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卡尔·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华盛顿邮报》前记者，是1972年美国水门事件主要调查者。1977年离开《华盛顿邮报》后，卡尔·伯恩斯坦花了六个月的时间来考察冷战时期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与媒体间的关系，并写成了《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媒体》(“THE CIA AND THE MEDIA”)一文。 

　　本文通过详实的资料揭露了美国中情局与媒体机构的“秘密情报交易”：雇佣记者一直是中情局采用的收集情报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在冷战开始后的25年间，包括纽约时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时代公司、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美联社、新闻周刊等在内的25家媒体曾为中情局提供庇护、培养特工、发掘情报;媒体高管与中情局有着极为密切的私交;超过400多名记者与中情局有着情报工作联系。随着1973年中情局雇佣记者的消息首次被披露，中情局与新闻组织间不可告人的秘密开始遭遇公众压力。然而，时任中情局张采取各种手段维护记者情报网，将与新闻机构情报交易更加隐蔽化。而负责调查的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尽管掌握了大量证据，但最后却选择了最简单的做法：掩盖事实真相。 

　　作者的调查得到了一个重要的结论：与单纯的认为中情局操纵和控制想新闻界不同，当时的美国新闻机构心甘情愿地充当中情局的帮手，投身到反对“全球共产主义”的斗争中来。中情局借助媒体掩护自己，而外国记者把为中情局工作视为为国家服务，也是他们获取更好新闻素材和攀登职业巅峰的一种方式。 

　　原文于1977年10月20日发表在滚石杂志上，是一篇长达25,000字的封面文章。篇幅所限，编译、刊发时略有删减，并分为上下两期发布。 

　　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媒体（上） 

　　一、中情局与美国媒体被掩盖的亲密关系 

　　1953年，美国当时最重要的专栏作家，《纽约时报》的约瑟夫·艾尔索普远赴菲律宾去报道当地的选举。他此次赴菲不是受命于辛迪加报刊，也不是受命于印刷他专栏的报纸，而是应中情局的邀请去执行任务的。 

　　根据中央情报局总部的档案记录，包括艾尔索普在内有超过400名美国记者在过去25年来曾经秘密地执行中情局的任务。这些记者们向中情局秘密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从简单的情报搜集到充当与共产主义国家间谍联系的中间人。中情局和传媒机构共享资料、共享雇员。其中有些还是获普利策奖的著名记者，他们自诩为国家的无任所大使(亦称巡回大使)。大多数人并没有那么崇高：外国记者发现与中情局扯上关系有利于他们开展工作;特约记者和自由记者对写文章和冒险联系间谍一样感兴趣;还有为数不多的中情局雇员在国外冒充记者。中情局文件显示，多数情况下，记者在执行中情局任务时，是得到美国主要新闻机构的管理层同意的。 

　　中情局打入美国媒体界的历史因为模糊的和具有欺骗性的官方政策得以继续被掩盖，主要有以下几个主要原因： 

　　1. 雇佣记者一直是中情局采用的收集情报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尽管自1973年以来，中情局已大幅度削减雇佣记者的数量(主要因为来自媒体的压力)，仍有一些记者特工被派往国外。 

　　2. 据中情局官员透露，如对此事展开进一步调查，就必然会揭露中情局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与美国最著名的新闻机构和从业人员一系列的令人尴尬的关系。在那些与情报机构合作的管理人员中，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威廉·佩利;时代公司的亨利·卢斯;纽约时报的亚瑟·海斯·苏兹伯格;路易斯维尔信使报的巴里·宾厄姆;科普利新闻社的詹姆斯·科普利。其他与中央情报局合作的组织包括美国广播公司、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美联社、合众国际社、路透社、赫斯特报团、斯克利普斯·霍华德报团、新闻周刊杂志、共同广播系统、迈阿密先驱报、原星期六晚邮报和纽约先驱论坛报。中情局官员透露，到目前为止，最具价值的是与纽约时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以及时代公司建立的合作关系。 

