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跟30年代的法西斯主义者很接近

巴迪欧

11月9日，特朗普当选的当晚，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阿兰·巴迪欧在美国洛杉矶的加州大学发表了演讲，把特朗普当选放在全球性危机之中，给出了这一事件得以发生之可能性的阐释，并提出了解决方案。

巴迪欧（Alain Badiou），法国当代哲学家

我回想起在拉辛的一部戏剧里的一首诗，里面有一个很美的句子。法语是：“C’était pendant l’horreur d’une profonde nuit.(在这深邃之夜的可怖中)”。也许拉辛当时在思考特朗普的当选。今夜我们也在深邃之夜的可怖中，因此，我必须在这里发声，讨论这个事件。因为在这个时刻，我不可能还在用学院术语来谈论某些有趣的学术问题。现在是必须思考、讨论的时刻——就在昨天，在那深邃之夜的可怖中，发生了什么？就像许多人一样，对我来说，这或多或少令人意想不到。而在意外中，我们往往受情感(affect)的控制：恐惧、沮丧、愤怒、惊慌等等。但我们知道，哲学上，所有这些情感都不是一种好的反应，因为你不能在你的敌人面前暴露太多情感。所以，我们必须超越情感、超越恐惧和沮丧去思考现在的世界形势。正是在这形势里，发生了这样的事：像特朗普这样的人成为了美国总统。今晚我的目的，与其说是解释，不如说是对事情发生的可能性的一个阐释，并提出一些可能的反应方针。我们不能在消极情感的羁绊下，而必须在思想、行动、政治决心等层面上进行工作。

对自由主义盲目确信的时代

“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的抗议者。东方IC资料

我以一个总体的视角开始，不是对美国的形势、而是对如今世界的形势进行检视。当今世界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以至于这样的事实可能发生？我认为最需要强调的是全球资本主义历史性的胜利。我们必须直面这个事实。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今天，差不多半个世纪里，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目睹着全球资本主义历史性的胜利。首要的原因，是各国的经济与社会法规里的集体愿景的失败。而这并不是一件小事。它不仅给世界客观形势，也给主体性带来了改变。在这以前的两个多世纪里，在有关人类命运的舆论上，总是有两种倾向。我们可以说，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在主观的、总体的层面上，我们总是拥有两种人类历史命运的可能性。第一个是古典意义下的自由主义的道路。虽然自由主义有很多不同的意义，但我把它最原始的意思拿出来，即私有制组织社会的关键，虽然要以巨大的社会不公为代价，但代价就是代价。归根到底，对于自由主义来说，私有制必须是组织社会的关键。第二个，至少在抽象的意义下，我们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他们是不同的——即人类政治活动的最根本目标必须是终结所有的不公，即使要以暴力革命为代价。一方面是一种安宁的历史视角，将历史看作是作为组织社会关键的古老的私有制的不断延续；另一方面则是一种新的东西，诞生于法国大革命，它主张人类的历史存在的延续必须承受一个断裂，在集体存在受制于不公、私有制的律则的漫长的历史，和另一种对命运的不同愿景之间，必须发生一个断裂。最重要的其实是公义与否的问题。这个在古典自由主义与新的理念——这个理念有如此不多的名字：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等等——之间的冲突，在19世纪和20世纪大部分时间内，都蕴含着巨大的意义。

可以说，在接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我们都有战略上的选择，不仅是关于地方政治事件、国家义务、战争等等的战略，而是关于人类的历史命运自身，人类的历史命运的构想自身的战略。我们的时代，从80年代到今天，显然是这个选择终结的时代。这个选择在逐渐地消失。今天的主流意见是不存在全球性的选择这回事，也没有其他的解决办法。这是撒切尔夫人的话：别无他法。当然，其实是除了自由主义，也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新自由主义之外，别无他法。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撒切尔夫人不是说这个解决方法非常好。对于她来说，不是好或者不好的问题，问题是这是唯一的办法。所以当今的政治宣传并不会说全球资本主义非常棒，因为这显然是错的。每个人都知道这是错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个怪物般的不平等不会是人类历史命运的解决办法。他们的论点反而是：“好吧，它并没有那么好，但它是唯一真实的可能。”在我看来，我们的时代意图在世界范围内给人类强加一种信念，即人类的历史只有一种命运。并且不是通过赞许这种命运，而是通过排除其他命运的可能性。

