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民主是金融寡头的僭主政治

宋朝龙

2021年12月9日至10日，美国召开所谓“民主峰会”，发起分裂世界的价值观之战。美国以“民主政治”自我标榜，但美国所谓的民主政治，是自由主义的形式民主，这种政治与其说是民主政治，不如说是金融寡头的共和政治、金融寡头的僭主政治。

  自由主义的形式民主，是金融寡头建立其僭主政治的可靠手段。自由主义的形式民主把人从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孤立出来，把个人看作抽象的个人，把所有人作为抽象的经济人、抽象的公民而等同起来，把人们由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社会差别抽象掉，这样，自由主义的形式民主就遮蔽了金融资本、金融寡头对经济社会的统治。金融资本是资本集中产生出来的大垄断资本，它支配着产业、商业和信用制度，支配着保险、地产和国债等。在自由主义形式民主制度之下，公共权力被认为是从所有公民的底线共识中引申出来的最小权力，这样，公共权力就留下大量的空白来由金融寡头去填补、去支配。例如，在美国，货币发行机构即美联储，实质上是私有的中央银行。此外，大的制药公司、医疗机构、教育机构、新闻媒体、军工部门等都处在金融寡头的支配之中。金融资本还通过国债制度牢牢支配着国家，国家根本无力违背金融资本的意志。形式上的自由民主实质上是寡头的僭主政治。国家实际上变成了金融资本的守夜人，立法、司法、行政机构实际上表现为金融寡头的工具。

  自由主义形式民主的金融寡头僭主政治，无力阻止甚至反而加剧了美国社会的撕裂。自由主义形式民主承诺个人潜能和个人利益的实现，承诺一个由中产阶级主导的富足社会，这被认为是自由主义形式民主的合法性根基。但是，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使社会陷入深度分裂。金融资本通过技术专利、垄断价格、地产寻租、资产证券化、国债操作、货币发行、财政补贴、美元霸权、国际信用制度等手段，坐拥暴利，使生产者阶级和中产阶级深受其害。在自由主义形式民主之下，个人成为金融资本的牺牲品，公共权力成为金融资本的工具。按照金融资本的意志来解救金融资本的积累危机，造成了对劳动者和工薪阶层新的剥夺。疫情下的美国民众深陷通货膨胀，正深受债务、贫困、失业之苦。

  自由主义形式民主在实质上是反民主的。自由主义形式民主的制度设计实际上是限制民主的，美国的代议制、联邦制、选举人团制度、三权分立制度，早期是从对封建制的限制中引申出来的，后来却发展为对民主的防范。自由主义形式民主限制民众意志的结合，限制民众的意志转化为国家意志，限制国家意志对金融寡头所有制关系的限制和改造。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日益暴露出所谓民主政治的反民主特征，美国自由主义政府限制福利政策，却执行减税、降息、发行货币、垃圾债券国有化等有利于金融寡头的公共政策。

  美国的自由主义形式民主正在向自身的对立面，即向右翼民粹主义身份政治转化。在严重的社会极化面前，右翼民粹主义崛起。自由主义形式民主宣称所有人具有基于理性的平等人权，而右翼民粹主义却剥夺其他族群的人权；自由主义形式民主宣扬相互妥协、宽容与合作，而右翼民粹主义则鼓吹暴力；自由主义形式民主宣传人权高于主权，右翼民粹主义则宣传族群、国家和文明之间的对立，掀起逆全球化的潮流。在美国，特朗普是公然的右翼民粹主义者，而拜登政府则试图将自由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结合起来。但是，二者的结合不但解决不了金融资本寄生性积累所导致的危机，反而会加剧这种危机，会把局部的危机引向系统性的危机。

  自由主义形式民主所攻击的社会主义民主，实际上是一种更高类型的民主制度。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人民民主理论与中国实践结合起来，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开创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模式。这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克服了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及其导致的社会分裂，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

  自由主义的形式民主使金融资本对社会的剥夺性、寄生性、投机性日益膨胀，造成深刻的社会危机，引发了右翼民粹主义种族身份政治的崛起。右翼民粹主义以族群对立掩盖金融资本剥夺性积累所导致的社会对立，通过向其他族群转嫁危机来解决金融资本的积累危机。右翼民粹主义公然表现出其反民主的本性。拜登政府所鼓吹的“民主联盟”，实质上是对右翼民粹主义的继承，是转嫁危机和逆全球化的表现。美国所组织的“民主峰会”，其实质不过是胁迫有关国家选边站队，是典型的霸权、霸道、霸凌，这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也必然达不到目的。

（作者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研究员，本文原载《光明日报》2021年12月09日第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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