　　中情局利用美国新闻媒体的范围比中情局官员公开承认或在与国会议员的闭门会议上所宣称的要广泛得多。他们的通行做法并没有什么争议，但具体的操作却越来越难以获知。不论是中情局还是媒体机构，对于具体合作的细节要么讳莫如深。一名有着惊人记忆的中情局高官说纽约时报曾在1950年到1966年间为中情局的十名特工提供了庇护，但他不知道具体名单，也不知道是报业的哪些管理层做出的精心安排。 

　　中情局与所谓的出版和广播行业的“专业人士”的特殊关系使得中情局能够把其最有价值的特工派驻海外，而在二十多年里不被发现。据中情局资料显示，在大多数情况下，中情局最高级别的官员(通常为局长或副局长)亲自与合作新闻机构中指定的高层管理人员联系。(新闻媒体向中情局)提供援助的方式通常有两种：一是为即将派驻外国首都的中情局特工提供工作机会和证书(按中情局的说法是“记者证”);二是给中情局“借用”在职记者的秘密服务，包括一些熟知业务的最知名的记者。 

　　中情局用了“报道”这么一个合适的词来描述合作记者们为中情局做的大部分工作。中情局一名高级官员说“我们会问他们‘可以帮我们一个忙吗?’”“我们知道你要去南斯拉夫。他们的街道都铺好了吗?你在哪儿见过飞机?有军事存在的迹象吗?你见过多少苏联人?如果见到苏联人，要知道他的名字并能正确拼写……能否安排会面或传达信息?”许多中情局官员把这些有用的新闻记者视为特工;记者们也倾向于把自己看作中情局可信任的朋友，他们偶尔为了国家的利益提供帮助，通常是没有报酬的。 

　　“我很荣幸他们邀请我做，并且我顺利完成了”，约瑟夫·艾尔索普说道。他曾为中情局执行过秘密任务，“新闻记者不需要对国家负责的观念是完全错误的。” 

　　从中情局的角度来讲，与记者的这种关系并没有任何的不妥，出现的任何伦理上的问题由新闻记者这个行业本身来解决，而不关情报机构什么事。 

　　二、肇始于冷战的秘密交易 

　　中情局与新闻媒体的“交易”在冷战的最初阶段就开始了。艾伦·杜勒斯1953年成为中情局局长后，就寻求在美国最负盛名的新闻机构内部建立招募报道人员的能力。杜勒斯认为，中情局在海外的特工将享有一定程度的访问和活动自由，这是任何其他掩护工作所不能享受的。  

　　在冷战的环境下，当时美国的出版商都十分愿意将他们公司的资源运用到反对“全球共产主义”的斗争中来。因此，美国记者和政府之间的传统界限消失了：为中情局特工在国外提供掩护的新闻机构往往是在其老板、出版商、高级编辑的知情同意下进行的。 

　　换言之，与中情局蓄意打入新闻媒体界的观点相反，有充分的证据表明美国的主要出版商和新闻主管主动要求做中情局的帮手。此外，杜勒斯还开创了任务报告这个程序，所有从国外回来的美国记者都要按程序清空他们的笔记本电脑并把他们的所见所感向中情局人员汇报。这个做法被杜勒斯的接班人所继承并一直持续到今天。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记者在回国的穿上见到中情局官员是非常普遍的是。“会有这些人出现，他们拿着亮闪闪的证明身份的证件，看起来像是耶鲁俱乐部的”，前星期六晚邮报记者休·莫罗说，他现在是前纳尔逊·洛克菲勒副总统的新闻秘书，“因为已成例行公事了，如果你不被(中情局人员)提问还会有一点恼火呢。” 

