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的和平发展引起世界格局的变化，使美国深感自己的全球霸主地位受到威胁和挑战。基于“不容许任何威胁存在”的霸权思维，特朗普执政时期开始强调对华“竞争”因素，并将中国列为意识形态竞争的对手，从多重领域进行打压与遏制。2021年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以来，一再加大对华意识形态遏制的力度，意图以意识形态划界，组建国际反华联盟，孤立和遏制中国。针对拜登政府对华意识形态遏制的实质与特点，我们要加强顶层设计，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进一步巩固主流思想舆论，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和平发展带来全球政治和经济格局的变化，使美国倍感焦虑，担心自己在全球的霸主地位受到威胁和挑战。维护美国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霸权地位，是美国对华意识形态遏制的初始动机，也是其终极目标。本文主要分析拜登政府对华意识形态遏制战略的演变历程、主要特点，揭示该战略的实质是为了夺取和控制意识形态领导权、维护美国的全球资本主义霸权，并就此提出中国在国家战略层面的应对。

一、拜登政府对华意识形态遏制战略的历史渊源

美国对华意识形态遏制战略不是在朝夕之间形成的，而是经历了一个长期、曲折、反复的历史过程。

第一，初步提出阶段。1947年7月，美国外交家、政治学家乔治·F凯南（George Kennan）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正式将“遏制”（containment）一语引入政治。他创造这个术语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遏制苏联，“在俄国人显示出侵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迹象的每一个地方，都以不可动摇的反制力量与之对抗”，“对俄国扩张倾向的长期、耐心但坚定、警觉的遏制”。这里的“遏制”，包括军事遏制、经济遏制、政治遏制、心理遏制、意识形态遏制等多种因素。凯南认为，“威胁着我们的不是俄国的军事权势，而是它的政治权势”，“武器和部队水平不是国际权势的唯一决定因素——政治、心理和经济同样起作用”。他认为，美国可以利用经济优势，通过贷款和无偿赠予等援助方式，影响西欧国家经济重建或现代化的速度，继而“消除或至少缓解使当地共产主义在那里一出现就颇得民心的种种状况”。凯南还建议美国尽可能地利用苏联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间的紧张关系，减少苏联对境外的影响，并尝试改变苏联领导人的思维，让苏联内部发生蜕化，进而消除其社会主义性质。可见，在凯南对苏联的“遏制”战略中，意识形态遏制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需要指出的是，彼时的中国尚未被凯南放在眼里，他认为战乱的中国“不会对世界整体和平造成负面影响”。美国总统杜鲁门采纳了凯南的建议，开启了冷战模式，为随后几十年的和平演变政策打下了基础。

第二，对立与遏制时期。冷战以来，世界上形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对峙的两大阵营。这一时期美国主要的遏制对象是国力强大的苏联，但同时也对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新中国进行了打压与遏制。由于不同时期的执政者理念不同，意识形态因素在美国对华遏制战略中的地位也在不断变化。1950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强调了军事手段的重要性，指出：“没有占优势的总体军事实力（现存的和随时可动员的），‘遏制’政策……充其量只是虚声恫吓的政策”。这时的美国企图用军事上遏制、外交上孤立、经济上封锁的策略扼杀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意识形态遏制只是从属其中的一部分。但到了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他根据20世纪50年代初社会主义阵营力量日益壮大、欧洲经济迅速恢复的国际形势，采取了“新面貌”战略，主要围绕“大规模报复”“同盟”“心理战”“隐蔽行动与中苏的谈判”等议题，使用多种宣传方式对外实施大规模的意识形态战——这一时期的意识形态遏制因素占据了主导地位。

第三，淡化与缓和时期。由于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失败、越南战争中受挫，加上本国经济出现危机，在美苏争霸中逐渐处于劣势。1956年5月3日，凯南在匹兹堡对外政策协会“世界事务论坛”上的演说中说，“中国现在的领导人，给了我国以最深刻而且最无端的侮辱……我看不出同他们建立直接的外交关系能得到什么好处。我们不如保持距离，按照情势的需要无情地保卫我们的利益”。但是，他的观点并未得到政府认可。美国政府在利益权衡中找到了新的利益结合点，即把中国当作共同对抗苏联的战略伙伴，借助中国的力量遏制苏联。就此，美国调整了对华意识形态遏制战略，其主要特点是，淡化中美外交中的意识形态色彩，减少遏制，缓和对华关系。1972年尼克松访华，意味着中美关系开始缓和，也意味着美国对华意识形态遏制战略暂时退居幕后。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认为，不能期望分歧一夜之间就会消失，不但要容忍难以相容的国内制度，而且要容忍在世界某些地区彼此冲突的国际利益。“不让意识形态作为辨认威胁的首要标准”，“我们没有永久的敌人……将根据他们的行动，而不是根据它们的国内意识形态”。他认为，意识形态差异根深蒂固，不会在一夜之间消失，但是，在一个共同面临核危险的时代，即使意识形态上最敌对的国家也能发现共同利益。1979年，中美破除了意识形态的禁锢正式建交，打开了外交新局面。

