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月7日（48年前的今天），我国第一枚实用氢弹试验成功。当天下午1点，新疆罗布泊马兰核试验基地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在气候骤变的不利条件下，彝族飞行员杨国祥驾驶强-5强击机携带氢弹实弹按计划升空。在距离靶标中心还有9.5公里时，杨国祥迅速完成一系列的驾驶动作：转弯，增速，打开时统开关，拉起机头上仰45度，飞快地按下投掷氢弹电钮，顿时，飞机剧烈地震动。确认实战氢弹已经投下后，杨国祥急忙戴好防毒面罩，关闭座舱防护罩，加速向安全区飞去。

 

1972年1月7日，我国成功进行了第一颗实战氢弹爆炸试验。但世人看到的，仅只是那朵烈焰腾空的蘑菇云——震惊世界的瞬间结果。事情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特别是其中许多惊心动魄的戏剧性情节，事涉国家核心机密，按照国家严格的保密规定，所有当事人只能“看在眼睛里，记在脑子里，烂在肚子里，带进棺材里”，这是铁的纪律。弹指一挥间，40多年过去了，斗转星移，现在这一切已经解密了。

谈航天必谈杨利伟，而谈氢弹试验，则必谈杨国祥，他们都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榜上，并肩而立，建立了不朽历史功勋、光彩照人的英雄人物。他们是炎黄子孙的自豪，中华民族的骄傲！

万里挑一的优秀飞行精英

1929年10月，杨国祥出生在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小六直村的一个贫穷彝族家庭。他兄妹5人，排行老三。当时几个村子相约，办了一所学校，请了一位老师。他每天上学，半夜起床，顶着星星走10多公里进校；放学，披着月光走进家门。坚持读完小学的，全村只有他一个，坚韧不拔的意志从此磨炼。

1948年在峨山中学读书时，他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从此走上革命道路。1948年8月参加滇桂黔边纵独立团，任骡马运输队指导员，曾参加过峨山、新平、易门等县的无数次剿匪战斗，经历了战火硝烟的生死考验。

云南和平解放以后，独立团改编为玉溪军分区，他在军分区独立团政治部当干事，1953年入党。

新中国建国之初，毛主席作出了“要在陆军的基础上，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的战略决策。当时玉溪军分区在全区上千指战员中，按照中央的相关规定，精挑细选了杨国祥等6名精英，乘坐解放战争中缴获的美制十轮大卡，俗称“简米西”，颠簸了一整天到昆明参加体检，结果5个被淘汰，合格的仅杨国祥一人。尔后他被送到牡丹江航校学习飞行，从此同飞机结下了不解之缘。

他天生聪慧，综合素质好，学习期间刻苦努力，很快从全班50名学员中脱颖而出，第一个放了单飞。1952年国庆节，他被选派参加飞行编队，驾机从天安门广场上空飞过，接受了毛主席、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空军的雄姿。1956年在全军大比武中，他荣获沈阳军区空军轰炸机科目竞赛第一名，被沈阳军区授予“建设社会主义先进个人”光荣称号。在人民空军党委培养下，他从一名普通飞行员成长为一位指挥员，先后担任过飞行中队长、大队长、团长、副师长、代师长，昆明空军指挥所副参谋长。他参加过抗美援朝和对越自卫反击战，受中央军委等上级机关嘉奖的立功证书，摞起来不止一尺高。 

在中国空军上万飞行员中，为何唯独选上杨国祥担任中国第一颗实战氢弹试验空中爆炸的主飞行呢？这其中有多重原因。

1959年中苏关系破裂，苏联背信弃义，撤走了专家。苏共总书记、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狂妄叫嚣：“三个月之内，就能把中国空军变陆军。”言下之意是，没有他这位“老大哥”的支持援助，中国空军的飞机油料、零配件断了来源，势必变成一堆废铁。毛老人家不信邪，提出自力更生，生产自己的超音速战斗机。于是“强五”超音速战斗机开始研制。样机出来后，要进行试飞，对其性能进行综合评价，并不断加以改进。由于当时中国空军没有专门的试飞院校，试飞员都是从有实践经验的优秀飞行员中选拔而来的。遴选条件相当严格甚至苛刻，一必须具有高度的飞行事业心和责任感；二必须有勇敢机智、沉着坚定，不怕牺牲的品质；三必须有高超的飞行驾驶技术和较高的航空理论水平。概括而言四个字：“一流顶尖”。杨国祥各方面条件合格，有幸被选中担任“强五”战机主试飞员，为他一生辉煌的闪光亮点带来了机遇。

