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衰落靠“剥削者霸权”支撑摇晃地位

　　阿尔伯托•拉维洛塔 魏文编译

　　当帝国不能够保持它的霸权，不能依靠“剥削者霸权”解决制度的危机时，就依靠一切暴力和与之相随的破坏。历史上荷兰帝国的霸权的衰落就是这样发生的。

　　“剥削者霸权”是美国经济学家戴维•卡莱奥提出来的。为的是说明“处在衰落中的大国不是忍受和适应情况，而是企图以‘剥削者霸权’支撑它们摇晃的优越地位”。

　　帝国曾企图用一种“剥削者霸权”将自由贸易强加于其他国家，大英帝国就是这样干的，情况与荷兰帝国类似，但是性质不一样。从30多年前开始，我们就看到了美国世界霸权的衰落。

　　“剥削者霸权”有一个动听的名字叫新自由主义，它特别进行金融、贸易和工业的极度扩张，美国帝国主义相把它的扩张施展到最大的局限，因为它不能够控制也不能调解自己的社会解体和经济灾难的后果，只能将权力和财富集中到寡头的帐户上，现在这些寡头实际上垄断着所有的经济部门，更不用说在破坏环境和使地球升温，威胁地球的生命。

　　在荷兰和英国的情况下，“剥削者霸权”的阶段的结果是这些帝国的“秋天”，但也是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春天”，特别是工业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关于美国帝国，有理由思考它的“剥削者霸权”不仅是帝国的“秋天”，而且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秋天”。因为它面对着卡尔•马克思预言过的“无可挽救的障碍”。

　　在美国帝国工业资本主义获得了更加完善的形式，发展了—不仅是在美国—建立在自动化基础上的生产方式的基础，部分实现了大资本的庞大目标，或者说实现连续生产的目标，放弃了大部分或是全部领取工资的劳动力。

　　从半个多世纪前开始，由于自动化引起的生产方式的变革，跨国企业结构的发展，金融资本在决定将进行的投资时作用加大，直接投资的渠道、金融的流动和生产的转移是可能的，资本主义制度普遍化了，或是大资本的目标的第二部分完整地实现了。

　　资本的重要梦想是摆脱领取工资的劳动力，或是普遍支付更可能低的工资，实现了自动化和分散化。但是，这种变革意味着剩余价值的榨取，在先进的社会使用领取工资的劳动力，如马克思曾说过的，为资本的实现创造必不可少的“消费点”，更多由在国外(在其他的社会)榨取剩余价值所取代，作为有差别的收入或是作为利润回到在帝国中心的母公司，再落到企业的股东和行管人员的手里。

　　正是这种阐述既可能解释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的性质，又可以解释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当前的现实相对的不可逆转。

　　这样将可以解释这场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日益增加的和越来越长期的技术性失业—正如约翰•凯恩思在定义工人被机器取代时所说的那样—在一个更多地创造财富的结构中实现，这些财富集中在少数垄断机构和金融家的手里，在发达国家已经不再像原来那样进入资本的再生产。

　　同样也说明由于就业和工资总额的减少，消费不足倾向于变为长期的，这个因素同时扩大了失业和半失业的螺旋式增加，结果使非自动化的经济部门陷入危机。

　　这也可解释家庭债务的增加—缺乏就业和低工资—因为税收萎缩国家的债务(税收的负担主要落在工人的收入上)增加，其他的方面还有为缓解失业增加了公共开支。

　　我们不要忘了资本主义和新技术的普遍化也有助于解释在亚洲新的工业大国迅速出现，在那里跨国公司必须与部分被国家控制的资本主义制度结合，国家没有将其全部的主权让位给新自由主义。

　　也许还能解释根据亚洲的经验和缺乏真正的经济发展，在发展中国家首先遭受新自由主义的经验的痛苦的是拉丁美洲国家，它们寻求新的发展战略以便修补新自由主义的遗产，如失业和半失业，贫困和极端贫困，国家的制度被破坏，医疗、教育和养老的社会计划被破坏。

