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4月15日下午，美国波士顿国际马拉松赛举办期间突发爆炸事件，截至记者发稿时，爆炸已造成3人死亡，183人受伤。美国联邦调查局已将此次爆炸事件定性为恐怖袭击。这次爆炸事件被认为是“9•11”事件以来美国本土遭遇的最严重的恐怖袭击。对此，记者采访了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解读这一事件发生的背景及其可能对美国社会造成的影响。

　　美国本土安全再引质疑

　　很多美国学者认为，此次爆炸事件唤醒了美国人关于恐怖袭击的集体记忆。“袭击现场惨烈的画面像野火一般在社交网络上蔓延，这会对人们的心理产生强烈冲击，对恐怖袭击威胁的担忧如影随形。”纽约大学精神病学教授艾瑞尔•沙莱夫认为，对于经历过恐怖袭击的人来说，此次爆炸事件对他们的心理创伤无疑是雪上加霜。

　　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孙哲认为，此次爆炸事件作案手法十分简单，与有经验恐怖分子的手法有明显区别。但作案者瞄准波士顿国际马拉松赛这样一个重要赛事，造成平民伤亡，制造大范围公众恐慌，其恐怖主义行为特征十分明显。受访学者普遍表示，虽然目前事件尚未查清，但爆炸事件无疑将美国本土安全问题再次推向前台。

　　事实上，自“9•11”事件后，美国政府十余年间投入巨大财力、物力、人力，建构了一套复杂的反恐体系。孙哲介绍，“9•11”事件后，美国政府迅速通过了加强政府对私人部门监控的《爱国者法案》。除立法保障外，美国政府整合了10多个情报机构，成立了拥有超过20万雇员的美国国土安全部。小布什执政期间，还设立了国家情报总监一职。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反恐战略呈现外松内紧特征。虽然对外收缩了反恐战争，但对美国本土的反恐投入并没有减少。

　　然而，美国花费十余年精心打造的这套反恐体系并没有成为保护美国本土安全的“金钟罩”。“美国本土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都幸免于难，美国人曾以为两大洋是美国的安全屏障。但恐怖袭击粉碎了美国人的安全感，他们意识到美国本土不再安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美国政治研究室主任周琪说，“此次波士顿爆炸事件再次警醒美国，在后拉登时代，恐怖主义作为美国的安全威胁依然存在。”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阮宗泽说，此次波士顿爆炸案不是美国在“9•11”事件后第一次遭遇恐怖袭击威胁，此前还有如2009年的一起炸机未遂事件和一起针对纽约地铁恐怖袭击未遂事件等。“这些险情虽然最终被化解，但说明美国面临的恐怖威胁一直存在。”阮宗泽认为，美国应反思这十余年的反恐之路。这些恐怖威胁很大一部分是对美国价值观外交的反弹，以暴制暴、治标不治本的反恐战略只会让美国陷入越反越恐的恶性循环。

　　美国乔治城大学法学教授大卫•科尔(David Cole)表示，“9•11”事件后，美国政府每年在反恐和国家安全上花费不少，但此次波士顿爆炸事件值得人们反思，这些钱是否都花到了刀刃上。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术中心主席简•哈曼则认为，比经费问题更值得反思的是战略问题。她表示，美国政府在反恐和国家安全问题上制定的战术策略都只着眼于短期，缺乏长远规划。

　　美国社会危机滋生极端势力

　　“最大的恐慌来自对未知的恐惧。”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精神病学副教授乔治•艾佛利认为，因无法确定恐怖威胁来自美国本土还是国外恐怖主义势力，美国人应对恐怖袭击十分迷茫。

　　相当一部分美国学者分析，此次恐怖袭击的幕后黑手或为美国国内极端势力。戴顿大学政治学学者马克•恩萨拉克将波士顿爆炸案与亚特兰大奥运会爆炸案联系起来。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一名右翼极端分子因不满美国堕胎政策而制造爆炸案，造成1人死亡、百余人受伤。“虽然目前不能排除基地组织作案的可能，但此次爆炸案的确不同于以往基地组织自杀式爆炸的作案手法，反而具有美国本土右翼极端势力的特征。”