1965年，杨国祥正式被空军党委任命为“强五”战机主试飞员、试飞改进领导小组组长和党支部书记，带队前往河北沧州参加“强五”战机研制，一干3年。试飞结束，向空军党委写了报告，促成中央在东交民巷召开会议，批准空军党委提出的生产250架“强五”飞机的建议。以后杨国祥又参加了空军一、八研究所和生产厂家320厂的试飞，共同参与改进，在江西研究了一年多。他经历了200多架次高风险、高难度的试飞，并帮助科研人员解决了8个关键性的技术难题。“强五”战机于1969年12月定型，标志研制成功。

 

中国领导“两弹一星”研制的主帅是周恩来总理，重大问题由他拍板决定。参加的有5位元帅，具体承担指挥任务的将军则更多，还有多位各学科一流顶尖的权威专家，现在早已广为人知。1964年10月16日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6月17日又成功研制了第一颗氢弹。然而要使氢弹具有实战价值，就必须能运载、能投掷。众所周知，现在用导弹，但当时我国导弹研制步伐一时还跟不上。杨国祥生动地说：“这叫有弹无枪。”枪者，导弹也。国防科委二机部核工业九院的科研人员，先后两次找到杨国祥同他商量。杨国祥建议用国产“强五”战机，完成实战氢弹试验投掷任务。这种新研制的战机不仅性能良好，且能超低空飞行，能有效躲过敌方雷达的扫描，攻击目标突然性强。核工业九院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论证确定，经上级批准，事实上是总理拍板，决定由“强五”战机实施投弹。“枪”的问题解决。

接下来，当然就是遴选驾机的主飞行员。条件也是总理定的：担任投掷任务的飞行员要选用政治上最可靠，技术上最熟练，飞行上最有经验的团职以上干部。“强五”本就是杨国祥一手试飞出来的，他对其性能、特长、优点可以说了若指掌，其他条件也完全达到，他被选中担此重任。这应了一句老话：机遇总是留给有准备的能人。

惊心动魄的生死考验

1970年11月30日，杨国祥奉命来到西北核试验基地马兰机场，随即投入了紧张的试投训练。当时这块地盘是国家的核心机密，保护得铁桶一般严密。

马兰机场距离大漠深处的罗布泊核试验投弹点数百公里。他每天驾机往返两地反复演练，共投掷了150枚与氢弹大小重量相同的模型弹，最后又投掷了3枚与真正要投的氢弹一般无二的遥测“氢弹”。总共经过180架次高强度、高难度的严格训练，杨国祥练就了一整套娴熟精准的投弹技术，每一个技术动作的完成，几乎像在计算机控制下一样准确无误且分秒不差，每次投弹的弹着点，距离靶标中心点都在12米以内。这等于误差为零。

这一系列高强度、高难度的训练对杨国祥来说，辛苦不是问题，不可能有他当年披星戴月徒步上学苦。技术也不是问题，他本就炉火纯青，“强五”都是他试飞成功的。真正磨炼的，是坚定的意志品质，过硬的心理素质，随机应变的果断处置能力。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两个著名的命题：一个人不能两次过同一条河，世界上找不出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他今天飞罗布泊和明天飞罗布泊，是两个不一样的罗布泊，距离相等但情况不同，受温度、湿度、风向、风速等诸因素不同程度影响着投弹的准确落点，脑子这台计算机得瞬间计算出精确数据，采取精当的应变措施，指挥手完成精准的技术动作。

