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65年8月从南京工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原第六机械工业部第719研究所工作，与我同时期分配到所的共108个年轻人。在研究所工作期间，“种菜”的一段经历至今难以忘怀。

那一年核潜艇工程重新上马，当时国家还处在经济恢复时期，新生的研究所承担如此重大工程项目，任务十分艰巨。对于我们刚出校门的人来说感到既新鲜又神圣，对于已参加过常规潜艇仿制工作的老同志来说也是一个崭新课题。据719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夏桐后来回忆，研究所的领导当时压力很大，曾多次发动全所人员出主意想办法，如何统一认识、统一思想，完成好上级交代的光荣任务。

我清楚记得在一次全所技术干部的会议上，夏所长用生动的比喻阐明核潜艇首制艇的设计指导思想，他说：“首制艇既不能是常规潜艇加核动力，又不可能‘荷叶包钉子，个个都出头’，把国内新研制的设备都用上”。又说：“除了必须新研制的设备外，常规潜艇上的设备能用于核潜艇的要充分用上，同时又要考虑到以后同类型更好的设备研制出来后予以更换的可能，通俗地比喻为‘骑驴找马’”。最后，明确了新研制设备以核动力为首的“七朵金花”为主攻方向。其中与我专业相关的是惯性导航系统与自动操舵仪“两朵金花”。实践证明，核潜艇首制艇的研制指导思想是完全正确的。

由于核潜艇首艇总体研究设计与新设备的研制进度是同步进行的，艇总体初步设计时装艇设备的技术要素必须实时提供，为了密切总体所与设备所的内在联系，夏所长创造性地提出了“种菜”的举措。夏所长风趣地对我们说：“我把总体所比作‘厨师’，把装到核潜艇上的配套设备比作‘菜’，‘厨师’按规定把‘菜’炒出来满足用户(海军)的要求。但是，目前这“七朵金花”的七个‘菜’还没有长出来，巧厨难做无菜之饭，怎么办?只有打破常规，派你们去设备所参加种‘菜’”。这一席话，深入浅出地阐述了总体所与设备所的关系。就这样，总体所与“七朵金花”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被派往设备所种“菜”，我和同事黄勤石被派到天津第707研究所参加惯性导航系统与自动操舵仪的研制工作。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好地学习机会，我愉快地服从所里的决定。

刚到707研究所时，科技处的负责同志把我领到惯导平台研究室，向全室人员介绍：“丁锋同志是719所派来‘种菜’的，同你们一起工作，请安排好。”在一阵哄笑的“欢迎”声后，室领导说：“放心吧，他在这里有很多老同学，我们不会亏待他。”因为我毕业设计时在所里工作过半年，对所里的情况比较熟悉，加上有9个老同学在所里，所以我很快融入其中。

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白天经常停工“闹革命”，批“走资派”搞得热火朝天。后来，毛主席发出“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中央军委又发了特别公函，科研秩序有所恢复，但往往两派斗争激烈时停工现象时有发生。经常在白天开批斗会，晚上加班到深夜,两个造反派虽然观点不同，但在科研工作中始终是同心协力。我是中间派，与两派人的关系都不错。有时他们要“闹革命”但试验又不能停，就让我去帮着值班，看仪表、做记录。在“种菜”的日子里，我事实上成了他们科研战线上的“替补队员”。我乐于接受他们的派遣，因为在科研实验中可以学到很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

那时候天津的生活条件比葫芦岛好得多，我在天津“种菜”，真有“乐不思葫”之感。当时的葫芦岛气候条件比现在恶劣，“一年刮两次大风，一次刮半年”，当地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葫芦岛，葫芦岛，两头大、中间小，风沙多、姑娘少，五冬六夏穿棉脑(袄)、兔子狐狸满山跑。”对我们南方人来说，生活上最难受的是吃饭，一天三顿粗粮很难受，那高粱米实在难以下咽。

陈锡联军管辽宁省，每人每月三两油，老百姓戏称“陈三两”。春节每人供应一块酱豆腐，现在的年轻人是难以想象的。为此，每次所里通知我回去汇报工作，我都要备上大包小包，采购葫芦岛所稀缺的食品，最主要是猪肉和挂面，一买就是几十斤。这成了我们“种菜人”返所的一项特殊任务。

