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清明节已过，但对离世好官的祭奠不会因此消逝。今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三十四年后的追寻——“四有”书记谷文昌》一文称：政声人去后，丰碑在人间。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谷文昌堪称“四有”干部的楷模。

　　值得关注的是，人民日报此次的采访写作阵容也非同一般，人民日报社社长杨振武亲自带队前往福建东山，深入一线采访。在刊发头版头条文章的同时，还在头版配发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闻鼙鼓而思良将》，规格之高，可见一斑。

　　此外，当日人民日报四版也刊出整版长篇通讯《人生一粒种漫山木麻黄——谷文昌的生前事身后名》，文中引用当地官员的话说，多一点对谷文昌的了解，就多一些“今天太需要谷文昌式干部”的感悟。

　　历任诸多县委书记中，习近平至少表扬过3位：一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一是新时期县委书记的榜样——原寿光县委书记王伯祥;一是永远活在人民心中的县委书记——福建东山县的县委书记谷文昌。

　　习近平曾经在《之江新语》中如此评价谷文昌：

　　农业是弱质产业，农村工作是基础性的工作，“三农”工作的内在特点和规律，决定了这方面工作更多的是做铺垫的长期性工作，不可能立竿见影、马上见效。这就有一个如何认识“潜绩”与“显绩”，创造政绩的问题。“潜”与“显”是对立统一的一对矛盾。“潜”是“显”的基础，“显”是“潜”的结果，后人的工作总是建立在前人基础之上的，如果大家都不去做铺路石，甘于默默无闻地奉献，“显绩”就无从谈起，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即使有“显绩”，充其量也只是急功近利的“形象工程”。

　　

　　谷文昌(资料图)

　　河南林县的红旗渠，是几代干部群众艰苦奋斗的结果;福建东山县的县委书记谷文昌之所以一直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敬仰，是因为他在任时不追求轰轰烈烈的“显绩”，而是默默无闻地奉献，带领当地干部群众通过十几年的努力，在沿海建成了一道惠及子孙后代的防护林，在老百姓心中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这种“潜绩”，是最大的“显绩”。我们常讲的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三农”工作要有作为，一定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多做埋头苦干的实事，不求急功近利的“显绩”，创造泽被后人的“潜绩”。

　　以下是《三十四年后的追寻 “四有”书记谷文昌》的文章全文：

　　三十四年后的追寻

　　“四有”书记谷文昌

　　他已经去世34年，却仍为当地民众深深怀念;

　　他带领群众植下的满岛木麻黄，如今已长成防风固沙的茂密森林;

　　习近平总书记撰文称赞他“在老百姓心中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老百姓尊他为“谷公”，“先祭谷公，后祭祖宗”，成为当地多年的习俗;

　　他就是谷文昌，福建省东山县原县委书记。

　　刚刚过去的清明节，东山的父老乡亲，扶老携幼，络绎不绝，又一次拥至谷文昌墓前，献一捧自己采摘的花草，放一盘自家做的吃食，燃一根他生前最爱抽的香烟，寄托无限缅怀。

　　

　　“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在中国，在今天，一位共产党的县委书记，在他死后，居然会被普通的当地民众尊称为‘公’。”到过东山的作家梁晓声，曾为所见所闻而慨叹。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

　　谷文昌是河南林县人，1950年随部队南下至福建，在海岛东山县工作了14年，担任县委书记10年。后来任省林业厅副厅长，“文革”期间曾被下放劳动。凡是他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只要提起谷文昌，人们都有说不完的敬重、道不完的思念、言不尽的呼唤。

　　他以“不治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的胆魄，率领东山人民苦战十几载，遍植木麻黄，筑起绿色长城，硬是治服了“神仙都难治”的风沙，让海岛换了天地，让百姓换了人间。

　　他不仅把“不带私心搞革命，一心一意为人民”写在纸上，立下“不把人民拯救出苦难，共产党来干什么”的誓言，更是大事小情想到群众心底里，干到群众心坎上。他把功成不必在我的“潜绩”，十几年如一日地变成了泽被东山后人的福祉。好日子来到了跟前，共产党走进了人心。