杨国祥告诉记者，他投的氢弹，根据实战需要是小型化不带伞空中自动引爆的核聚变弹头，威力巨大，相当于数万吨TNT的爆炸当量。投弹分为正常投弹、应急投弹、超应急投弹。要求载弹战机“强五”在50公里外飞入投弹圈，此时高度3000米，时速900公里。20公里时压低机头逐渐降低高度进行超低空飞行，飞距靶标中心点9公里时，对地距离600米。这时拉起机头，仰角45度，飞行高度爬升到1200米，按下投弹电钮，推送装置瞬间动作，把氢弹顺势射出，沿飞行轨迹飙升至3300～3500米时，按自由落体原理往下掉，在对地距离600米时自动引爆。而按下电钮弹头飞出的同时，飞机掉头转身爬高加速。核弹头爆炸时，飞机已飞到20公里以外的安全区。从按下电钮，到核弹头爆炸，飞机到达安全区，正好32秒。精准到何等程度，不言而喻。

杨国祥似乎又回到了当年，颇多感慨地对记者说：“这些详情，以前从来没有对人讲过。按国家的保密规定，是要带进棺材里的。现在解密了，说出来是要证明，科学实验的不容易。”记者连连点头称是。

实战氢弹投掷训练进入收官阶段时，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时任济南军区副司令的王定烈指挥员找杨国祥谈话，说：“这次上北京汇报，本想请你去的，但考虑到你训练太累，就不去了。你有什么话要对总理讲，你说，我一定转告。”

杨国祥谈了三条，一是党培养了这么多年，现在又把投掷氢弹的任务交给他，他一定千方百计完成任务。二是万一投不掉，他一定想办法把氢弹完整地带回来。三是实在带不回来，他找个安全的地方，人、机、弹一起“光荣牺牲”。

王定烈在会议中汇报到这三条时，总理问：“万一真投不掉，怎么办？”氢弹不是手榴弹，带回不是，不带回也不是，风险巨大难料。参加会议的元帅、将军、高级指挥员、重量级科学家，大家面面相觑，谁也不吭气。停了一会儿，总理说：“你们兜也要给我兜回来！”

在氢弹投掷前，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朱光亚，这位中国首枚原子弹研制的技术总负责人、中国核武器研究领域公认的“众帅之帅”找杨国祥单独面对面谈了一次话，并千叮咛万嘱咐，不准让任何人知道。朱光亚告诉他，氢弹投掷爆炸，对飞行员的安全是有切实保障的，设计了五道保险。飞行员进入座舱前，打开第一道保险；飞机起飞后15分钟，打开第二道保险；飞临目标上空，打开第三道保险；第四道保险在投掷电钮按下同时打开，整套控制监测设备同步启动运作；最后一道保险在氢弹射出，必须是射出以后自动打开，32秒后爆炸。中国科学家严密、考虑周到的设计，真正体现了以人为本。朱光亚的这些话，杨国祥烂在肚子里40多年，第一次向记者吐露。

实战氢弹试验一切准备工作就绪，振奋人心、震撼世界的日子即将来临。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实战氢弹于1971年12月30日13时爆炸。

这天，马兰机场晴空万里。一架崭新的携带实战氢弹的超音速“强五K”战机，静静地停在机场笔直的跑道上待命起飞。周总理坐阵北京指挥部亲自指挥。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朱光亚、核工业九院副院长陈能宽、核试验总指挥杨焕民、核试验基地司令员张蕴钰等高级领导人坐阵核试验基地马兰机场，各级战斗值班人员、科技人员聚精会神坚守岗位待命。数平方公里的马兰机场庄严肃穆，寂静得似乎一根针掉在地上也能听见。数百公里外的罗布泊核试验场靶标中心外围，各种实验设施安置到位，所有监视、检测设备一一启动运转。准备穿越蘑菇云收集相关数据的4架战机也做好了准备。