第四，缓和与遏制时期。1991年苏联解体后，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分崩瓦解，而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却焕发出崭新的生命力。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美国对华意识形态遏制战略的突出特点是温和遏制，即在经济接触中进行潜移默化的意识形态渗透。老布什在1989年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解释了与中国保持经济接触的意识形态动机：美中的“商业接触实质上导致了对更多自由的追求”，经济上的刺激使民主化“势不可挡”。1993年，由于中国在政治经济外交上的发展，打破了美国的封锁，使美国不得不谋求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于是，两国关系开始趋向缓和。但缓和氛围没有持续多久，因李登辉访美以及美国对中国在东海试射导弹采取军事威慑行动，中美意识形态冲突再次加剧。1994年，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William Jefferson Clinton）重申，美国应该“加强和扩大与中国的接触”，这将有助于它“发展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1996年—1997年中美两国领导人互访，双方达成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共识，但是，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2000年美国国会通过的为中国加入WTO铺平道路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法案又使中美关系跌宕起伏。可以说，在经济接触中缓和，在缓和中进行意识形态渗透遏制，缓和与遏制交替进行，是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美国对华意识形态遏制战略的主要表征。

第五，“竞争”与遏制时期。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美国经济长期低速增长，“中美实力对比变化和美国的霸权焦虑引发美国调整对华政策与中美战略竞争”。特别是2016年特朗普执政后，中美之间的实力差距进一步缩小，中国在世界格局中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美国对快速崛起的中国产生了强烈的受威胁感和竞争的压迫感”。特朗普政府认为，中国威胁到美国的经济、利益及价值观，“企图侵蚀美国的安全和繁荣”。西方妄图通过与中国的所谓“建设性接触”来“令中国共产党红旗褪色”的幻想，到了彻底破灭之时。于是，特朗普发起对华贸易战、技术战、金融战、意识形态战，把各领域的反华行动提升到冷战水平。2019年，供职于华盛顿“国防优先”智库（为五角大楼效力）的理查德·哈纳尼亚(Richard Hanania)在《守护神》杂志上撰文指出：“来自中国的真正挑战，全然不是军事或是地缘政治意义上的，而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它在这方面的成就不断，已成为美国政治统治集团面临的最大威胁。”2020年7月23日，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在公开演讲中直言不讳地将中国视为主要的意识形态威胁，呼吁所谓的自由世界结成新的同盟，共同应对中国的挑战。

第六，激烈竞争与遏制时期。2021年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以来，一方面，中国的实力已让美国感到极度紧张：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失败到总统大选危机引发国会山暴乱，美国主导的以“民主自由人权”为核心内容的“普世价值”遭到溃败，而被美国长期污名化、仇恨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家政体展示了更有说服力、更有活力的成就。如果这种局势发展下去，美国长期位居全球首位的格局可能会发生改变，美国已习惯于对其他国家指手画脚的霸权主义威风很有可能无法再抖起来。另一方面，拜登所在的民主党一向重视美国在全球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他们认为，在美苏冷战中，美国不是在战场而是在意识形态博弈中取胜，这个思路同样适用于对华关系。因此，拜登政府很清晰地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竞争战略和民主党的遏制思维，持续加强对华意识形态遏制的力度。2022年5月26日，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发表对华政策演讲，宣告拜登政府的战略可以用三个词来概括：“投资、结盟、竞争”，并声称要同中国展开激烈竞争，但会避免发生“新冷战”。2022年10月16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定位为其“优先考虑的、唯一的全球竞争对手”，唯一一个有重塑国际秩序意图的竞争对手，并相信中国在经济、军事、外交、科技等方面能够实现这一目标。

二、拜登政府对华意识形态遏制战略的实质

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说：“所有国家在诱惑下——没有几个国家能够长期抗拒那种诱惑——都以适用于全世界的道德目标来掩饰它们自己的特殊愿望和行动”。上文分析表明，拜登政府的对华意识形态战略背后受到资本利益和政治野心的驱动，其实质是为了控制意识形态领导权（又称文化领导权、文化霸权），维护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

