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罗斯福新政至1981年，与1981年里根上台至今，两个三十多年里，美国税收制度的千差万别，以及由此出现的美国社会贫富分化的逐步拉大。

　　时间再拉回到一战前夕，也就是一百年前的1913年，从那时开始，来看100年来美国顶层1%的家庭税前收入，我们能够了解更多美国居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以及这个曲线背后隐藏的奥秘。

　　富人税收百年变迁

　　1913年到1923年，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所需，美国曾经大幅度提高了个人所得税，特别是富人的所得税，最高所得税率在1918年，曾经达到77%。而后，所得税率开始下降，到1925年共和党总统胡佛上台，最高所得税率下降到25%。

　　从1923年开始，美国顶层1%家庭所得税前年收入所占的百分比快速上涨。到大萧条前夕的1928年，这一百分比达到24%的最高点。1929年进入大萧条后，财产性收入大幅缩水。

　　自1941年美国宣布进入二战后，为了应付大规模的战争所需，所得税率和其他税率都大幅度提高。这成为百年美国经济史上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贫富分化开始收窄。

　　1941年最高所得税率为81%，1942年为88%，1944年达到峰值94%。1946年向下微调到91%，这一最高税率一直延续到1964年。1964、1965年两次减税，使最高所得税率下调到了70%，这一税率一直维持到1981年。

　　里根任上多次为富人大规模减税，最高税率从70%降到28%，总共减了42个百分点。这又形成了美国经济史上第二个重要的转折点——贫富分化快速扩大。(见图1)

　　

　　图1. 1913-2012 年美国顶层1% 家庭所得税前年收入占纳税人总收入百分比

　　如图1所示，1913-2012年美国顶层1%家庭所得税前年收入，占所有纳税人所得税前总收入百分比随年份变化的曲线。这里的年收入包括工资性和财产性收入，这一变化的大趋势主要由所得税制度引起。

　　顶层1%所得税前收入随着1941年所得税率大幅度提高而快速下降，到1950年代，他们所占的百分比已经从大萧条前夕最高点的24%，降到了10%左右。一直到1981年，这一百分比基本上没有太大波动。1982年开始，1%富人所占的收入百分比快速上扬。

　　尽管因为经济危机，曲线波动幅度挺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每次经济危机后，1%富人所占收入百分比都会上扬到新的高点。到2007年金融危机前夕，这一百分比又高达23.5%，几乎与大萧条前夕持平。

　　这似乎意味着，财富日益向少数人集中的时候，就是危机爆发的时候。而危机的肇始者之一，就是失当的税制。

　　在里根为富人大规模减税后，25年时间，把罗斯福新政建立起来的社会财富分配秩序完全颠倒，财富重新向少数，甚至是极少数人快速集中。里根是在所谓的“供应经济学派”鼓动下，对富人施以大规模减税的。供应经济学派的主要理论是，给富人大规模减税，使财富向少数富人集中，这些富人就有足够的资本投资，推动经济发展，创造就业，促使财富产生“下溢”效应，惠及普罗大众。

　　可是其结果最终怎样呢?

　　贫富悬殊

　　里根为富人大规模减税，使财富重新向少数，甚至是极少数人快速集中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贫富悬殊不断加剧。(见图2)

　　

　　图2. 不包括单身的家庭(A) 和包括单身住户的吉尼系数

　　图2有两条曲线，A代表的是不包括单身户的家庭吉尼系数，B代表的是包括单身户的吉尼系数，B类数据1967年才开始收集。由于很多单身户处于社会最低层，所以曲线B的吉尼系数高于曲线A，即包括单身户的住户贫富差距更大。

　　此外，从美国普查局数据计算的吉尼系数，比实际数据要偏低，因为普查局有规定，为那些顶层最富者的收入保密。比如，2011年普查数据家庭收入的上限是100万美元，凡是顶层富人家庭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因为保密而不记录实际收入，只记录上限100万美元。

　　从曲线A可以很明显地看出，1947年到1966年左右，推行罗斯福新政建立起来，对富人征收所得税率最高达到91%的税收制度，这期间，尽管吉尼系数有不少波动，总的趋势是不断降低。

　　1966年到1981年，富人最高所得税率从91%适度降低到70%，吉尼系数有所回升，但是幅度不大。1982年以后，由于里根为富人大规模减税，税率降低了42个百分点，吉尼系数快速上扬，而且，基本上一直上扬，使贫富悬殊不断加剧。

