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乌鸦。

前两天，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公布，这个槽乌鸦实在忍不住不吐。

为啥这么说呢？

因为今年这个奖颁给了前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

当然，这个奖不是只给他一人，还有另外两位学界大咖Douglas W. Diamond和Philip H. Dybvig分享这一殊荣。他们三人是因为对银行和金融危机的研究得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垂青。

话虽然这么说，可事实是啥样，大家也都不糊涂。比如，200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克鲁格曼，按理说以他的学术成就早晚能拿，但是偏偏在2008年这个年份将这一殊荣送到他老人家名下，原因不外乎次贷危机爆发，而克鲁格曼多年来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批评正正切中时弊。

所以，2008年克鲁格曼获奖，除了表彰他的学术成就以外，更是表达瑞典央行及经济学界对当时世界经济问题的看法。

今年将诺贝尔经济学奖发给伯南克，也是这个路数。除了表彰学术成就，更是在当今疫情影响下全球经济萎靡背景下，对他当年执掌美联储时处理次贷危机的作为着重进行肯定。

不过，此一时彼一时也。如今将这个奖颁给伯南克，却显得十分讽刺。

先简单介绍一下伯南克的学术看法以及当年处理次贷危机的方式。

伯南克与克鲁格曼一样，都是生于1953年，也同样是犹太裔家庭出身。哈佛大学毕业之后，伯南克负笈麻省理工，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17年，曾担任经济系主任。

在象牙塔内研究货币政策与总体经济史颇有成就，伯南克开始得到政界的关注。2002年他被小布什任命为美联储理事；2005年6月，担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10月被任命为下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接替格林斯潘。

从小镇做题家到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个人的职业生涯可谓达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巅峰。不过，伯南克根本无暇庆贺——随着2007年末美国房地产泡沫的破裂，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全球经济如黑云压顶。

通过对29-33大萧条的研究，伯南克认为，金融危机导致银行倒闭和债务人破产，真实融资成本大幅上升，而这种紧缩降低了目前对商品和服务的总需求，进而影响总产出，导致经济下滑并演变为长期的经济萧条。

伯南克著作《行动的勇气——金融风暴及其余波回忆录》中，写道：与以往较为严重的金融危机类似，恐慌是危机的催化剂，之所以导致付出如此惨重的经济和金融代价，主要原因可能在于恐慌本身，可以说，恐慌造成的代价不会小于次贷泛滥和房价泡沫造成的代价。

恐慌引发挤兑，挤兑导致金融机构被迫贱卖资产，大规模资产贱卖带来抵押品价值下降和流动性丧失，这进一步加剧恐慌，形成“恐慌加剧恐慌、抛售引发抛售、跌价导致跌价”的负反馈环。

正如伯南克的博士生导师、前以色列央行行长费希尔所述：“伯南克发现真正导致大萧条的不是印钱的数量，而是银行停止信贷。问题并不单单是货币的下滑，而是信贷的崩溃。”

于是，伯南克的次贷危机应对之道便出炉了：量化宽松，简称QE。

所谓量化宽松，是一种非传统的货币政策，由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购入国债、房贷债券等证券，使商业银行在央行开设的结算户口内的资金增加，为外部的银行体系注入新的流通性。

简单说，就相当于间接增印钞票，为市场提供信心，拯救恐慌，意图脱离负反馈环。

从2008年底到2014年，美联储先后三次QE，资产负债表继续迅猛扩张，总共购买了4.5万亿美元的资产。这也就是我们总听到的“大水漫灌”式救市方法。

如果只看经济数据，伯南克的QE大法似乎真的拯救了美国经济。

尽管QE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有所滞后，但美国实际GDP依然从2009年萎缩2.5%的低谷逐渐改善，到2014年QE结束当年，实际GDP扩张2.5%。美国的失业率从2009年9.9%的高位，逐渐下降到2014年的5.6%。

伯南克的支持者们认为，他将作为勇敢的经济斗士被载入史册。纽约大学教授Mark Gertler评价称：“就像罗斯福，在经济混乱的黑暗日子里，伯南克就是稳定人心的力量，是顶天立地的巨人。”

也许有人要问了，既然QE大法确实让经济有了好转，那你乌鸦还吐槽人家得诺奖这不是硬黑吗？

且容我慢慢道来。

第一，QE大法虽然拯救了一些经济数据，但在美国国内极度加剧了不平等。

美国从08年开闸放水，但当时实体经济疲软，需求不振。美联储印出来的美元根本就没有进入实体经济，反而涌入了回报率更高的金融市场当中。

随着QE发动，美股进入了长达十年的牛市，看起来花团锦簇，可只要稍稍探究就会发现严重问题。

根据美联储的消费者财务状况调查（Survey of Consumer Finances），美国最富裕的前5%的人约拥有股票、债券、基金等资产中的三分之二，接下来45%的人约拥有这些资产中的三分之一，而底部50%的美国人仅拥有这些资产的约2%。

