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无法有效应对危机

○（邢文增，下同）沃尔夫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出宝贵的时间接受采访。您与斯蒂芬·雷斯尼克（Stephen AResnick）教授合著的《相互竞争的经济理论：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一书，曾对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三种经济理论进行了比较。在20世纪，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理论交替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然而两种理论的交替并未能使资本主义克服经济周期的困扰。您能否简要介绍一下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理论主张及政策效果？二者对资本主义及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认识有何区别？

●（理查德·沃尔夫，下同）对新古典主义与凯恩斯主义这两种理论来说，资本主义就像一架真正神奇的机器：它尽管有许多的缺点，并且无法稳定运行，但仍然是具有可比性的所有机器中最好的一种。当然，在称赞资本主义的神奇之外，这两种理论也都承认资本主义存在着某些缺陷。这个仿佛具有魔力的机器有时运转过快，有时又太慢，也就是会呈现周期性变化。

在如何克服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这一问题上，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理念并不相同。对新古典主义来说，解决资本主义不稳定性的方案非常简单，那就是：让这个机器自行运转，它就能并且将会自我纠正。对于新古典主义理论的信奉者而言，这一理论的指向非常明显：克服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只需要非常少的（甚至不需要）“外部”干预。

与此相反，凯恩斯主义者相信，如果没有政府干预，市场不完善、不平衡的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周期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并将对社会造成极大的影响。对他们来说，新古典主义者所说的那种市场自我纠正机制，要么根本不会按其所宣称的那样起作用，要么起作用的进度太慢，因而不会有什么实际用处。

因此，主要受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影响的政府，倾向于采取重要的经济干预举措，如加强对私人部门的监管，实施更多的管制、更多的经济刺激性支出和税收政策，等等。更多受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影响的政府则倾向于放松管制、减少政府对私人经济的监管、降低政府支出和税率，等等。而在现实中，实际的政治状况很少允许任何政府完全按照其中一种理论来运行；更常见的是混合使用两种理论。在某种情形下主要依靠某一种理论和政策，而在另一种情形下则相反。

然而，始于2007年、全面爆发于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使人们认识到，无论是新古典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其方法都无法有效应对资本主义危机，更不要说阻止危机的发生了。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出现了加强国家干预的迹象，这是否会动摇新古典主义的地位？

●新古典主义依然是美国资本主义的基本理论依据。它宣称私营企业、市场和利润是经济运行实现“最好”结果的保证，这正是美国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需要的。而在实际操作中，无论是在企业层面还是在政府层面，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理论都在发挥作用。共和党和民主党以及美国民众基本上都认为，在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政府的功能和干预作用不仅十分必要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两党只是在政府干预的重点上有分歧：共和党人希望政府干预少一些，而民主党人则希望政府干预多一些；共和党人希望政府干预要优先保障企业利润和私人财富积累，而民主党人则希望政府干预不仅要保障这些目标，还应该减少收入不平等，并提供广泛的公共服务。然而，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政府干预在美国政策取向中的重要性有所变化。不论是特朗普执政期间还是现拜登执政时期，都在朝着实施更多政府干预的方向发展。这一变化表明，美国资本主义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因而被迫越来越多地依赖政府、越来越少地依赖私人部门。同时，中国的发展及其多年来远比美国高得多的GDP增长率，也吸引着美国逐渐朝着加强政府干预的方向倾斜——尽管美国政府从来不承认这一点。现在，新古典经济学已经成为纯粹的意识形态工具，在向更多的政府干预转变的过程中为私营企业最大限度的自由化提供理论依据。

○您曾多次批判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认为其并没有真正惠及工薪阶层。拜登上台后曾指出，“涓滴经济学”从来没有奏效，现在是自下而上、自内而外发展经济的时候了。他签署了《两党基础设施建设法案》，美国众议院也通过了《重建更好未来法案》，准备加大福利支出，创建一个更公平的税收制度，通过向千万富翁和亿万富翁征收新的附加税来缩小收入差距。您认为这会使美国政府的政策发生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变化吗？会有效缓解资本主义危机吗？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新自由主义会受到削弱吗？

●拜登和大多数民主党人的言论，与其实际施政效果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基于两党的历史传统以及吸引传统选民群体的需要，民主党在竞选时会批评共和党的政策，并主张进行“进步性”改革。然而，一旦执政后，他们基本不会进行任何改革，其政策主张同共和党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也主要是为保护大企业和少数人的利益提供服务。这些大企业和垄断资产阶级不仅为民主党提供捐款，也是共和党的资助者。这也就最终决定了，民主党所做的一切都无法改变美国资本主义的基本状况，包括财富和收入不平等加剧、“经济周期”的持续波动、金钱政治、全球性帝国、缺乏足够资金来改善国内基础设施和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等问题。因为新自由主义是当下美国资本主义和经济全球化的意识形态框架，在这一框架下，政府（不论是哪个党执政）不可能改变这些条件。新自由主义现在已经过时了，它需要被另一种意识形态光谱所取代。