　　联邦政府负债累累

　　给富人减税的另外一个后果是导致国库空虚，加剧了联邦政府债务。

　　1941年，美国宣布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应对战争，债务占当年GDP的百分比急剧上涨。到1946年，二战结束后，达到的峰值是当年GDP的121%。而后，在罗斯福新政，对富人征收高额所得税的作用下，这一百分比快速回落。(见图3)

　　

　　图3. 1940 - 2012美国联邦债务占GDP百分比

　　就是在1964、1965年，两次降低最高所得税率，从91%降到77%(1964年)，再降到70%(1965年)，联邦政府还是有余力，不断降低债务占当年GDP的百分比。到1981年，里根为富人大规模削减所得税之前，这一百分比已经从1946年超高的121%，降到了非常健康的32.5%。

　　可惜好景不长。里根1982年开始大规模降低富人所得税，从70%一直降到28%，使富人所得税率与普通工薪阶层的所得税率相当了。导致从1982年开始，联邦政府债务占当年GDP的百分比快速上扬。到里根1988年任期结束，只不过7年时间，这一百分比就从32.5%，上扬到51.9%，涨了将近20个百分点。

　　可能有人会说，里根时期的政府债务主要是发展军事和太空计划造成的，但这笔花费与减税相比，仍然只是小数目。

　　1993年，民主党总统克林顿上台后，新增了两个所得税级，把富人所得税率提高到39.6%，联邦政府债务占当年GDP百分比的上扬得到了抑制。再加上这期间，在新兴的互联网经济推动下，美国经济健康发展。给富人增加所得税，和健康发展的经济，以及由于冷战结束，军费的下降，使克林顿任职期间，联邦政府财政开始赢余，有余力降低联邦债务。联邦政府债务占当年GDP的百分比，从1993年的66.1%，降到了2001年的56.4%，降了约10个百分点。

　　2001年共和党总统小布什上台后，又热衷于给富人减税，使联邦政府债务占当年GDP的百分比再次上扬，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后，急速上扬，2013年底，已接近二战后的历史最高水平。

　　实际GDP增长率不断下降

　　里根为富人大规模削减所得税，直接造成了贫富悬殊，加剧了国库空虚，使联邦政府在和平时期债台高筑，那么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如何?是否像“供应经济学派”鼓吹的那样，刺激了经济增长呢?

　　图4是按2009年可比价格计算，剔除通货膨胀后，从1947年到2011年，每年实际GDP的增长率。该曲线显示，这60多年的经济增长率，波动比较大。我们可以将其分成几个区间，以平均实际GDP的增长率相互比较。(见图4)

　　

　　图4. 1947- 2011实际GDP增长率%

　　从1947年到1963年，这17年是罗斯福新政建立的，对富人征收最高所得税率91%的时期，这期间的平均实际GDP增长率为3.57%。从1964年到1981年，这18年是罗斯福新政的后续期，富人最高所得税率经历过两次下调，但还是维持在70%，这期间的平均实际GDP增长率为3.58%，与前17年不相上下。从1947年到1981年，整个罗斯福新政实施期和后续期的35年，平均实际GDP增长率为3.57%。

　　在《解决贫富悬殊的利器在税收》一文中笔者曾经就指出，1946年到1963年，对富人年收入超过20万美元，长期征收最高所得税率91%的税收制度，过于严苛。从1965年到1981年，最高所得税率适度下调到70%，对包括富人在内的社会各界均显得更为公平。

　　从平均实际GDP增长率分析也表明，针对富人的最高所得税率达到91%并非必要，因为对富人征收91%高额税率的时期，平均实际GDP增长率并不高于从1965年到1981年，最高所得税率适度下调到70%的时期。

　　而从1982年，里根开启为富人大规模减税，到2012年的31年间，平均实际GDP增长率只有2.8%。这期间，从1993年到2000年，克林顿总统任职，把富人所得税提高到39.6%，以及互联网经济大发展的8年。那8年，平均实际GDP增长率为3.88%。

　　如果去除克林顿当政的那8年，里根为富人大规模减税后，到2012年，23年的平均实际GDP增长率，只有2.43%，比罗斯福新政下，对富人征收高额所得税时期的3.57%，每年平均低了1.14%。

　　更重要的是，里根为富人大规模减税后，那23年平均实际GDP增长率2.43%，是在联邦政府债务滚雪球一样变得负债累累的情形下，才取得的。就是说，是联邦政府大规模举债，才得以维持的低增长率，而且是不可持续的增长率。