　　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社会学学院教授兰迪•布拉扎克也表示，炸药被安放在比赛终点线附近，那里飘扬着各国国旗。这是一个信号——一些美国国内激进主义者一直强烈呼吁，要求美国置身于国际事务之外。另外，此次事件发生的时机也很巧合，当天是爱国日，也是缴税日。布拉扎克分析，缴税意味着政府向纳税人索取，这可能也是触动国内极端势力的原因之一。

　　近年来，由于极端思想传播，美国本土恐怖袭击事件呈现增多趋势。周琪说，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国内社会分化加剧、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多方面数据表明，过去几年，美国人的生活出现了更多问题，穷人的财产大幅度缩水，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口比例不断扩大，工资性收入在财富分配中比重逐步下降。

　　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表示，曾经把美国勾画成人间天堂的“美国梦”正在遭受冲击。越来越多的美国年轻人不再相信，在美国只要努力工作就能过上好日子。很多美国年轻人选择到亚洲寻找发展的机会。

　　周琪进一步表示，这些问题使得政治对立、意识形态冲突在美国愈加明显。美国社会面临的种种危机为极端势力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如果最终证实此次爆炸案为美国国内极端势力所为，那将说明美国国内矛盾激化到了需要用伤害无辜平民的手段向政府施压的程度。”

　　美国多元文化政策面临考验

　　分析此次爆炸事件可能给美国社会带来的影响时，上海大学全球学研究中心主任郭长刚认为，此次爆炸事件或可对美国价值观念造成影响。

　　郭长刚说，“9•11”事件后，美国社会的宗教自我意识陡增，反恐战争几乎变成了宗教战争，美国的外交政策也几乎为宗教所“绑架”。美国强行推广本国价值观的做法不仅没有减少全球宗教迫害，反而促生并加强了宗教极端主义。

　　郭长刚分析，奥巴马执政后试图调整小布什时期的宗教政治。奥巴马在就职演说中把基督徒与穆斯林、犹太教徒和印度教徒相提并论，并明确地将“非信徒”包括在内。奥巴马不仅将美国是基督徒国家的定义进行了淡化，也明确了对多信仰和非信仰的尊重。但奥巴马的立场招致了美国本土基督教右翼的极端不满。据统计，在2008年奥巴马当选总统前，美国基督教右翼极端组织只有149个，但到2012年奥巴马再次当选时已发展到了近1400个。

　　“在全球化时代，人口流动频繁，不同族裔、不同价值观念人群生活在一起的几率增加，摩擦、冲突也会相应增加。在全球移民时代，必须学会如何和持有不同价值观念的人群和平共处。”郭长刚说，2012年美国驻利比亚大使馆遇袭事件让一些美国学者开始反思，美国社会必须认识到不应把自己的价值观当做普世价值在世界范围内强行推广。在全球化时代，美国人必须学会尊重其他族裔人群的价值观。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不会出现重大修正

　　此次爆炸事件除了对美国国内社会可能造成影响外，是否会带来美国的全球战略部署变局?

　　周琪认为，美国政府在舆论压力下可能会加强针对国内、国际恐怖威胁的防范，但不会改变其全球战略部署。“重返亚太”是对美国以反恐战争为重心的全球战略的调整。其目的之一是为了抓住亚太地区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阮宗泽也认为，美国下一阶段“重返亚太”的重心将从安全考量向经济利益倾斜。

　　(《环球视野》摘自2013年4月19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链接一：连串突发事件让美国绷紧“反恐”神经

　　孙浩 王丰丰

　　一连串的突发事件让美国社会的“反恐”神经更为紧绷。如何保障美国本土安全?反恐常态化能否奏效?这些深层次的问题摆在美国人面前。

　　消灭“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以及推动美军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离，是奥巴马自我标榜的第一任期重要“政绩”。

