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式全球化的终结

王湘穗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已近6年，至今仍看不到危机的尽头。

未来的线索常常隐藏在历史之中。在既往500年全球化的历史上，每隔百余年就会发生一次重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旷世危机。这种以百年为周期的体系危机，曾经先后摧毁过西班牙体系、荷兰体系和英国体系。此次危机已显露出美国体系正在走向终结的征兆，它很可能是一场终结美式全球化的体系危机。

全球化趋势与体系周期律

全球化趋势和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

所谓全球化，就是指人类通过交往、交融，趋向于组成全球社会的历史过程或趋势。作为一种长期的趋势，有学者认为人类的全球化历史已经有5000年之久。在此前人类历史的很长时期中，由于人口分布、空间距离和交通工具的限制，世界各大文明体之间处于相对分隔的状态，尽管各大文明体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相互联系，但尚未达到全球体系所需的“持续互动、日益互依” 的合作深度，更不具有共时性的特征。因此，这只能视作是前全球化时代。

1500年前后，当时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人经历航海探险之后发现了美洲大陆、开辟了欧洲经印度洋到亚洲的贸易航路，从而建立了世界各主要大洲之间的海上联系。欧洲人从全球贸易和掠夺中获得了资本原始积累的第一桶金，并建立了基于殖民开发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创立资本主义不是一种荣耀，而是一种文化上的耻辱”，但毕竟是西欧人创立了资本主义的现代世界体系。

全球化是一种历史趋势，看清这一趋势走向的关键，在于要明白是谁在“化”谁？也就是哪一种文明模式在主导着全球化的进程。毫无疑问，目前的全球化是欧美资本主义模式的全球化。在过去500年时间里，前400年是欧洲，其后是美国在主导着全球化的进程。这是全球化的政治核心。

全球化的体系周期

最早推进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的是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以及隐匿在他们背后的意大利城邦资本家，他们是从16世纪开始的世界资本主义殖民体系周期的主导者。随着海上贸易和海洋产业的兴起，“海上马车夫”荷兰人后来居上，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了亚欧贸易的垄断权、又摆脱西班牙的政治统治获得了独立，成了世界资本主义商业体系周期的领路人。英国曾经是荷兰的学生，几乎照搬了荷兰的模式，再靠着工业革命和其构建的全球市场体系，成为了工业资本主义周期的主导者。然后是曾经为欧洲殖民地的美国，以欧洲资本主义为蓝本，结合美洲的实际情况进行了体制再造，终于凭借着庞大的工业和军事力量、美元货币体系以及在关键时刻介入世界战争等有利条件，赢得了对欧洲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支配地位，成为当代世界的霸主。

即便是粗线条地观察全球化主导者更迭的历史，也不难发现，在过去500年的全球化进程中，存在着不同的体系周期。在每个体系周期中，都有一个主导型国家，创建并维护着一种体现当时最强有力的资本主义模式。当这一体系在经历了从发展壮大到衰落的过程后，因自身的固有缺陷而发生整体性的体系危机。其结果往往是旧资本主义体系被新体系替代；而原来占据世界体系中心地位的霸权国家，也会被新的霸权国家所取代，进入一个新的体系周期。从历史上看，上述每一个周期的延续（包括相互重叠的时间）——大致在100多年。布罗代尔和阿瑞吉等人把这种反复出现的现象，称为资本主义体系演进变化的“周期律”。应该说，这是比诸如“尤格拉周期”和“基钦周期”，或是康德拉季耶夫—熊彼得周期更长、更综合，也更具整体性的周期，是更能揭示资本主义体系本质和运行规律的周期现象。

体系周期律揭示的是，资本积累体系从崛起、扩张走向式微的历史过程。而推动这一过程的动力，则来自资本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不管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能够实现其快速增值，资本就会冲向那里。正是资本的本能推动了资本主义体系向全球的扩张，推动了全球化的快速发展。

在每个长逾百年的资本体系周期中，我们都可以观察到特征鲜明的几个发展阶段，就像一年里的春夏秋冬四季。在既往500年时间里，每一个百年体系周期的青葱岁月都是从实业春天开启，然后是所向披靡的产业之夏，再到金融扩张阶段的秋季，而最后才是朔风刺骨的危机之冬。在百年体系周期中，每个阶段都会有横跨数十年的时间。

