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是如何从半殖民地的炮火中走向世界成为顶级科学家
钱学森是如何从半殖民地的炮火中走向世界成为顶级科学家
淮左徐郎本尊
今年,是我国科学巨星钱学森同志逝世十一周年。随着时光流逝,我国人民对钱老愈加思念,更加崇敬。钱老作为我国历史上罕见的、最伟大的“人民科学家”,不仅取得了彪炳史册的科学成就,还给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当前,我国面临着世界的百年大变局,学习和弘扬他的的民族自尊和自信精神,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怒斥歧视华人的白人同学:“你们敢和我比,期末看谁的成绩好?”,少年英才,壮志以科技报国
1929年9月,钱学森本着“铁路救国”的理念,以第三名的优异成绩,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但经历过1932年发生在身边的“1.28”沪淞抗战后,他的思想发生了重要的转折,从“铁道救国”,转向了“航空救国”。于是,他便在1934年从上海交大毕业后,走出国门,来到美国西雅图麻省理工学院,学习航空机械工程。
那几年里,“最不能让钱学森忍受的是种族歧视。他难以忘记上海外滩公园门口那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到了美国,这种种族歧视依然存在、甚至到了愚昧的地步。”
钱学森晚年回忆说:“我年轻时也争强好胜。在麻省理工学院读书时,一个美国同学当着我的面,耻笑中国人抽鸦片、裹脚、不讲卫生、愚昧无知等等。我听了很生气,立即向他挑战说,我们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是比你们美国落后;但作为个人,你们敢和我比,到了期末看谁的成绩好。”在场美国同学听了,都哑口无言。
事实很快就证明了这一点。有位教授对学生进行考试时,出的都是偏题、怪题,绝大多数人都做不出来。同学们气愤不已,认为这位教授有意让他们难堪。于是聚集起来,要找这位教授抗议。他们来到教授的办公室门口。教授似乎知道他们要来似的,关着门,门上贴着一份试卷,卷面干净整洁,每个题的运算过程和答案,清晰正确,没有一处修改或涂抹的痕迹,可见是一口气轻松地做出来的。卷首上面,教授打了一个大的‘A’,后面还有三个醒目的‘+’号。这份答卷考生的名字,清楚写着:钱学森。
本想闹事的学生们,看着试卷全都呆了。钱学森这个名字,从此深深地刻印在他们的脑子里,让他们再也不敢小视这位来自中国的年轻人。”
“钱学森在麻省理工学院成为年轻学子的翘楚。他只用了一年时间,就顺利取得了航空工程硕士学位。钱学森的堂妹钱学敏回忆说:有一段往事至今思之仍历历在目,那就是1936年夏天,钱学森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仅用1年时间就获得了硕士学位。这消息从太平洋彼岸乘着海风传到北平,令我们这个一向平静而安详的书香之家立刻激动起来。祖父和父母非常高兴,扬着笑脸引以为荣,时常津津有味地给我们兄弟姐妹讲述我们的堂兄钱学森的故事,说他在家时如何勤勉好学,如何聪明、有灵气等等。”
留学麻省理工时期的钱学森是一位有着超高智商和极高艺术品鉴能力以及英俊外表的青年
二、学术成绩冠压群杰,却无端丧失实习机会,投诉无门,民族自尊心受到严重的伤害,“负气出走”麻省理工
然而,歧视并没有因为钱学森的优秀而消失。
工科是要将理论联系实际的,钱学森学的航空工程专责也是如此。更何况,作为美国顶级学府的麻省理工学院,其航空工程专业,实践性极强,这也就意味着钱学森不仅需要掌握扎实的理论知识,也需掌握要扎实的实践经验。因此,在学习了理论知识之后,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们就要被安排到飞机制造厂实习。但是,当时美方规定,美国的飞机制造厂只允许美国学生去实习。这就引起外籍学生的不满。
除此之外,美国还有严重的种族歧视。因为,经过交涉,最后,欧洲的白人留学生获得了去飞机工厂实习的机会,但是以钱学森为代表的中国留学生依然被禁止参加实习。就这样,在叙述理论上征服拜仁的中国学霸钱学森,被排斥在了实习工厂的门外。
在那个战争频仍、旧中国遭遇铁帝国主义铁蹄践踏的时代,美国这个标榜民主、自由、平等的所谓的“灯塔之国“,居然存在如此程度的种族歧视,这对钱学森是个强烈的刺激,他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他开始对社会公正有所思、有所想。
钱学森哪里会服气,他向麻省理工校方提出抗议。但得到的答复是:”你可以不学,回到中国去。“
天生一副硬骨头的钱学森,哪里会忍受这种不公!不学就不学!他毅然决然地选择离开那个让多少人无比仰望的麻省理工学院。
但学业未成,又何以回国?
背负着家人期望和巨大的民族理想的钱学森,又将要往何处去呢?