　　中情局官员几乎从来都拒绝透露与他们合作过的记者的名字。一位毫不掩饰自己痛苦的中情局官员说到“曾经有一段时间，为政府服务不被视为是犯罪的。”“这一切都得放在时代道德这个大背景下去考虑，而不是有悖于它或是虚伪的评判标准。”许多报道过二战的记者都与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战略情报局的工作人员有过亲密接触。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立场一致。战争结束后，许多原战略情报局的官员到了中情局工作，很自然他们会继续发展这种关系。 

　　由于利用记者是中情局最敏感的任务之一，因此有着高度保密性，只有局长和他亲手挑选的副手熟知情况。由于担心记者的特工身份被暴露，或者中情局与新闻媒体的交易被公之于世，与新闻机构的负责人联系的工作通常就由杜勒斯和他的继任者们亲自来做;或由副局长和秘密行动处的处长，或者偶尔由媒体界的高管担任。 

　　詹姆斯·安格尔顿曾负责运营中情局一个完全独立的记者特工组织，专门执行敏感和常伴有危险的任务;这个组织鲜为人知，原因很简单，安格尔顿故意只保存了最模糊的文件。 

　　中情局甚至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展了正式的培训计划，把他们所选的特工培训成为新闻记者。中情局一位高官解释说，“情报官员们被‘调教’成能像记者一样发声的人，然后在主要的新闻机构的管理层的帮助下被安排在他们那里工作。”不过在中情局记录在案的400左右有这种经历的人中只有非常少数，大多数人在他们开始为中情局执行任务时其实就已经是真正的记者了。 

　　三、中情局与记者的合作类别

　　据中情局相关文件显示，中情局与记者的合作关系中包括以下几大类： 

　　1. 新闻机构合法、合格的工作人员——通常为记者。这些工作有的是有偿的有的是纯粹自愿的，其中不乏知名记者。有文件显示新闻或广播机构有时候会以中情局的名义为记者发放部分薪酬，义支出的方式来补充，或者预付费用，或者报销差旅。薪酬发放均是以现金形式，发放对象还包括摄影师、国外新闻机构的管理人员和广播技术组的成员。 

　　据中情局官员称，情报局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与个人最有价值的关系是与报道拉丁美洲的华盛顿星报记者杰瑞·欧莱瑞和普利策奖获得者迈阿密新闻记者哈尔·亨德里克斯。前者被视为在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非常有价值的人，后者提供的在迈阿密古巴流放地区内生活的人们的信息对中情局是极其有帮助的。中情局档案大篇幅记录了两个人代表中情局所从事的工作。 

　　欧莱瑞坚称他的业务仅限于正常的外派记者和单位间正常的互惠互利关系。但中情局的一位官员说“毫无疑问杰瑞是为我们服务的”，“他作为为我们服务的记者干得更加出色。”在回应欧莱瑞的否认时，这位官员补充说“我不知道他到底有什么好担心的，除非他非得顽固不化地遵守参议院对记者的正直要求。”然而据中情局部分官员称，亨德里克斯和欧莱瑞都没有接受中情局的资助。 

　　2. 特约记者和自由记者。他们中的大多数是由中情局根据标准的合同条款来发放工资的。他们的记者资质通常由合作的新闻机构提供。在有些情况下，新闻机构不知道他们的特约记者在为他们工作的同时，还为中情局工作。 

　　3. 所谓中情局多功能商业公司(中情局开办的兼有情报工作的公司)的雇员。过去二十五年来，中情局秘密资助过大量的、涵盖多个语种的外国新闻服务、期刊和报纸，以便为自己的情报工作打掩护。例如罗马美国人日报的创办，中情局一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都拥有该报的40%股份。 

　　4. 编辑、出版商和广播系统的高管。中情局和大多数新闻高管的关系跟与新闻记者和特约记者的关系有着根本的不同：后者更易接受中情局的指导。少数新闻高管会签订秘密协议，如《纽约时报》的亚瑟·海斯·苏兹伯格。但是这种正式签协议的非常少，中情局官员与媒体高管的关系通常是社交性的。 