（一）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美国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热衷源于其根深蒂固的霸权思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在全球实行霸权主义，以美国意识形态为标准制定了许多国际规则，并要求各国无条件遵守。只要有国家挑战到美国的霸权或试图超越，美国就会设法压制、摧毁。对曾经的强大对手苏联，美国就是采取和平演变的战略、用不见硝烟的意识形态战争推动了苏联的分裂和瓦解。

苏联的解体，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优越性”的思想泛滥提供了温床。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认为，所谓意识形态的终结，是指阶级冲突的终结，作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仍然存在。与丹尼尔·贝尔的观点相类似的是，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历史的终结》中也认为，在人类尝试了其他所有政治和经济制度并确信失败后，西方民主和自由主义的模式已经取得胜利，人类历史将终结于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贝尔、福山等西方学者是站在冷战胜利者的角度宣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胜利的。

但是，美苏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消失或缓和，而是转换了冲突的对象、领域和形式，由原来在政治和军事领域的对抗转变为经济、技术、文化等领域的竞争。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实力的增强，美国又调转方向，将意识形态遏制的矛头对准了“充满威胁”的中国。

美国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热衷源于其根深蒂固的霸权思想。2021年美国《外交事务》杂志11—12月号刊登的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的文章《不可避免的较量》，是这种霸权思想的典型呈现。文章认为，美国没有遏制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日益富裕的中国会把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力量，并借此谋求亚洲、甚至世界霸权，从而引发危险的安全竞争。大国注定要竞争的理由在于两点，一是在世界无政府状态下，没有更高的权力来裁决国家间的争端或在受到威胁时保护它们；二是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确定一个对手（尤其是一个军事力量充足的对手）不会攻击它。作者一再强调，必须遏制中国的崛起，因为生存的最佳方式是成为所有国家中最强大的行为方，这实际上意味着成为本地区的霸主，并确保没有其他大国主宰本地区。这种霸权思维的突出特点是中国“怀璧其罪”，即无论中国是否有称霸世界的企图和野心，只要中国发展和强大，这种存在本身就是对美国的威胁，必须加以遏制。

（二）在政治层面上，意识形态领导权被看作两种制度较量的结果

拜登所在的民主党认为，俄罗斯目前无法产出可以对“美国特色民主”构成威胁的普世思想，但是高擎社会主义大旗、已经证明自身高效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会成为挑战其信仰的主要对手。在2021年，他们认为中国构成威胁的情况达到了“不可逆点”。在拜登政府看来，此时的主要政治任务是，对内要掩盖社会分裂、民主制度缺陷，对外要向世界证明自己的政治制度是最先进最完美的，世界上不存在可与之竞争的其他先进意识形态。因此，拜登自从上任以来，一直试图让美国公众和世界其他国家的人们相信，美式民主——尽管存在严酷的党派之争和僵局，但是仍然不落在中国这样的国家下风。他力图证明中美竞争是制度之争，“世界面临重要转折，决定21世纪是民主还是专制的时代”。他在演说中宣布：“我们正在经历两种观念交锋的转折时刻。一些人认为，面对挑战，专制是最好的选择，但在我们看来，民主则是战胜这些挑战所不可或缺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评论说，拜登借助民主峰会传达的是：“世界诸最大民主国家携手协力，民主制依然是最有效的政府形态。”

显然，这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之间的竞争和较量。美国把民主价值观作为打压对手的意识形态武器，以人权作为幌子，联合尽可能多的国家来反对、遏制那些制度上、政策上不符合白宫要求、又不肯“做小伏低”的国家（例如中国和俄罗斯），同时启用专项财政拨款“在全球范围内协助一系列用于抵消中国影响力以保持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计划”，以便全力证明自身政治制度无与伦比的优越性。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的《唤醒帝国主义会损害美国利益》一文，集中表现了这种盲目的制度“自信”与优越感，“美国在捍卫海外自由的时候会变得强大。尤其是在与俄罗斯等大国进行地缘政治竞争时，被视为自由的维护者等于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被残暴政权践踏的外国国民会向往美国的支持，常常渴望效仿我们的政治制度和文化”。

（三）在经济层面上，美国掌控意识形态的欲望受到资本利益的驱动

美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是通过资本垄断实现的。马克思指出，“报刊、教堂讲坛、滑稽小报，总之，统治阶级所掌握的一切工具则人为地保持和加深这种对立……这就是资本家阶级能够保持它的权力的秘密所在”。在这里，马克思含蓄地指出了意识形态工具与资本的密切关联。而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在《大众传播和美国帝国》一书中，则将美国在文化领域的资本控制明确称为“文化帝国主义”。作者在书中指出，美国政治、军事、技术、资本等力量相互结合以实现对外扩张、输出意识形态的目的；美国的传媒集团正在阴谋实行对世界的文化控制，并使欠发达国家依附于美国的垄断财团。文化霸权的本质是为了实现资本在全球的扩张，而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则是文化霸权的重要内容。