三、转投空气动力学大师冯·卡门门下,为钱学森打开了一扇前所未有的窗子
既然学习航空工程受到限制,钱学森决定改变专业方向,学航空理论。
美国航空理论研究中心在洛杉矶的加州理工学院,那里有一位冯·卡门教授,是大名鼎鼎的航空理论权威。钱学森决定去找他。1936年10月,个性倔强的钱学森,离开了麻省理工学院,从波士顿前往洛杉矶。这两个地方, 一个在美国的东北角,另一个在美国的西南角,钱学森又一次穿越美国。
加州理工学院,名声很大,聚集了不少精英。“它的重点是培养有见识的人,培养在科学技术前沿打头阵、冲锋陷阵的人。”据说,该院至今共有27名校友和教授获得28次诺贝尔奖。冯·卡门当时担任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主任和著名的古根海姆空气动力学实验室主任。
冯·卡门是当时世界上研究空气动力学的顶尖人物,1881年生于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犹太人血统;1904年入德国哥廷根大学,1908年获博士学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德国致力于飞机设计和航空理论研究,提出了著名的“卡门涡街”理论,这一理论成为飞机、船舶、赛车设计的理论基础。以此理论,冯·卡门设计制造了世界上最早的系留式直升机。
20世纪30年代初,法西斯领袖希特勒上台后,纳粹在德国的活动日益猖獗,大肆迫害犹太民族。身为犹太人的冯·卡门不得不离开德国,来到美国寻找栖身之所。在美国,他被聘任为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并帮助该学院建立了航空系。
他此次去见冯·卡门完全是毛遂自荐,没有导师推荐,之前也没有与他有过交往。冯·卡门后来在自传中,回忆了这次见面:
“1936年一天,钱学森来看我,征询关于进一步进行学术研究的意见,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我抬头面对这个身材不高、精神严肃的青年打量了一下,然后向他提了几个问题。所有问题他回答得异常正确。顷刻之间,我就为他的才思敏捷所打动,接着我建议他到加州理工学院来继续攻读。”
在这次会面后,钱学森接受了冯·卡门的建议,在这位世界大师的指导下,攻读空气动力学博士学位。历史后来证明,这次会见,对冯·卡门和钱学森两个人来说,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加州理工学院的教学理念与麻省理工学院有所不同。它强调理工结合, 十分推崇创新精神,培养学生的目标是具有创新精神的科学家。冯·卡门曾经这样问学生:“你们100分的标准是什么?”学生回答:“全部题目答得都非常准确。"冯·卡门说:“我的标准跟你们的不一样,因为任何一个工程技术问题根本就没有什么百分之百的准确答案。要说有,那只是解决问题和开拓问题的方法。假如有个学生的试卷对试题分析仔细,重点突出,方法对头,而且有自己的创新观点,却因个别运算疏忽,最后答数错了,而另一个学生的试卷答数正确,但解题方法毫无创造性;那么,我给前者打的分数要比后者高得多。"
这正是科学家要具备的创新素质。
钱学森后来回忆说:
“在这里,拔尖的人很多,我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到前沿。这里的创新还不能局限于迈小步,那是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
那么,这场“航空理论”的竞赛中,究竟是谁“想的、做的比别人高出一大截”?
事实就是铁证。
钱学森在读博期间,就在“科学技术前沿打头阵”,为世界航空界作出了两大杰出贡献。
一是创造了著名的“卡门——钱近似”公式。
20世纪30年代,老式的螺旋桨飞机正在向喷气式飞机发展,飞行速度不断提高,已经开始接近,甚至超过音速,即340米/秒。
当飞行速度接近音速或超过音速时,空气的可压缩性开始产生作用,致使飞行阻力急速增加。这时飞机的机翼就会出现抖动和震动,严重时会使飞机突然失去攀升力,急速坠落。这一现象航空学里称为“音障”。
冯·卡门要求钱学森把这个课题作为愽士论文研究课题。这显然是太难了。要知道,这是当时航空界许多卓有建树的科学家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课题,何况是一个才攻读愽士学位的研究生呢。
但冯·卡门不这样看。他说:“我发现他(指钱学森——作者注)非常富有想象力,具有天赋的数学才智”,“他的这种天智我是不常遇到的。”
在大师的精心指导下,经过两年的艰辛探寻,钱学森终于找到了解决的办法。他采用来流状态处的切线作近似,得到亚音速气流中的压缩性对翼型压强分布的修正公式,成功解决了飞机高速飞行时机身、机翼会发生变形的数学计算难题。
这就是著名的“卡门——钱近似”公式。
而这就是钱学森在愽士论文《可压缩流体二维亚音速流动》中提出的。
这个公式公开发表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以后长时期里,被广泛用于机翼型的设计。年轻的钱学森由此在世界航空界名声鹊起。
二是科学地解决“热障”难题
“在此之前,航空界普遍认为,飞机要飞行时,周围空气是冷的。而钱学森通过研究,推翻了这一观点。他认为,飞机在高速飞行下,对飞行体起到了加热作用,由此造成飞行表面温度升高,甚至损坏飞行体表面材料。这就是“热障”理论。它同样是飞机高速飞行时必须排除的一个障碍。
钱学森给出了一个算例,即飞行体以6倍音速飞行时,未采取防热措施的飞行体表面,温度可以达到外界空气温度的8倍!必须对飞行体表面采取有效的冷却或防热措施,才能实现高速飞行。这一结论,不仅对飞机实现高速飞行,以至对后来火箭、导弹的研制,都有重要的意义。
1939年夏天,钱学森获得加州理工学院航空、数学博士。并被任命为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研究员,顺理成章地成了冯·卡门教授的“亲密伙伴”。他在加州工学院还“为弹性薄壳理论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可见,钱学森作为中国留美学生,在读博期间,和同学“竞赛”还真做到了“比别人高一大截”!
四、“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越过了我”:良材得遇伯乐,钱学森开始在美国科学界闯出一片天
钱学森获得博士学位后,又面临着新的选择。钱学森说,当时面临着两个选择:一个是回国参加抗战,另一个是留下来继续从事空气动力学方面的研究。冯·卡门希望钱学森能留下来,他对钱学森说:“在美国做科学研究,也能加强反法西斯的力量。”他认为,当时的中国还不具备进行科学研究的条件,不希望一个科学天才就这样半途而废。冯·卡门曾数次到过中国。其中一次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那时钱学森在上海的交通大学读书,未能亲受大师教诲。还有一次是在1937年,此时,钱学森已是他的得意门生了。就这样,在恩师的劝导下,钱学森暂时选择在美国继续他的研究,但他内心一直没有割舍掉对祖国的思念和牵挂。应该说,是冯·卡门帮助钱学森做出了又一次人生选择。而这一次的选择无意中为以后改变新中国的航空航天和国防建设的面貌和历史埋下了深深的伏笔!