　　分析人士认为，事实上，尽管阿富汗战争正在走向终结，但美国利用无人机在国外开展的“反恐之战”却似乎愈演愈烈，这种缺乏必要法律程序的杀戮在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均招致质疑。如果波士顿爆炸案被证明系国外恐怖主义组织所为，那么这两枚爆炸物已足够对奥巴马所卖力构建的“安全感”造成重大冲击。

　　而在美国国内，近年来美国社会分裂与对立现象不但没有缓解反而呈现加重的趋势，这为极端思想和组织提供了滋生和增长的土壤。

　　虽然奥巴马政府尚未将波士顿爆炸案定性为“恐怖袭击”。但连日来，在美报纸、电视、网站等各大媒体的滚动报道中，“恐怖袭击”一词频频见诸标题。而且不仅波士顿高度戒备，曾经历过“9•11”事件的大都会纽约和首都华盛顿也立即增强警戒，连日来不敢松懈。加之有毒邮件和得州化肥厂爆炸等“巧合”接踵而至，不禁让美民众内心打上问号，美国还安全吗?

　　在民众心理逐渐走出惊弓之鸟的脆弱状态之际，波士顿爆炸案却再揭伤疤，让美国人对本土安全防务能力产生新的质疑。

　　美国威斯康星州玛丽安大学国土安全专家米歇尔•马耶夫斯基指出，“9•11”事件以来美国本土安保工作取得明显进步，但即便如此，想要防范恐怖威胁于无形也不现实。

　　然而，国内反恐之网能否织得更密?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奥汉隆认为，尽管目前美国每年的国内安全防务开支是“9•11”事件前的三到四倍，但一些重点领域还值得改进。他认为，反恐工作应该常态化，不仅作为联邦调查局等联邦执法机构的要务，更须纳入各地警方日常工作中。

　　分析人士指出，远在技术层面之上，无论是对激化地区矛盾的对外政策，还是对国际反恐合作的行动力，美国决策者都有更多可以反思。

　　(《环球视野》摘自2013年4月20日《北京日报》)

 

 

 

　　链接二：美国波士顿爆炸案后美报建议多装监控摄像头

　　纪双城 青木 李珍 王刚 孙微 陶短房 陈万新 柳玉鹏

　　“从美国波士顿爆炸案中能得到的最好经验是什么?就是多安装一些监控摄像头。”《波士顿环球报》20日对警方迅速破获马拉松爆炸案发出这样的感慨。这起恐怖爆炸案发生仅4天，美国警方就成功抓获两名嫌犯，其中城市监控摄像系统显然起了关键作用。从美国到德国、俄罗斯等国大都市政府部门纷纷表示将加强城市公共场所的视频监控。自从城市监控系统诞生以来，许多大城市越来越依赖这个现代工具来打击犯罪、应对骚乱，甚至预防腐败等，而无处不在的摄像头让民众抱怨“没有个人隐私”。不少学者认为，在科技发达的今天，在公共场所完全脱离这种无处不在的监控不太现实，人们只能去适应这样的环境。毕竟，只有犯罪者才会在意有无镜头监视，如果普通人的行为符合公共规范的话并没有太大问题。不过，这种公共监控系统只能安在公共场所，而且应当做到在醒目的位置主动告示。

　　美欧大城市纷纷增加监控探头

　　4月15日波士顿遭遇连环爆炸袭击后，美国联邦调查局(FBI)18日就从上千个来自街头监控录像中找到并对外公布了一段30秒的关于两名嫌疑人的视频。这份附带犯罪嫌疑人清晰信息的现代社会“通缉令”立即在波士顿以及全美甚至全世界传播开来，让嫌犯最终无处藏身。FBI探员德劳雷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总会有人认识他们，譬如朋友、邻居、同事或是家人。”

　　《波士顿环球报》20日称，如果没有遍布街头的监控摄像头，警方就不可能在短短四天里捉到嫌犯，这充分说明监控摄像头对破案的重要性。文章称，可想而知，在马拉松大爆炸后，波士顿警方会更新和加强街头的监控摄像头，从而不仅能做到事后帮助分析和辨别疑犯，也能在事发前提醒监控者，镜头下正在发生某些异常行为。如果摄像头更管用一些，原本在嫌犯放下那个可疑背包时就该被注意到。文章称，随时被监控摄像头监视着当然会令人很不自在，但这和随时被炸弹威胁生命相比，又算得了什么?