　　没有肉制诱饵的鱼钩

　　根据社会学家吉奥瓦尼•阿里吉和贝维利•西尔维的说法，不可能知道美国帝国的“剥削者霸权”什么时候完结，但是可以肯定的其结果将会很糟糕。

　　现在我们可以肯定帝国主义面对它不能摆脱这些危机而走回头路，抓住破坏性的政策--有助于增加榨取利润的自由贸易的机构化而再次背信弃义—美国与它的盟国一起回到过去的战争和殖民主义的政策，给受其影响的所有国家的人民带来可怕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后果。

　　由于自动化和企业转移更换了工人，因苏联解体共产主义的“威胁”已经消失，美国资本主义完全取消了基本的计划，如同因马努埃尔•瓦列斯滕所说的，“满足第三世界联合企业的需求(相对来说对每个国家不多，但是人数很多)以及西方工人阶级(相对来说人数不多，但是对每个国家来说则是很多人)的要求”。

　　实际上正如瓦列斯滕在近20年前所观察到的，资本主义开始回到“1848年以前的情况，那里在自由的国家的中心工人的工资就很低，被排除在政治和社会权利的领域之外”。

　　实际上在短期、中期和长期内经济不可能有力地恢复，跨国公司和发达国家的银行继续坐收数万亿美元，不使用中央银行向其提供的近乎免费的贷款。正如加拿大的专栏作家、《多伦多星报》的托马斯•瓦科姆指出的，这些企业和金融家并没有在创造就业的生产部门投资，“除非是他们的产品有市场的时候”。

　　这个总的形势和为了有利于金融系统而坚持的紧缩政策已经蕴育着政治危机和重大的社会抗议，在欧盟政治危机和社会抗议开始让政治阶级害怕，表明一些国家的政府在挣扎，让紧缩政策延期而不是取消，以便达到财政紧缩的目标。

　　在这些同时发生的危机中间，美国的主要目标是通过跨太平洋经济合作战略协议(TPP)扩大和深化自由化，与此同时，欧盟则力求达成与加拿大的一项经济自由化协议，以便与美国开始谈判一项类似的协议。

　　无疑在谈判这些协议时，各国政府是在满足本国的利益，或者说是为了满足跨国公司和垄断集团的利益，从财政的观点来说在创造就业和国内需求方面，对这些国家帮助很少或是没有任何帮助。

　　众所周知，美国已经不再是世界的“工厂”，现在世界的工厂在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美国已经失去了世界财政的唯一“出纳员”的作用。此外，在美国消费的下降使其不能继续成为世界经济扩张的“火车头”。

　　如果现实改变，必须改变思维方式。

　　今年2月，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罗伯特•斯吉德尔斯基说，西方国家制造业自动化的浪潮正在到达中国，领取工资的劳动被资本(自动化)取代正在超出制造业，不仅正在“呑食”工资低的工作，而且也在“呑食”有技术水平的“更好的工作”，类似保险业的工作。

　　谈到凯恩斯所说的“技术性失业”，斯吉德尔斯基认为，解决的办法是减少工作日：“如果一台机器能够减少一半的人工劳动力的需要，为什么不是解雇一半的工人，而是让所有的工人减少一半的劳动时间?为什么不利用自动化将平均每周工作的时间从40小时减少到30小时，以后减少到20小时甚至10小时，将这种减少的工作日算作全时段的就业?如果自动化的利润不是专门留在富人和有权势的人手里，平等地进行分配将是可能的”。他还指出，必须准备“在将来自动化将留给我们更多的自由的时间。但是为此需要一场社会思想的革命”。

　　1996年法国作家和政论家比维昂内•弗雷斯特对记者说，“(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的)经济的恐怖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在就业问题上我们仍然按照19世纪的规则生活这一事实”，他强调不要把“劳动的思想、基本价值与就业的思想相混淆”。但是在保留19世纪的准则时，我们会怪罪那些遭遇这种情况的人。所有的理由建立在必须找到基础上。我们经常对这些人特别是青年说他们不可能找到一份为了生存下去的工资，只有被授权的生活方式是被雇佣的生活。正常的计划在它们相信就业的危机是暂时的时候明显地是一致的。制定政策时应当考虑到世界化、尖端的技术，不让这些现实成为仅仅是经济的所有物。