　　他为民高擎一把伞，为民敢扛一片天，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实事求是，敢于担当。解放初把“敌伪家属”改为“兵灾家属”的建议，一项德政，赢得十万民心。

　　他不论肩负重任还是身处逆境，从未忘记党员身份，从未褪去党员底色，从未动摇理想信念。见不得群众受苦受难受委屈，容不得干部不想不干不作为。任何时候，任何境遇，都相信党、相信组织，笃行宗旨。信仰，是从他心里长出来的。

　　他为官恪守两条原则：只要对百姓有利的事，哪怕排除万难也要做到;凡是对党的威信有害的事，哪怕再小也不能做。“当领导的要先把自己的手洗净，把自己的腰杆挺直!”对权力畏戒，对底线坚守，党性原则永远是个人头上的天。他以心中的“畏”，博得了群众心头的“敬”。

　　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谷文昌堪称“四有”干部的楷模。

　　今天的东山，天蓝、水碧、海湾美，沙白、林绿、岛礁奇。谷文昌当年描绘的愿景，“举首不见石头山，下看不见飞沙滩，上路不被太阳晒，树林里面找村庄”，早已变成现实。“我们的沙滩格外美”，是东山人的骄傲;“国家级生态县”，是东山岛的美誉。

　　“离开时，你带走的是两罐自腌的咸菜;留下的，是一片生机盎然的绿洲。这样的好官，谁不赞?”“好书记”“好干部”被人们传颂。

　　“我要和东山的人民、东山的大树永远在一起”， 谷文昌临终留下遗言。如今，谷文昌长眠在他当年率领干部群众战天斗地的赤山林场。50多年前栽下的木麻黄参天如盖，守护在墓旁。

　　“看见木麻黄，想起谷文昌。”谷文昌为东山留下千千万万的木麻黄，千千万万的木麻黄又从千千万万人的心里拔节而生。岁月的洗礼，让他的身影愈加清晰挺拔，他的精神穿越时空、历久弥新。

　　一首为谷文昌谱写的歌曲在神州传唱：

　　谁说流水无意岁月无痕，

　　谁说落花无情往事如烟，

　　请听山的诉说，

　　请听海的呼唤，

　　政声人去后，

　　丰碑在人间……

　　有一种人，虽已离去，却永被铭记。有一种精神，穿越时空，却历久弥新。

　　翻页查看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闻鼙鼓而思良将》

　　闻鼙鼓而思良将

　　今天，本报推出长篇人物报道，重温一位离世34年的共产党人——福建省东山县原县委书记谷文昌的事迹。他的背影，几十年来一直映照在八闽大地。他被当地群众尊称为“谷公”，他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的“默默奉献”的好干部，他是我们今天波澜壮阔新征程上呼唤的“四有”干部的楷模。

　　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习近平总书记在与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交流时曾谆谆嘱托。谷文昌身上，就集中体现了“四有”品质。他对党忠诚，“不带私心搞革命，一心一意为人民”;他公仆情怀，“对群众有利的事，再难也要办，有损党形象的事，再小也不为”;他敢于担当，“党要求什么，群众需要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他清廉公正，恪守“当领导的要先把自己的手洗净，把自己的腰杆挺直”。为党分忧、为国奉献、为民谋利，谷文昌用生前事身后名，回答了共产党人“入党为了什么，当了干部做什么，身后留下什么”的人生课题，展现了政去人声后、丰碑在人间的崇高魅力。

　　国以人兴，政以才治，这是我们党治国兴党的经验昭示。艰苦卓绝烽火岁月里的“钢铁战士”，百废待兴建设年代里的“老黄牛”，风雷激荡改革历程中的“先行者”，每一代人有着自己的历史使命和时代印记，但政治本色和优良品质一脉相承。正是有无数谷文昌这样的优秀干部接力，党的优良传统一代代得以赓续，国家的发展一步步走向富强，我们距民族复兴的梦想才能如此接近。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当今中国，“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对党的干部队伍建设提出新的更高要求。不能经济发展了，“理想高于天”的信念却动摇了;事业平台大了，敢打敢拼敢担当的劲儿却松懈了;生活条件好了，与群众打成一片的好传统却丢了;没有了枪弹的考验，却在“糖弹”的围猎中倒下了。只有像谷文昌那样，始终心怀敬畏、心系百姓，党的事业才经得起风险考验，中国道路才会越走越宽。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我们正迈入一个新的时代。鼙鼓敲响，我们的事业需要千万个谷文昌，需要打造一支对党忠诚、敢于担当、清白做人的干部队伍，需要锻造更多可负重、能奉献的“铁肩膀”，需要激扬那种以天下为己任、以人民为信念的伟大精神和真挚情怀。