实业扩张成为初始阶段的原因是，此时的资本只要进入实业领域就可以获取高额利润；主导型国家往往是为世界提供大量物美价廉商品的世界工厂，这使得它们可以用廉价商品的重炮轰垮传统国家的贸易壁垒；另一面，实业的筋骨也为它们提供了“武器批判”的实力。随着实业发展吸引资本大量的涌入，实业领域的利润率就开始下降，此时就会爆发产业或商业危机。为降低投资风险和增加新的利润点，资本集团开始减少对实业投资，越来越多的资本涌入金融领域。当全球化周期的主导国家，利用金融手段进行直接赢利，并且金融手段成为其主要盈利方式后，就不再从事看起来肮脏、费事的实业生产，而成为大腹便便的食利国家。随着金融资本不断膨胀扩张，投资泡沫越来越大，一旦超出实体经济所能承载的极限，一场导致体系重构的周期性大危机就会爆发。

在布隆代尔、沃勒斯坦和阿瑞吉等人看来，伊比利亚—热那亚体系周期构成了资本主义历史上“漫长的16世纪”，“航海大发现”给西班牙带来大量的美洲财富，也促使其走上了金融扩张的道路。为了获得更高的收益，西班牙王室的巨额资金流向了尼德兰地区的金融中心，这助长了荷兰的独立意愿，也增强了荷兰的力量。随着1648年的《威斯特法利亚和约》的签订，西班牙王国走完了主导海外拓殖的伊比利亚周期。

主导“漫长17世纪”的荷兰，拥有第一个“现代”农业经济，具有发达的捕捞业、毛纺业、制瓷业、造船业，建造了大量的船舶、优良的港口、繁华的城市、配有纤道的四通八达的运河体系。荷兰人建立的金融市场为这一切进行融资，也催生了金融泡沫。到18世纪初，荷兰的主要收益来自资本的放贷，其中包括向竞争对手英国的放贷。

曾经从属于荷兰体系的英国，在荷兰资本的帮助下，通过战争和贸易逐步控制了大西洋贸易，伦敦超越阿姆斯特丹成为世界贸易中心；而超越的真正动力来自新的实业之路——工业革命。到1815年反法联盟取得对拿破仑战争的胜利后，英国已经成为全球化新周期——“漫长19世纪”的引领者。作为世界新的金融中心，伦敦为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完成了矿山、冶炼、纺织、造船、铁路等基础设施的改造，为“日不落帝国”奠定了产业基础。此后，英国踏入进入了“金融秋天”。从19世纪70年代起，英国已经把50%的储蓄投向了海外，这标志着其进入了以金融收益为主的食利阶段。1873年到1896年的大萧条，则发出了英国主导的全球化周期进入危机之冬的信号。1900年的布尔战争让远在纽约的金融市场成为英国的债主，而其后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耗尽了英帝国宝贵的人力资源和最后的精气神。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开始进入美国主导的周期，这就是“漫长20世纪”。

美国体系的演进及特征

从工业化起步

美国体系依然是从实业阶段开始的。除了对原住民采取灭绝政策获取大量土地之外，它萌发于联邦和州政府及私人企业对运河、铁路等基础项目的大量投入，这为美国建立统一的民族经济和庞大国内市场播撒了第一场春雨。从1816年起，美国国会就制订了保护性关税政策——在30%进口关税的铜墙铁壁保护下，美国制造业步入成年期。这种适宜制造业成长的环境，吸引大量资本流向制造业，催生了大规模生产的“美国制造”风格。从1861年到1914年，美国用50年的时间完成了工业化社会的崛起，在20世纪初已经成为世界第一的经济大国，工业产出率超过英国1倍还多，GDP占世界总量的19.1%。美国模式的优势在于它是不同于欧洲的单一经济体国家，具有广阔的土地、巨大的市场和丰富的资源。而这时“孤立主义”的美国只有靠着英国皇家舰队的支持，才能推行排除欧洲列强的门罗主义，逐步在西半球建立起霸权地位。