惯性导航系统在核潜艇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要实时地为核潜艇航行和核导弹武器系统提供准确的航向、水平和地理位置信息。如果惯性导航系统出了故障或提供信息误差太大，核潜艇的日常训练和战备值勤无法进行，核潜艇的航行安全及核导弹系统精确打击能力直接受到严重影响。707所研制惯性导航系统，在我国科研领域里是一个空白，前无古人的经验可借鉴，既没有图纸资料，又没有样机可参考，一切都是白手起家，全靠科研人员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及大力协同的精神来攻关，去攀登科学技术的高峰。我这个“种菜人”亲身参与、亲身目睹了我国第一代惯性导航系统研制攻关的全过程。

我们在学校学习，当时国内最先进的导航设备是陀螺罗经，惯性导航只是在教科书上看到原理框图，什么惯性平台、陀螺仪、加速度计只是理论概念，完全是纸上谈兵。我清楚记得，一开始为了做出惯性平台的样机，研究人员不知从哪里下手，就只能从想象的草图结构先用木头做个模型，再改换成金属材料结构框架，加上陀螺仪、加速度计、传感器和力矩器等部件模型，在实验室的简易转台上一次又一次地测转动惯量。为了选择陀螺马达的最佳转速，做了几十个不同转速的马达，经过上百次对比试验才确定下来。陀螺马达中要灌注一种特殊介质叫氟油，对油黏度系数有特定要求，上海硅酸盐研究所费了好大劲才研制达标。

记得首台惯性导航系统样机在实验室做试验，在模拟舰船条件下检测系统性能，结果尚未起航，给出的位置信息已经跑出几百海里，误差大得惊人。经反复测试，查找惯性平台和系统存在的主要技术问题，有针对性地制订了攻关具体措施。经过艰苦的攻关试验，惯导平台解决了陀螺仪角刚度问题、稳定回路标定问题及电子线路抗干扰与其信号传输等关键技术，系统解决了初始校正、综合校正和误差的修正、补偿问题。记得系统需要应用卡尔曼滤波提高定位精度，所领导专门聘请中科院数学所专家冠肇直、王恩平教授到所里指导。在各方面协同努力下，经过707所全体科研人员几年艰苦攻关，第一代实用型的惯性导航系统终于装上了核潜艇首制艇。我这个“种菜人”分享了他们成功的快乐。

自动操航仪是核潜艇操纵和作战系统的重要配套设备，通过操纵航向和深度两台操舵仪，控制核潜艇的垂直舵和水平舵，进而控制核潜艇的航向、深度和纵倾，实现核潜艇的定常航行、旋回和水下潜浮。自动舵一旦出现卡舵故障，可能由此引起碰撞、触礁，造成艇毁人亡的严重后果。为此，自动操航仪的研制攻关几经波折，主要是解决可靠性、安全性问题。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3F阀，为了解决该阀的“堵、卡、漂”问题，可谓费尽心机，还惊动了高层领导。

记得有一次，我到自动操舵仪试验室参加试验，一开始运行还算顺利，不到半小时就卡住了，把3F阀卸下来，清洗后装上去再试，结果3F阀没有卡住，液压油缸坏了…试验只得停止。正好那天一位上级领导到所检查工作，听汇报说自动操航仪试验突然出了故障，还专门到现场考察，随后给所领导发令：“要认真查找原因，防止有人破坏!”这在全所上下引起极大震动，一时间闹得人心惶惶。

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往往把技术问题与政治问题联系在一起，搞得人人自危。好在那时所长彭布是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干部，没有轻易下结论。经过拆验，是由于液缸未清洗干净，一个铁屑在缸内上下拉动，破坏了活塞的正常运转。事故查明后，大家才松了口气。在随后历时两年的攻关过程中，科研人员吃住在现场，日夜奋战，不计报酬，他们充分发挥聪明才智，找准了问题所在，采取了清洁阀的油路，提高了清洁度;修改了伺服阀的结构，提高了可靠性;采用金属陶瓷过滤器，研制高精度滤心等一系列有效措施。终于地解决了“堵、卡、漂”问题。