美国国会预算委员会数据称，在QE实施期间，所有美国家庭税前收入增长都出现在全国收入前10%的人身上。

这等于说所谓“十年长牛”“经济复苏”，受益者竟然只是美国的富人，穷人们则根本没得到什么好处。

马萨诸塞大学安姆斯特分校经济系Juan Montecino和Gerald Epstein在2015年10月发表的论文中指出，QE影响收入分配的渠道主要有三个：就业渠道、资产升值和回报渠道，以及房贷再融资渠道。

他们的研究发现，虽然就业变化和房贷再融资在美联储QE期间对所有收入群体产生的影响是平等的，但是，这些方面的影响却被股票价格上升带来的收入不平等影响所掩盖。也就是说，尽管对就业和房贷再融资有正面影响，但总体上说，QE导致美国收入不平等增加了。

须知，在主要发达国家中，美国本就是贫富差距最大的，但在所谓“经济复苏”当中，受到经济危机伤害严重的普通劳动者居然没有收益，本来就很富有的富人们却通过“经济复苏”又捞到了好处，这叫什么“经济复苏”。

更不要提，把美国和全世界搞到经济危机暴雷的本就是那群为富不仁的投资银行家，伯南克的QE大法使得他们不但没有被追究责任，反而拿到了最大的复苏红利，是可忍孰不可忍？

资产持有者吃到QE红利的同时，那些依靠工资收入过活的人，他们的实际收入是降低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就能明白，一个美国打工人，哪怕在“复苏期”名义上的工资得到了增长，但富人和高级中产们仅靠股票和房产价格的上涨，得到的增值就是打工人的几十倍。如此的恢复期内，物价怎能不涨？房租怎能不涨？对于打工人来说，收入不就是下降了吗。

在低收入家庭，工资和薪酬构成占总收入的比重高于50%，而资产收入占比较低。低利率与超宽松货币政策背景下，住房和商品等必需品价格持续上涨，加剧了最底层10%的家庭压力，低收入人群的财务压力陡升。

美联储前理事沃尔什（Kevin Warsh）2015年6月布鲁金斯学会举办的题为《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是否加剧了不平等？》研讨会上指出，美联储的QE通过资产价格渠道使得持有股票或者其他金融资产的少数人更富了，那些收入来源于劳动的96%的美国人更穷了。

而且，QE造成的不平等还有更坏的循环效应。试想，穷人的实际收入在降低，可穷人占人口的大部分，实体经济的需求只会进一步疲软。实体需求疲软，资金就会涌入金融部门，造成新的不平等。

第二，伯南克QE大法在其他发达国家造成了更坏的溢出效应。

美国一国开启印钞机，造成其他发达国家货币大幅升值。美联储宣布巨额注资计划当日，世界主要货币就针对美元大幅升值，其中欧元升值3.5%，日元升值2.4%，英镑升值1.6%，加元升值1.7%。

简单的常识谁都知道，本币贬值会有利于本国出口，本币升值不利于本国出口。美国这一招目的当然在于提振出口，说白了就是以邻为壑。

但都是千年的狐狸，谁也不是傻子。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怎么可能听任美国制造美元贬值，毕竟，这一手会让他们国家的出口大受打击。

于是，日本、欧洲诸帝在美国之后开启了自己的量化宽松，全球印钱热潮正式开始。

已经被山上彻也君一枪送到天照大神那边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他2012年二次拜相之后便强势要求日本央行配合发钞，学习欧美的量化宽松，甚至不惜公然介入央行决策，撤换作风保守的央行总裁。

安倍在2013年1月11日通过了1170亿美元（总数2267.6亿美元）的政府投资，正式开启量化宽松。

而在2015年3月，欧洲央行也启动了量化宽松。此后四年，欧洲央行耗资2.6万亿欧元购债，主要购买了公债，但也买了公司债、资产支持证券和担保债券，换算成每分钟的购债规模是130万欧元。若按人头计，这大约相当于欧元区每人7600欧元。

在QE计划下，欧洲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规模已膨胀至大约4.65万亿欧元，较2015年初增逾一倍。

而各发达国家开启印钞机，与他们来往密切的经济体也受到影响。日本开启QE之后，中韩两国就对这种行为非常不满。一贯对日本和颜悦色的韩国保守派大报《中央日报》和《朝鲜日报》都发文批评，认为“日圆疲弱能导致韩国的出口放缓”。

我国则更加不会给日本留脸，新华社当时就直言日本央行的金融缓和政策是以邻为壑，导致其他国家也将被迫跟进，全球货币战争可能发生缠绕的危机。“大公国际资信”评则直接下调了日本国债的信用评级。