　　清明时节，东山岛上，林涛阵阵。鬓染霜白的老人，领着子孙，来到谷文昌陵园，深情拜祭。在此，我们向谷文昌，向建党90多年来一代代优秀共产党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同时更期待，对照谷文昌这面明镜，聆听时代的巨浪涛响，每一位党员干部都能认真思考：我，能成为这个伟大时代的“四有”良将吗?

　　翻页查看人民日报四版长篇通讯《人生一粒种漫山木麻黄——谷文昌的生前事身后名》

　　人生一粒种漫山木麻黄——谷文昌的生前事身后名

　　人生一粒种 漫山木麻黄

　　——谷文昌的生前事身后名

　　题记

　　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

　　——毛泽东

　　清明，敬宗祭祖。94岁的何赛玉则不是，她带着儿子、孙子、重孙一家十几口，拜的是外乡人谷文昌，而且这一拜，已经几十年。

　　60多年前，福建省东山县山口村，是远近闻名的“乞丐村”，何赛玉一家每年外出逃荒，她的亲人，就死在逃荒路上。这段历史，让她刻骨铭心。“如果没有谷文昌，我们村、我们家当年还在要饭。我们家没有祖坟，谷公就是我们家的‘祖’。”重重的闽南口音，满是浓浓的感情。

　　不只何赛玉一家如此。从1987年谷文昌的骨灰迁到东山，“先祭谷公，后祭祖宗”，就在这里相沿成习。

　　谷文昌，一个在时间上距我们如此“遥远”的人。一个河南林县的打石匠，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随部队南下至福建。在海岛东山县工作14年，任过10年县委书记。曾因工作出色被省委书记点名调任省林业厅副厅长，“文革”期间被下放当过公社大队社员。

　　如果活着，今年，他整整100岁。

　　直到去世前，他仍改不了家乡口音，一家人依旧习惯吃面条烙饼。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异乡干部，遗言“请把我的骨灰撒在东山”“我要和东山的百姓在一起，和东山的大树在一起”。1987年，他魂归东山，当地百姓泣泪相迎，自发捐资建纪念馆、塑雕像，自愿为他守一辈子墓。

　　34年过去，他从未离开过人们的视野，走出人们的记忆。岁月的洗礼，反而让他的形象愈加清晰挺拔，愈加撼动人心。

　　一个人的生命能有多长?一个人的生命能有多重?

　　谷文昌来告诉你。

　　“不把人民拯救出苦难，共产党来干什么!”

　　身为党员干部，只有牢记责任，为党分忧，为民谋利，才能谋出个“百年犹得济苍生”

　　轻轻踏上陵园台阶，静静来到谷文昌墓前，黄石麟点上一支烟，吸了一口，小心翼翼插在墓前一个石雕的香炉里。香炉上，刻着几个字——“谷公，人民敬仰”。

　　这位东山县委宣传部原副部长，退休后，专心致力于谷文昌精神研究。每隔一两天，他都要到谷公墓前转转，与谷公“对话”，说说过去，谈谈现在。“越了解谷文昌，越感到他的伟大，越思念他。”

　　墓前香炉，一度是个谜。不久前刚获知，此炉是当年杏陈镇一位名叫陈春和的老人所铸。老人现在83岁了，面对记者，连连摆手：谁打的、谁送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谷公活在我们心里，东山人敬他爱他。

　　如果不是谷文昌纪念馆里收集的那些史料照片，我们难以想象，这个富饶美丽的生态海岛，昔日竟是“沙滩无草光溜溜，风沙无情田屋休”的荒凉沙岛。

　　一年四季6级以上大风多达150多天，森林覆盖率仅0.12%;百年间，风沙不断吞没家园，天花、眼病泛滥，外出当苦力、当乞丐的十之有一;当地有7个“蔡姓”村，被风沙埋得只剩4个。这是解放初《东山县志》上的记载。

　　1950年，谷文昌随解放军南下支队，解放了离台湾最近的闽南海岛东山。旧社会的“三座大山”被推翻了，但压在东山人祖祖辈辈头上的风、沙、旱“三座大山”，还横亘在面前：群众分到了土地，但种不出粮食，分地又有什么用?

