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在湖北黄州(今天的黄冈)张家湾，有一个私塾先生叫李卓侯，给周边十里八乡的孩子们教学启蒙。

熟悉中共党史的朋友，应该发现李卓侯的张家湾，与我国一位开国元帅的老家只有一路之隔。

大家都以为，李卓侯是因为“林帅启蒙老师”的身份才留名青史?

李卓侯更早启蒙的一个男孩，同样了不起，那就是我国地质学科的奠基人，李四光。

读懂李四光“风云变幻”的人生，我们会发现他远不止一位‘地质学家’的头衔那么简单。

如果只是做“常规勘探”，李四光又怎么能从地理课本，跨界挑战到“历史课本”?

因为李四光，指导发掘了国家崛起的“两条龙脉”。

一、少年天才，“最年轻”的元老

李四光出生时，因为他是家中老二，父亲给他取名仲揆，揆在历史上代指“宰相”。

由此可见李卓侯虽然只是个贫穷私塾先生，对儿子的期望却很高。

李四光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14岁就完成启蒙，到武昌中等学堂求学，并且改名李四光。

在武昌学堂学习不到两年，李四光就以第一名的成绩，被保送到日本求学深造，当时被公派的学习专业是造船机械，当时他还未满16周岁。

到了日本之后，李四光很快结识了早期革命者宋教仁以及马君武。

1905年，16岁的李四光参加“同盟会筹备会议”，结识了孙中山。

随后，李四光参与了同盟会的组建，在会议上宣读了“誓词”，成为同盟会第一批会员。

16岁的李四光也成为同盟会年龄最小的“创会元老”。

因此李四光最初确信的“救国之路”，并不是地质勘探，而是追随孙中山“革命救国”。

二、第一次回国，革命救国!

1910年，李四光完成在日本的留学，拿到造船机械的学位后，第一次回国。

回国之后的李四光继续投身革命救国，在1911年辛亥革命打响满清覆灭第一枪之后，李四光投身武汉革命政府。

当时，年仅22岁的李四光，被武汉革命政府推举为实业部部长。

从15岁以第一名身份公派留学;到16岁结识宋教仁，孙中山;再到22岁成为革命政府的“实业部长”，李四光一直上演“少年天才”的传奇。

可惜，少年天才一己之力，阻挡不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脆弱和曲折”。

辛亥革命的果实很快被袁世凯窃取。袁世凯就任大总统之后的民国，显然已经不是李四光梦想追随的“理想国”。

因此1913年，任职“实业部长”几个月后，李四光就辞去公职，选择到英国再次“出国求学深造”。

就是这次到英国伯明翰大学的求学，开启了李四光的“地质之缘”。

李四光先学习的是“采矿业”，显然他当时的想法还是“实业救国”，后来才转学地质学，向学术研究转型。

1919年，李四光完成伯明翰大学的地质专业学习，拿到硕士学位。

这时候，李四光再次受到国内“求贤若渴”的召唤。

三、第二次回国，教育强国

1910年，李四光回国，受到的是中国最早那一批革命先驱的感召，回国革命救国。

1920年，李四光收到的是民国“教育先驱”蔡元培的诚意邀请，希望他到北大任教。

李四光放弃在英国继续求学深造，毅然回国。他跟着蔡元培一起，见证“觉醒年代的北京大学”，他找到了“教育强国”的新路子。

李四光在北京大学地质系任教授、系主任，同时还担任过北京大学评议会的评议员和理学院的庶务主任。

四、第三次回国，科研兴国

在北京大学任教多年之后，李四光逐步转入“政府科研部门”进行地质学方面的基础科学研究。

接下来的二十年，是李四光专研地质研究，提出“地质力学”的学术生涯。

1948年，李四光和夫人再次出国到英国。

这次李四光到英国伦敦是出席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大会。接着在同一年，他接受挪威奥斯陆大学授予的哲学博士学位。

李四光在英国游学的一两年，也是新旧中国改天换地的一两年。

1949年，到欧洲开“和平大会”的郭沫若，随身就带着周恩来总理诚挚邀请李四光回到中原大地，建设新中国的亲笔信。

可是二战对国际航运业的影响并未消除，从英国回大陆的轮船，要提前一年预定。

也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国民政府伪政权逃到台湾岛之后，国民党在全世界展开“人才掠夺战”。

国民党伪政权的外交部密令驻英大使郑天锡立即找到在伦敦的李四光，要求李四光发表公开声明，拒绝新中国提供的职位，否则便将他扣留送往台湾。

李四光得到消息后，第一时间给郑天锡回复，拒绝声明，随后和妻子分开秘密离开英国，辗转在法国巴黎碰头。

接着李四光夫妇又辗转欧洲多地，最后终于在1950年5月才成功回到祖国大陆。

五、发掘两条“中华龙脉”

李四光回到欣欣向荣，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之后，继续从事“地质方面”的研究，可是因为新中国处于特殊的“建国阶段”，李四光的研究从民国时期的“偏学术”转为新中国时期的“偏应用”。