美国的发展给欧洲带来了压力，但欧洲已经无法阻止美国主导世界经济的趋势。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的产业能力受到重创，而美国成为给欧洲提供不可或缺产品的供应地。和平年代的美国充当着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在战时则变成了“世界的兵工厂”。尽管一战使美国成为金融强权，美元成为与英镑平起平坐的世界货币，但当时的美国人坚持“美国是实业国家”，只愿意提供制成品，既不习惯也不愿意在海外投资，去帮助欧洲恢复金融秩序。欧美之间金融业与实业的分离，是导致1929年的金融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因素。二战后美国真正成为世界的制造业中心，在战争结束时，美国占据了世界工业制造的2/3的份额，而欧洲在战后只能靠“马歇尔计划”提供的援助进行重建。1950年美国的GDP占世界总量的27.3%，人均产值是世界平均值的4倍多。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依靠军事胜利和经济实力建立起包括关贸总协定（GATT）、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联合国等一整套的全球制度体系，把力量转化为制度与秩序，开始全面主导全球化的历史进程。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是美国实业阶段的鼎盛期，也是美式全球化体系周期的黄金季节。除了世界市场的构建作为制度性因素外，当时世界石油价格稳定在2美元左右，是出现产业“黄金时代”的主要奥秘。随着欧洲和日本的快速发展，美国制造业的利润率在快速下滑，这迫使庞大的美国资本不再热衷投资制造业，开始寻求新的投资渠道。

工业霸主地位消蚀，金融特权透支

在美国的实业资本集团中，最为发达的是“军事—工业集团”。在美国产业发展阶段，联邦政府通过对军事工业的支持，促进了美国的就业和出口，也拉动了美国的科技创新和技术转化，在美国制造业的发展中“军事—工业集团”至关重要，发挥了核心作用。这也种下了美国对其他国家滥用暴力的种子，形成了美式全球化热衷建立强制秩序的行为模式。在意识形态上，美国体系与西班牙的菲利浦二世时期存在着相似性——可以为宗教或意识形态的纯洁性而战至政府破产，越南战争也使美国陷入了债台高筑的困境。美国放弃美元与黄金挂钩的政策，表面上看是应对欧洲国家挤兑黄金和越南战争造成财政赤字的被迫之举，深层次原因则是，美国资本为保持利润率，寻求从实业之蛹转向金融之蝶的蜕变之路。可以说，1971年的美元危机，实质上是美国周期开始进入金融秋天的危机信号。尼克松政府关闭黄金兑换窗口，不仅帮助美元摆脱了“实物之锚”，让美国可以仅靠国家信用就能创造出更多的美元和美元债务，也为大量美国资本由实业转向金融业开辟了通道。这极大刺激了美国金融业的发展，把美国带入了虚拟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

在实业资本主义主导的历史阶段，金融活动主要是为工业、贸易和服务业提供资金。金融嵌入在产业网络中，从属于实物生产经济部门。在制造业利润率不断下降的情况下，投资实业已经越来越失去吸引力；而在国家信用可以透支的制度下，通过生产实现赢利就更是一种低效率的笨办法。选择金融创新——通过资本运作直接而快速的获利，才是美国资本趋之若鹜的新经济模式。

据1966年的美国经济统计，货币交易中与生产流通有关的货币交易占到80%，无关的占20%。到1976年，美国货币交易中与生产流通有关的货币交易量下降到20%，无关的则上升到80%。从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制造业开始大规模向海外转移，以金融为核心的服务业则狂飙突进，创造出大量的信用和衍生金融产品，导致国家产业结构和利润来源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如今美国制造业占GDP的12%，全国从事实业的人口不到20%，80%以上的财富来自服务业，其中很大部分来自金融类收入。金融化不仅导致了实物经济与金融经济在数量上的此消彼长，改变了社会总体结构，而且也体现了食利者阶层势力扩张导致社会财富分配的变化。美国变成了金融立国的国家，进入了虚拟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

美国体系金融化特征

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以往周期的主导国家不同，美国体系周期的金融化程度更高、范围更广，金融全球化是美式全球化体系进入“金融秋天”的重要特征。随着美国经济的日益金融化，金融主导实业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新趋势。从1969年到2000年，全世界基础货币呈指数形态增长，以美元为主的国际储备资产上升了2000%。信用货币的快速膨胀，推动着资本的全球扩张和跨国公司的全球投资，从有数据的1975年开始到2004年，国际资本流动增加了8倍，随之出现了以产业大转移为特征的新一轮全球化浪潮，催生了一批被称为“小龙”、“小虎”的新兴国家，连中国、印度这样长期在经济上自成一体的大国也实施开放政策，积极吸引外资，鼓励出口，逐步融入全球产业链。金融化成为一种全球性的趋势——金融强国实际上充当着全球食利者的角色，以强势地位和纯熟使用的金融工具去攫取制造业国家的财富和支配资源类国家。国际资本极力压低实物生产价值，又极力抬高金融收益，从事实业产生的国家和企业受到来自金融资本和金融化的大宗商品市场的双重挤压，利润空间越收越窄，结果是投入实业的资本越来越少，而金融投机的资本越来越多。最终，世界充斥着金融产品和越来越膨胀的金融泡沫。如今世界GDP不过60万亿美元，其中美国的GDP是15.7万亿美元，而各种金融资产，包括股票、债券、货币基金和金融衍生品接近700万亿美元。显然，无论美国自身还是全球其他国家的实物生产，都无法为超出自身10倍甚至数十倍的庞大金融资产提供稳定而持续的利润来源。这是美式全球化爆发体系危机的根本原因。