11时40分，杨国祥提前到达机场。他两次认真仔细地检查携带氢弹战机的各种仪表装置和发动机运转情况，确认一切正常。这时陈能宽把打开氢弹第一道保险的钥匙交给他，说：“请主飞行员杨国祥同志打开氢弹保险吧！”杨国祥没有接钥匙，说：“还是请陈副院长亲自打开保险吧！”陈副院长点了一下头，蹲到飞机腹部，小心谨慎地打开了保险。朱光亚、杨焕民等领导同他一一亲切握手，祝福：“杨团长，祝你成功！”杨国祥跨进机舱，等待起飞命令。

12时20分，核试验现场指挥员宋占元师长根据核试验指挥部命令，下令：“2178，起飞！”随即“砰、砰”两声枪响，两颗绿色信号弹飞上马兰机场上空，划出两条优美的弧线。杨国祥沉着发动“强五K”超音速战斗机，震耳欲聋的轰隆声响起。战机利索地滑出跑道前奔，增速、拉起、仰头、爬高……带着祖国的期望，总理的重托，闪电般向罗布泊核试验场冲去。

12时45分战机准确到达投弹圈外50公里上空，他按朱光亚的嘱咐打开第二道保险，接着按操作程序规定，详细检查飞机各种仪表装置和所挂核弹的状况。在距离目标20公里时，打开第三道保险。这时耳机里传来前方指挥员王定烈副司令员清晰的声音：“2178，投弹一定要对准目标，不要紧张，按程序操作。”杨国祥坚定回答：“2178，明白！”他压下驾驶杆，机头向下，飞行高度从3000米、2000米、1500米、800米逐步下降，当距离靶心9公里时，飞机正好降到600米高度。他迅速拉高机头，以900公里的时速、仰角45度爬升，到达1200米高度时，他沉着按下投弹电钮，凝神期待那震惊世界的辉煌一刻到来。然而出乎预料，来的不是惊喜而是问题，投弹推送装置不工作，氢弹投不出去。杨国祥立即向指挥部报告：“2178没有投下，请求应急投！”“同意你应急投！”“明白！”杨国祥驾机绕了一个“8”字形圈，重新校正航线，实施应急投，氢弹仍然投不出去。第三次超应急投，也没有成功。天大的麻烦来了。

他面对的是骑虎难下的困境，且骑的是一条比真老虎厉害千百万倍的“核老虎”，杨国祥急了。一看，飞机油表显示最多能飞30分钟。一想，准备穿越蘑菇云的4架战机也已起飞。他的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上，额头直冒冷汗。

跳伞，个人安全确保，但无人驾驶且携带数万吨TNT爆炸当量氢弹的飞机乃脱缰野马一匹，落在核试验基地，那里就成一片火海、一片废墟，无数科学家、科技人员联合攻关，多年心血汇集的研制成果将毁于一旦，国家财产也将受到巨大损失。如若落到观众区或百姓居住区，数万人的生命瞬间化为灰烬，势必带来巨大的负面国际影响，谁也不知道要多少年才能抹平。

 

带弹着陆，世界上无有先例。不要说带核弹，带个普通炸弹都不成。美国的B52轰炸机对越南进行地毯式轰炸，剩余的炸弹必须丢在海里，决不允许随机带回。更何况装在战机里的氢弹是半埋式的，一半在飞机肚子里，一半露在机身外，对地距离仅10厘米。虽然第五道保险没有打开，但落地时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引爆酿成大祸，自己成为千古历史罪人事小，由谁来承担责任，麻烦事就大了，谁也担当不起。当事时，杨国祥在天上着急，马兰指挥部的人在地上着急。大家额头上流的都是冷汗。

杨国祥毕竟艺高人胆大。他已经有1500小时飞行记录，先后驾驶过十多种型号的战机，飞遍祖国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飞行技术炉火纯青，一流顶尖。“强五”又是他一手试飞出来的，在核试验基地他又驾机飞行了180次。而且总理也说过“兜你们也得给我兜回来”。在这生死考验的严峻关头，他坚毅果断决定，请求指挥部“带弹着陆！”