　　下乡路上，当时还是县长的谷文昌，碰到一群村民，身穿破衣、手提空篮，一打听，要去乞讨。乞讨?!东山解放都3年了，居然还发生这样的事。“我这个县长，对不住群众呀!”

　　“不把人民拯救出苦难，共产党来干什么!”“挖掉东山穷根，必先治服风沙”，东山县第一次党代会上写下决议：“十年内全面实现绿化，根本解决风沙灾害。”

　　半世纪后，谷书记的接任者，已到了第十八任。在现任县委书记黄水木看来，这绝不只是“历史”。

　　“什么叫‘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历史使命，但永远不变的，是执政为民的理念与情怀。当年老书记的选择，就是最生动的示范!”

　　然而，实现这个奋斗目标，谈何容易?

　　沙刚搬走，风一吹，又埋上。只能靠造林来固沙。造什么林?相思、苦楝、黄桦……十几种树轮种了个遍，无一成活。

　　屡战屡败，有人气馁。“这沙灾，连神仙都治不好，听天由命吧。”

　　谷文昌对天发誓：“不治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

　　屡败屡战，再聚人心。1955年，谷文昌担任东山第三任县委书记。干，一任接着一任干;种，一茬接着一茬种。

　　为了找到合适的海防林种，谷文昌和技术人员翻尽资料，大海寻踪。听说广东电白县成功种活了一种名为木麻黄的树，谷文昌立即派人前去。捧着树苗，他像孩子捧着地瓜一样兴奋。

　　“上战秃头山，下战飞沙滩”。1958年一开春，一连4天，数十万株木麻黄遍植全岛。

　　然而，失败又至。持续一个多月的倒春寒，冻死了几乎全部树苗，也寒透了所有人的心。几近绝望之际，技术员小林告诉谷书记，白埕村有9株还活着!谷文昌抚摸着那几株新绿的幼苗，就像抚摸婴儿的脸蛋儿，“能活9株，就一定能活9000株、9万株!”

　　希望，从这点点绿色开始。成立三人技术小组，开展“旬旬造林”试验，气温、湿度，风向、风力，详细记录在案。晴天种，雨天更种。终于，9株木麻黄，变成了20亩丰产试验林，又海潮般向各村漫去……

　　东山从此有了这样壮观的场面：一下雨，广播里马上播送造林紧急通知，各级干部带头冲进雨幕。百里长滩，千军万马，歌声与风声齐飞，汗水与雨水交织。

　　一心向着目标前进的人，整个世界都会给他让路。

　　3年过去，421座山头、3万亩沙滩，尽披绿装，万亩防沙林、水土保持林，在童山、赤地、沙丘上傲然崛起，环护着田园村舍。

　　“神仙都难治”的风沙，被共产党治服了。人种树、树保地、地生粮、粮养人，东山从此，美丽化蝶。

　　如果说，治沙造林给东山人带来的是有形的财富、享不尽的“红利”，那么另一项德政，更实实在在地收获人心。

　　溃败台湾前，国民党残部疯狂抓壮丁，从仅有1.2万余户的东山，抓走4792名青壮年，留下了日夜思儿的白发爹娘、倚门望夫的新婚少妇、无依无靠的鳏寡孤独。

　　这些壮丁家属人数众多，遍及全岛。

　　依照两岸当时硝烟对立的情势，这些壮丁家属是不折不扣的“敌伪家属”。一旦扣上“敌伪”帽子，就是阶级敌人。

　　“壮丁们是被捆绑走的，他们的家属是受害人。” “共产党人要敢于面对实际，对人民负责。”时任东山第一区区委书记的谷文昌，向县委建议：把“敌伪家属”改成“兵灾家属”。

　　东山县委经认真调研并报上级同意后，采纳了这个建议，一律称作“兵灾家属”，并决定对这些家属，政治上不歧视，经济上平等对待，生活困难给予救济，孤寡老人由乡村照顾。

　　两字之差，天地之分。一项德政，十万人心!

