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潜艇，一下马就是20几年

黄旭华

黄旭华，1926年生，广东揭阳人，原中国船舶重工集团719所名誉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曾先后担任我国核潜艇工程第一代副总设计师、总设计师，主持了第一代核潜艇的研制，为我国核潜艇的从无到有、跨越发展探索赶超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黄旭华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排名第一）；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排名第二）；1995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1996年再次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排名第一）；2014年，荣获2013年度“感动中国人物”称号；2017年，黄旭华院士当选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2019年9月，获新中国成立70周年“最美奋斗者”称号；2019年9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向黄旭华亲授“共和国勋章”；2020年1月10日，获得201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自冷战开始迄今，核潜艇以他巨大的战略价值成为大国俱乐部的准入证，而战略核潜艇更成为大国权杖上最夺目的一颗宝石。提起核潜艇，美国人自然会想到里科佛，我们当然也有我们的核潜艇专家——黄旭华。日前，本刊记者有幸见到了黄总，并对他进行了采访。

本刊记者：我国的核潜艇已经走过了30余年的历程，作为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的总师，您能对这段历程作一简要的回顾吗？

黄旭华：核潜艇的故事可以从1958年说起。

58年有两件事情对我们工作影响比较大，一个是二机部在苏联专家帮助下在房山建成了我国第一个试验堆，另一个是我们按照“二四”协定转让制造的潜艇，58年也基本告一段落。另外，这一年中苏关系开始紧张，接着59年，10年大庆，赫鲁晓夫来了，我们正式提出希望苏联老大哥能帮助研制核潜艇，赫鲁晓夫非常傲慢：“核技术非常复杂，花钱很多，你们中国没有水平也没有能力研制，我们苏联有了，就等于中国有了。你们把海军基地给我们用，我们的核潜艇可以帮助你们”。毛泽东主席非常气愤：“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此话立即传遍09战线，大家听了很兴奋。国家搞核潜艇是有决心的，一万年也要搞出来，但是权衡下来，最重要，首先要搞的应该是“弹”。核动力比原子弹技术要求更严，核动力是可控的，原子弹不需要控制，要把爆炸威力变成可控的，技术要求更高。当时“弹”还未爆，国家要把全部力量集中到“弹”上，09项目58年刚刚组建，开始预研，62年就开始下马，过了2年，这个项目正式解散了。

在于笑虹，刘华清坚持下，中央同意保留少数人继续调研工作，并维持了几个关键设备的研制工作。

64年原子弹爆炸成功，有此基础，国家可以抽出力量搞09了。于笑虹，刘华清有关领导抓住机会立即向中央打报告，要求09上马。65年报告批下来，同意！

此时面临困难仍然很多，核潜艇里面到底是什么内容，我们都没搞清楚。

工作条件也很差，我们搞数据，要用算盘、计算尺算。为一个数据常常要发动一批人日日夜夜算。

中央批下来时有3个原则：

1、立足国内，艰苦奋斗

2、第一条艇带有一定试验性质，但建成后要可以作为战斗艇用

3、大力协同，全国有关科研单位共同努力，把09搞出来

我们就因陋就简，创造上办法，能拿出点成果就算一点。我们绝不等条件，就算你等得及，国家也等不及啊。

不是没有资料，心里没底吗。一个一个解决。我们对国内科研技术力量调查清楚，实事求是地了解我们生产能力到底有多大。没资料我们发动大家按各自专业搜集国外资料，美国第一个搞出来，他要吹嘘自己，所以报刊书籍里零零碎碎会透露些信息，但这些资料真真假假，不信不行，全信也不行。我们的做法就是3面镜子：一面放大镜——把有用的信息从信息堆里挑出来；一面显微镜——把信息汇总分析；一面照妖镜——要去伪存真。

有个例子很有意思，核潜艇做导弹发射平台，精度不比陆基，因为艇的位置参数是不断变化的。美国搞了华盛顿导弹艇之后说，他这条艇精度能达到陆基水平，因为他提出一个技术措施——艇上装个65吨重的陀螺仪，陀螺运转，利用其高速，艇就可以稳定下来。我们看到这个图纸，比较吃惊，因为陀螺除自身外还有很多设备来维持运转，这意味至少要增加一个很大的舱室给它，排水量、航速都要受不小影响。美国人真正的做法怎样不得而知，但这个方法是比较笨的，是否就没有其他办法呢？我们试验条件很简陋，但我们通过大量试验最后得出结论，不一定用这个陀螺，我们有更好的方法。按我们的方法走，到试射时我们打的也很准。