　　不过，这样的效果并不能说服所有人。在美国，不少人仍然质疑无处不在的监控摄像头侵犯公民隐私感到“深切忧虑”。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援引“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有关人士的话称，监控摄像头显然侵犯了民众的隐私，它只是懒惰的官员用来安抚公众的一种方法。报道称，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城市的监控摄像头数量肯定会加倍，而呼吁尊重隐私的活动家们也会同样提高嗓门。

　　事实上，不仅波士顿，在德国柏林、俄罗斯莫斯科等大城市，警方和有关市政部门也都纷纷表示要增加监控设施，但这些表态也引起不小争议。“德国之声”称，波士顿事件引发德国关于“是否增加部署公共监控摄像头”的激烈辩论。德国执政党基民盟的要员，包括内政部长弗雷德里希和巴伐利亚内政部长都援引波士顿的成功，主张扩大公共场所使用监控摄像的范围。与此同时，德国司法部长施纳伦贝格尔表示，不能将波士顿袭击当做影射德国国内事务的工具，“德国已经足够安全了”;宪法法院院长福斯库勒认为，必须有所节制，不能把公共安全寄托在遍布各个角落的监控摄像头上。

　　俄新网4月17日援引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电视台与市民直播连线时的话称，莫斯科市共安装有11万个监控摄像头，莫斯科整个城市监控系统是世界上最好系统之一。这一系统对打击城市犯罪分子发挥了巨大作用。在这一系统帮助下莫斯科警方成功破获了数百起犯罪案件，包括2011年莫斯科多莫杰多沃机场自杀式炸弹爆炸案件。

　　这位市长还表示，通过监控系统，他坐在办公室里就可以看到莫斯科每一条街道的卫生等情况。不过，对于市长这样的宣布，俄内务部首都安全局局长马伊奥洛夫则出面安抚称，这些监控系统只是用于保护首都安全、预防犯罪行为的，但并非任何人都能看到这些监控录像，警方将会保护市民的隐私，不会随意公开录像资料，以免将莫斯科变成一个让人感到时刻有无数双“特殊的眼睛”盯着的城市，从而让市民感到不舒服。

　　俄议员建议将探头装到每个官员办公室

　　“在这个数字时代，你的一举一动都会被捕捉”。《西北俄亥俄报》这样写道，每当悬案发生，警方、检察官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现场周围寻找所有可能捕捉到蛛丝马迹的监控摄像头，而这些摄像头并非都是市政当局安装的，商家甚至一些对安全格外在意的私人家庭，都可能安装户外监控摄像头。

　　加拿大《环球邮报》文章称，世界上最先大规模部署监控摄像而且监控探头密度最高的城市应该是伦敦。从上世纪末开始，伦敦开始集中安设监控系统，主要是为了监视和控制足球流氓闹事。但这一系统在2005年7月7日伦敦地铁自杀式炸弹袭击中在定位和追捕嫌犯上起了重要作用。警方通过对76台摄像头的监控录像进行分析，在4天之内便确认了犯罪嫌疑人。此后，如纽约等世界许多大城市，过去10年间安装了大量街头监控摄像头，仅曼哈顿下城就有3000台以上。美国《看板》杂志专栏作家法哈德称，没有人喜欢被整天监控，但在恐怖袭击盛行的时代，普及监控摄像头或许是最便宜、最少争议的有效破案手法。纽约如今的监控密度据说到了“可以随便在任何角落锁定任何一个被遗弃的提包”地步。

　　在日本，大规模在城市繁华街道安装监控探头是从2003年的一个儿童被害的惨案开始的。此后东京以每年增加20条街区监控的速度，形成了一张巨大的公共场所监控网络。并且因为伦敦地铁等恐怖袭击案更加快城市监控探头的普及。从2009年12月开始，日本还在列车和地铁车厢内装置监控镜头对付车内的骚扰女性的“痴汉”。从今年年初开始，日本警视厅将对所有通缉犯建立脸部图像资料库，并把街头监控自动与通缉犯脸部图像进行比对，被称为“3D脸部数据自动检索系统”。