　　两年后的“东山保卫战”，验证了这一切。

　　1953年7月，国民党部队万余人突袭东山，我守岛部队不过千人，兵力悬殊。东山群众特别是妇女，肩挑手拎，车轮滚滚，为前线运水送粮。刘阿婆家里曾被抓走3名壮丁，她不仅挑水支前，还隐藏保护了两名负伤的解放军战士。

　　“国民党抓走我们的亲人，共产党把我们当成亲人养。哪怕做鬼，我也愿为共产党守岛!”保卫战后在评选立功受奖的东山群众时，那些失去亲人的妇女竟占了一半以上，刘阿婆也荣获一等功臣。

　　东山之胜，胜在民心!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担当是最大的责任。

　　“兵灾家属”后代、现在的“寡妇村”纪念馆老馆长黄镇国，有着切身体会。“老百姓最质朴。你为百姓谋利，你替群众解忧，他们就真心拥护你。”

　　今年86岁的靳国富，是当年与谷文昌搭档的县委副书记。他感叹：基层干部离群众最近，是党的宗旨的具体执行者，党的政策的一线传播者。群众看我们党，形象好不好，与民亲不亲，就看我们这些基层干部的言行，对政策的执行落实。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个道理，是当年刻在我们骨子里的。现在，也万万不能忘。”靳国富说。

　　“喊破嗓子，不如干出样子”“指挥不在第一线，等于空头指挥”

　　身为党员干部，怀揣公仆情怀，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就和你心连心

　　每当想起与谷文昌的最后一面，朱财茂止不住泪盈眼眶。

　　那天，曾担任东山县委通讯员的朱财茂，前往漳州，探望正与癌症做最后斗争的老领导。两人聊着聊着，谷文昌说到了树：“我前不久才知道，木麻黄的寿命不长。你回到县里反映一下，要记得更新换代，否则，风沙再来，东山人民又要受苦啦!”

　　“唉，都什么时候了，自己的命都顾不上了，满脑子还想着老百姓。”朱财茂语带哽咽。

　　追寻谷文昌的故事，有一些谜般的地方。

　　其时，风沙灾害不仅困扰东山，也是沿海地区共同面对的大难题。从平潭到东山，沿海各地都成立了国有林场，积极破解防风固沙难题。

　　可为什么，沿海防护林的成功，偏偏是在自然条件最为恶劣的东山率先实现?

　　当时在福建省林业厅造林处工作的曹如杨非常好奇。决心到东山探个究竟，见见那位“造林书记”。

　　书记下乡了。嗯，等他回来。

　　天渐渐暗了，书记还没影。县委同志笑了，“谷书记最讨厌那种只会拿着阴阳盘东转转西看看、华而不实的‘风水先生’做派了，几天之内，可能都不会回来……”小曹抓起小包直奔村子。

　　那时没车，靠的是自行车和走路。这一追，追了两天，从白埕到西埔，跑了大半个东山。每到一处，不是听村民说“书记刚走”，就是“哎呀，谷书记上星期刚来”。

　　人没见着，小曹却有了答案：能这么沉得下去、靠前指挥的干部，啥问题不能解决?

　　谷文昌爱说两句话。一句，“喊破嗓子，不如干出样子”;一句，“好的动机不一定收到好的效果。要把动机和效果统一起来，必须深入群众，吃透情况。”

　　当年的公社党委书记林子策记忆犹新。大饥荒时，谷文昌到村里了解灾情。中午开饭，桌上只有番薯和几碗清澈见底的稀粥。队长不忍，偷偷蒸了碗米饭。谷文昌一惊，谢绝了：“我是党的干部，就得和群众吃一样的饭、受一样的苦、干一样的活，群众才会信任我们。”

　　当年的通讯员陈掌国印象深刻。每次下乡，谷文昌至少要交三个朋友，一个老贫农、一个队长和一个最困难的农民。全县60多个村400多名生产队长，他几乎都能叫出名字。

　　东山谷文昌纪念馆里，有一张放大的黑白照片，每位参观者必会久久驻足。那是1970年，下放到宁化县的谷文昌，被任命为隆陂水库的总指挥。照片中，一脸病容的他抬着巨大石条。石重杠沉，压得他上身佝偻，肩膀与头紧贴着怀中的大石。

　　这可是56岁的老人啊!

