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雪萍:我所看见的美国经济“复苏”
五年前,2008年9月3日,查理——我的同事、良师、益友——去世,享年83岁。大约10天之后,“金融危机”宣告发生。美国社会陷入极大恐慌,股市从2007的14000多点迅速下跌,到2009年跌至6600点左右。自己当时曾想,还好查理去世了,否则他一生要经历两次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危机。于此同时,我又感到很可惜,因为我很想知道查理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查理在20世纪20和30年代长大。尽管他并不经常告诉我他个人的故事,但有一点很清楚,查理对小时候经历的大萧条刻骨铭心,常说那个时代出来的人往往怀疑和反对消费主义。作为学者,他反对里根、撒切尔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反对这一理念支撑下的全球资本主义,反对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和行径。不过,好心的查理也以为,“后现代理论”对现代化予以批评,“后殖民理论”对殖民历史和新殖民现实有批判作用,因而这些理论也许会帮助转变年轻人——也就是他和我面对的学生——的消费资本主义的观念。逐渐地,他似乎意识到,自己和自己的同仁们也许太乐观了。如果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时,查理仍然在世的话,估计他会对自己作比较深刻的反省。
1970年代末开始在美国上升,1990年代在学界得以普及的后现代(批判)理论,丝毫没有触动新自由主义的理念和实践。原因之一是前者在文化研究上的“去政治经济”化,去阶级分析化,以为“性别”“族裔”“去中心”“去国家”足以代替那些“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现代理论”范畴。批判的眼光转移到碎片化的“多元文化”问题上,小骂大帮忙;冷战结束后,更是在本质上接受“历史的终结”,也就是资本主义结构下的“多元文化”,演化成后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的一部分。这一文化层面上的沦陷,之深,之广,之彻底,足以解释在后现代理论失去“领先”地位以后,缘何没有再出现“先锋”理论。
五年之后的今天,“美国经济复苏”的提法开始不绝于耳。不禁再次让我想到,查理如果还活着,会作怎样的反应。
国内有人说,你看,美国经济就是厉害,最终复苏了。估计持类似看法者不在少数。记得小时候学习政治时,说资本主义不可避免会带来经济危机,是不好的。如今很多人说,这就是资本主义,若干年来一次,没什么奇怪。
不奇怪,是的,但真的没什么吗?
至少根据如“公众电台”、《纽约时报》这样的主流媒体,美国国内的一些批评者不这么看。他们认为:尽管单看股市,从2009年的6600点低谷,上升至2013年的15300点,很多公司财团,产值上升,盈利上升,但是,股市和大公司财团的盈利,并没有给广大民众带来财富。
首先,美国有48%的人口,跟股市基本无缘。而那些因为退休金而跟股市有缘的人们,明白股市呈现的“财富”只要没有兑现,基本什么都不是;而只要没到退休的年龄(即:到65或66岁半时,可因“贡献”不同而金额不同,但可全额领到联邦政府发放的“社会福利金”),大多数人是无力退休的(联邦政府还要对“社会福利金”征税!)。因此,大多数人对股市的上上下下,也只能采取“鸵鸟政策”,尽量眼不见心不烦。
其次,绝大多数有工作的“幸运者”,去除通胀因素,这些年来工资基本未涨。根据很多学者的研究,美国自1970年代末以来,去除通胀的因素,工资要么涨幅很低,要么基本没涨,要么甚至走低。就在最近这几天,当媒体铺天盖地关注着美国如何对待叙利亚问题时,又有一份关于美国收入不平等的报告出现(见《纽约时报》“The Rich Get Richer Through the Recovery”/复苏中富人更富裕)。其中提到,2012年美国10%的人口占有国民收入的50%以上,1%的人口占有20%,收入不平等已经到了惊人的地步。研究者还悲观地认为,若没有结构层面上的变化,这一不平等将难以逆转。
再其次,目前的失业率是7.4%,比五年前的10%有所降低。但是,如果股市上升表示经济复苏,那么这个失业率数据表示的,则是所谓“没有增加工作岗位的复苏”(jobless recovery)。很多“新”岗位,其实是工资不高也不稳定的工作。更重要的是,这个7.4%的比例并不准确,因为许多长期找不到工作的人,放弃了寻找。一旦放弃,他们作为失业者,也就无从在可以登记的数据中显示出来,因此也无法反映在失业率上。因此,实际的失业率一定高于7.4%。
最后,也是最说明问题的,是随处可见的贫困问题。
前几天,波士顿地区的公众电台,采访了“大波士顿地区食物银行”(Greater Boston Food Bank)的主要负责人。据该负责人介绍,这个“食物银行”建于32年前,旨在帮助贫困人群。但是,最近这些年所需帮助的家庭和人群,前所未有地增加,总量超过相当于5亿美金的物资:九个人中一人,四个孩子中一个孩子,需要他们帮助;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需要帮助;50%被援助家庭,属于一家四口年收入低于23,400美金的家庭,另外50%是年收入40,000-50,000的家庭。只要了解美国社会,就会知道,后面类型家庭的收入基本也属于贫困,美国英语里叫做“near poor”。本质上跟贫困并无太大区别,不同的只是这些家庭不属于政府机构的援助对象,因为,荒唐的是,他们还不够穷。
如何理解“经济复苏”和与之大不协调的数据?
不知国内那些强调“私有化”、赞美“市场化”的所谓经济学家,会对此作何解读。只要有人说这是“合理”的,那么一定不配提“良知”二字。如果宣扬单靠办慈善来缓解贫困的,本质上是固化产权和利益分配的不平等:让有钱人出小钱,进而得到更大的便宜。
颇具“国际玩笑”级别的是,根据近来某些媒体上不绝于耳的深入改革就是进一步“私有化”和“市场化”宣传,可以断定,在中国,在这个至少在宪法名义上是社会主义的国家,那些属于1%的全球资本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却得到最大的容忍,一直被奉为“指点江山”的座上宾。
而与此同时,面对私有化和市场化唯上带来的恶果,就连美国的一些自由主义者都说,如果“自由主义”要有任何前途的话,关键在于找到如何解决“经济不平等”这个问题。“进一步私有化”?“市场有道德”?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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