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为纽约时报撰写的基辛格讣闻中，作者大卫 · 桑格不仅重现了他的一生，而且探讨了他复杂的政治遗产，这些遗产仍然在影响美国与中国、俄罗斯的关系，包括当下的中东局势，并在世界各地继续引发争议。全文有近5000字删节。

亨利·基辛格，这位学者出身的外交官，曾策划美国对华开放、谈判美国退出越南，并在冷战最热时利用狡诈、野心和智慧，再造了美国与苏联的权力关系，有时甚至为此践踏了民主价值观。

根据他的咨询公司发表的声明，基辛格于周三在康涅狄格州的家中去世。享年 100 岁。

很少有外交官能像基辛格这样，既被人称颂，又遭人唾弃。他被认为是二战后最有权势的国务卿，有时被誉为极端现实主义者，再造外交格局中以反映美国利益；有时又被斥责为放弃了美国价值观，只要他认为符合国家的目的。

从肯尼迪到拜登，他为 12 位总统提供过建议，占美国所有总统的四分之一以上。他对外交史有着学者般的理解，作为一名德裔犹太难民，基辛格有着在养育他的土地上取得成功的动力、深深的不安全感和终生难改的巴伐利亚口音，这些都为他的表达增添了难以辨认的元素。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基辛格几乎改变了他所接触的每一种全球关系。

在美国历史和外交的关键时刻，他的权力仅次于尼克松总统。1969 年 1 月，他进入尼克松白宫担任国家安全顾问，1973 年被任命为国务卿后，他同时有这两个头衔，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

尼克松辞职后，他继续在福特政府留任。

基辛格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的秘密谈判，促成了尼克松外交政策中最著名的成就。作为冷战时期孤立苏联的决定性举措，这为全球最复杂的关系开辟了一条道路，

基辛格吸引苏联参与对话，这就是后来的 "缓和"，并促成了两国之间第一批重要的核军备控制条约。通过穿梭外交，他使莫斯科失去了中东影响力大国的地位，但未能促成地区真正的和平。

经过多年在巴黎的会晤，基辛格谈判达成了结束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和平协议，并因此与北越外交官黎德寿分享了 1973 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黎德寿拒绝了）。他称之为 "光荣的和平"，但战争远未结束，批评者认为他本可以早几年达成同样的协议，挽救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两年之内，北越打败了美国支持的南越。基辛格从一开始就怀疑美国不可能赢得这场冲突，最终这场冲突以美国屈辱的方式收场。

在他的诋毁者看来，北越的胜利是一项草率政策的必然结果，目的是在美国撤出越南和接下来的任何事情之间弱化一些联系。事实上，在 1971 年秘密访华的笔记空白处，基辛格潦草地写道："我们想要一个体面的间隔期"，这表明他只是想推迟西贡的沦陷。

但当间隔期结束时，美国人已经放弃了越南，不再相信美国的战略利益与这个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

与越南战争的情况一样，历史对他的一些冷战现实主义的评价，比当时的一般描述更为严厉。由于着眼于大国竞争，他常常不惜以粗暴的马基雅维利方式行事，尤其是在与小国打交道时，他常常把这些小国视为大战中的棋子。

他为尼克松政府策划了推翻智利民选社会主义总统阿连德。

1969-1970年，他授权对柬埔寨进行秘密地毯式轰炸，这是对一个表面上中立的国家发动的不宣而战的战争，因而被指控违反了国际法。

他的目的是根除从柬埔寨边境基地活动的亲北越部队，但轰炸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基辛格告诉军方要打击 "任何会飞的东西或任何会动的东西"，结果至少 50000 名平民丧生。

1971 年，美国支持的巴基斯坦军队在东巴基斯坦（即现在的孟加拉国）发动战争时，基辛格和尼克松不仅无视美国驻东巴基斯坦领事馆要求停止大屠杀的请求，还批准向巴基斯坦运送武器，包括从约旦非法运送 10 架战斗轰炸机。