　　身边人常劝，你是领导，年纪又大，不用冲在一线。谷文昌反驳，“发号召容易，真正干成一件事却不那么容易。事业要成功，领导是关键，指挥不在第一线，等于空头指挥。”

　　他总说，“关键时刻，干部在不在场效果大不一样”。植树造林，治理风沙，修建水库，战天斗地的场景里，总有他瘦削的身影。“谷公带头，哪能不听?”许多人回忆起当年“一声令下，人人出动”的场面，激动不已。

　　有作为不能乱作为，苦干不是蛮干，实干更得会干。那一年，宁化县革委会下命令，水库提前上坝填土，向国庆献礼。此时涵管清基尚未完成，强行填土隐患巨大。顾不上头顶着一顶“走资派”黑帽，反复征求技术人员意见后，谷文昌向县领导据理力争，终于说服他们，延缓了施工进度。

　　“这是个尊重知识分子、尊重科学规律的人!”在那个一不小心就被“白专”的年代，谷文昌的执着担当与实事求是，让无数技术人员感激知遇之恩。

　　“跟着谷文昌干，我们都愿替他‘卖命’。”人心，斗志，就这么紧紧聚起。

　　一个爱民如子、为民请命的“不惜命”书记，一支“肯卖命”的干部和技术人员队伍，一方热土下“同一条心”的百姓，汇聚起来的这股巨大能量，什么难关冲不过，什么险滩涉不了，什么梦想不能实现?

　　谁是真心实干的，谁是玩虚弄假的，群众心里明镜一般。谁把群众放心中，群众自然会拥他在心中。谁与群众同坐一条板凳，群众也会和他同一条心。

　　谷文昌就是最好的例子。

　　“不带私心搞革命，一心一意为人民”

　　身为党员干部，无论何种境遇，理想支撑主心骨，信念稳作压舱石

　　一头短短的白发，根根直立。虽年过古稀，却直率如当年。“谷公是个好人，他真真切切地改变了我一生。”

　　被“改变”的这个人，名叫张瑞栋。宁化县一名普通的水利工程师。

　　在记者离开宁化不久，老张特地寄来一封信。信里说：你们好好写，老谷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一个真正能够改变人思想的共产党员。不靠说，靠做。

　　谷文昌留下的工作笔记上写有这样两句：“不带私心搞革命，一心一意为人民。”

　　这是他一生的信仰!

　　入闽前，谷文昌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第五大队第三中队党小组长。部队原来的任务是接管苏沪杭，情势突转，上级要求他们随军南下，接管福建东山。听说语言不通，气候湿热，“三个蚊子能炒一盘菜”，很多北方人犯怵了。

　　谷文昌第一个举手：“共产党员，党说要去哪里，就去哪里。”

　　“他对‘共产党人’这几个字有深刻的理解。”福建解放军长江支队历史研究会副秘书长李晋榕十分感慨。

　　张瑞栋和谷文昌相处的日子仅一年多，时间很短，却影响一生。

　　1969年冬，时任省林业厅副厅长的谷文昌，全家下放至闽西北偏远的山区——宁化县禾口公社红旗大队。7个多月后，对农田水利颇为内行的谷文昌被任命为隆陂水库的施工总指挥。在那里，小张认识了老谷。

　　逆境最能见襟怀。

　　张瑞栋原是水利局水利规划队员，被精简下放回乡务农，后又调入指挥部任施工技术员。从一个县技术员变成一个大队农民技术员，从挣工资的变成了挣工分的，小张闹起了情绪。

　　老谷觉察后，跟小张谈心。“我是经过沟沟坎坎的人，但我始终坚定，任何时候都要相信党，相信党组织。”“我都愿意为改变禾口穷苦面貌拼上这条老命，你是禾口人，有什么理由不为父老乡亲出力呢?”