钱学森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执教期间留影
钱学森在航空理论方面取得丰硕研究成果的同时,也把思维和探索的目光投向了火箭。1938年秋, 美国军方给加州理工学院下达了一个研究课题:为重型轰炸机设计一种助推火箭,以使轰炸机能够在有限的跑道上快速起飞。冯·卡门理所当然地成为这个课题的负责人。由于是军方项目,为了保密,这项研制计划代号为“JATO”。
早在1936年,冯·卡门的3个学生就提出了研制探空火箭的设想。为首的学生名叫F.J.马林纳,来自波兰。当时,火箭研制还处在早期的探索阶段。除了美国,苏联、德国的科学家也在做这项工作。马林纳、帕森、福尔曼3位年轻学生对研制火箭颇有兴趣,被称为“火箭迷”。素以标新立异闻名的冯·卡门,没有因为他们年轻而小视,当下就表态,可以试一试,并同意他们在业余时间,使用由他主持的古根海姆空气动力学实验室的设施。冯·卡门还同意把研究火箭的推进及飞行特性,作为这些学生的博士论文课题,亲自给予指导。这让3位学生欣喜若狂。1937年,又有两位年轻人加入他们的队伍。一位名叫史密斯,另一位就是钱学森。这两人后来都成为冯·卡门的助手。冯·卡门曾说:“仿佛命中注定这两个人要对火箭技术起关键作用。”由学生们组成的这个火箭研制小组,被称为“火箭俱乐部”。
开始时,这个火箭研制小组纯粹是学生的课外活动组织。没有资金,没有设备,连试验场所也没有,是兴趣和热情把他们聚集在了一起。冯· 卡门负责“JATO”计划后,这个火箭研制小组自然就成为他的核心力量。美国军方也对这个小组给予了关注.先是拨了1000美元,后来增加到1万美元,作为小组的研制经费。
在火箭研制过程中,钱学森解决了火箭设计中遇到的几个理论问题,提出了一份研究报告,内容包括:火箭的理想效率,燃烧室中的温度,燃烧产生气体膨胀不足和过度膨胀对火箭效率的影响,燃烧喷嘴的设计,发动机推力的计算等等。这份研究报告成为火箭研制的理论基础,被火箭研制小组成员们视为“圣经” 。
冯·卡门还亲自主持火箭研制小组每周一次的研讨会,对每个成员的研究内容及成果,进行讨论、分析和指点。
1939年3月,在进行一次试验时,火箭发生了爆炸,一些实验设备受到了损坏,索性没有出现严重的人员伤亡。这件事震惊了全校,“火箭俱乐部”被称为“自杀俱乐部”,小组成员被视为一群“疯子” ,校方也因此明令禁止在校内进行这种危险的火箭试验。后来,火箭研制小组把试验场所移到了市郊的阿洛约·塞科山谷一块干枯的河床上。他们在那里竖起了火箭发射架。在历经多次失败后,终于成功发射了第一枚探空火箭。尽管这枚火箭升空后才飞行了1 分钟,但毕竟是胜利的起点。
现在,这个地方已经成为全球著名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和喷气推进实验室( 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的所在地。冯· 卡门负责的“JATO”计划、在火箭研制小组的参与下,也进展得很顺利。1941 年8月火箭试飞获得成功。有了这种火箭助推起飞装置,重型轰炸机的起飞跑道大大缩短,起飞速度大大提高。
1941年12月7日晨,日本未经宣战,突然偷袭了美国在太平洋的主要海军基地珍珠港,击毁击伤主要战舰18艘、飞机260余架,美国太平洋舰队遭受重创。
12月8日,美国、英国正式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由此开始。
12月11日,德国、意大利也向美国公开宣战。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从此结成反法西斯同盟。
出于战争的迫切需要,美国加快了研制原子弹和制造火箭的计划。冯·卡门和钱学森也就成为这个计划里至关重要的人物。冯·卡门担起了研制火箭的重任。钱学森作为他的助手,在研制火箭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1942年,原先的“火箭俱乐部“扩展成了航空喷气公司,冯·卡门出任总经理,马林纳为司库,而作为核心人物的钱学森,只兼任了公司的技术顾问。其中缘由也是因为钱学森的中国人身份。当时,美国军方与冯·卡门和航空喷气公司签订了许多军用项目合同。作为中国人的钱学森,不能接触这些军事机密、当然也就不能进入公司的核心机构,只能当个顾问了。
这期间,钱学森除了进行自己的科学研究之外,只是代替冯·卡门对美国军官进行航空理论和火箭技术方面的培训。他为这些军官开设了工程数学原理、喷气推进原理等课程,并编写了内容丰富的教材,受到军官们的好评。
珍珠港事件的发生,使情况出现了转变。迫于战争的需要,也迫于美国军事尖端科技人才的缺乏,如果依然把钱学森这样杰出的中国人排除在外,显然无益于美国的利益。1942年12月,在冯·卡门的推荐下,经过美国宪兵总司令部人事安全主管巴陀上校的安全审核.钱学森获得了安全许可证.获准参加美国军方、国防部、科学研究发展局等的一切军事科技机密工作。由此开始,钱学森进入了美国军事科研.特别是火箭研制的核心层。获得安全许可证后,钱学森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工作,因为,这已经和世界反法西斯事业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冯· 卡门和钱学森认为,研制火箭,首先需要建立一个大型的火箭实验室。地址就选在阿洛约· 塞科山谷、原先“火箭俱乐部”试验火箭的地方。美国军方为建这座实验室,拨专款300万美元。实验室建成后,这里也就成了军事禁区,警卫人员24小时巡逻,必须佩戴特别通行证才能进入。后来,冯· 卡门感到,“火箭”这个名称不能完全体现他们的科学研究任务,就把实验室的名字改为“喷气推进实验室” 。冯·卡门被任命为喷气推进实验室主任,钱学森则担任了该实验室喷气研究组组长。