　　5. 专栏作家和评论员。许多专栏作家和广播评论员与中情局的关系远远超过了中情局与新闻机构正常保持的关系。他们在中情局内部被称为“已知资产”，可以指望执行各种秘密任务;他们被认为能够接受中情局在各种议题上的观点。 

　　三个最受关注的与中情局保持这样关系的专栏作家分别是纽约时报的C·L·苏兹伯格，约瑟夫·艾尔索普和已故的斯图尔特·艾尔索普，他们的专栏刊登在纽约先驱论坛报、星期六晚邮报和新闻周刊上。据中情局一位高官透露，年轻的C·L苏兹伯格曾签署了保密协议，因为他曾获得中情局的一些机密情报。中情局一名官员称，这种合作“有分享，给予和收获”。苏兹伯格则声称他从来没有正式受中情局的委派执行任务，他也绝对不会因为从事间谍活动被抓获。“我们的关系完全是非正式的—我有很多的朋友”，他说。 

　　斯图尔特·艾尔索普与中情局的关系比苏兹伯格的关系要广泛的多。一位曾经担任过中情局最高级别的官员直截了当地说：“艾尔索普是一名中情局特工。”另一位同样级别的官员拒绝说明艾尔索普与中情局的关系，只是说关系很正式。其他消息说艾尔索普在与外国政要讨论时会问一些中情局想要得到答案的问题，发布一些有利于美国政策的错误信息和评估中情局招募合适的外国人的机会时，对中情局的帮助尤其大。 

　　“荒谬透顶，”约瑟夫·艾尔索普听别人说他兄弟是中情局特工时说。“我与中情局的关系比斯图尔特要近，尽管他也走得比较近。我敢说他确实执行过一些任务—但他只是做了作为一名美国人应该做的正确的事情···中情局的创始人们是我们亲密的私人朋友。这是交际上的事，我亲爱的朋友。我从没有收过一分钱，也从来没有签署过任何保密协议。我不需要···我有时候为他们做事是因为我觉得那是正当的事，我把它称作尽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艾尔索普只愿意谈他执行过的记录在案的两次任务。一次是奉中情局之命去探访老挝;另外一次是1953的菲律宾选举的探访行动。在他看来，他的报道不过是如实记录当时的情景，他坚称自己没有受到中情局的控制。“我所写的都是真的。我的观点是要获知真相。如果中情局的人的观点是错误的，我就不会再与他谈下去”。他说，“中情局完全不会对他不信任的人开放的。他们信任我和斯图尔特，对此我感到很自豪。” 

　　四、服务于中情局的美国媒体们 

　　随着1973年中情局有时会雇佣记者的消息首次披露，中情局与记者以及新闻组织之间不可告人的秘密开始逐渐进入公众的视野。那些报道和新的信息是中情局为了情报工作的目的而用来作为研究如何利用记者的案例。包括： 

　　1. 纽约时报。据中情局官员透露，中情局与纽约时报的关系是目前为止最有价值的。从1950年到1966年间，大约有十位中情局人员得到过纽约时报的掩护，而这是在已故的纽约时报出版商亚瑟·海斯·苏兹伯格的批准下安排的。掩护工作是由苏兹伯格设定的纽约时报总政策的一部分，即只要有可能就向中情局提供帮助。 

　　苏兹伯格与艾伦·杜勒斯的关系尤为亲密。“他们那个层次的来往可谓是强强对话，”一位曾参与过他们谈论的中情局官员如是说。“我们之间原则上有个协议，是的确实有，就是我们会互帮互助。有关掩护的问题在好几个场合都被提及。双方同意具体的安排由下属来处理···高层并不想知道具体的细节，他们要的是一种合理的推诿。” 

　　1977年9月15日，中情局一名资深官员在花了两个小时时间审查中情局有关记者的文档后说，他发现有五个记录在案的例子表明在1954年到1962间纽约时报给中情局的员工提供过掩护。而且他说每一次的安排都是由纽约时报的高层来负责的，文件都是使用的标准的中情局的官方用语。“表明这些安排都是通过纽约时报高层管理人员的审核的。”但是文件并没有提及苏兹伯格的名字—而提到了他下属的名字，但是那位官员拒绝透露都有谁。 