　　换别人，小张会认为这是说教，可说者是老谷，他听进去了。

　　因为老谷，就是这么做的。

　　下放期间，谷文昌每月准时交纳3元党费，他从没忘记自己是名共产党员。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是他的新战场：到生产队当农民，夫妻俩一年拾粪积肥上万斤;守在田里检查虫害，领着技术员日夜试验，终于让所在村子，在全社第一个实现了亩产过《纲要》，全村人也终于吃粮从年头吃到年尾不断顿。“谷文昌，谷满仓”，名字就这么传响。

　　被“点将”到隆陂水库任总指挥，本来被安排住旧祠堂，但谷文昌坚决不肯，要和80位民工一起睡工棚，竹片当床板，稻草当褥子。每天清晨5点起床，打石、挖土、挑土、推土，什么都干……

　　“一个56岁的老革命，一个省厅级大干部，论委屈，老谷岂不比我更大?”

　　小张从此安心。这一安，便在基层一线安了30年。因工作出色，他被评为福建省劳动模范。张瑞栋也牢牢记住了那句话：无论任何时候、什么岗位、任何境遇，都要相信党，牢记自己是党的人。

　　真正的信仰，是从心里长出来的!

　　对党忠诚的人，党更不会忘记。

　　从福建到浙江到中南海，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过谷文昌，还在一篇题为《“潜绩”与“显绩”》的文章中，称赞他“在老百姓心中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今年1月，与全国200多位县委书记座谈，在叮嘱大家要做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的“四有”干部时，总书记又一次深情谈起谷文昌。

　　在福建，至今还流传着“谷文昌与两位省委书记”的故事。

　　一位是叶飞。东山造林成功，时任福建省委书记叶飞闻知，大为赞扬。1963年，在全省“年度农业生产先进单位和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上，叶飞点名谷文昌介绍东山经验。不久，谷文昌调至省林业厅任副厅长，轰动全省。

　　另一位是项南。1981年1月30日，谷文昌在向家人留下“埋骨东山”遗愿后，与世长辞。闻知此讯，刚刚主持省委工作的项南，立即赶到医院，向谷文昌遗体告别，叮嘱《福建日报》在一版发消息，并亲自动手，在版样上改标题。

　　“谷公让我们看到，信仰这东西，不抽象，很具体，有时就是说的一句话，干的一件事。”曾长期在谷文昌身边工作、退休前担任东山县委组织部部长的林木喜，很是感慨。他经常问一些年轻干部：换个位置，换个情境，你能像谷文昌那样吗?

　　“当领导的要先把自己的手洗净，把自己的腰杆挺直”

　　身为党员干部，永握戒尺，公私分明，为官心中“畏”，才有群众心头“敬”

　　楼下的玉兰，迎着春风灿烂绽放。二楼窗户外往来的嘈杂，清晰可闻。谷文昌的小儿子谷豫东，不时地看看手表，惦记着即将放学的外孙女……

　　这是漳州芗城新村一座110平方米的普通旧房，谷文昌的五个子女们，聚在一起，像今天中国亿万个家庭一样，普通、平淡，但是和睦、快乐、满足。

　　今年春节前夕，东山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沈志雄，按照惯例，准备去漳州看望谷家。但谷家子女却婉言谢绝了。

　　理由是：去年母亲走了，他们没有资格再享受东山县领导年年来看望的待遇。唯有更好地按父亲母亲生前要求的去做，才能告慰老人。

　　说者平静，闻者动容。

　　这样的事，并非首次。

　　谷文昌去世后一周，爱人史英萍便拆除了家中的电话，连同谷文昌的自行车，一并上交：“这是老谷交代的，活着因公使用，死后还给国家。”

　　公与私，情与法，利与义，谷家人想得明白，活得本分，划得清楚。谷家家风中照见的，是谷文昌生前恪守的当官底线。

　　谷文昌定下“为官两原则”：“只要对百姓有利的事，哪怕排除万难也要做到;凡是对党威信有损害的事，哪怕再小也不能做。”

　　他常对身边人、对家里人说，“当领导的要先把自己的手洗净，把自己的腰杆挺直。”

　　蹲点湖尾村，谷文昌和村民一起劳动，一起喝地瓜汤，原本就有胃病、肺病的他，得了水肿病，痛得在床上打滚。警卫员看不下去，溜回县委秘书室开证明，买回一斤饼干。一向好脾气的谷文昌发火了：“赶快退回去!群众在挨饿，我怎么吃得下?”

