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中，香港特区行政长官选举候选人李家超为竞选而开设的YouTube频道突然被停用。对此，YouTube所属的Google公司称“有关账户违反出口及制裁政策”，未交代关停账户的具体细节。美国网络平台企业所拥有和行使的言论审查权力之大，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无法不令人忧虑。

表面上看，数字时代的网络平台拓宽了人们的发声渠道，但实际上，更多的言论并不意味着更多的自由，因为相关网络平台无时无刻不在审查用户发表的言论。如耶鲁法学教授所观察，数字时代的言论自由是一个三角关系：政府、平台和用户各居一角。这种三角关系改变了言论管制的形态：传统的言论管制建基于国家─公民的二元结构，政府主要通过事后追责（譬如刑罚的阻吓）来管控言论，而新式言论管制建基于国家─平台─公民的三元结构，管制的重点从事后转为事先，政府愈来愈依赖和凭借平台来管控言论。

根据上述理论，这会带来三个问题：一是试图以管制、胁迫和笼络等手段，令私有的平台为政府服务，而网络平台在政府的压力下，不但会配合审查，而且倾向于事先审查和过度删除；二是网络平台为审查言论而开发出复杂的治理和官僚机制，在私有机制的掩饰下，平台恣意地过滤、屏蔽和删除用户已发表和拟发表的言论，而无需遵循正当程序和公开原则；三是面对政府和平台“强强联手”，终端用户尤其易受监控和操控，当他们被禁言时，甚至没有任何有效的救济途径。

美网企走上言论调控道路

对于某些美国企业而言，审查网络言论，与其说是迫于政府压力，不如说是企业自发的选择。在过去的十多年间，YouTube、Facebook和Twitter三家美国公司成为世界上最主流的内容分享平台，它们都不约而同地走上了言论调控的道路。美国1996年《电信法》（the 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第230条第c款第1项豁免网络服务商为用户发布的内容承担责任，第2项允许网络服务商出于善意而移除或调控用户发布的猥亵、淫秽、过分暴力或滋扰等内容。美国最高法院在Reno v. ACLU案和Zeran v. America Online, Inc.案中维持了第230条的合宪性，并肯定了第230条的立法目的：豁免平台为用户发布的内容承担责任，同时鼓励平台出于善意自行规管网络言论。在许多人看来，《电信法》第230条的豁免可防止平台因畏惧承担中介责任而过度审查和删除。那为什么YouTube、Facebook和Twitter还要不厌其烦且乐此不疲地审查言论呢？

据美国学者观察，这主要是出于企业责任和商业利益。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禁止国会立法削减言论自由，美式言论自由法理深刻地影响了平台的言论政策，早期的YouTube、Facebook和Twitter都有过抵制政府干预网络言论的举动。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平台纷纷引入言论审查政策。主动移除淫秽、暴力和仇恨等内容，据说是为了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平台的言论政策体现了平台信奉的价值观。退一步而言，即使平台本身不愿审查网络言论，有时为了迎合用户的喜好和期望，也不得不调控可能引发用户反感的内容──过度删除会令平台失去用户，对仇恨言论等不良资讯姑息纵容同样会令平台失去用户。在过去的二十年间，公众对网络言论的看法和期待发生了重大转变，这种转变毫无疑问会影响平台的言论政策。随着审查机制的进化，平台逐渐成了新的言论管制者。

剥夺平等使用平台的机会

私人平台为调控网络言论而引入复杂的规则和机制，在某些方面，比起政府的言论管制，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论出于何种动机，迫于政府压力或是谋求商业利益，这种私人审查会给言论自由带来威胁和困扰。尤其是，对于终端用户而言，私人审查机制可能以隐蔽或公开的方式剥夺了人们平等地使用网络平台的机会。更严重的是，平台无须直接对终端用户负责；面对平台的控制，用户缺乏有效的救济途径。

世界各地的立法者仍在探索数字时代的表达自由问题。但至少，网络平台对公众负有伦理和社会责任，它们应当采取措施确保自身成为值得公众信赖的平台。平台在调控或审查言论时，应当遵循正当程序原则，这包括（1）事先公开平台的言论审查规则，这种规则必须足够明确；（2）在采取措施移除用户言论之前，应当听取用户的陈述和申辩；（3）若无法在事先听取意见，平台应当在事后说明理由；（4）为用户提供申诉途径，收到用户的申诉后，平台应当尽快启动覆核程序。

回到前面提到的关停竞选账号事件，YouTube显然没有尽到正当程序义务。说明理由是正当程序的一项重要要求，说明理由既包括说明作出决定的事实依据，也包括说明作出决定的法律依据，必要时，还应说明作出决定的酌情因素。“违反制裁政策”，语焉不详，不算尽到了说明理由的义务。

数字时代的三角关系迫使我们更新对言论自由的想象，重思政府与言论自由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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