　　除了监控犯罪分子，俄罗斯还用摄像头来监督官员的腐败现象。俄罗斯《观点报》4月10日称，俄罗斯内务部决定在年底前为所有交警车辆安装摄像头，目的是监督交警的工作，预防警察索贿等腐败现象。此前，俄罗斯自由民主党主席日里诺夫斯基在国家杜马会议上建议，“我们不但要通过相关法律，而且要在官员们的头顶上安装监控设备，摄像头不仅可以安装在地铁里，也可以安装到每位官员的办公室，用来监督官员们的行为。”但这一建议没被通过。

　　城市将成监控下的金鱼缸

　　“今后在城市或重大活动时安装更多监控摄像头，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伴随着无数新的法律和监视系统，人们的隐私正在死去。”对监控探头越来越多的趋势，《今日美国报》质疑称，“在我们勇往直前建造一个充满各种监控的金鱼缸社会之前，我们应该问一句：这些新的措施或设备是否真能让我们更安全，还是只是让我们感觉更安全?”

　　《费城邮报》称，事实上这东西不会阻止犯罪，否则何以监控摄像头密度最高的伦敦、纽约，犯罪率却居高不下?而且，如果你在街头发电邮，或与亲密伴侣卿卿我我，是否希望有无数双眼睛围观并将细节一览无余?

　　对于这种终日面对监视器生活的日子，英国人一直很纠结。在谈到这次波士顿爆炸案时，记者身边的英国人都说，“从监控录影里，一定能找到线索，因为谁也逃不过录影”。不过，谈起城市监控系统，许多人都会抱怨称，对从伦敦西区到伦敦希思罗机场沿路开车，如果你能够数得过来，就会知道这条50分钟左右的车程里，会被近500个监控摄像头拍摄。

　　对于无处不在的监控，许多人质疑，英国监控镜头数量增加并未使得英国犯罪率大幅下降，而且罪犯毕竟在人群中属于少数，为了抓获少数罪犯就要让所有人在镜头监视下生活?“隐私国际”对36个国家开展的调查，结果英国的隐私保护程度，排名倒数第五。早前一名女子为了逃避有暴力倾向的伴侣而搬家，结果被监控录影拍下在新居门前清晰可辨的照片。有英国朋友调侃称，如此密集的监控最大的功能可能是，不少人得考虑自己在公共场所的行为。2012年，一段把猫丢进垃圾桶的录像网上爆红，而虐猫妇女被定罪罚款约1400英镑。这名虐猫妇女之所以被重罚，就是因为她的所作所为被监控探头拍得清清楚楚。

　　监控探头也应被监控

　　实际上，现在很多国家都出现这样的问题：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以及微博、推特等自媒体的发达，很多公共场所监拍下的画面被传到网上，导致普通人生活受到干扰。YouTube网站就出现过多次这种未经许可而播放的视频，比如大街上亲吻的情侣、打骂孩子的父母等。日本一家著名视频网站不久前曾被人投诉：一名女顾客在某餐馆就餐时，由于吃相搞笑，被偷录下来传到网上，对该女子造成了极大伤害和困扰。

　　韩国人权委员会3月27日发布《韩国信息人权报告》称，由于技术发达导致的个人信息搜集和泄露、买卖情况严重，该委员会接受的相关投诉在过去10年增加了17倍。去年2月，针对首尔市教育厅以预防学校暴力为名允许在教室内设置闭路监视系统的决定，人权委员会发出了“持续的监控会侵犯个人肖像权和隐私权、学生的自由活动权、表现自由权等基本人权”的质疑意见。