这期间, 中国学者钱伟长、郭永怀、周培源、史都华、林家翘等人也先后来到了加州理工学院,在喷气推进实验室从事研究工作,为美国的科学发展特别是火箭研制做出了贡献。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我国著名的科学家。
现在,这个由冯· 卡门和钱学森亲手组建起来的实验室,已成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喷气推进实验室,简称JPL。美国所有的太空无人探测研究都在这里进行。
美国国防部陆军航空兵于1944年12月1 日成立了科学咨询团,由冯· 卡门任咨询团团长。钱学森被推荐担任了这个科学咨询团的成员。成为美国国防部科学咨询团成员的钱学森,此时已被授权,可以自由出入美国国防部,也就是美国的五角大楼。
1945年4月,苏联和美国军队相继攻到柏林城下,纳粹德国即将战败。美国国防部立即派出科学咨询团一行36人赶往纳粹德国,执行代号为“Operation Lusty” 的绝密任务,他们肩负的真正使命,是要抢在苏联人之前,审讯为纳粹德国服务的科学家,特别是火箭方面的科学家,了解和掌握先进的火箭技术,并协助美军把一切与此有关的人员、档案、资料和仪器设备运回美国。原本都是科学家的文人,现在都成了佩戴军衔、一身戎装的美国军人了。担任科学咨询团团长的冯· 卡门是少将军衔, 34岁的科学咨询团成员钱学森,则被授予了上校军衔。
这是钱学森第一次来到欧洲,来到当时火箭技术最为领先的纳粹德国。
科学咨询团到达纳粹德国后,首先直奔一座名叫不伦瑞克的小城。这座小城虽然只有20万人口,但因为纳粹德国的空气动力学研究所建在这里,就成为科学咨询团最为关注的地方了。建在不伦瑞克的这个空气动力学研究所,直属纳粹德国空军司令戈林领导。它隐藏在小城附近的树林里,共有56栋建筑,上千名德国科学家在这里工作。冯·卡门和钱学森都是空气动力学家,深知这个研究所的重要性。这里不仅有研究飞机、火箭的成套设备,还有多达300万份的研究报告,这些后来全部被运回了美国。特别是在这里,科学咨询团见到了纳粹德国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家阿道夫·布斯曼。正是这个阿道夫·布斯曼.研制出了纳粹德国第一架后掠式喷气战斗机,时间是1941年。它的速度达到了每小时998公里,这在当时已是惊人的飞行速度了。
最令冯·卡门和钱学森感叹不已的,是在纳粹德国西北部城市哥廷根与路德维格·普朗特教授的会面。普朗特是哥廷根大学的著名教授,世界公认的近代流体力学奠基人,冯·卡门在哥廷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的导师。普朗特与冯·卡门之间的师生关系,犹如冯·卡门与钱学森之间的师生关系。遗憾的是这次会面不是冯·卡门以感恩的心情,作为昔日学生去看望昔日恩师;而是作为美军科学咨询团的少将团长,去审问为纳粹德国工作的战俘。在希特勒上台后,冯·卡门被迫离开德国,而普朗特选择了与纳粹合作,为纳粹德国制造超音速喷气式战斗机。正是由于普朗特的帮助,纳粹德国的空军成为强大的力量,也成为希特勒发动法西斯战争的重要帮凶。这是一次历史的巧合,让普朗特、冯·卡门、钱学森三代空气动力学家,在战争的名义下聚到了一起。
回到美国之后,科学咨询团在冯·卡门领导下,对这次纳粹德国之行进行讨论和总结,撰写考察报告。这份报告的题目叫《迈向新高度》。《迈向新高度》共分13卷,由科学咨询团成员分别撰写。开始,钱学森只负责其中的一部分但冯·卡门看了其他人写的初稿后.对许多部分不满意,又都交给了钱学森,让他重新写。最后,《迈向新高度》13卷里,有5卷共7个部分是由钱学森执笔完成的。钱学森在这份考察报告里,对高速空气动力学的现状和发展进行了翔实的论述,内容涵盖脉冲式喷气发动机、冲压式喷气发动机、固体与液体推进剂火箭、超音速导弹、核能作为飞行动力的可能性等,并对这些技术已有的研究成果、当时存在的问题和未来发展的前景,进行了科学的和理性的评估。《迈向新高度》受到美国国防部和军方高度肯定,成为美国战后火箭、导弹、飞机长远发展计划的重要蓝图,为美国空军未来50年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从根本上改变了未来战争的形态,也为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取代德国成为世界航空强国和火箭强国奠定了理论基础。
1945年7月,钱学森被加州理工学院聘任为副教授。这年,他才34岁。在加州理工学院任副教授期间,他为美国空军主持编写了一部名为《喷气推进》的专著。这本书长达800多页. 由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实验室和古根海姆空气动力学实验室的人员撰写,钱学森是主编之一。在这本书里,钱学森对液体推进剂火箭、固体推进剂火箭、喷射辅助起飞、热动力学、气体动力学等,作了科学、详细的论述。钱学森在1 943年至1944年期间写的论文,也同时被收集在这本书里。
1945年,钱学森还在美国《航空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核能燃料用于飞机推进发动机之可能性》的学术论文。这篇论文充满了科学的想象和伟大的远见。
1 946年, 《喷气推进》这部书被美国军方列为空军工程师必学的教材。在之后的许多年里, 《喷气推进》一直是美国喷气推进技术研究领域最具权威性的著作。