第三，美国的QE，激化了阿拉伯国家的“颜色革命”，恶果最终反噬欧洲，又引起了极右翼崛起这一政治动荡。

美国是全球最大经济体，全球大宗商品多以美元定价，因此，美国的这场超级货币政策实验不可避免地在全球产生了外溢效应。

随着美国QE的开始，通胀不可避免，而通胀造成了石油价格上涨，全球货运成本提高，这又使得食品出口价格的大幅上涨。

中东、北非国家粮食严重依赖进口，这种美国QE造成的食品通胀，一下子就激化了这些国家民众的不满情绪。

这可不是乌鸦坐在自家电脑前胡编乱造，时事评论员安德鲁·利里科就曾明言，美联储在六个月内在阿拉伯世界取得的成就，似乎比五角大楼和CIA几十年来所取得的成就还要多。

食品价格指数在2009年底和2010年初大致稳定，然后随着量化宽松政策的重新启动（第二波QE）而从2010年年中再次上涨。

继伯南克2010年8月27日宣布QE的长期性之后，食品价格在8个月内上涨了约 40%。

对此，美联储方面的回应非常官方，他们认为大宗商品市场很难预测。但事实是，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正是理论所预测的QE的结果。

本·阿里执政的突尼斯，食品进口量很大，价格本就比世界平均价格要高。而自从美联储开始QE，价格开始飞升，突尼斯民众购买食物的支出暴涨，不满情绪开始积聚。

而开启突尼斯革命的穆罕默德·布瓦吉吉，他当年年仅26岁，有说法称他有大学学历，有说法却称他高中还没毕业。但不管他是什么学历，他的工作是摆摊卖水果，每月收入160美元。

本来日子还有点儿盼头，据说布瓦吉吉当时正努力工作以期能买下一台面包车，从手推车摆摊到用汽车摆摊，可谓一大进步了。

160美元原本可以管上一大家子的支出，还有余力支付一个妹妹的大学学费，但随着食品价格暴涨，这点儿钱连吃饭都不够了……

偏偏这个时候小伙子被一群警察暴打了一顿，气性很大的他直接就自焚了。

说起来本·阿里不是个糊涂蛋，他知道民众的不满已经到了什么地步，还亲自去到治疗中心探望布瓦吉吉。但2011年1月4日，重伤的布瓦吉吉宣布不治。

这个火药桶一点就爆了。

据估计，有超过5000人参加他的送葬行列。队伍由西迪布吉德开始，途中经过布瓦吉吉的家乡。但警方并未允许队伍经过布瓦吉吉自焚之处。人群中有许多人吟诵道：“永别了，穆罕默德，我们会为你复仇。今天，我们为你哭泣。我们必让那些造成你死亡的人哭泣。”

布瓦吉吉的自焚事件引起群众愤慨，抗议活动持续两周之久。警方试图平息动乱，但反而进一步引发一连串暴力及冲突事件。自布瓦吉吉死后，抗议活动逐渐扩散到其它城镇，最终引起在首都突尼斯市的抗议潮。

人们的愤怒及暴力事件达到顶峰，迫使本·阿里及其家人于2011年1月14日开始逃亡。至此，本·阿里结束了他长达23年的统治。

突尼斯之变一下子引爆了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怒火，在食品价格暴涨之下已经堪堪民不聊生的阿拉伯民众走上街头，很快野火燎原。

而由此阿拉伯世界战乱四起，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崛起，数百万难民流离失所，奔赴欧洲以求活路。

而这些难民涌入欧洲，又激起了欧洲难民政策大争论，从而让几十年来龟缩在社会角落里的极右翼、新纳粹势力找到了撬动社会的最佳抓手，纷纷聚敛支持，登堂入室。

而扇动蝴蝶翅膀的，正是美国的QE政策。

哪怕在QE结束后，它的影响却不会消弭。当经济危机重新袭来，已经习惯QE的美国政府与央行，不作他想，立刻会重启印钞机，制造新的悲剧。

疫情大流行开始之时，美国为了提振经济，立刻开启了降息加印钱的闸门，大水漫灌，好不壮观。欧洲随即跟进，宛如数年前的故事重演。

这新一波QE再次激化发达国家内部的不平等，也让通胀危机到来，发展中国家民众又面临食品价格暴涨的冲击。

在危机之时，用非常之法救市是可以理解的，作为联储局采取极端货币政策也无可厚非，但一而再再而三的无脑印钱救市，如今看起来无异于饮鸩止渴。

现在，以美国经济为代表的的世界经济正是鸩毒发作的时候，同时却把一个巨大的奖励，颁给了那个踩着脖子灌下鸩酒的人，这不讽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