总指挥杨焕民紧急请示周总理。总理指示：“我们应该相信飞行员的处置能力。为了预防万一，除留下塔台指挥外，所有人员一律撤进地道。你杨焕民要带头钻进地道！”

总理指示传到杨国祥耳中，他一阵激动，热血沸腾。总理英明，关键时刻当机立断，指挥若定，部署周密细致，又关心理解飞行员。这给杨国祥增添了力量和勇气。他沉着冷静地关掉不必要的电门开关，根据塔台指挥员的口令，准确无误地完成着每一个着陆动作，慢慢降低高度，对准跑道缓缓降落。距地1米时，飞机开始平飘，紧接着，飞机两边的轮子“哧”的一声落地，滑行一段路后，稳稳停下来，安然无恙。带弹安全着陆目标实现，圆满成功。杨国祥长长吁了一口气。

飞机带弹安全着陆的消息，迅速报告给周总理。总理高兴地说：“带弹着陆成功，这是我国科学史上的一个奇迹，要认真总结经验。”

此时，偌大一个马兰机场，除了塔台上的宋占元师长和一个参谋，空无一人。由于没有扶梯，杨国祥下不了飞机，只好端坐在驾驶舱里。过了一阵子，宋占元师长走到了飞机面前问：“你为什么不下来？”

“报告，下不来。”

“你不会爬到飞机翅膀上跳下来。”

杨国祥恍然大悟，如法炮制，跳到地上。不久，兰州空军作战处长带一班人来了，见面就劈头盖脸地对杨国祥一顿斥责：“谁叫你带弹回来的？你把机场几万人的生命当儿戏。”杨国祥一脸无奈地回答：“我也没有办法。现在安全落下来了，原因就好找了。”

整个马兰核试验基地，就像打翻了五味瓶，上万指战员嘴里不知是什么味道，人人心里非常郁闷。 

蘑菇云为他绽放亮丽鲜花

氢弹投不出去的原因很快找到了。原来试投时，推送装置控制器同模拟弹都装在飞机里，温度一致。实投时，控制器则被放在地面锁在保险箱里。新疆冬天天气冷，上空则温度更低，而地面室内温度高，两者温度不一致，导致推送装置不工作。经过上百次反复验证，果然就是这个原因。科技人员进行了多项改进，彻底解决了问题。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周总理主持召开了情况分析会。大家围绕实战氢弹试验还要不要继续进行下去的问题争论不休。发表意见的都是位高权重一言九鼎的国家高层领导、重量级科学家。谁说的话都掷地有声，既算数又不算数，又来了个骑虎难下。还是总理英明，他提出听听主飞行员的意见。

1972年1月3日，马兰核试验指挥部召开会议。总指挥杨焕民问杨国祥：“老杨，你是实战氢弹投掷的主飞行员。总理指示，要我听听你的意见。”杨国祥从座位上站起来，沉思片刻后，语气坚定地说：“科学实验有成功、有失败。现在氢弹投掷系统出的问题找到了，又作了进一步的改进，反复验证可靠。我认为，完全可以进行再次试验。我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只等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的命令了。”

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第二次实战氢弹投掷，于1972年1月7日实施。马兰核试验基地再次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各项准备工作紧张有序展开。

7日这天，马兰核试验基地天气骤变，漫天雪花飞舞，戈壁风沙卷着雪花呼啸着从西袭来，铅灰色的厚厚云层覆盖四野。老天爷似乎有意给杨国祥制造点难度，日后给这位英雄增添些光彩。杨焕民、朱光亚都关切地问即将驾机投弹的杨国祥：“现在又下雪又刮风，气候复杂，能见度低，你看行不行？”杨国祥斩钉截铁地回答：“现在就是下刀子，也得上了。”两位首长嘱咐：“一定要谨慎，实在不行就不要勉强。”杨国祥双脚一并，挺直腰杆，举手向首长庄严敬礼，说：“请首长放心，我心中有数，保证完成任务，不辜负党和人民的希望。”他步伐坚定地走向战机，跨进机舱。