　　而罗斯福新政下，对富人征收高额所得税时期，那35年平均实际GDP增长率3.57%，是在联邦政府债务占当年GDP百分比，连续不断下降背景下取得的，是可持续的增长率。两者的反差，真是天壤之别。

　　失业率不断上扬

　　里根为富人大规模削减所得税，使社会财富向少数富人快速集中，其结果与供给学派鼓吹的正好相反，富人并没有因此而加大投资，创造就业，反而还出现失业率增加的结果。

　　图5是1948年到2012年，美国年失业率的分布图。这60多年的失业率同样波动很大，我们将其分成两个主要区间，取平均值，互相比较。(见图5)

　　

　　图5. 1948 - 2012 失业率%

　　1948年到1981年是罗斯福新政及其延续期，这34年间，对富人征收的最高所得税率，一直不低于70%。这期间，尽管还有1970年代石油危机的重大负面影响，失业率平均值是5.3%。

　　从1982年开始，里根任期内，把富人所得税率，从70%大幅降低到28%，到了2012年，那31年间，失业率平均值是6.4%。这期间，还包括克林顿总统把富人所得税率提高到39.6%的8年任期。克林顿任职期间的失业率平均值是5.2%。如果把克林顿任职期间的8年拿出去，里根为富人大规模削减所得税的那23年，失业率平均值是6.8%，比罗斯福新政及其延续期那34年，高出1.5%。

　　值得强调的是，里根为富人大规模削减所得税的那23年，失业率平均值6.8%，还是因为联邦政府大规模举债才达到的，是不可持续的结果。

　　好的税收制度能调节初次分配

　　以上的数据分析清楚地表明了，“供应经济学派”的那些理论是站不住脚的谬论。

　　1980年代以来，掌握经济资源的人们攫取的财富都流向了哪里?像他们鼓吹的那样，去投资、去创造就业了吗?

　　而实际上并没有，那30多年，经济发展缓慢，经济危机接踵而至，失业率居高不下，中产阶级的生活每况愈下。所以，真实的情形是，给富人大规模减税后，富人从公司、从美国社会攫走了大量财富，斗富比阔挥霍去了。

　　此外，还有数以万亿计的金钱，被转到美国以外的避税天堂藏匿起来。

　　这些挥霍掉和藏匿起来的钱从哪儿来?羊毛出在羊身上，倒霉的是普通工薪阶层。正如《解决贫富悬殊的利器在税收》中的图1所显示，1980年代以后的30多年，去除通货膨胀后，工薪家庭的实际工资停滞不前。而这种贫富分化的差距，在金融危机之后仍在不断拉大。

　　今天的美国，经济发展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并不是因为缺少经济发展、创造就业的机会。仅仅更新老化、毁损的公共基础设施(有些公共设施因为没有及时更新，已经造成生命财产损失)，就需要数万亿美元之巨的投资，由此带动的经济发展机会，将为各行各业的人们创造数不清的就业机会。

　　可是，投资这些大规模的公共基础设施需要各级政府的财政支持，但各级政府的财政却早被里根开启的税收制度掏空了。

　　更有甚者，富豪们掏空政府财政后，正在挖空心思地扶植、威胁、利诱政治人物，修改法律，迫使工薪阶层来填补这个大窟窿，甚至削减他们微薄的退休社会保障金。

　　综上所述，在今天高度工业化、商业化的现代社会中，调节贫富悬殊，税收制度的作用非常突出，也非常有效。当然，任何有效的税收制度，都必须随着经济的发展变化而作出相应的调整，以防走向极端。

　　好的税收制度，最重要的是有效地调节财富的初次分配，也就是普通工薪阶层的劳动所得，而不是像通常认为的调节财富的二次分配，也就是再分配。

　　良好的税收制度能使财富均衡分享，使社会各界，从工薪阶层到富裕阶层，都有适当的财力消费，这样才有可持续的有效需求，从而促进生产，促进经济发展，形成良性循环，使就业充分，社会协调。良好的税收制度，也能使国家有足够的财政余地，投向公共基础设施，并且在需要的时候，极大地减轻经济周期所产生的阵痛。

　　坏的税收制度，不仅成了劫贫济富的工具、催生贫富悬殊的罪魁祸首。是像美国一样，一有经济危机，高管们为了维持一定的盈利水平，保住他们自己的天价薪酬，不顾一切解雇员工，形成恶性循环，使经济危机雪上加霜。

　　中国不应重复里根的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