在网络时代，垄断资本依然掌握着操纵网络意识形态的权力，一些西方跨国集团实现了在全球互联网市场的垄断，互联网成为美国推行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主要平台。例如，由脸书（Facebook）更名而来的“元宇宙”（Meta），目前已经发展出了五大社交产品，即Facebook、Messenger、Instagram、Whats App以及Oculus，成为全球主导性的垄断媒体平台。在政治和资本的双重裹挟下，只有符合美国国家利益和资本利益的内容才允许在社交媒体上继续存在，不符合其标准的则会被清除。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隐匿化的信息殖民主义活动，“是旧有帝国主义权力结构利用新的媒介技术推行霸权政治的一种表现，控制新型媒介和传播生态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意识形态输出、争夺国际话语权和实施文化霸权的必然选择”。因此，美国对华意识形态遏制背后的资本因素不容忽视，而美国一旦取得了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动权和控制权，又会反过来推动和维护美国在贸易、金融、技术等领域的资本利益和霸权，这是一种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

三、拜登政府对华意识形态遏制战略的主要特点

拜登政府实施的对华意识形态遏制战略，是美国在国家战略层面上的综合利益考量。归结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长博弈”的遏制计划。特朗普政府强调中美意识形态上的“竞争”因素：2017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是中美关系转入竞争的标志，该报告宣布与中国的“接触”时期终结，同时要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2019年3月,时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部主任基伦·斯纳金(Kiron Skinner)公开声称，中国是美国的经济竞争对手、意识形态竞争对手、一个确实在谋求全球影响力的竞争对手；2020年5月20日美国白宫发布的《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方针》指出，中国对美国构成经济、价值观和安全三方面的挑战，其中价值观、安全两个方面都涉及意识形态问题。

拜登政府的对华意识形态战略定位是对特朗普时期的延续和调整。上任之初，拜登就将中国视为“最严峻的竞争者”，并宣告：“中国是美国短期、中期和长期的近乎全面的‘敌对威胁’和竞争对手，力求以几乎全面的、经久的政策系统和相应实践去赢得对华战略的对抗和竞争。”为拜登政府服务的布鲁金斯学会发文明确强调，要丢掉瞬间改变中国的幻想，“要计划进行长期博弈”。2021年10月，美国《国会山报》也发文强调，要与中国进行一场“长博弈”。

有学者指出，当前美国的战略理念“由特朗普时期的‘战而胜之’重新回到‘不战而胜’，也就是将特朗普的‘毕其功于一役’转向为分阶段、分周期的中长期战略实施”。因此，要做好中美意识形态长期竞斗又斗而不破的准备。作为对华遏制成本最低的手段，意识形态遏制将持续成为美国维护霸权地位的有力工具。

第二，全方位的遏制手段。拜登政府的意识形态遏华战略不是单一存在的，而是以“国家安全”“民主”“人权”为名，与贸易战、金融战、技术战、舆论战等相互配合，共同发挥遏制、打压中国的作用。2018年，美国政府借口华为对美国甚至全球政治、经济、网络、国家安全等产生威胁，联合盟友发起了遏华技术战；2021年3月3日，美国《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指出，中国是“唯一有能力综合运用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对稳定开放的国际体系构成持续挑战的竞争对手”，“我们将遏制中国,应对中国对美国国家安全、繁荣和民主生活造成的威胁”。文件提到的“国家安全”“民主生活”两项内容都涉及中美意识形态问题。在这里，拜登政府强调“安全同时意味着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要维护美国的“安全、繁荣与价值观”；2021年3月至6月，借口信息技术要掌握在“具有共同利益和价值观”的国家手中，美国发起并成立了“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公然将技术、经济与意识形态联系起来。

一直以来，西方政客和媒体无视中国民主和人权取得巨大进步的客观事实，凭借臆想编造谎言，屡次与其他战略配合、共同遏制中国发展，充分暴露了美国打着人权的旗号进行党同伐异，将意识形态作为打压他国，推进经济、技术和地缘政治战略的霸权思想。