钱学森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不仅得到了美国军方的欣赏,也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他的论文经常被同行引用。钱学森,一个年轻的中国人,靠自己的勤奋和努力,奠定了他在美国空气动力学理论领域的领导地位,无可争议地成为世界空气动力学权威,被冯· 卡门称为不可多得的科学天才。钱学森在美国的母校——麻省理工学院,也放弃了多年前的傲慢,对钱学森抛来了橄榄枝,通过各种渠道,多次向他发出信息,希望他到麻省理工学院来任教。而加州理工学院更是施加影响,希望钱学森留下来。钱学森经过反复思考,最后接受了麻省理工学院的邀请,决定去该校任教。钱学森这么做,一是因为1946年夏天冯·卡门因为与加州理工学院当局发生分歧而辞职,这件事也促使钱学森下了离开加州理工学院的决心;二是因为选择回麻省理工学院任教,钱学森是为了完善空气动力学家的成长历程。钱学森认为要从事火箭技术的研究,除了加州理工学院的长处,还需要学习其他东西。当时,加州理工学院跟麻省理工学院竞争非常激烈。加州理工学院的长处在结构、气动力学等方面,到麻省理工学院,可以学到更多有关控制系统方面的知识。
在麻省理工学院,钱学森被聘任为学院航空系副教授,负责空气动力学研究生的教学工作。当年他受辱离开麻省理工学院时,还是一个不怎么知名的硕士研究生,而现在重返学院时,已经是美国著名的空气动力学权威了。其间,经历了整整10年。
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时,钱学森在可压缩流体的研究上也取得了重要成果。他与好友、来自中国的科学家郭永怀合作,完成了题为《二维可压缩亚、超声速混合流和上临界马赫数》的论文,首次在可压缩流体研究中引入了马赫数的临界概念。在麻省理工学院,钱学森依然受到美国军方重视,获得了参与军事科研项目的安全认可证。1946年10月,他承担了美国海军的两项科研项目。一项是为海军研制固体燃料火箭,另一项是在麻省理工学院建造一座超音速风洞。犹如在加州理工学院一样,钱学森很快成为麻省理工学院教师中的佼佼者。
1947年2月,经冯·卡门推荐,钱学森成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终身教授
1947年2月,钱学森被麻省理工学院任命为正教授,而且是终身职务,即终身教授。这时,钱学森还不满36岁。在美国高校,正教授并不全是终身教授。大多数教授一般要有20年教学和科研的经历,并且有杰出的学术成就,才有可能成为终身教授。因此,终身教授在美国高校属凤毛麟角。麻省理工学院当时有几百位教授,但每个系一般只有2至3名终身教授。终身教授,也就是一经聘用,就可以干到退休。如本人不提出辞职,学校不得解聘,除非有特殊原因,如违法被判刑等。钱学森不到10年就获得了这个职位,是麻省理工学院成立以来,获得终身教授职务中最年轻的。
五、漂洋过海廿余年,一朝成名天下知,金钱名利皆可抛,只因满腔报国情
钱学森在美国科学界的名望和杰出的成就,也同样受到国内同行的关注。蒋介石政府对钱学森也十分看重。在1947年钱学森回国探亲期间,当时的上海《申报》刊登了一则题为《教育部决定聘请钱学森继任交通大学校长》的消息:
“据悉:教育部已决定聘钱学森出长(‘长’似有误,应为‘掌’——作者注)交通大学。按钱氏为交大校友,留美工学博士,历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专任正教授,现任教北大胡适校长曾聘其为工学院长;学识湛深,为国内外极负声望之工程学家。此次朱部长家骅北行时,曾托人婉达聘请之意。闻钱学森氏犹在考虑谦辞中。顿悉:朱部长于(1947年7月)二十九日又曾专电叶企孙教授,敦促钱氏接长(掌)交大。”
如果钱学森接任交通大学校长,无论从个人名利或家庭亲情来讲,都不失为一件好事:既能掌管国内著名高校,又能就近照顾父亲,两得其美。但钱学森一再拒绝。叶企孙教授是钱学森的恩师,他问钱学森为何拒绝?钱学森答道:“目前国内局势战乱不止,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不能回来为国民党装点门面。”叶企孙教授于是就提醒钱学森说:“你要是不愿意,那就赶快走,晚了恐怕就走不成了。”对叶教授的话,钱学森心领神会。
冯·卡门也曾回忆说,钱学森在回国探亲期间,给他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十分详尽地告诉我他在祖国见到的人民贫困和痛苦。当时那里是在国民党人手里。”1947年9月26日,钱学森携带新婚妻子蒋英离开上海,又一次不得不远游美国。
1948年10月,新任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致函冯·卡门和钱学森,邀请他们问加州理工学院工作。加州理工学院给钱学森提供了一个新职,担任学院新成立的古根海姆喷气推进中心主任。古根海姆是美国一个著名基金会的名字。古根海姆基金会实力雄厚,长期以来,一直赞助美国航空航天方面的科学研究。1948年,该基金会决定分别在加州理工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成立一个喷气推进中心。这两所大学都邀请钱学森去担任中心主任。加州理工学院为了获得钱学森,开出了非常优厚的条件:年薪1万美元,提供科研赞助经费,可以聘雇资深科学家为其助理,职务任期为7年。7年之后,如钱学森不愿继续任此职,加州理工学院将聘请他担任终身教授。进行喷气推进科学研究,是钱学森一直从事和向往的事业。钱学森最后选择了去加州理工学院。他的恩师冯·卡门也决定重返加州理工学院。自师从冯·卡门以后,钱学森一直与恩师共进退。当然,选择去加州理T.学院,还因为那里有他非常熟悉的工作环境和温暖如春的气候。
古根海姆喷气推进中心的主要任务,是从事喷气推进的新理论、新技术的研究。在喷气推进中心,从科研大纲、经费到人事,全部由钱学森做主。应该说、这时的钱学森,功成名就,受人尊重,前程远大,这是许许多多美国人和在美国工作多年的外国人梦寐以求的事情。