　　获得纽约时报认可的中情局员工是作为特约记者被报社派往海外并作为文职人员在纽约时报外国办事处工作。中情局与纽约时报合作的内容通常是传递信息和在外国人中“寻找”潜在的特工。 

　　据中情局官员透露，亚瑟·海斯·苏兹伯格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与中情局签订了一份保密协议，这一消息得到了他侄子C.L.苏兹伯格的确认。但是他们对于签订这一份协议的目的却没有明确的说辞。有人试图找出具体是纽约时报的哪些人在为中情局员工提供证明，但都没能成功。 

　　据纽约时报前记者韦恩·菲利普斯在纽约时报工作到1961年，后来他根据情报自由法获得了中情局的相关文件，文件表明中情局曾有意把他发展成为能在国外利用的秘密“资源”。根据他的透露，早在1952年，亚瑟·海斯·苏兹伯格还在哥伦比亚大学俄罗斯研究所学习时，中情局就试图把他招募为卧底特工。 

　　1976年1月31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短文报道了中情局试图招募菲利普斯的事。文章援引了出版商亚瑟·奥克斯·苏兹伯格的话说“无论是作为出版商还是作为已故的苏兹伯格先生的儿子，我都从没听说过中情局的人接近过纽约时报。”更为特别的是，已故出版商曾经向艾伦·杜勒斯的兄弟，时任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做出的一个承诺，就是在没有征得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同意前，纽约时报的工作人员不得接受邀请访问中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出版商的侄子收到了这样的邀请。亚瑟·苏兹伯格不准他接受邀请。C·L·苏兹伯格回忆说，“这是时隔十七年另一个纽约时报记者收到这样的邀请。” 

　　2.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毫无疑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是中情局最宝贵的广播财富。时任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董事长威廉·佩利和艾伦·杜勒斯的工作和社会关系轻松而愉悦。多年来，广播公司为中情局员工提供庇护;为中情局提供新闻影片的片段;为华盛顿分社社长和中情局搭建了正式的沟通渠道;允许公司记者的报道进入华盛顿和纽约新闻编辑部接受中情局的定期检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CBS记者每年都会有一次机会与中情局高层共进晚餐并参加说明会。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中情局合作的具体事宜由杜勒斯和佩利的下属共同来安排。“公司老总不想知道具体细节，中情局局长也不会想知道。”一位中情局官员这样说道。“双方都会派助手来负责具体工作。这样他们不会牵扯到具体的事务中去。”根据后续调查资料的披露，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多名雇员在佩利的批准下而成为中情局的卧底。 

　　在纽约CBS新闻部总部，尽管也遭到一些否认，但佩利与中情局的合作对许多新闻高管和记者来说已不是什么秘密事。76岁的佩利并没有遭到萨伦特的调查采访。“这不会有啥好处的，”CBS一位高管说，“他就不记得这件事。” 

　　萨伦特在去年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提到了他本人与中情局的关系以及他延续前任做法的事实。他说跟中情局的联系始于1961年2月，“我当时接到一个中情局的人打来的电话，他说与西格·米克尔森是工作的关系。那个人说，‘你的老板们知道所有的情况。’”据萨伦特透露，那位中情局的人要求CBS继续给中情局提供未经编辑过的新闻带，还要求CBS的记者随时做好向中情局官员汇报的准备。萨伦特说：“在就让记者汇报一事上我的态度是否定的，我让他们自己看广播带。这种情况持续了很多年，一直到70年代初期。” 