因此，我们可以将我们生活着的这一时刻定义为对自由主义的盲目的确信的时刻，这种自由主义以“私有制和自由市场构成了人类唯一可能的命运”这种形式的信念统治着。而这也是人类主体的定义。在这样的现象里，人类主体是什么？要不是一个乞丐、一个消费者、一个物主，要不什么也不是。这是当今作为一个人类的严格定义。这就是当今世界的总体视角、普遍的问题和普遍的律则。

那么，在政治生活的层面上，所有这些的政治后果是什么呢？在这个只有一条出路的世界上，这占统治地位的世界视野带来的影响是什么呢？所有的政府都必须接受事实就是如此，接受人类命运道路的唯一性。没有任何一个政府在提出异议。为什么呢？为什么，最后，当我们检视所谓“社会主义”立场的法国政府，或者美国、日本、印度的政府，他们的立场都是一样的——全球资本主义是人类存在的唯一形式。在我看来，所有国家层面的政治决定，都依赖于我称为“怪物”的东西：全球资本主义及其不平等。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不能说一个政府是自由的。它受制于全球的规则，它的行为取决于它在这世界规则的位置。并且这个怪物日益强大。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种不平等的真实情况。我们有根深蒂固的资本集中现象，在今天尤其令人触目惊心。我们必须知道在今天264人和其他30亿人有着等量的财产，这比原始君主专制的时候还要严重得多。如今不平等的情况比人类历史上的所有情况都要糟糕。这个人类存在的唯一可能的怪物正在制造越来越多的不公，而不是越来越多的自由。

新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和全球性危机

逐渐地——而这也是特朗普当选的最大揭示——逐渐地，所有政治寡头，所有政治阶级，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了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仅仅在理论上被划分：共和党和民主党，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左派和右派等等。所有这些划分都是抽象而非真实的，因为他们都处于同一个经济和政治背景之下。西方的政治寡头，正逐步丧失对资本主义机器的控制——即对现实的控制。面对无处不在的危机却又只有舍本逐末的方法，所有传统的政府使人们产生大量的挫折感、误解、愤怒，甚至引起意义不明的叛乱。所有的这些都抵抗着由所有政治阶级的所有成员所提出的唯一的道路，尽管成员之间可能会有小小的差异。在今天，政治的行使就是指在这全球相同道路的范围内制造一点小差异。这样做的后果是巨大的——人们身上普遍的迷失感、生命方向的完全缺失、人类未来的战略愿景的匮乏。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人在黑暗中投向了虚假的革新、荒谬的幻想，甚至回到已经死去的传统等等。面对政治寡头，我们有新的积极分子的出现，新的对煽动暴力和粗鄙的拥护，这些家伙更像是黑帮和黑手党成员，而不是受过教育的政治家。所以选项就会是：这些人，或者其他受过教育的政治家。而现在合法的民主选择的结果是：新形式的政治粗鄙和政治议程上的主观暴力。

某种意义上，这种新的政治人物——特朗普，还有其他许多人——跟30年代的法西斯主义者很接近。他们是一种民主法西斯主义——一个矛盾的词——他们在民主的范围内，在民主的装置内，但他们在民主的语境下玩的是却另一套。特朗普是这样，其他人也如此——种族主义，性别主义主义，暴力倾向。除了这些法西斯特征以外，他们也不会考虑任何逻辑或理性；因为这种民主法西斯主义说话的方式正是一种对语言的错置，一种可以说任何东西，也可以说任何相反的东西的方式——这也没有问题，因为这种语言不是解释的语言，而是制造情感(affect)的语言；这种情感式语言引起了一种虽然虚假却可以利用的联合。于是我们就有了特朗普，但其实在他之前，意大利的贝卢斯科尼已经是这样了。贝卢斯科可能是这种政治类型的第一个代言人。他们有同样的特点：粗俗，和女性的病态的关系，能够公然地说出或者做出一些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不可接受的事情。在我看来，现任匈牙利总理欧尔班（Orbán）和法国前任总统萨科齐也是如此。在印度和菲律宾，甚至波兰和土耳其也逐渐开始出现这样的领导人。所以，这确实正在成为一个世界级的现象。这些政治人物常常在民主体制之内，但也外在于它。因为在19世纪30年代，希特勒毕竟也是通过选举走上了政治舞台。同时在内部与外部，居其内最终为了出其外。这好像是一个新现象，不过它早已铭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许多政治人物身上，作为参与民主游戏的新玩法，而并非作为一种解决方法。这民主游戏相比于传统的寡头政治来说，没有任何区别。虽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特朗普现象包含了某种新的东西。就细节来说，这实在不是什么新东西，因为种族主义、性别主义是非常旧的事物。然而在经典的寡头政治的语境中，这些非常古老的事物似乎成为了新事物。因此，当特朗普站在这个位置上说着一些老掉牙的东西的时候，他却能够为自己贴上“新”的标签。同样地，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旧事物的回归显得像是新事物。这种由旧向新的转化也是这种新法西斯主义的特征。