而这时的钱学森,尽管在美国身处事业的辉煌之巅,却依然牵挂着远隔万里的祖国。他给远在法国巴黎的马林纳的信中这样写道:“在接受加州理工学院的这次职务时,我无法不回想当年我们一块儿做火箭研究时的情景。而今少了你,我不免会感到不习惯。”在信的最后,他感慨地说:“整个东方情势的变化十分快速,我真的不能确定自己的未来会如何。但或许,没有任何人能确知自己的未来。”然而,钱学森确信中国的未来。他曾和美国的友人说,他相信中国发生的国共内战,赢家将是毛泽东。
钱学森通过各种讯息、热切地关注着祖国大地上发生的变化。在美国的近20年,钱学森在航空科学技术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成为世界上著名的火箭专家。在反二战中,为美国的军事科学技术做出了贡献,美国军方也给了他做研究莫大的特许与支持。但是,1949年,当得知新中国成立了,钱学森十分兴奋,在内心深处毅然决然做出要回国参加建设决定。他心中无比激动,“祖国已经解放,我们该准备回去了”。
他开始悄悄地为回国做准备。他先后辞去了美国国防部科学咨询团成员和海军军械研究所顾问的职务,以便渐渐脱离美国军方和政府的圈子。钱学森清楚地意识到,如果继续担任美国军方的咨询团成员和顾问,会给自己回国带来麻烦,美国军方是不会轻易放他去共产党执政的中国的。但要辞去这些职务,又不能告诉他们真正的缘由,因为这同样也会给自己回国造成麻烦。因此,为寻找一个合适的理由,辞去美国国防部科学咨询团成员和海军军械研究所的顾问职务,钱学森颇费了一番周折,前后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从到美国的第一天起,钱学森就一直抱着学业有成,有朝一日能够报效祖国的远大志向。钱学森曾这样回顾在美国的经历:
“我从1935年去美国,1955年回国,在美国待了整整20年。这20年中,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做准备,为的是日后回到祖国能为人民做点事。我在美国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想过这一辈子要在那里持下去。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因为在美国,一个人参加工作,总要把他的一部分收入存入保险公司,以备晚年退休之后用。在美国期间,有人好几次问我存了保险没有,我说一块美元也不存,他们感到奇怪。其实没什么奇怪的,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但美国却敌视新中国,怎会轻易罢休,他们千方百计地阻挠钱学森回国。
钱学森持有的是“中华民国”的护照,美国只承认他是“中华民国”的公民,受台湾驻美“大使馆”管辖。当时,台湾当局的势力在美国依然很大。为了破坏新中国的建设,所谓的“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馆”,千方百计阻止在美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去中国大陆,而是动员他们前往台湾。钱学森作为世界著名的科学家,理所当然成为台湾当局的动员对象。何况,钱学森的岳父蒋百里生前官至国民党军队的上将,台湾当局更看重钱学森的影响力。
此时的钱学森,已经成为美国和台湾当局都十分关注的人物。这时.钱学森的夫人蒋英因为怀孕行动不便,再加上钱学森自已刚到加州理工学院任职,还有许多事情需要处理;因此,钱学森决定寻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合适的理由返回祖国。
1950年2月,美国火箭学会在纽约举行年会。钱学森在会上作了非常精彩的学术报告.他给与会者描绘了一幅令人神往的蓝图。他说,无论是火箭或导弹,每小时能够飞行1.6万公里,不仅是一种可能的事情,而且已经接近完成的阶段。在这个新世纪里,人类可以邀游太空。住在纽约的人们,可以乘坐火箭,不到一个小时,便可以抵达洛杉矶。这样一个远景,现在已在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掌握之中;因为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已经有了极大的进展。钱学森把这种新型飞机称为火箭客机。钱学森关千火箭客机的构想,实际上就是现代航天飞机的最初雏形。钱学森还预测,随着科技的发展.“在30年之内,人类将能登上月球,而这趟月球之旅,能够在一个星期内完成“!钱学森的这一科学预测,在这之后也成为现实。
钱学森的学术报告引起了全场轰动,把这次美国火箭学会年会推向了高潮。美国《纽约时报》、《时代》周刊、《大众科学》、《飞行》等报刊,纷纷报道了钱学森的惊人设想,还配发了钱学森的照片。钱学森再次成为全美国注目的公众人物。在听钱学森演讲的人中间,有一位来自美国五角大楼的特殊人物,他的名字叫丹尼尔·金贝尔,时任美国海军部副部长。他曾担任过美国航空喷气公司执行副总裁,钱学森是该公司的顾问。他是钱学森的朋友,对钱学森的才华十分欣赏和了解,也非常清楚钱学森对美国军方所做出的重大贡献。丹尼尔·金贝尔在年会上也应邀作了发言。他说,科学家们积累的已经获得证明的科学研究,跟武器积累与战略物资积累一样.对美国的将来同样是重要的。他特别提到钱学森,说钱学森就是能够贡献这种积累的杰出人才之一。然而,也就是这个丹尼尔.金贝尔,在不久之后,成为迫害钱学森的主要幕后推手。
六、遭受猜疑与迫害,被美国关押、软禁、严密监视五年,一颗报国初心恒不变
1950年2月9日,一位名叫麦卡锡的美国共和党议员,在共和党举行的一次群众集会上,发表了蛊惑人心的演说八他说,他手中握有一份205人的名单,这些人全都是共产党和间谍网的成员,至今仍在参与制定美国国务院的政策。这犹如一颗重磅炸弹,震撼了美国政坛。在麦卡锡等反动政客的鼓噪之下,美国政府开始了一场规模更大的“清共运动”,波及美国国务院、五角大楼、军事单位、高等院校等许多重要部门,被列入清除“黑名单”的人员范围不断扩大。麦卡锡也因此一举成名,他的反共排外主张被称为“麦卡锡主义”。在这场“清共运动”中,许多无辜的科学家被列入了“黑名单”,包括著名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钱学森也在其中。