许多人一直有些费解，“普通的地质研究”，怎么会让李四光成为新中国“百位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那是因为李四光最卓越的贡献之一，是推翻中国“贫油国”的身份认定。他为国家找到的不是“油田”，而是盛产石油的“产油带”。

许多历史学家都认为，在人类进入化石能源时代后，谁掌握最多石油，谁就掌控着历史前行的大方向。

早在民国刚建立的1914年，美国美孚石油公司就在陕北军阀支持下，在陕北地区进行石油地质勘察。

美国人钻油井7口，耗资白银800余万两，却一无所获。

1929年，侵华日军在发动918之前，也曾经在我国东北牡丹江平原寻找石油，也是几个月投入巨大成本，一无所获。

1931年日军占领东北全境，直到1945年日军败亡，都没放弃过在东北寻找大型油田。

许多世界学者都做过一个猜想：如果日军在东北更早的找到“大庆油田”，完成了军事用油的自给自足，是不是就不会有日军入侵东南亚，以及最后和美国争夺石油运输线而选择对美宣战?

没有更早对美宣战的日军，利用东北石油满足战争所需，是不是会有不一样的二战结局?

历史没有如果，至少日本在那个时代，没有从东北找到“石油命脉”的地质学家。

西方多国在旧中国时期，在中国寻找石油一次次铩羽而归，日本侵占东北14年都没找到大型油田，因此西方在国际给了中国“贫油国”的标签。

新中国建立之后，石油能源遭到西方禁运。无论是国家安全的“军事物资保障”，还是完成重工业奠基的“大生产需要”，我国都必须找到含量丰富的石油带。

在当时西方权威和国内部分研究人员，都认为中国是“贫油国”的背景下，李四光一直坚信中国富含石油资源。

在1952年之后，毛主席多次接见，周总理也多次座谈，李四光都坚持我国能发现“丰富石油带”的观点。

李四光根据多年实地考察，对比中亚平原，他坚信：松辽平原和华北平原蕴藏着大量的石油。

事实证明，李四光的判断是正确的。

早期西方学者一直认为“海湾地区才能盛产石油”，李四光不仅坚信平原地区能够找到丰富石油带，还研究指出我国多个盆地都是石油资源“聚宝盆”，我国多个盆地的“历史最大油田”都是在李四光去世多年后发掘的。

在化石能源时代，石油是一国经济与军事的血液。因为我国石油进口占比超过70%，让一些人认为“本土太缺油，石油人没啥贡献，全靠进口”。

只能说我国承接全世界最全，总量最大的制造业产业链，每天耗油量太惊人了。

再加上我国十四亿人的民生需求和用车耗费，这些庞大的“吞油巨兽”导致了我国巨大的“石油需求缺口”。

在几十年前，我国依靠李四光领导的一批地质勘探人，探访到的多个重大产油区，不仅保障了国家的国防和重工业奠基，还在接下来几十年一直是“石油出口国”。

除了发掘我国“油脉”，将我国摘掉“贫油国”的帽子，奠定军事和重工业强国的基石，李四光的另一个巨大贡献，是指导发掘“铀脉”。

与李四光几乎同期回国的钱学森等物理学家，一直都在为我国“两弹一星”全力以赴。

很多人都不知道，当时我国原子能委员会的主席，不是两弹一星的元勋们，而是地质学家李四光。

在国家最高层关于“原子弹研发进度的会议上”，先后发言的也是李四光，刘杰，钱三强。

钱三强是代表原子弹研发部门发言，李四光和刘杰，核心任务只有一个：要搞原子弹，就必须在我国本土，找到规模大、品位高、易开采的铀矿床。

在我国多支铀矿探寻队伍分工搜寻时，李四光的工作也不是寻找具体矿床，而是根据地质研究和过去几十年实地调查经验，提供“矿脉”的特质。

李四光坚持寻找铀矿富集带，还必须便于开采，他预测了几个“东西带”。

最终几个探矿队都用探矿成果，验证了李四光的预判是准确的。

后来遵循李四光的思路，覃慕陶、吴磊伯等专家经过艰苦工作，找到了211特大型铀矿床。以此为代表，结合后续发现的一系列富含铀矿床，我国完全实现了“核武装”铀资源的自给自足。

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一直有“堪舆师”这类人，他们根据山川地脉，寻找“帝国中兴之地”，称为探寻龙脉。

在二十一世纪的大国博弈中，掌握“油脉”就掌握全球制造业产业链和军工制造的命脉;掌握“铀脉”就掌握国家安全的和平发展的核威慑命脉。

因此，油脉和铀脉，才是二十一世纪中华振兴的“龙脉”。

这就是为什么李四光同时能在地理书和历史书占据一席之地的原因。

李四光可不是游山玩水的老爷爷，他是一手牵着油脉，一手引着铀脉的“大国造梦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