所有这些都描述了我们目前所处的全球政治局势。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正处在一个致命辩证法的四个层面当中。

第一，当今资本主义的极度残酷和盲目暴力。好吧，在西方世界，我们并没有完全目睹这种残酷或者暴力。但如果你在非洲，在中东，在亚洲，你一定能看到。这是第一个项，我们世界的最基本的项。这是回归到最根本的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即野蛮地征服，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为了统治的战争。

第二，传统政治寡头的解体，新法西斯主义的出现。传统的政党——民主党、共和党、社会主义党派等等——的解体，并最终朝着一种新的法西斯主义前进。我们并不清楚这种现象的未来：特朗普的未来是怎样的？我们不知道，也许特朗普也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你能在那个夜晚观察出来：当选之前和当选之后的特朗普，他看上去并不全然满足，而是有点害怕，因为他知道他不能像以前一样自由地发言了。而自由发言的时候正是他发挥影响力的时候，但现在有政府，有行政机关，有军队、经济学家、银行家等等，这又是另一回事了。我想说的是，我们真的不知道这样的人在正式就任美国总统以后会发生什么。不管怎样，我们有了一个传统政治寡头解体的象征，也是新法西斯主义的新人物，我们看不清他的未来，但可以肯定对普罗大众来说这个未来不会太有趣。

第三，是舆论中大众的挫败感，一种蒙昧的动乱感。很多人，主要是穷人、外省人、很多国家的农民、无业的工人等等——所有这些被当代资本主义逐渐残酷地化约为虚无的人，这些没有实存的人，漂浮在某个地方，没有工作，没有钱，没有存在的方向。这是全球形势的第三个表征——方向的缺失，稳定性的缺失，世界的毁灭感，却又无法建立另一个世界。

最后一项，是另外一条战略道路的完全欠缺。我不是说这条路上一无所有——我们得知新的暴动、新的占领地点、新的动员、新的环境运动等等新的政治经验。我们欠缺的不是这所有形式的抵抗和异议。我说的是另一条战略道路，另一条与“资本主义是唯一的办法”这种信念相对抗的道路。我们缺少力量来断言这条道路的存在。我会说这是理念的缺失，一个伟大的理念的缺失。一个伟大的理念是全球团结一致、所有形式的抵抗和创造战略一致的可能性。理念是个人主体和担负着历史和政治人物的集体的中介，是伴随和跨越极其不同的主体性的行动的可能性。

这四点——全球资本主义的普遍战略统治、传统政治寡头的解体、大众的迷失感和挫败感、另一条战略道路的缺失——构成了如今的危机。我们可以用全球性的危机来定义当今世界，这种危机不能被化约为前些年的经济危机，因为人类的命运已经变得越来越含糊不清。

特朗普和希拉里并不是绝对对立的选项

特朗普和希拉里的差异是新的法西斯主义和旧的政治寡头的差异。东方IC资料

那么，怎么办（what is to be done）？这是列宁的问题。我认为，在总统选举这件事上，特朗普成功的一个原因是，如今真正的、最重要的矛盾在这同一个世界中并没有被不同形式表达出来。这个世界是全球资本主义的世界，帝国主义战争的世界，对于人类命运没有任何理念的世界。我知道特朗普和希拉里两者非常不同——我并不是要将特朗普和希拉里等同起来，他们的差异是新的法西斯主义和旧的政治寡头的差异，而所有的政治寡头都没有新法西斯恐怖——但我们不可否认的是这个差异内在于同一个世界。这两者在对世界的战略性展望方面，并没有什么不同。正因为希拉里和特朗普这组对立，没有象征和表达出世界真正的矛盾，所以特朗普的成功才得以可能。他们确实很不同，但却是同一个世界内的不同。在选举的整个过程中，在初选里，真正的对立在特朗普和桑德斯之间。我们可以就这个矛盾的对立之间作一些思考。我们可以说特朗普是新法西斯，而桑德斯本质上是个社会主义者，诸如此类。但是在象征的意义上——这很重要——在桑德斯的主张里，有某些主张超越了我们这个世界现在的样子。而在希拉里处，我们没有发现这些东西。这里，我们来上一上辩证法的课：矛盾论。某种意义上，希拉里和特朗普的的矛盾是次要矛盾，在相同参数、同一世界内的矛盾，而不是绝对矛盾。但桑德斯和特朗普之间的矛盾是一个真正的矛盾的可能性的开始，即世界现状和超越现状的某个世界的矛盾。特朗普在反动和蒙昧的主体性这一边，内在于现在的这个世界；桑德斯在理性、积极主动、清醒的主体性这一边，朝着超越现状的世界进发，尽管道路还有点模糊不清——模糊，但却在超越现在的这个世界。