通过“种菜”，我得益匪浅。把我学到的专业知识与工程实践相结合，为我今后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种菜”回719所的不到一年(1970年8月)，我被调到原六机部七院科技部核潜艇办公室工作。有一天，国务院、中央军委核潜艇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右铭的秘书找我，让我到陈的办公室汇报707所惯性导航系统有关情况。陈主任见我很客气地说：“小丁，我向您请教惯性导航系统是怎么回事，进展情况如何，装核潜艇后在使用上有什么问题?”

2008年，丁锋(左)拜访陈右铭于北京定慧寺干休所陈右铭的住宅合影。

我用“种菜”获取的资源侃侃而谈，从惯性导航系统的原理讲起，详细地介绍了惯性导航系统研制进度和攻关情况，当讲到在核潜艇上长期使用在航向和定位精度上有累积误差时，陈主任紧接着问：“有什么办法消除误差，或校正误差?”我说明消除系统固有误差不太可能，校正误差是可以做到的，可以通过卫星导航、星光导航来进行校正。同时，我还说明了目前我们还没有卫星导航，只能用测量星星的办法来修正惯性导航系统定位误差的道理。

陈主任听了直点头，他最后说：“你讲得很好，看来星光导航要重点抓好。”原来他要我讲惯性导航系统，其用意却在星光导航。过不久，星光导航被列入以惯性导航系统为主的综合导航系统中的一员，其重要程度不亚于惯性导航系统。我受到陈主任的好评心里十分高兴，深深感激夏桐所长提倡“种菜”的英明决策。

我翻开近半个世纪泛黄的日记本，找到了当年记载着“种菜”的点滴体会：

(1)总体所的设备专业技术人员到设备所“种菜”是个好办法，既让专业技术人员学到了实际的专业知识，又沟通了总体所与专业所之间的联系;

(2)七O七所惯性导航系统和自动操舵仪研制攻关中，可以看到毛主席提倡的“大力协同”的作用，一些新材料、新技术可以用民用部门的成果(这符合现今中央提出的‘军民融合’的思想);

(3)核潜艇首制艇的研制建造成功，展现了我们民族自立自强的精神，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的：“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的伟大事业，我们的目标一定能达到。”

2012年6月26日，赴葫芦岛渤海造船厂军工文化调研座谈会与该厂原副厂长王道桐(前排中)和参加第一代核潜艇研制老同志合影，前排左起：王本有、杨连新、沈汝纯、魏兰、王道桐、丁峰、谢辉、吴家贵、姜应东;后排左起：陈厚长、赵忠田、苏永华、田长青、李铁民、夏玉亭、冀维新、孟劲勇、叶可。

2015年3月31日，《中国核潜艇之路》首发座谈会于北京远望楼宾馆的合影,左起：王建蒙(总装司令部大校、卫星发射与航天国际合作专家)、王晓平、魏兰、李敏(毛泽东主席女儿)、丁锋、宋炳寰(曾任国防科委二局参谋、总装备部、中国核学会)(丁锋提供)。

参考文献：

[1]丁锋.我是核潜艇工程的“种菜人”.中国核潜艇之路(一至四)[M].两弹一星研究会核潜艇专业委员会编写组.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党群工作部，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政治工作部、中国两弹一星研究会核潜艇专业委员会.2014.8，(二卷)：71-76.

(丁锋简介：1942年10月9日生，江苏武进人，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1965年7月毕业于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1965年至1970年在原六机部第七研究院719研究所工作，参加了我国第一代核潜艇首制艇的研究设计工作。1970年至1980年在七院科技部工作，参加了我国第一代核潜艇首艇研制的组织管理。1980年至1982年，在原国务院国防工办科研局工作，1998年至2000年，总装备部军事装备技术引进局局长、综合计划部局长。获国家级科技进步奖、国防科技进步奖等多个奖项。曾兼任东南大学教授、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所顾问、开发促进会经济开发委员会常务副主任。2000年退休。现任中国核潜艇精神研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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