1950年6月6日,天下着毛毛细雨,两位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官员,走进了加州理工学院钱学森的办公室。他们宣称,有证据表明,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党员。他们的证据,就是在一份1938年美国共产党小组聚会的名单里、发现了一个约翰·德克尔的名字,他们认为这是钱学森的化名。聚会地点是在S.威因鲍姆家里。威因鲍姆当时也在加州理工学院,与钱学森同为冯·卡门的部属,并由钱学森推荐进入了喷气推进中心工作。面对联邦调查局的指控,钱学森义正词严地表示反对,也拒绝指证威因鲍姆是共产党员。盘问没有获得什么结果。但就在联邦涸查局官员盘问钱学森的当天,加州理工学院接到了来自美国军方的公函,通知该校,从即日起禁止钱学森从事任何与美国军事机密相关的科学研究工作,吊销了钱学森的安全许可证。
显然,针对钱学森的审查.一切都是有备而来。
美国政府却把钱学森当成美国的敌人加以审查,这让钱学森难以容忍,深感人格严重受辱。他对这个国家失望了。
不久之后,当美国联邦调查局官员再度来到加州理工学院审查盘问钱学森时,钱学森拒绝回答他们的问题,只是把一份事先写好的声明交给了他们。钱学森在声明中写道:“当年我成为一位受欢迎的客人的情景已不再了、一片怀疑的乌云扫过我的头上.因此,我所能做的事就是离开。”这份声明,钱学森把它作为辞呈,也同时交给了加州理工学院院长和教务长。钱学森的这份声明,实际上把他决定离开美国、要回到祖国去的意愿,公开地表达了出来。加州理工学院极力挽留钱学森。院长杜布里奇当时兼任美国政府的科学咨询委员会主席。他运用自己的影响,试图让美国联邦调查局撤销审查。美国当局尽管承认指控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党员的证据不足,但宁可信其有,绝不信其无,依然把钱学森作为清查对象对待。
就在钱学森递交抗议声明后不久,世界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1950年6月25H,朝鲜内战爆发。内战开始初期,属千社会主义阵营的朝鲜军队占有优势,屈于资本主义阵营的韩国军队被打得节节败退。朝鲜军队一度攻占了韩国的首府汉城。眼见南、北朝鲜即将被社会主义阵营的朝鲜统一,1950年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武装干涉朝鲜内战。他操纵联合国组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登陆朝鲜半岛,战局由此发生逆转。同时,美国又第七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战火在太平洋的彼岸燃烧着。而在美国国内,因朝鲜战争爆发,“清共运动”更是甚嚣尘上。
1950年6月,钱学森和蒋英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这是一个女儿,他们为她取名钱永真。此时,钱学森决定加快回国的步伐。他委托一家名叫白金斯的打包公司,将整理好的书籍、资料、手稿等物品.分门别类装了8个大木箱,准备海运至香港。当时,因美国与人民中国没有外交关系,回国必须先取道香港。从美国驶往香港的轮船不多,最早的航班也在8月底。但钱学森订票时,票已经销售一空。从美国飞往香港的机票也是一票难求。急于离开美国的钱学森,决定先从美国到加拿大,然后再从加拿大飞香港。他预订了加拿大太平洋航空公司8月28日由渥太华飞往香港的机票。
在杜布里奇等人士的斡旋下,美国政府决定在8月23日,就联邦调查局对钱学森的指控举行听证会。8月21日,钱学森从洛杉矶飞往华盛顿。在华盛顿,钱学森拜访了为他作辩护的美国律师波特。波特认为,8月23日举行听证会,准备时间太仓促,建议提出推迟召开听证会的要求。钱学森表示同意。实际上,再过几天,钱学森就要离开美国是否举行听证会对他已经毫无意义了。
8月23日上午,钱学森拜访了他的朋友、美国海军部副部长丹尼尔·金贝尔,并告诉金贝尔,他已经决定离开美国。金贝尔极力劝说他留下,但钱学森此时去意已定。下午,他就离开华盛顿,乘坐飞机赶回洛杉矶。就在钱学森刚离开金贝尔的办公室,金贝尔立即打电话给美国司法部,警告说,绝不能让钱学森离开美国。他在电话里说:“钱学森太有价值了,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抵得上5个师!我宁可毙了他,也不能放他回共产党中国。”金贝尔的这番话,给钱学森此后的日子,带来了进一步的迫害。
从华盛顿飞到洛杉矶,当时需要约6个小时。钱学森在飞机上
想得很多。但钱学森绝没有想到,新的厄运正在降临。到达洛杉矶后,美国司法部移民归化局一位官员已经在机场等候他多时了。钱学森刚下飞机,他就走到钱学森面前,递上一份移民归化局的公文:禁止钱学森离开美国。这让钱学森无比震惊、无比愤怒。他明白,这是金贝尔的“杰作”。他想起在离开金贝尔的办公室时金贝尔曾用严厉的语调对他说:“你不能离开美国!”钱学森为自己的清高付出了代价。他原可以不告而别,悄无声息地离开美国,但这不是钱学森的性格。他认为,自己堂堂正正地来到美国,也应该光明磊落地离开。
遭到禁令,钱学森无奈地取消了飞往加拿大及由加拿大飞往香港的机票。他曾想让蒋英和两个孩子先行回国,他等待禁令的解除。可他没有想到,更大的厄运接踵而来。