二、美国资本主义体系的危机正日益加深

○近年来，美国的经济虽然有所恢复，但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通胀率创几十年来的新高。同时，美国家庭债务在2021年的增幅也达到了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

●2020年和2021年是美国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在这一阶段，美国同时遭受了两场重大的灾难。其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巨大失败，使美国出现了历史上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其二，疫情重创了美国经济，致使一半以上的劳动力在这两年中处于某种程度的失业状态，其积蓄被耗尽，家庭生活陷入困境。疫情发生后，数百万工人失业，还有数百万工人被迫从事工资更低、福利更差以及更加缺乏安全保障的工作。这不仅导致美国现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愤怒辞职潮”，也使得美国的工会运动和罢工中出现了劳工激进主义复兴的迹象。此外，高通货膨胀率使美国工人的生活状况进一步恶化。2022年美国官方公布的通货膨胀率已达到8%，而货币工资的平均增幅仅为5%，这致使工人阶级在遭受失业和低工资的同时又受到另一重打击。新冠肺炎疫情、经济崩溃与通货膨胀的叠加，使得工人阶级必须借更多的债才能维持生活，这也是消费债务在不断增加的原因。

至于为何会出现如此高的通货膨胀，主要原因在于大多数企业迫切需要弥补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和经济崩溃所造成的损失，加之它们也知道美联储近年来在大规模增发货币。因此，它们一次又一次地提高价格，最终导致通货膨胀。

○面对高通胀的局面，美联储的应对举措是加息，这对工人就业和生活会产生什么影响？是否会进一步加剧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

●美联储为降低通胀而采取的提高利率的举措，照例可能会带来滞胀的危险，亦即失业率的上升与价格上涨同时并存。高通货膨胀率不仅会导致美国商品在世界市场上因定价过高而缺乏竞争力，国际收支逆差进一步扩大，使美元面临贬值压力，雇主与工人之间的关系也会愈发紧张。因此，采取措施降低通胀极为必要。但为降低通货膨胀而提高利率的举措，却会使深陷债务危机的工人阶级利益受损，其实际工资在利率提高的情况下会进一步下降。二者之间的矛盾也使美国面临两难困境：通货膨胀持续下去很危险，而提高利率又会带来新的问题。这就不免会让人好奇，拜登是否会重现尼克松在1971年所做的事情：在美国国内冻结工资、物价来抑制通货膨胀。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美国的不平等进一步加剧，政府、企业和家庭的债务水平都达到或接近历史最高纪录且仍在上升，通货膨胀率创新高，这些是否表明美国的危机仍在加深？危机深化的原因是什么？

●是的，这些都是美国资本主义危机深化的表现。

美国资本主义危机之所以继续深化，其部分原因是美国政客不敢承认存在危机，因此也就没有急切地寻求解决危机的方案。对于不断深化的危机，共和党和民主党不仅互相指责和攻讦，而且还将矛头对准其他国家：共和党将矛头指向中国，民主党则指向俄罗斯。攻讦和责难随处可见，但两党却都没有找到解决方案。其结果是引发了愈发严重的社会撕裂，普罗大众陷入困苦境地，对精英阶层的敌意日益加深。政治分歧和争论变得更加激烈，但其焦点却并不是如何解决美国资本主义危机这一实际问题。在两党轮流执政下，批评资本主义或提出制度变革方案依然是不可能的。既然对危机形成的原因都达不成一致意见，那就更不可能就危机的解决方案进行讨论。

○如您所说，在共和党和民主党轮流执政下，二者都不可能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或提出变革方案，这是不是体现了您在《美国资本主义与世界经济现实之间的日益脱节正危及着其未来发展》一文中所指出的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与经济现实间的脱节？这种脱节的后果是什么？

●是的，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与困扰美国的经济现实之间目前已基本完全脱节。从现实来看，美国资本主义的问题不断积累，不仅削弱了帝国的基础，而且使其未来面临巨大的挑战。财富和收入不平等日益加剧。21世纪的三次经济崩溃（2000年、2008年和2020年）极大地动摇了资本主义制度；美国对中东地区两个非常贫穷的国家——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的两次战争也是如此。而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面对一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美国资本主义在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做好准备和应对。此外，服务于资本主义的美国政府发行了数万亿美元的债务，以支撑长期的、以失败告终的战争以及对经济的刺激。而已经持续两年多的新冠肺炎疫情与经济的崩溃、失业率的激增（2022年的工作岗位比疫情冲击前减少了300万个），必然会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

面对这些现实困境的是美国两个早已存在的政党，即共和党和民主党。它们形成于所有这些问题累积成危机之前的旧政治经济状况之上，而且目前其对美国资本主义的认识仍停留于以前。两党的领导人都无法或不愿意对美国资本主义作出批判性的评判，他们都没能注意到资本主义弊病日益积累的迹象，这导致资本主义日渐恶化，现在已经到了无法承受的程度。正由于他们不能或不敢批评现实问题，因此美国资本主义面临的日益严重的困难和由此产生的群众不满情绪，是他们用过去的旧政策工具和理论无法解决的。