　　1964年到1965年间，萨伦特加入了中情局一个超级隐秘的四人特别工作组，专门研究向中国发送美国宣传广播的方法。研究组的其他三个人分别是时任哥伦比亚教授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时任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教授威廉·格里菲斯;和时任华盛顿邮报公司无线电TV5的副总裁约翰·哈弗斯。与这个研究计划有关的主要政府官员有中情局的科德·迈耶;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麦克乔治·邦迪;时任美国新闻署署长伦纳德·马克斯;和时任总统特别助理现任CBS记者的比尔·莫耶斯。 

　　萨伦特参加这个研究计划是从接到伦纳德·马克斯的电话那一刻开始的，“他告诉我说白宫欲成立一个四人组的特别委员会，专门研究铁幕背后的美国海外传播。”当萨伦特抵达华盛顿参加第一次会议时，他才得知这个计划是由中情局发起的。“它的目的是研究把无线广播打入红色中国的最佳方式。” 

　　委员会的四个成员接下来在中情局的一个叫保罗·海因兹的官员的陪同下，开始到世界各地去考察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广播电台(当时中情局都有参与两家电台的运行)、美国之音和武装部队电台的设施。在经过一年多的研究后，委员会给莫耶斯提交了一份报告，建议政府建立由美国之音负责运行并向中国发送的广播服务。萨伦特从1961年到1964年，1966年到现在担任过两届CBS新闻部经理。在中国这个项目进行期间他是担任CBS公司的管理人员。 

　　3. 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据中情局和参议院的消息，中情局的有关文档包含了中情局与两家杂志的前外国记者和特约记者们签的书面协议。但是消息拒绝透露中情局是否已经切断了所有与两家杂志员工的联系。艾伦·杜勒斯常跟他的好友，已故的《时代周刊》和《生命》杂志创始人亨利·鲁斯求情，而亨利·鲁斯答应允许他的一部分员工为中情局效命，同时为中情局其他缺乏记者经验的特工提供工作机会和相关资质。 

　　多年来，鲁斯的个人特使C.D.杰克逊负责与中情局联系。杰克逊是时代公司副总裁，从1960年到他1964年逝世期间担任生活杂志的发行人。在担任时代周刊高管时，杰克逊与人合作撰写了一份由中情局赞助的研究报告，报告建议美国情报机构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早期进行重组。杰克逊在时代和生活杂志的任职因为调任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助理而中断一年。但他任职期间，批准同意了时代和生活杂志为中情局员工提供掩护的具体安排。 

　　有一些安排是在鲁斯的妻子克莱尔·布思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据包括与鲁斯打交道的中情局官员透露，其他的安排是在现任时代公司总编辑赫德利·多诺万知晓的情况下进行的。多诺万1959年接手时代公司出版的所有编辑业务。他在一次电话采访中否认了他知晓那些安排一事。“鲁斯从没找过我，而且如果鲁斯批准了这样的业务安排，我也会很惊讶的，”多诺万说。“鲁斯非常注意媒体与政府之间的界限的。”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时代杂志的外国记者们就参加过类似于中情局为CBS举办的汇报晚宴。据中情局官员透露，鲁斯在多次造访国外回来后，把向杜勒斯和中情局其他官员汇报的做法确定下来作为例行公事。鲁斯和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负责运营他的杂志人员鼓励他们的外方记者向中情局提供帮助，尤其是提供一些对中情局有用的情报信息或对招募外国人有帮助的信息。 

　　中情局消息透露，中情局在新闻周刊高级编辑们批准的情况下雇佣了他们的一些外国记者和特约记者。二十世纪中期，罗马新闻周刊的特约记者为中情局工作的事已不是什么秘密。“我本以为可能有一些特约记者是特工，但是我不知道具体是谁，”从1937年创刊到1961年一直担任新闻周刊编辑的马尔科姆·缪尔说。“我认为当时中情局确实和所有负责的记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只要是我听到一些我认为艾伦·杜勒斯可能感兴趣的事，我就会打电话给他。我有好多朋友在艾伦·杜勒斯那儿工作。”缪尔说，1945年到1956年担任新闻周刊外国记者的哈里·科恩，和同时期担任该杂志华盛顿分社社长的欧内斯特 K·林德利定期和不同的人出入中情局。 