他为回国而托运的八大箱行李已经被美国海关扣留。钱学森询问,为什么要扣留这些行李?美国海关的答复是:钱学森托运的行李中含有美国的机密文件,因而违反了美国《出口控制法》、《中立法》和《反间谍法》。言下之意,在美国政府眼里,钱学森已经是“红色中国”的间谍、十足的共产党员了。
美国联邦调查局、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关的官员,共同对钱学森托运的行李进行开箱检查。他们花了三天时间,对行李中的所有文字性东西,仔仔细细地翻了一遍,从藏书、手稿、资料、剪报......一样都没有放过,最后还对这些文字性东西,全部拍了照片留存。经美国联邦调查局授意,《洛杉矶时报》、《明报》等新闻媒体,以耸人听闻的标题报道:在钱学森回中国的行李中查获秘密资料。
钱学森针锋相对,也在报刊上发表声明:
“这里面没有重要的书籍、密码书籍或蓝图,那只是一些草图、一些对数表,不过这可能被误认为是密码或暗号。我想带走的只是一些个人的笔记,其中多数是一些我上课的讲义,以及未来我研究所需的资料。我一点也不打算带走任何一点机密,或是试图以任何不可被接受的方式离开美国。”
钱学森以其特有的幽默,讽刺了美国政府把他当成“间谍”的可笑。而不久之前,他还是美国人眼里的伟大科学家。
尽管钱学森严正地宣布,对自己带走的文字性东西,他进行了十分仔细的审阅,没有任何机密。所有机密文件,他都锁在了办公室的保密柜里,并把钥匙交给了同事克拉克·米立肯教授。但是,金贝尔等美国官员心里十分清楚,对钱学森来说,用不着携带任何机密文件。作为像钱学森这样的伟大科学家,最机密的东西就是他的大脑。一份来自美国军方的调查报告这样写道:“对敌人而言,这整个书库(指钱学森行李中的文字性东西——作者注)的重要性,远不及留在钱博士脑中,他多年来与美军接触所积累下来的心得。”
1950年9月8 日,威因鲍姆被指证为美国共产党党员,并且是一个共产党小组的负责人。法庭以伪证罪判处威因鲍姆4年有期徒刑,并不准获得保释。而就在前一天,即1950年9月7 日,美国司法部移民归化局决定拘留钱学森,以防因威因鲍姆被判刑,钱学森“畏罪潜逃”。据说,他们获得信息,在距离洛杉矶不远的美墨(墨西哥)边境,发现了钱学森的汽车。为此,美国联邦调查局还准备了防止钱学森“潜逃”到墨西哥的预案。9月7 日傍晚、美国司法部移民归化局总稽查朱尔和稽查员凯尔,按响了钱学森住宅的门铃。他们出示了美国司法部移民归化局签发的命令.指控钱学森隐匿了共产党员的身份,并于1947年违法自中国来到美国。根据当时美国政府的法令,禁止精神病患者、毒品犯及共产党员等入境。他们指控钱学森在1939年加入了美国共产党,因此.他1947年的入境就屈于非法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美国当局为了阻止钱学森回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曾经是美国军方十分器重的科学家、加州理工学院著名教授的钱学森,竟成了“非法入境者”!
钱学森被拘留后,关押在洛杉矶以南特米诺岛上的美国司法部移民归化局拘留所里。这里警卫森严,四面高墙上布满了通电的铁丝网,四周临海,牢房里阴暗又潮湿。一位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就这样成了美国当局的囚犯。洛杉矶的新闻媒体迅速报道了钱学森被拘捕的消息。这一爆炸性新闻,随着电波,迅速传遍了美国及全世界。
钱学森被拘留的当晚,他在加州理工学院的许多朋友纷纷来到钱学森家里,看望和安慰蒋英,想法营救钱学森,并帮助照看两个年幼的孩子。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紧急致函美国海军部副部长丹尼尔·金贝尔,明确否定美国联邦调查局、美国司法部移民归化局对钱学森的指控。经过各方努力,美国司法部移民归化局最终同意,钱学森可以保释出狱,保释金为1.5万美元。这在当时可是一个不小的数字。是一位富裕的朋友,从银行里取出这笔钱,交给了蒋英。蒋英回忆说:“当时听说要这么高的赎金,真把我吓坏了,幸亏朋友们的热情帮助,才把他救出来。"
在钱学森被关押的第12天.蒋英由弗兰克·马勃陪同,去特米诺岛拘留所看望钱学森。谈起这次看望,蒋英记忆深刻。她说:他关在里头,我去看他的时候是笫12天。他瘦得很,脸色很苍白,憔悴得不得了,眼睛没有力气。我一看到他这样,心疼得不得了,可恨啊!怎么才12天,美国人就把他变成这个样子。我告诉学森,我们已经和律师说好了,很快就可以接你出去了。学森一句话也不说,我就奇怪了,他怎么不说话呀,也没叫我的名字?原来他失声了,失去了语言能力。后来,我去接他出来的时候,他还是一句话也不会说。我跟他说:“回家了,孩子们都好,你放心。”他只知道点点头。钱学森出狱后,曾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我被禁止和任何人交谈。夜里,守卫每15分钟就来亮一次灯,使我没法好好休息。这样的痛苦经历使我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瘦了30磅!”
钱学森虽然离开了特米诺岛拘留所,但依然受到美国联邦调查局和美国司法部移民归化局的管制。
钱学森获准保释后,美国司法部移民归化局规定:钱学森每个月都要到当地的移民机关进行登记,并要随时接受移民归化局官员的询问;不得离开洛杉矶.如要去洛杉矶之外的地方,必须提前申报,获得批准后才可以出行。美国联邦调查局也没有放松对钱学森的审查和监管。他的来往信件受到拆封检查;他的电话受到监听;他在洛杉矶市内的活动,也经常受到监视。
此时的钱学森已经失去了人身自由。
钱学森为了回到新生的人民中国而受到美国政府的迫害,这在当时并不是个例。
他们是如何打破美国人的桎梏,返回新中国母亲的怀抱的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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