当时我们在葫芦岛，因为这个地方水深，冬天冰冻期较短而且三面环山，保密条件也很好。现在葫芦岛成了旅游胜地了，当时可是荒山敝野的。我们种的树就算长起来也是歪的。伙食也很“绿色”，有一句俏皮话说我们是“早上土豆烧白菜，中午白菜烧土豆，晚上土豆白菜一道烧”。北方尤其冬天只有这个，有时候一年到头见不到一点油星。

文革时候，我们白天受批判，晚上再加班加点干。当年，我们自己总结了四句话，也算是座右铭吧：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无私奉献

有人会说这话听起来有些官套，我说那是因为你没经历那个阶段，你也可以把它换成时髦的说法叫团队精神，不过那个团队精神往往是很功利的，和我们的四句话还是不同，我们做事可不讲什么条件，我们之所以做就是为了国家能硬着腰杆说话，因为我们中国人爱国。

当年同志们聊天说：“我们这辈子，如果将来在子孙面前说说我的往事的话，我们会说，我们这辈子没有虚度。”

09是65年正式上马的，不过58年到65年期间，虽然没有正式立项，但预研没停，这期间的工作给65年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所以65年上马后，才能搞的那么快。

再过2年，核潜艇开工，70年下水开始试航，74年交给海军。这个速度是很快的，而且我们的艇比苏美前几艘要强的多。有人讲你的艇下水是70年，鹦鹅螺号是54年，差了十几年，能不强么。不过你可以想想，我们70年代的工业能力、科研水平和美国50年代能有多大差距。

本刊记者：美国人研制第一代核潜艇鹦鹉螺、海狼是常规艇型，到1959年的鲣鱼级才变成水滴型，而我们的研制则是一步到位，当时是怎么做出这种决策的？

黄旭华：美国第一条是常规线型，因为当时美国还不敢肯定他的路走对了，这只是个试验，鹦鹉螺号完全是为解决核动力上艇的问题，其他问题不触及。

它的航速潜深都较低。同时他们又造了大青花鱼，这是为解决核潜艇长时间水下高速航行的问题，要研究线型如何适合水下航行，而非水上水下兼顾。两个都成功后，再合成搞了鲣鱼。

我们则是一步跳到鲣鱼，这个跳不是无中生有想当然的。他们走的每一步，我们都要分析，那些弯路不必再走了，从他们的弯路里我们分析排除了很多不必走的步骤，所以一下子搞到位。

本刊记者：1988年，我国战略核潜艇水下发射洲际导弹成功。您能不能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和感受？

黄旭华：88年，核潜艇进行了最后两个大的试验，算是总鉴定。第一个是深潜，反应堆全功率航行，水下大深度发射鱼雷。这个试验是在南海搞的，很成功。然后回过头来，到北海，做洲际导弹发射试验，两发，打的很准。中央领导立即打来电话祝贺，说“你们打的比陆地上还要准！” 我一边感谢领导关怀，一边哭笑不得。严格讲，这话是不科学的，海上打，艇的姿态参数不断变化，当时条件下是不可能比陆基更准的。当时打成这样，实际算侥幸，陆地上一个正误差，艇上一个负误差，两个正好抵消，所以打的非常准。

这里说个题外话，我们第一次打洲际导弹，不是这次而是82年，在常规艇上进行的，失败了几次，最后一次获得了成功。在此基础上，才到09上搞。

09造价很高，不可能直接到它上面进行发射试验。

两个试验成功后，聂力问我有什么感想，我说：“一喜一忧”。当时冷战刚刚结束，很多军工项目都在下马。我高兴因为我打成功了，但大概明天我们就失业了。如果打不成功，我们还可以再吃几年饭，因为你们还会投资。

聂力听完也哭笑不得。果然，打成功后，我们项目就下马了，一下就是20几年。

20几年过去，美国走了多少型号，冷战结束，战争的危险并没消失。美国(包括日本)的科研工作一点没放松，而我们的科研生产都断线了。团队解散，很多人才都流失了。如果我们也像美日那样，技术抓的很紧，我们的技术水平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就算不超过美国，也至少不会和他差这么远。

本刊记者：苏联是世界上最大的核潜艇使用国，其核潜艇设计特点十分鲜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坚持使用双壳体，这和美国的做法迥然相异，您能分析一下其中的原因吗？