　　“据我所知，”科恩说，“新闻周刊没有人为中情局工作。我们的关系挺好的。为什么要签什么协议之类的?我们把我们知道的告诉中情局和国务院的人。我去华盛顿时，我会向福斯特或艾伦·杜勒斯汇报发生的事情。我觉得那是特别好，我们站在同一边。”中情局官员称科恩与中情局的合作很广泛。1965年，他离开新闻周刊创办《外国报道》，外国报道是位于华盛顿的提供时事通讯的机构，科恩拒绝透露他的订户都有谁。 

　　欧内斯特·林德利留在新闻周刊直到1961年。他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说他在出国前会经常征求杜勒斯和中情局其他高官的意见，回国后也会向他们汇报。“艾伦对我帮助很大，我有机会就会报答他，”他说。“我会跟他讲我在国外见过哪些人。有时他要我汇报有关情报人员的一些情况;比如，1955年我参加完亚非会议回来后，他们主要想了解不同的人的情况。” 

　　当新闻周刊被华盛顿邮报收购时，中情局的官员告知新闻周刊发行商菲利普·格雷厄姆中情局偶尔会利用该杂志来打掩护。“众所周知菲尔·格雷厄姆这个可靠，乐于助人，”中情局一位前副局长说。“弗兰克·威斯纳与他打过交道。”威斯纳从1950年起到1965年他自杀前一直担任中情局的副局长，是“地下/秘密行动”的主要策划者，包括许多记者参与的一些行动。菲尔·格雷厄姆可能是威斯纳最亲密的朋友。但是中情局消息称，很明显格雷厄姆一直到1963自杀身亡都全然不知新闻周刊为中情局打掩护的具体情况。 

　　据时任中情局香港站的官员罗伯特·T·伍德透露，1965年到1966年，新闻周刊任命的驻远东特约记者实际上是与中情局签约的合同雇员。他每月可以领到中情局发的1万美元的工资。中情局消息称，有些新闻周刊的记者和特约记者一直保持着和中情局的秘密联系直到20世纪70年代。有关中情局与华盛顿邮报的合作信息非常有限。据中情局官员透露，有一些邮报特约记者曾经是中情局雇员，但是他们并不清楚邮报的管理层是否知晓这些情况。 

　　自1950年以来所有的主编和总编都说他们并不知道中情局与邮报的特约记者或是员工有过什么正式的合作关系。一位员工说，“如果有，那也是菲尔干的，没让我们知道。”同时，中情局官员对邮报员工在邮报工作期间与中情局保持秘密联系一事不做任何声明。 

　　4. 路易斯维尔信使报。从1964年12月到次年3月，一位叫罗伯特·H·坎贝尔的中情局的卧底特工在信使报工作。据中情局高层透露，坎贝尔是在中情局与时任信使报的执行编辑诺曼·艾萨克斯的安排下进入到信使报工作的。消息还称时任信使报发行商的老巴里·宾厄姆也知道此事。但是艾萨克斯和宾厄姆都否认他们在雇佣坎贝尔时知道他是情报特工。 

　　坎贝尔被雇佣的复杂传奇故事最初是在参议院委员会调查期间由詹姆斯·R·赫尔佐格发表在信使报上的文章所披露。赫尔佐格开头是这样描述的：“1964年12月，28岁的罗伯特·H·坎贝尔受雇到信使报工作时，他都不会打字，对新闻写作也几乎是一窍不通。”文章接下来援引信使报前总编的话说艾萨克斯告诉他雇佣坎贝尔是因为有中情局为他求情：“诺曼说，1964年他在华盛顿时，他被叫去和他中情局的朋友吃午餐，他朋友说想要派这位年轻人下去学一些报业知识。”所有关于坎贝尔的招聘都极不寻常。没有任何对他资质的审查，而且他的雇佣记录上包含以下两点：“艾萨克斯处有与此人相关的通信和调查材料”;“他是临时工—没有做背景调查，也不需要做。”坎贝尔的新闻能力在信使报工作期间明显没有提高。一位前经济新闻编辑助理说：“坎贝尔交上来的东西真心没法看。”坎贝尔其中一个主要的报道任务是有关木刻印第安人像的专题。但这篇报道从来没有发布过。他在信使报工作期间，常去办公室不远的一间酒吧，有时，他会偷偷告诉他的酒友们他是中情局的雇员。 