　　到外地开会，安排好了住房，却常常不见人影。他嫌住宿费贵，干脆和通讯员一起，找了家一晚1.2元的房同住，“怕浪费公家的钱”。

　　调到省城，他随身只带两个旧木箱和两瓮咸菜。家里也只是添置了几把藤椅、一张石桌。别人奇怪：怎么不买木制的?“我当林业厅副厅长，家里一下多了好几件木家具，我怕别人说是揩公家油，以后别人还不都得跟着学?”

　　怕?!这个从枪林弹雨中走来的汉子，不怕牺牲、不怕艰苦、不怕风沙，却独独“怕脱离群众”“怕给公家浪费”。此“怕”才令党生威!一柄戒尺，划清公私;一面畏镜，照见党性。

　　怕?!这个走到哪里就造福到哪里的县委书记，不怕失败、不怕委屈、不怕磨难，却偏偏怕党的事业干不好、党的形象受损害，此“怕”换来万民敬。谷文昌“文革”被斗，东山闻知，当地两拨原本内斗的红卫兵，达成共识，以拉回当地批斗为名，将谷公保护回来。当地一娃，不明就里，喊了句“打倒走资派谷文昌”，被路过的群众一巴掌扇过去：“没有谷公，你个小鬼哪能活到今天!”

　　干部要过权力关，不易。过家人关，更难!许多贪官在忏悔时，几乎都谈道：不怕自己吃苦，就怕孩子受穷。对权力的敬畏，往往从家庭突破、失陷。

　　谷文昌也爱家人，也疼孩子。只是，他希望让他们一生过得坦坦荡荡，睡得踏踏实实。

　　妻子史英萍，同为南下老干部，解放初即任东山县民政科科长，1952年定为行政18级。可每次提职、提薪，老谷就动员爱人“让一下”。直到谷文昌去世后的第3年，才升为17级。

　　身边的工作人员换了几茬，他没有提拔重用一个人;他招收别人进单位，偏偏不安排自己的5个子女入公职;哪怕是一辆自行车，他也不许他们碰一碰，因为它姓“公”……

　　“也曾想过，如果不是谷文昌的孩子，我们的境遇会不会比现在好?”谷文昌的五个子女，除了长子退休前在厦门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工作，其他4位退休前都只是漳州最普通的科员、企业职工。甚至第三代，也多是普通的幼儿园老师、糖厂职工、单位司机。

　　这样的“家规”“家风”，今天看来有些不近情理，可能还会被讥为“不食人间烟火”。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谷家兄妹对父亲有了更多的认识，从理解到崇敬，从崇敬到感悟。“我们的日子虽然平淡，但过得踏实。这是父亲留给我们的一笔无比珍贵的精神财富。”

　　如此“踏实”的感觉，谷文昌身边工作过的人，一样有。“跟着谷书记，可能不会升官发财，但是一定不会走错路。”

　　“用权以廉、持身以正，谷文昌身上的这种宝贵品质，正是今天各级干部不可缺失的精神钙质。”沈志雄感叹，多一点对谷文昌的了解，就多一些“今天太需要谷文昌式干部”的感悟。

　　离开东山前，记者再次来到谷文昌陵园。

　　像东山人一样，点燃一根烟，小心翼翼地插进石制的香炉。香炉里，已经有了67根烟蒂。

　　一人，一树，一林，一岛，远离故土，脚踏贫瘠，根扎千尺，任凭风雨，面朝大海，泽荫后世。

　　人生一粒种，漫山木麻黄……

  （   原标题：他令习近平念念不忘 人民日报社社长亲赴一线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