对于民众来说，他们越来越需要保护自己免受陷入困境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影响，免受其内在的不稳定性、内在的财富和收入不平等、毁灭性的生态破坏以及利润拜物教的影响。但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早已失去了认识或抗衡这些问题的能力。它们仍在不断重复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因此被禁锢在这一体系中，无法实现突破。因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与经济现实之间出现了奇特的脱节。共和党和民主党的领导人无法看到我们大多数人所能够看到的东西。他们认为当前出现的“严峻困境”与资本主义无关，对资本主义的内爆及其对美国民众造成的伤害视而不见。在这一点上，他们与俄国（1917年前）、德国（1933年前）和意大利（1922年前）的上层阶级十分相似。因此，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一个以实现替代资本主义制度为目标且能够制定有效的替代方案的新左翼能否出现，以及何时出现。

三、危机呼唤马克思主义的替代方案

○与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不同，马克思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并不是加强或减少国家干预，而是彻底变革这种制度，从根本上改变生产中的阶级结构。您能否谈谈马克思主义的替代性方案？

●关于对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之间并未达成一致意见。在我看来，资本主义的独特性在于其“生产关系”，这也是将这一社会形态定义为资本主义的原因所在。在这里，我指的是在工作场所内人们之间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极少数人（即资本家）与大多数人（即工人）分别作为劳动力市场的买方和卖方，二者的关系是一种市场关系。资本家购买工人出售的劳动力，工人生产的产品属于资本家所有，资本家出售产品所获得的资金将用于再生产。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关系与奴隶社会中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或封建社会中领主与农奴的关系截然不同。

因此，对于美国资本主义日益深化的危机，马克思主义的解决方案是彻底变革资本主义制度，改变工作场所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替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新社会将不存在雇主对雇员的统治，人们在工作场所内的地位是完全平等的；工人合作社将取代资本主义企业；在工人合作社中，工人们绝不会投票让极少数人占有财富而让绝大多数人处于贫困状态。正是在这些方面，马克思主义对美国危机的解决方案与共和党或民主党提出的任何方案都有着深刻的区别。

○随着资本主义危机的加剧，马克思主义重新受到人们的重视，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开始关注马克思主义。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应对及其效果是否会进一步提高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关注度和认可度？

●新冠肺炎疫情、经济衰退以及通货膨胀的同时并存，导致了几个明显的、相互关联的变化。数百万工人愤怒离职，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现象。工人们正在组建工会，开展罢工运动，其规模超过了美国几十年来的水平。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候选人通过各种方式参加竞选并在选举中获得一定的支持（如桑德斯），这是美国近一个世纪以来从未出现过的现象。重大的意识形态转变正在发生，这种转变包括重新发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对包含这些思想与行动传统的各种理论进行学习与了解。

○您曾谈到，一种面向21世纪的新社会主义正在形成之中。这种新社会主义的“新”表现在哪些方面？

●在过去的150年间，即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以后的150年间，社会主义一直比较关注国家的作用。最初，对国家作用的关注是因为它是工人阶级可以夺取政权并借以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工具。在之后的发展中，国家及其在经济中的作用本身被视为社会主义的特征。社会主义国家将限制资本因素或取代资本主义国家，为广大民众提供福祉，等等。社会主义关注的重点在于宏观经济，从社会总体角度来考虑经济运行，而对于工作场所内部的组织则较少关注。在这种状况下，企业的内部组织并没有改变，企业内部的“生产关系”也没有进行变革和调整。

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社会主义取得了很多成就，但也犯了一些错误，社会主义的发展出现了挫折。了解社会主义取得的成就与失败的教训，有助于我们明确，为了使21世纪的社会主义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功，我们应该为其增加新的内容：我们需要一场工作场所的革命，让人民民主地掌管工作场所。

理查德·沃尔夫，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荣誉退休教授，纽约市新学院大学客座教授。他曾在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耶鲁大学和纽约城市大学等高校教授经济学课程。1988年参与创办学术季刊《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现为该刊顾问委员会成员。沃尔夫教授长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全球经济危机的原因及替代方案、苏联兴衰等问题，出版了多部具有广泛影响的著作，包括《病根在于制度：当资本主义无法从疫情中拯救我们或其自身》（2020）、《理解社会主义》（2019）、《理解马克思主义》（2018）、《资本主义危机加深：关于全球经济崩溃的评论集》（2016）、《工作中的民主》（2012）、《相互竞争的经济理论：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2012）、《陷入危机的资本主义：全球经济崩溃及其应对》（2009）、《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起点》（2006）、《经济学：马克思主义与新古典主义》（198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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