黄旭华：苏联认为他的双壳体有2个最大的优点：

1.两层壳体之间的液体在抗爆方面能起到缓冲能量的作用

2.双壳体储备浮力比较大，艇的安全性提升，能做到一舱进水艇不沉

但双壳体同时也带来很多问题，比如水下排水量加大，水下速度会受影响，要保持速度就需要加大马力，结果艇越弄越大。

美国搞单壳体，储备浮力小，但他的技术要求更严格。美国人不考虑一舱不沉，所谓一舱不沉的“舱”不能太大，如果破的是(洲际)导弹舱，那“不沉”是做不到的。因此美国艇的分舱很少，这样布置起来比较方便。美国的观点是：只要做到可靠，艇壳体结构、材料、加工工艺、建造质量保证可靠了，就不需要考虑储备浮力的问题。

美国苏联设计思路有分歧，美国人努力保证艇不被击中，而苏联人则更多考虑艇被击中后如何挽救。

但不能想当然说苏联因为对自己制造能力的不信任是采用双壳体的原因。这和设计师的风格有关，苏联人安全考虑太多。他的双轴双奖也是出于安全考虑，实际上，由于涡流影响等原因双桨效率并不比单桨高。苏联采用双堆是和双壳体双轴双奖相对应的，采用双堆还是考虑安全太多，并非说对自己反应堆性能不信任。另一个重要原因，单堆功率不能无限提高，采用了双壳体，船大了，推力不够，所以就需要2个了。

美国的观点则是如果单堆安全性足够，就不需要搞两个。

本刊记者：您怎么看苏联的“一舱不沉”原则？

黄旭华：我认为一舱不沉在战争中没有什么用，一舱进水后，艇不能停在水下，必须赶快浮起来。浮到海面上，如果制海权不归你，那么艇还是要完蛋。苏联考虑他的作战在北冰洋一带会比较多，这个地域尚在他的控制范围内，因此艇上浮后保住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就没这个待遇了。

本刊记者：美国人的第一艘弗吉尼亚已经下水了，在这级艇上美国人试图兼顾远洋和近海作战能力，因此，弗吉尼亚并未强调高速和深潜。弗吉尼亚是不是未来核潜艇的发展方向呢？强调高速和深潜还有必要吗？

黄旭华：美国搞多功能艇(弗吉尼亚)把潜深降下来，以便靠近陆地作战。原来一直以高速深潜为目标，越搞造价越大，海狼已经20亿了。再加上冷战后，作战对象已不像原来那么棘手，地区作战的重要性上升，所以高速深潜昂贵的海狼要让位给多功能的弗吉尼亚，弗吉尼亚潜深低一些，但可以兼顾远洋和近海，而且造价从海狼的20亿降到了10亿。

你们提到核潜艇的未来发展，我认为这个问题没有固定答案——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回答。核潜艇这种武器，他的发展要和国情相适合。

我国的特点是海外没有基地，美国俄国都是有的，要搞强大的海军，必须有海外基地，我们核潜艇出去，水面舰队护航结束时，他就只能单兵作战了。因此，我们对隐蔽性、续航力、自持力要求应该高于任何国家，人家有海外基地可以依靠，我们就不行，战争中，我们不能靠海上补给，因为制海权不归我们。

隐蔽性要搞好两大问题：深潜和噪音。这些我们应该特别重视，不能说弗吉尼亚速度低了，下潜深度低了，我们就效仿。还是那句话，我们有我们的国情。没有海外基地，没有庞大舰队护航，单兵作战时，当然下潜越深越容易保护自己，这个不能和美国比，制海权不归我们，所以我们核潜艇自持力、续航力都要比美国长。美国可以靠基地补给，真打起来我们很难在外边得到什么补给。这是我们的特点，是建设海军要特别考虑的。核潜艇的发展无甚定规，要和一国的国情，作战任务，作战对象适合。

速度越高越好，这是没有疑问的。

但速度越大，问题越多，速度高，功率越大，排水量就越大，排水量越大阻力越大。拿水面艇做例子，起先是炮艇艇型，航速到20节上不去了；换快艇艇型，达到40节左右，再加大功率是没用的，因为功率大船也就大了，航速还是上不去；然后变水翼艇，接着是气垫船。

核潜艇也是这个道理，提速不能完全靠加大功率，如果单纯加大功率，那航速上限也就是30多节，想更快就要靠技术革命了。

本刊记者：在弗吉尼亚还未大批服役时，美国会不会在特定条件下把洛杉矶这样的远洋核潜艇派往近海作战？

黄旭华：远洋潜艇不适合近海作战，这个勿庸置疑。你们说的特定条件，我就理解成执行封锁任务吧。如果美国要封锁别的大国，它完全不必跑到近海去。搞远洋封锁照样封的住。就像一战，英国封锁德国公海舰队，她就不必非跑到赫尔戈兰湾去堵。冷战，北约要阻止苏联跑到大西洋，也不必跑到苏联沿海去，守住GIUK水道就好了。封住关键出海口和海峡照样能完成封锁。