12时20分，塔台指挥员宋占元发出起飞命令。杨国祥胸有成竹地开动发动机，驾驶携带实战氢弹的“强五K”战机滑出跑道，呼啸昂首腾空而起。飞机钻进厚厚云层，直冲罗布泊飞去。他精准地完成了投弹前的一系列操作规定动作，到了距靶标中心9公里时，果断按下投弹电钮。一瞬间，飞机一阵抖动，成了、成功了，氢弹已经投出去了！他掉转机头，急忙戴好防毒面罩，关闭座舱防护罩，高速飞向安全区。氢弹按预约在投出后第32秒，准时精确自动爆炸。刹那间，一道强光闪过，紧接着隆隆巨响直冲九霄震撼茫茫戈壁大漠，一朵灰黑色的蘑菇云，拖着长长的尾巴冉冉升起，燃烧的烈焰翻腾，很快变为一个火球，万丈光芒四射耀眼。它宛若一朵迎风怒放、献给彝族雄鹰杨国祥的亮丽鲜花。

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颗实战氢弹试验圆满成功了！

美苏的核垄断再一次被打破！

 

雪藏多年的英雄业绩逐步解冻

翱翔长空的银燕，满怀革命豪情，带着胜利的喜悦，唱着时代的欢歌，以无比的自信，瞄准跑道，缓缓平稳降落。人山人海的马兰机场，顿时沸腾起来。人们尽情欢呼，尽情鼓掌，从四面八方蜂拥跑向战机，盼望同这位凯旋归来的英雄面对面、零距离亲密接触，看看他那刚毅的面容，握握他按下电钮就树起一座新的历史丰碑的有力大手……

机场临时组织了夹道欢迎仪式。杨国祥乘一辆敞篷汽车，满面灿烂的笑容，站立着朝左右两边频频挥手，向欢迎的人群致意。

实战氢弹试验成功以后，周恩来总理向全世界宣布了这一消息，并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再次重申，中国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人民日报》发了号外，神州大地一片欢腾。

人们记得，杨利伟乘“神州”飞船上天遨游太空，包括平安归来，中央电视台都作了同步直播。这使他一举成名，享誉世界。这是因为冷战早已结束，中国对太空的探索，目的是和平利用太空，没有什么需要保密的。

我们云南彝族雄鹰杨国祥则完全不同。他当年创造的英雄壮举，特别是带弹安全着陆那全世界仅有一次且不可能再来第二回，惊心动魄又颇有戏剧性。由于当时世界冷战正酣，作为军事对抗的有效手段，中国进行核武器试验，目的是打破美苏两国的核垄断，建立中国的核威慑，以保卫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顺利进行，维护世界和平，严格保密是正确的，非常必要的。事实也正是这样，实战氢弹投掷成功，试验圆满完成，美苏两个核大国均莫名其妙摸不着头脑，一时无法搞清中国是用什么办法进行什么样的又一次成功核试验。

实战氢弹投掷成功后，由于种种原因，杨国祥仅只被记了个一等功，并从此被雪藏。他的豪情壮举，仅有极少数又极少数人知道，并且还必须“看在眼睛里，记在脑子里，烂在肚子里”，好在还没有“带进棺材里”。

随着时间的推移，雪藏一点点慢慢解冻。

1978年5月，杨国祥被评为空军科技先进工作者。他的姓名被载入《当代中国空军》史册。

1980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根据他的事迹，摄制了艺术片《飞行交响乐》，全国上映。

中央电视台以“鹰击长空，壮志凌云”为题，报道了他的英雄壮举。

1986年，全国科学大会上，中国设计制造的“强五”超音速战斗机，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杨国祥荣获特等奖。

特等奖——杨国祥在15年以后才实至名归。

后来杨国祥连续获得一系列殊荣，是历史性肯定和恰如其分的评价。

他当年驾驶投弹的那架“强五K”战机，如今陈列在北京的军事博物馆，解说牌是这样写的：彝族飞行团长杨国祥驾驶投掷第一颗氢弹核武器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