第三，孤立主义的遏制思维。特朗普执政时期采取的是“美国优先”的排他性战略，在其发动的对华贸易战、5G技术战中，都体现了盟友利益在后、美国利益至上的利己主义思想。在其执政四年后，美欧同盟站在了“十字路口”，世界观、战略观、对华观的差异进一步扩大，同盟关系黏度大大减弱。2021年拜登执政之后，修补国内的党派、种族、阶级的撕裂固然是压倒性的任务，但修复与国际盟友关系、孤立打压中国的工作更是迫在眉睫。因此，拜登政府屡次以“民主国家”“专制国家”的标准进行意识形态上的划界，组建反华统一战线，联手孤立、遏制中国，维护美国霸权。在2021年2月慕尼黑安全论坛线上演讲中，拜登强调：“美国、欧洲和亚洲如何合作，确保和平，捍卫我们共同的价值观，并促进整个太平洋地区的繁荣发展，将是我们最重要的努力之一。”2021年12月，美国举办“领导人民主峰会”，意图联合在意识形态上与美国相同或相近的国家组成联盟，孤立中国以及俄罗斯等所谓“非民主”的“专制”国家。2022年北约峰会演讲中，拜登称美国团结了自己的盟友，应对“中国对世界秩序的系统性威胁”。

在拜登的二元对立思维里，民主的构成元素包括媒体自由、民主改革、公平选举等，只要是不符合美式民主标准的国家都可归为敌人。有学者认为，拜登政府会继续利用盟友关系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领导权。但在2022年3月，拜登就因不满欧盟对华经济制裁力度而令贸易代表戴琪宣布将对其维持征收惩罚性关税，这种“美国利益优先”的孤立主义思维令盟友难以放弃所有涉华利益、与其结成牢固的统一战线。

第四，“全政府”的遏制方式。拜登政府沿用了特朗普时期的思维，采取“全政府”方式，动员包括国会、州和地方政府、私营部门、民间以及学术界在内的所有资源对中国进行遏制，这个战略已获得美国立法机构配合，也吸纳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参与，将涉华事务作为部门资源优先配置方向。在具体操作上，隶属美国司法部的联邦调查局（FBI）现有2000多项与中国政府有关的调查，“平均每10个小时就启动一项新的涉华反情报案件调查”，“在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的5000个案件中，有一半与中国有关”；美国国务院频频出台反华政策，包括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限制中国外交官、媒体记者在美正常工作，禁止部分中国学者、学生赴美，并威胁将中国企业从美国网络中清除等；美国国土安全部在2020年7月24日成立的专门遏华的“中国工作组”，一直致力于全面阐明、优先考虑和协调美国国土安全部如何应对来自中国的“威胁”；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要跟踪中国人权和法治状况，并向美国总统和国会出具年度报告，出台了不少美国对华的负面政策和立法；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主要负责发布充满意识形态偏见和冷战思维的报告；等等。除此之外，美国政府还动员国家智库或民间研究机构等介入诸多涉华事务，并将涉华事务政治化、意识形态化，以达到共同遏华的目的。

四、拜登政府意识形态遏制战略的中国应对

应对拜登政府的意识形态遏制战略，需要综合考量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水平，进行多方位多层次的合作与联动。在过去的十年，中国“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取得了历史性成就；针对工作中的问题，也已采取一系列措施加以解决。就当前的意识形态领域而言，形势亦“发生了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我们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守好“三个地带”，进一步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

第一，守住“红色地带”。首先，马克思主义是主流意识形态的灵魂，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方法，为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思想方法。其次，巩固新时代主流思想舆论，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新闻媒体、学术机构、智库等要及时、准确、深入地阐释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增强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的信任和信心，提升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为开创新局面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和强大的精神力量。最后，完善意识形态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构建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宣传部门组织协调、相关部门分工负责、全党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意识形态工作大格局。

第二，压缩“黑色地带”。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必须“警惕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反动影响”，筑牢意识形态安全领域反颠覆、反渗透的防线。互联网是意识形态安全的主阵地、主战场、最前沿，要做好相关工作。首先，要加强技术研发，提高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减少境外黑客对国内重要部门的网络攻击和伤害。其次，旗帜鲜明地抵制冷战思维复活，反对把意识形态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反对以意识形态为借口引发世界金融、贸易、能源、科技等领域的严重危机，减少“宪政”、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等西方政治思潮的侵蚀和影响。最后，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制度，让那些企图颠覆国家政权和破坏社会安定、肆意制造和传播谣言、制造民族分裂的不法分子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第三，争取“灰色地带”。首先，构建具有国际话语权和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传播体系，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做好内容、话语和形式创新，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影响力，占领意识形态传播制高点。其次，开展对网络民众尤其是网络舆论领袖的政治素养教育，提高其政治判断力、鉴别力和领悟力。最后，加强对自媒体平台的经营和内容监管，减少灰色产业和灰色内容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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