　　这位分析人士提出了在一个雇佣劳动和领取工资的就业经常减少的社会能做什么的问题，是该问如果我们继续说尊严取决于有一份就业的事实的时候了。

　　在被问及对像法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党是否有所指望时，这位政府家回答说她不支持这个党，但是“我希望所有的政党以现实主义的、现代的和现在的方式考虑形势。更多地关注世界化和尖端技术，关注随之而来的就业的减少，关注不再试图可能整顿已经超越的工业时代的方式，不要继续对许多人因半失业而没有工作而感到耻辱，或是那些仍然工作的人会失去就业岗位”。

　　那么，跨太平洋经济合作战略协议和其他的协议是为了什么?跨太平洋经济合作战略协议和欧盟与加拿大正在谈判的接近于与美国的协议的经济与金融自由化协议的一个特点是，这些谈判是秘密的，是在政府间的技术官僚与跨国公司的代表之间进行的，将不会提交给国会讨论、修改和进行投票。

　　关于这些谈判的动机，应当提及阿里吉和席维尔在他们的书中强调的由美国提出的跨国经济的一体化，在机制化较差的东亚本质上比在欧盟为了一体化生产更加开放。他们注意到美国在利用它的衰退时成绩很小，但是它仍然有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势力去重新指导地区经济的一体化走向机制化的形式，将创造一种对它的出口和投资更加有利的氛围。

　　另一方面，美国跨国化的公司特别是高技术的工业的表现对影响力来说，确实没有作为保持东亚门户开放的楔子，以至其行动可能正好相反。因此跨国经济的力量明显地破坏国家的实力，但是在这个进程中一些国家的实力增加了，如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实力。

　　这些地区性的组织的发展速度令人吃惊，已经变成为世界新的“车间和出纳”，处在“看不见的”一个企业的国家(日本)和一种流散的企业(中国的企业)的“领导”之下，这促成普遍对西方文明主要的中心的“垮台的恐惧”。

　　实际上，西方的工业转移到亚洲是一个人所共知和被研究的现象，但对“亚洲的出纳”谈论较少，跨国公司在在重要的金融中心(香港、新加坡和其他地方)活动，在这些中心地区的决定中华尔街、伦敦城或是法兰克福的决定显得重要。

　　日本、中国和韩国货币当局和中央银行以及公立和私立的银行已经和正在发挥一种关键的作用。

　　衰落的帝国想靠利润生活

　　工业生产和金融的跨国化和转移到东亚地区特别是中国增强了这个地区的国家的势力，降低了美国的霸权势力，这表明华盛顿和垄断机构新自由主义规则(力量的背心)的机制化努力恢复它们的势力，这些规则包括经济、金融和贸易领域以及在跨太平洋经济合作战略协议中提出的关键的知识产权。

　　关于跨太平洋经济合作战略协议的用处，显然一种机制化意味着企图通过在签字的国家的市场实施美国法律的治外法权，将这种“剥削者霸权”强加给别的国家，以便严格地实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增加更多地吸收来自跨国公司企业的利润。

　　这种机制化为华盛顿和美国的利益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杠杆—通过在法庭外强制的仲裁—以便在其他的签字国政治和法律的框架内进行活动，这样在影响到美国的利益的政治和经济变革的领域拥有一种否决的权力。这就是华盛顿和渥太华在美洲自由贸易区协议中想要而没能得到的东西。

　　跨太平洋经济合作战略协议的谈判引起了欧盟与加拿大和美国进行谈判的兴趣，以及可能与拉丁美洲国家谈判的兴趣。目标是类似的：使机制化取得进展，成为保持已经建立的秩序的“力量的背心”，以便阻止在亚洲限制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加强势力，在拉丁美洲巩固建立在我们的机构(如美洲玻利瓦尔联盟、南美洲国家联盟、南方共同市场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的原则的基础上地区一体化的道路。

　　总之 ，所有这一切确定了美国帝国主义实施的“剥削者霸权”，这能够很好地既指明帝国的情况，也说明资本主义的情况。(作者阿尔伯托•拉维洛塔是加拿大—阿根廷记者)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55期，摘译自2013年5月17日西班牙《起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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