所以这次选择的结果本质上是保守的，纯粹的保守，因为这是一个虚假矛盾的结果。这也是我所提到的包含着四个面向的危机的延续。为了对抗特朗普，我们不能指望希拉里，或者类似的人。如果可能，我们必须要回到真正的矛盾，这是这个糟糕的选举的教训。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提出一个超越这个世界的政治方向，即使开始的时候它还没有那么确定。开始劳作并不代表事情已经完全发展，但我们必须开始。关键是，我们必须开始。在特朗普以后，我们必须开始。并不仅仅是去抵抗，去否定等等。我们必须开始，开始回到真正的矛盾，回到一个真正的选择，回到关系到人类方向的战略选择。我们必须重新组装我们的理念，对抗现时资本主义的怪物般的不平等，对抗在传统政治中出现的诸如特朗普的“黑帮人物”。我们可以创造一个拥有不同战略方向的政治场域。我们要回到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伟大政治运动的时刻。我们必须超越“太一”，朝着“二”的方向前进——不是一个方向，是两个。回到政治的本质：作根本的抉择。事实上，如果只有一条道路，政治会逐渐地消失。而特朗普正象征了这种消失。因为特朗普的政治究竟是怎么样的？我想没有人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特朗普更多地是一个人物，而不是一种政治。因此，回归政治必然地是回归到一个真正的选择。最终，在哲学的普遍性的层面上，这是对超越了“太一”的真正的“二”的辩证的回归。我们可以给这种回归做一下命名。

你们一定知道，我想提出的命名是“共产主义”，这个被所有那些血腥的历史污染了的名字。名字只是名字，我们可以自由地提出其他命名。但在这古老又被污染的词的原始意义里有一些很有趣的东西。这个意义由四个点构成，四个原则。这些原则可以帮助我们创造拥有不同战略方向的新的政治场域。

第一点是社会组织的关键并不必然是私有制（以及其带来的不平等）。我们必须再次肯定，这不是必然的。我们可以组织有限的经验来表明这个非必然性，表明人类并不一定受制于私有制和其不公的律则之中。

第二点是劳动并不必然有贵贱。并不一定是诸如智力创造、导演、公务员等高贵的工作在一边，体力劳动等其他工作在另一边。对称号的专业化并不是永恒的律则，尤其是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对立，最后必须消灭。

第三点是人类并不是必然地被国家、种族、宗教或性的界限分隔开。平等必须跨越差异而存在，因而差异是平等的障碍。平等必须成为差异自身的辩证，而且我们也必须拒斥“因为差异，平等是不可能的”这种看法。所以，任何形式的界限、对他者的拒绝，都要消失。这不是自然的律则。

最后的原则是，国家并不必然地以分离和武装力量的形式存在。

这四个点可以概括为：集体主义对抗私有制、多形态的劳动者对抗专业化、具体普世性对抗封闭的身份、自由联合对抗国家。这仅仅是原则，而不是计划。但我们可以利用这四个原则去判断所有政治规划、决定、政党、理念。这个政治决定符合这四个原则吗？这些原则是所有关于抉择、理念和主张的草案。只有与这些原则的方向相同，我们才能判断一个决定或主张是好的，并继续研究其是否可能等等。如果不符合这些原则，那就是一个坏决定、坏理念、坏规划。于是我们在政治场域就有了判断原则，帮助我们建立新的战略计划，人类前进方向的真正的战略计划。

桑德斯主张用“我们的革命”这个名字来创建一个新的政治团体。特朗普的成功，让这样的理念有了新的机会。目前，我们大可信任桑德斯，我们可以自己判断这究竟是不是一个超越现在世界的主张，看看他所提出的是否与四个原则相符合。我们可以，我们也必须做些事情，因为如果我们无动于衷，我们只会愚蠢地受特朗普和他令人抑郁的成功所蛊惑。我们的革命——为什么不呢？——用来对抗他们的反动。我们的革命，这是一个好的理念。不管怎样，我站在这一边。（莫修／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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