　　日本东京大学一名社会学教授表示，随着科技进步，每个人实际上都处于被监视状态下。凡是拥有卫星的国家，都能从太空监视着地球。此外，大街上的监控探头以及带拍摄功能的个人智能手机，让人们随时陷入被监控的担忧之中。不过，从另一方面讲，这是一个在公共场合适应处于监控状态下的问题。在公共场合人们的行为举止和表现，不能和在自己家中等私密场合相同。每个个体只要保证自己的行为举止符合公共场所规范，就没有问题。犯罪者往往在意有无镜头监视自己，而普通人并不需要刻意留意镜头的存在。

　　伦敦大学学者波耶德对《环球时报》表示，现代社会让社会分工越来越细，所以像电子监控设备这样的装置，无论在哪一个国家相信都会越来越多。它们不仅起了警察的作用，还会充当法官的角色，所以是有积极作用的。但问题在于人类已进入一个信息共享时代，因此对监控录像的内容和使用者，应当严格地监控。除此之外，用户应当在这个网络社会树立起自律观念，不要以伤害他人隐私作为获取信息的渠道。

　　(《环球视野》摘自2013年4月22日《环球时报》)

 

 

 

　　链接三：“独狼”作案成美国反恐新难题

　　根据路透社与益普索集团在波士顿爆炸案发生两天后所做的民调,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对公共安全最大的威胁来自于其他美国人实施的偶发暴力事件。

　　据路透社4月17日报道,民调显示,在2012年7月份以来的一连串袭击事件——科罗拉多州电影院袭击案、威斯康星州奥克里克锡克教寺庙袭击案、康涅狄格州小学袭击案以及现在的波士顿马拉松袭击案——发生后,美国人已感到很不安了。

　　报道称,在被问到哪些事件对普通美国人的安全构成最大威胁时,56%的受访者说是美国人实施的偶发暴力事件,如大规模枪击案;32%的受访者说是非美国人实施的外国恐怖主义活动;13%的受访者说是美国人出于政治或宗教目的而在国内实施的恐怖主义活动。另外,有近2/3受访者认为,波士顿爆炸案这样的事件可能在他们所在的地区发生。

　　美国福克斯新闻网4月16日发文称,波士顿马拉松遭遇的致命炸弹袭击凸显出美国城市面临的不断增加的威胁——利用简易爆炸装置袭击大型集会,用不易发现的装置造成大规模伤害。

　　文章指出,简易爆炸装置通常是临时组装的炸弹,引爆时极具破坏性。它们有时候和有毒化学品、放射性物质或生物毒素结合使用,且常塞满金属碎片。这种恐怖袭击形式正在美国变得越来越普遍。安全专家称,简易爆炸装置的使用正成为针对美国的国内及国际袭击事件中首选的恐怖工具。

　　全国恐怖活动起因及其对策研究中心的报告显示,2001年至2011年,在美国国内的207起恐怖主义计划和袭击中,简易爆炸装置是最常见的武器。犯罪者常常是国内团体:环保恐怖组织“地球解放阵线”和“解放动物阵线”制造了10年中的大部分袭击。

　　韩国《朝鲜日报》网站4月18日发文指出,“独狼”和“简易爆炸装置”相结合,这种最可怕的状况在美国已成为现实。对于波士顿马拉松赛炸弹袭击事件,重点怀疑对象渐渐落到了“独狼”,即美国本土恐怖分子身上。

　　文章称,恐怖袭击中使用的炸弹被证实是简易爆炸装置后,美国国内出现新一轮的恐慌。即任何人都能制造很难发现和追踪的炸弹,并随时随地发动恐怖袭击。

　　《外交政策》杂志指出:“‘独狼’制造简易爆炸装置意味着只要一个人有不良意图就可以使整个美国陷入混乱,而这种可能性随时存在。如果是某国或武装组织发动恐怖袭击,美国可以对其采取强有力的报复、惩罚措施,但对于不确定的个人发动的恐怖袭击,没有适当的应对手段。

　　(《环球视野》摘自2013年4月20日《新华每日电讯》)

 

 

 

　　链接四：外媒：波士顿爆炸嫌犯为融入美国社会苦苦挣扎

　　两人都是明星学生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4月19日报道】题：两兄弟被视为好学生与运动健将(记者埃丽卡•古德等)