本刊记者：核动力潜艇发展的同时，常规潜艇的AIP技术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瑞典、德国都拥有了相对成熟的AIP技术。有人甚至认为AIP技术使常规潜艇变的可以和核动力潜艇媲美了，您认为我们应该怎么看待AIP技术？

黄旭华：所谓AIP是指不依赖空气的动力装置。现在搞的所谓AIP不是不依赖空气，只不过不依赖自然界的空气，它把自然界的空气压缩了带着用。

真正的AIP是反应堆，其他所谓AIP都要依赖一定的条件。瑞典搞热气机，德国搞燃料电池，都干得热火朝天。那别的国家是不是也要搞呢？我还是刚才那句话，没有一定之规，要视国情而定。瑞典、德国的AIP只适合于他们这样的国家，海洋对他们来说就是波罗的海，波罗的海算是内海，面积小，水浅。所以不需要强调要多大的潜深，不强调续航力。瑞典的AIP艇装2台75千瓦主机，水下4节大概2个礼拜能量就完了。这对他的国家来说还是可以起到作用的。在沿海走来走去，这样的性能就可以了。拿到台海来，如果封锁台湾，估计水下走到台湾东海岸就没戏了，什么都来不及做，就得回来。

说瑞典、德国比我们科技水平好些，他们用了，我们就可以用。是错误的。他们有他们的国情，我们有我们的。功率那么低，航程那么短，对我国能起到什么作用。另外液氧的安全性技术到现在也不非常可靠。要把它弄到潜艇上，能不能保证一点问题不出，这也是个很大的问题。

虽然我说真正的AIP是反应堆，但远洋作战的大艇我们国内不能大量造。

那个排水量很大，造价太高，只能适合远洋作战，近海不合适，而我们不会只在远洋作战，我们必须考虑近海作战。

所以至少要像法国一样搞小型核潜艇，加拿大就在搞低温低压低功率的反应堆。不能一提核动力，就想到洛杉矶、海狼这样的大家伙，什么都要完完整整，什么都不能缺。这么搞只能把反应堆弄得很大。搞小型必须要有所舍弃，有失才能有得。该舍掉的舍掉，把燃料浓度降下来，把技术简单化，保证反应堆低温低压低功率，这才真正能起作用。

本刊记者：您刚才提到法国的红宝石排水量只有2000吨，这级艇为什么搞的那么小呢？

黄旭华：法国不搞大艇，因为他和美国不同，美国是全球战略，必须强调远洋作战，要捍卫他的制海权，所以艇要大，载弹量要多。法国不是这个情况，他的海洋是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所以很多装置都可以省了，比如远洋作战用的远距通讯，它就不要；而且它的功率不要太大，航速、潜深也不强调，它的反应堆设计也不错，它的堆是紧凑型的，但还不是一体化(真正一体化是把热交换器也压到壳里面)，这个比通常的分散型难度要大，设备排的那么紧，整个流程都要很好考虑，光管道的伸缩(热胀冷缩)问题，就要化些功夫解决。法国弄成了，所以艇能搞的很小。这是真正的AIP。刚才说加拿大研制三低反应堆，也搞小型艇，因为他也不过是在沿海活动而已。

本刊记者：法国红宝石用的小型反应堆和加拿大三低小型堆有什么不同？

黄旭华：两者其实有质的区别。法国的红宝石不能叫真正的小型堆，它只算紧凑型的反应堆。小堆的特点是低温低压，红宝石不是，它还是正式的压水堆，还是高温高压，只不过把功率缩小了，搞的紧凑了。加拿大正搞的算是真正的小堆。小堆的核燃料浓度可以降低很多，这样反应堆的压力壳可以薄些、轻些，因为压力、温度都小了。

燃料浓度低了，核辐射也不像原来那么厉害了，屏蔽工作可以减轻很多，大型艇的屏蔽占重量是很多的。这样下来，很多技术不用搞的那么复杂，可以尽量简单些，艇自然就小了。

本刊记者：感谢黄总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对我们的读者，广大青少年朋友，您有什么寄语吗？

黄旭华：我们当年搞核潜艇时有四句话：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无私奉献。

这四句话听起来比较土气，不过这才是真正的财富、有了这四句话，就没有我们中国人做不好的事情。我把这四句话送给读者朋友们，希望他们为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