当世人都在攫取金融投机的果实时，美国的次贷危机于2007年底爆发了。危机从美国体系的中心地区向全球扩散，无论是欧洲、日本这些资本主义体系的主要经济体，还是半边缘地带的新兴国家，包括西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等依附性国家，都不同程度受到了危机的冲击，全球进入经济萧条期。

与全球金融化并列，资源高消耗是美式全球化的另一大特征，这加剧了体系危机的冲击力。在1971年以前，世界石油处于低油价期，廉价石油及其他矿产资源，在支持美国工业迅速增长和升级的同时，也造成了资源高消耗的美国生产模式和生活方式。这使得美国在成为世界最大制造业国家后，生产效率低于资源短缺的德、日等工业国家。在产业竞争和金融投机的双重压力下，为追求更高利润率，美国开始产业转移而走上金融化的道路。几十年过去了，美国除了航空航天、军事工业等少数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业还在维持外，多数民用制造业已经难以与其他国家竞争。这也证明，进入了金融秋天的美国已不能再充当全球经济的火车头，更不可能重新推动实业经济的发展，所谓美国的“再工业化”不过是某些政客一厢情愿和不可能实现的选择——如果不是他们为争取选票的噱头的话。

目前的全球社会，实际上是一个中心—边缘结构的不平等社会，这是美式全球化的第三大特征，也是导致结构性危机的重要原因。美国和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处于全球体系的中心，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地位。中心国家控制了全球的主要资源，控制了资源和产品的定价权，因此也可以推行过度消费的债务经济。据IMF的统计，2012年G7国家债务与GDP的比率高达140%。依附性的边缘国家的贫困是中心国家保持繁荣的条件。中心国家能够寅吃卯粮，恰恰是因为边缘国家的节衣缩食。全球社会的这种不平等结构，导致了全球性的不稳定。

滥用暴力和强权秩序是美式全球化的第四大特征，这无疑减少了美式全球化制度的凝聚力。为维持美国和少数发达国家的主导地位，美国不断发动战争，遍及全球的军事基地，长期过度的军事开支，成为压垮美帝国的重负。

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有比欧洲更开放的意识形态。然而，随着资本特别是金融资本的日益扩张，美国社会主流从平民化转向精英化，亲资本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成为经济主导思想，进而影响到美国的社会政策；“罗斯福新政”所体现的政府调节渐遭遗弃，束缚金融投机的法律被信奉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家所废止，美国已经成为国际金融资本的殖民地。在美式全球化的框架下出现愈来愈多的“文明冲突”，说明这种单一化、绝对化的意识形态，难以接受文明的包容与融合。这也是美式全球化不可忽视的特征。

所有这一切汇聚起来，构成了美式全球化体系周期从新生、成长、壮大到衰老的生命过程和独特印记。

危机之冬：美国体系的退行期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伴生物，在每一个体系周期中都会发生多次规模不等的危机。只是2008年的危机与以往的小周期危机不同，它是体系周期的整体性危机。

如上文所述，这种整体性危机通常需要上百年的时间才会出现一次。每一次这样的危机，都导致了一种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模式的终结。现在似乎轮到了美国式的金融资本主义全球化体系。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美式全球化体系已经进入其生命结构衰变和机能老化的退变期。无论危机演进在剧烈波动还是相对平静的间歇阶段，处于衰老退变中的美式全球体系有心回春，却无力回天。

在危机的冲击下，美式全球化体系出现了全面瓦解的趋势。以GATT及后来的WTO为基础的全球贸易秩序，开始向TTP和TTIP的小圈子转变，表现出美国无力控制全球贸易又想从中获利的窘状；曾经不可一世的世界银行已经成了食之无味的鸡肋；为欧洲所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时常向美国货币霸权叫板；长期坚挺的美元货币体系的信用，因债台高筑和财政悬崖而风雨飘摇；联合国安理会的权威受到削弱；美国的军事力量依然强大，但长久以来没有真正打赢一场战争；美国逐渐失去传统外交盟友的向心力，被列为2014年全球第一大风险；产业外移导致美国逐步失去产业标准的制定权；金融危机使美国倡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受到广泛质疑，高失业率正在成为美国经济的常态；美国主导的文化、教育、传媒体系正在失去昔日的光彩，大量外来移民并不认同美式主流文化；“占领华尔街运动”则暴露出美国社会99:1的财富结构的深刻裂痕，等等。更关键的是，在体系危机爆发后，美联储利用世界货币体系的美债本位制，推出“量化宽松”政策，向全球货币市场注入更多的美元流动性。这种饮鸩止渴的方式，只能拉长危机的痛苦，侵蚀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体系。