　　兄弟俩一个以前是拳击手，喜欢看俄罗斯的说唱音乐视频;另一个是高中全明星摔跤手，在俄罗斯社交媒体网页上标注自己的世界观为“伊斯兰教”，曾被邻居形容为“很上相的孩子”，有“一颗金子般的心”。

　　随着波士顿马拉松赛爆炸案嫌疑犯、26岁的塔梅尔兰•察尔纳耶夫和19岁的焦哈尔•察尔纳耶夫的照片浮出水面，人们发现很难将他们与数以百万计赴美开拓未来的其他年轻人区别开来。

　　当局正在匆忙弄清他们是如何成长为恐怖分子并在无辜人群中放置强力炸弹的。

　　察尔纳耶夫兄弟被认为具有车臣血统，于2002年与家人一起从吉尔吉斯斯坦或该地区的另外一个国家移民美国。此前，他们在俄罗斯达吉斯坦共和国首府马哈奇卡拉居住了一段时间。

　　一名政府官员证实，焦哈尔•察尔纳耶夫于2012年9月11日获得了美国国籍，塔梅尔兰•察尔纳耶夫则拥有绿卡。

　　焦哈尔•察尔纳耶夫2011年毕业于剑桥林奇与拉丁学校，是大波士顿冬季联赛的全明星摔跤手。当年他获得了剑桥市2500美元的奖学金。该奖学金只授予35-45名优秀学生。

　　美国生活陷入困境

　　或许焦哈尔在高中时期成绩优秀，但根据本报获得的一份大学成绩单，他在大学中多门课程不及格。成绩单显示，他在2012年和2013年的两个学期中有7门课不及格，包括《现代化学原理》、《美国政治入门》和《化学与环境》。成绩单显示，焦哈尔在《批判性写作》中获得了B的成绩，另外两门课程分别获得D和D+的成绩。

　　焦哈尔过去的同学、22岁的萨恩说，焦哈尔曾告诉他，部分课程学起来很费劲。

　　萨恩说：“他说他没能取得预期中的好成绩。他是个非常聪明的孩子，但在大学里碰到了一点儿小困难，因为高中和大学是完全不同的。”

　　萨恩说，如有需要他将愿意为焦哈尔出庭作证。他说：“我认为他所有的朋友都会这么做的。”

　　据说，焦哈尔•察尔纳耶夫在高中时期曾与极少数同学参加了穆斯林祷告，他是虔诚的穆斯林，每天要祈祷5次。初中时，他曾在每周五与约10人左右的学生小组一起在一间空教室里参加通常持续15分钟的午间祷告。

　　剑桥林奇与拉丁学校的高中学生、17岁的马哈茂德•阿布-鲁比耶说，他认识焦哈尔约有三年时间了，是他的朋友和摔跤队队友。他说，焦哈尔“和我们学校的其他学生穿得一样”，喜欢穿牛仔裤或卡其布裤子、休闲衬衫和T恤衫。

　　阿布-鲁比耶说：“我从来没有听他谈论过政治。他不怎么说这些事。”他说，曾于3个月前在参加摔跤训练时见过焦哈尔。

　　阿布-鲁比耶说：“我们互相打了个招呼。他说很高兴看到我继续来参加摔跤训练。我想说的就是，他是个好学生，很多人尊重他，他有很多朋友，而且在我们学校里很活跃。”

　　【美国《洛杉矶时报》网站4月19日报道】题：波士顿嫌犯：“非常正常”，但为融入苦苦挣扎

　　26岁的塔梅尔兰•察尔纳耶夫和19岁的焦哈尔•察尔纳耶夫大约十年前从中亚来到美国，似乎拥抱了他们的新生活。他们上学、工作、参加体育运动。哥哥还立志以拳击手的身份代表美国参加奥运会。

　　但有迹象表明，波士顿马拉松赛爆炸案的两名犯罪嫌疑人对现实感到了不满。

　　据报道，塔梅尔兰在一篇网络文章中说：“我一个美国朋友都没有，我不能理解他们。”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47期，摘自2013年4月21日《参考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