做过吴市场助理的柳红,在一封公开信中直接质问吴的历史问题:
有受访经济学家指出您在几次重大历史关头的表现,这些历史关头是:1956年“向科学进军”,1957年反右,1960年代批孙冶方......
在1956-1958年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向科学进军”中,团支部和党支部争论之后,“狄(超白)、林(里夫)反党集团”牵扯了多少人,或者说使多少人受难?团支部中有几人?团员青年有谁?是谁向上级党委告的状?是谁联系的《中国青年》杂志?
狄超白和林里夫平反后,很多人向林里夫表示了道歉,您是否道过歉,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
林里夫家人写过一篇文章《也说林里夫与顾准》(羊城晚报2003年12月28日),认为您在林里夫与顾准的关系上说了假话,污蔑了林里夫(该文在报纸发表时,您的名字被删去)。对此,除了您已经说过的话和写过的文章外,您还有其他什么需要补充的?
经济所有一张大字报,内容是《孙冶方招降纳叛的罪行》,它是您写的吗?有一种说法是,这篇大字报的内容,导致孙冶方七年牢狱之灾,这样说有什么根据吗?您怎么看?
关于顾准与吴市场,顾准女儿顾秀林也在2015年前后公开质问过吴市场:
“因为今年是先父百年,他们正在把这个吴营造的市场经济‘圣人’顾准抬出来,掩盖他们扔的一地鸡毛。”。此后,顾秀林又进一步追问:“……吴敬琏利用我父亲树立自己‘市场经济第一徒’的光辉地位,把顾准的‘计划经济也可以利用市场调节’扭成‘市场经济’第一人,他对于计划经济市场调节猛打猛批,对市场经济第一人又吹又捧,这如何解读呢?”
在与网友的互动中,顾秀林进一步揭露说,“去问问吴敬琏,从1957年开始批判顾准的,是谁?”“消费顾准,成了你们的时尚啦。似乎他说的每一句话你们都能消费……”
主流媒体的宣传,一直是不断强化吴是孙治方和顾准的学生人设的。比如有篇文章就这么写:“1983年2月22日下午,孙冶方在北京去世。当周南在电话里把这个消息告诉大洋彼岸的吴敬琏时,他紧紧地握着话筒,闭着薄薄的嘴唇,久久说不出话来。这是继顾准去世之后,他又失去了一位精神上的导师。”
吴敬琏还给《顾准日记》写序,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娜拉走以后怎样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
吴敬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还是主张计划经济的,人称“吴计划”,到了九十年代,政策变化了,他也摇身一变,成为了“吴市场”。
什么是真正的极左和极右?没有那么复杂。看明白其中一个典型,就可以明白他们这类人的特点。
他们的特点就是擅长投机,喜欢激进、走极端。看到社会向左,他们就成为极左。看到社会向右,他们就变成极右。有人把他们成为“风派”,也就是“墙头草”的意思。
就是这类人不管社会向做还是向右,他们都要做极端的弄潮儿。
五
现在也有一个人物,符合这个特点,他就是我们的胡编。
老胡激进起来,我们一般人是比不了的。最著名的那次,就是叫嚣击落美国众议长洛佩西的专机。就他的信息渠道,他本人其实是知道当时我国不可能这么做,但他依然要这么写,大家以为他掌握了内幕信息,所以都信了,期望值被他煽动起来了。罗佩西的飞机落地台北机场,网络上一片叹息声。蔓延着失望、悲观、不满和不信任情绪。再比如,在疫情最悲观的时候,他提出是攻台的“最佳窗口期”。这都是明知道不可能的事而非要制造这样的话题,让大家产生高预期,然后预期实现不了,就产生失望。
这个人很懂心理预期管理。
他是不是有时候看起来很鹰派,很像一个特别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但他转过来,就对方方这样的逆向民族主义者无限宽容。
真正的民族主义者绝对不会是这样的态度。
老胡的从激进到保守的横跳,振幅很大,能够从最激进跳到最保守。如果老胡经历过从社会整体从左到右或从右到左的大转折,他大概率就会从极左跳到极右,或者从右的极端跳到“左”的极端,比我们前面说的那几个人物跳跃功夫甚至更强。
所以,为什么总有人感觉奇怪,这些人对那场运动否定得最积极,自己却表现得最有那个时代极左的特征。他们扣帽子打棍子,技术异常娴熟。他们嘴上说一套行动上做一套,最反对别人谈斗争,但他们最善于对别人搞斗争。他们只是习惯了双标,认为这是他们理所应当的特权。他们把自己的错误都推给时代,从来不会反思自己。
看完本文,这个疑问就应该能找到答案。
现在,还有一个人在这方面可以跟老胡并驾齐驱,有人叫他政工院士。同样,喜欢用极左帽子抡倒一大片。攻击别人的那些内容,其实特别像自己给自己画像。
这样的人在那个他控诉的时代和后来的时代,都做到了政治常青树。他和普通老百姓可不一样,当时深处政治漩涡,他是怎么做到和吴敬琏一样毫发无损的?
这种人现在的本质就是极右。
所以,老胡以自己作为参照物,满眼都是极左。网民早就发现了:只要他们足够右,看谁都是极左。
聪明的网民还给他做了一张图,说明老胡的极左范围覆盖面有多大。
越往后,这些人会越来越极端地使用政治扣帽子的方式,打击他们心中的异己,而且打击面会越来越大,因为观点不被他们相容的人越来越多,他们也会因为越来越焦虑而越来越暴露出自己极端的本性。
观察他们的真实立场,就看他们双标的选择性和倾向性。看他们对谁宽容,对谁严苛?
比如,对网民12.24不过耶诞节,而是要纪念志愿军在长津湖的胜利,就要拿出宪法,维护宗教信仰自由。但最近有一些经济学者,打着为民营企业正名的名义,以“不再区分所有制”和“国有企业是民营的补充”等主张,无视宪法关于基本经济制度的规定,要求取消公有制主体地位的严重违宪做法,他就装着看不见了。
这种选择性,就体现他的立场。
他制造议题的做法,也被其他人看明白了,总结得明明白白。
有关此人的其他特点,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看这篇文章《这位先生,我知道这次你很急》。
六
打赢思想战舆论战不容易,不但要面对各种各样的谎言,还要面对这样的人以及他们给我们准备的帽子。
我们是讲规则,有底线,但我们的对手不会受任何规则和底线限制。他们的本性不会变,方式方法也不会变。我们需要把这类人看透彻,因为我们要了解对手是什么样的人。
无论是思想战还是舆论战,我们都要依靠每个网民的主动自发参与,通过互联网人民战争的形式,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这是时代赋予我们每个有责任心的中国人的使命,我们除了胜利,没有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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