　　据中情局消息，坎贝尔在信使报任职是为了给他提供新闻从业经验，以便为未来的卧底记者身份提供更好的说头，同时可以教会他一些新闻业务方面的知识。“我们付钱给信使报，他们再给他发工资，”一位参与此事的中情局官员说。 

　　艾萨克斯后来离开路易斯维尔前往特拉华威明顿新闻与日报传媒集团担任总裁和发行商，在回应此事的信中说：“所有我能做的就是重复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即我从来，在任何条件下，或任何时候都不知道我雇佣了一个政府特工。我也努力回想，但是雇佣坎贝尔的事对我来说没任何特别的，所以想不起来什么。” 

　　巴里·宾厄姆去年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他对雇佣坎贝尔一事并没有太清晰的记忆，而且否认了他知晓信使报管理层与中情局的任何安排。但是，中情局官员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信使报通过宾厄姆的联系为中情局提供了其他的未明确的帮助。信使报的头版详细报道了聘用坎贝尔一事，也是小巴里·宾厄姆发起的，他1971年接替他父亲成为该报的编辑和发行商。这是该报在这个主题上的唯一主要的自我调查文章。 

　　5. 美国广播公司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据中情局官员透露，ABC持续为一些中情局特工提供掩护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其中一位是山姆·贾菲，他为中情局执行过秘密任务。而贾菲只承认他给中情局提供过信息。在参议院听证会上，中情局最高级别的官员拒绝透露中情局是否还与ABC的员工保持着密切联系。消息称所有的秘密安排都是在ABC管理层知晓的情况下进行的。 

　　“这是那时的人们干的事，”理查德·瓦尔德说，他自1973年以来一直担任ABC的总裁。“如果在座的各位——包括那时的新闻记者——那时与中情局有关联，我一点都不会感到意外。” 

　　6. 科普利报系与其子公司科普利新闻社。该报与中情局的关系首先是由记者乔·特伦托和戴夫·罗曼在阁楼杂志上公开披露，中情局官员称从提供“外援”来看与该报的合作是最有成效的合作之一。特伦托和罗曼的报道是由新闻调查基金资助的。报道称科普利新闻社至少有23名员工为中情局执行过任务。另外有中情局官员透露科普利报系的老总詹姆斯·S·科普利(一直干到1973年去世)亲自安排了大部分与中情局的合作事宜。据特伦托和罗曼报道，科普利自愿为时任总统艾森豪威尔提供新闻服务，为中情局充当眼线，以反对拉丁美洲和中美洲的共产主义威胁。詹姆斯·科普利同时也是美洲新闻协会的幕后操纵手，该协会由中情局资助，在拉丁美洲拥有一大批右翼新闻记者会员。 

　　7. 其他主要的新闻机构。据中情局官员透露，中情局的档案还记录了中情局与以下新闻采访机构的秘密合作关系：纽约先驱论坛报、星期六晚邮报、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赫斯特报(据中情局消息，现任赫斯特报伦敦分社社长、前论坛先驱报编辑和记者的西摩·K·弗雷丁已被确定为中情局特工)美联社、国际合众社、共同广播系统，路透社和迈阿密先驱报。 

　　“这只是冰山一角，”曾担任过中情局高层的官员这么说道。如其他知情人士一样，他说要终止外界有关对新闻记者为中情局提供服务的猜疑的唯一办法就是公布中情局的文件内容，但是这个方法基本上被所有接受采访的35位现任和前任官员所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