美国最著名的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坦承，美国的全球霸权正在走向“终结的阶段”，未来的世界将在“无序和混乱”之中形成多边主义。为此，美国必须学会与其他大国相处，需要“寻找更多的伙伴，而不是盟友来共享在经济和社会稳定方面最基本的利益”。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于2013年12月发表《全球趋势2030：变化的世界》报告指出，从危机发生到退出杠杆的时间推测，此次危机还将持续至少10年。危机后的世界可能有四种前景：一是美欧转向国内，导致全球化熄火的大停滞世界；二是美中合作，推动新一轮全球化的大融合世界；三是分裂为经济严重不平等的大分化世界；四是出现非国家行为体主导的世界。在美国的政治精英看来，“‘单极时刻’已一去不复返，国际政治中始于1945年的‘美国治下的和平’即将结束”。

如今，美式全球体系中所有国家的经济形势都大不如前，失业率持续保持在高位，社会骚乱频发，冲突与战争在边缘地带爆发。走出危机的路径主要有四条：新技术革命；新市场开拓；新制度及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出现；以及战争。

战争在走出危机的历史中从不缺席。尽管如此，在核时代，以全面战争的方式完成体系的更迭仍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场景。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小规模军事冲突，或是代理人战争，这样的战争既方便转嫁危机，也可以对分享新秩序的权益进行讨价还价。最具想象力和最佳效果的战争形态是“超限战”，即通过军事、非军事或超军事手段的组合式应用，迫使对方服从自己的意志以达成战争目标。

技术创新被视为体系更迭中的建设性力量，其实它是熊彼得式的“创造性破坏”。在出现繁荣之前，创新将会因改变原有生产模式而导致大量原有产能的破坏，大批劳动者的失业，造成社会动荡。技术创新还会导致知识产权壁垒、技术封锁与突破，引起科学技术领域内外的激烈竞争。因重大技术创新会改变格局与秩序，因此科学技术的竞赛往往演变为国家间的竞争。

新市场的开拓，从来就带有血腥气。不论是伊比利亚人对美洲市场、荷兰人对亚洲市场、英国和美国对全球市场的开拓，贸易往往都是由炮舰开道。在高度全球化的今天，开拓市场的血腥气已没有先前那么浓烈，但远未绝迹。

各国在世界产业链中的地位和制度创新能力，与秩序的重构一样，都取决于经济实力。经济实力决定在国内或国际产业链、价值链和消费链上的地位，地位决定着利益分配的份额，更决定着支配与从属的角色分工，也就是在经济依存关系中“谁骑马”和“谁被骑”。所以，在生产组织方式方面的竞争也同样残酷。

不论是回顾历史还是分析现实，我们都会发现，那种盼望走单一路径、通过单一因素的改变，无论是新技术革命、新市场开拓、新制度创建或是通过一场战争就让世界摆脱体系大危机的念头，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要走出具有整体性特征的体系危机，进入一个新的体系周期，需要探寻多种路径，而每一路径都应包括多种方式的交互作用以及更多因素介入，其中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时间——足以让各种要素成长、彼此作用并完成一系列变化的时间。

毫无疑问，处于衰竭退变期中的美式全球化体系，将随着此次危机的结束而走向终结。对美国来说，最重要的任务也许就是“聪明地处理衰落”；在老霸主退隐，全球新秩序尚未建立的过渡阶段，全球化将进入退潮期——国别经济与区域经济的混合模式，将居于世界经济体系的主导地位。

美式全球化体系的终结，并不是美国的终结和全球化进程的结束，而只是为其中的一个章节画上了句号。历史的河流在此拐个弯，将继续奔流。下一个全球化体系的春天，应当依然是以实业为主基调。目前，它正蛰伏于危机的厚厚坚冰之下，等待拓荒者的到来。

未来的全球化应当是世界各国平等参与的全球化，需要的是全球合作而不是新的霸主。中国应当也愿意参与全球合作，共同建设更加公平、公正的全球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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