东巴基斯坦至少有 30 万人丧生，1,000 万难民被驱赶到印度。

1975 年，基辛格和福特总统秘密批准了美国支持的印尼军队入侵前葡萄牙殖民地东帝汶。

福特总统图书馆的解密文件显示，基辛格告诉印尼总统，这项行动必须尽快取得成功，"最好在我们返回美国后再进行"。

超过 10 万东帝汶人被杀害或饿死。

基辛格驳斥了各种批评，称批评者没有面临他所面临的艰难选择。但是，他用讽刺性的笑话来压制批评的努力，只会激化批评。

他不止一次地调侃说："违法的事我们马上就做。违宪的事情要花点时间"。

基辛格后来至少在一个可能造成灾难的问题上改变了自己的立场。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作为一名年轻的哈佛大学教授，他主张有限核战争的概念，核战争可以控制在特定区域内。在任期间，他在核威慑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例如，让对手相信，如果不付出难以接受的高昂代价，就无法发动核打击。

但他后来承认，想不让有限的核战争升级应该是不可能的。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有保留地接受了逐步消除所有核武器的新努力。

在95岁高龄时，他开始对人工智能驱动的武器的崛起所带来的不稳定性发出警告。他在2018年说，"在我所剩不多的岁月里，我能做的就是提出这些问题，我不会假装自己有答案"。

基辛格的影响力一直持续到最后。他关于崛起中的中国的最新著作，包括《论中国》（2011 年），这本 600 页的书，将历史与自我启示式的轶事融为一体，可以在他在白宫西翼的国家安全助理粉丝的书架上找到。

九十多岁仍能发挥作用

在加入尼克松政府 50 年后，共和党候选人仍在寻求基辛格的支持，总统们也在寻求他的帮助。即使是特朗普，在抨击了共和党建制派之后，也在2016年竞选期间拜访了基辛格，希望他寻求基辛格建议的形象，能够传达出威严。

这催生了一幅《纽约客》漫画，基辛格的头顶上有一个思想泡泡，上面写着 "我想念尼克松"。

基辛格笑称，当《纽约时报》记者问到，特朗普从这次会晤中获得了什么新想法或新举措时，他却说不出来。他说："他不是我建议的第一个人，他要么不理解我说的话，要么不想理解我说的话。"

基辛格刚上任时，奥巴马才8岁，他对基辛格并不那么着迷。在总统任期即将结束时，奥巴马指出，他在任期内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努力修复基辛格留下的世界，认为基辛格的失败是一个警世故事。

奥巴马在2016年接受《大西洋月刊》采访时说："我们在柬埔寨和老挝投下的弹药，比二战时在欧洲投下的弹药还要多，然而，最终尼克松撤走了，基辛格去了巴黎，我们留下的只是混乱、屠杀和专制政府，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政府终于从地狱中走了出来。"

奥巴马指出，他在任时仍在努力帮助各国 "拆除仍在炸断小孩子腿的炸弹"。他说："这一战略到底以何种方式促进了我们的利益？"

在美国现代史上，很少有人物能像基辛格这样长期保持如此重要的地位。直到 90 多岁，他仍在演讲和写作，并向寻求他的地缘政治分析的客户，收取天文数字的费用。

虽然他演讲时的抗议者越来越少，但一提到他的名字就会引发激烈的争论。对于崇拜者来说，基辛格是美国和平的杰出设计师，是一位愿意颠覆棋盘，并为美国外交注入某种不可预测性的国际象棋大师。

对于诋毁者，甚至是一些朋友和前雇员来说，基辛格虚荣、阴险、傲慢、脾气暴躁，可以一边称赞一位高级助手不可或缺，一边命令联邦调查局非法窃听他的家庭电话，以查明他是否向媒体泄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两代记者都知道，如果他们要寻找泄密者，通常是出于自身利益的泄密者，基辛格这位艺术大师就是一个现成的消息来源。他曾说："如果本届政府有人泄密，我就是那个泄密者。"

他确实这样做了，而且做得非常出色。

1957年，基辛格撰写了一本值得称赞的书，分析了奥地利克莱门斯·冯·梅特涅王子在后拿破仑时代领导奥地利帝国所建立的世界秩序，这本书也是他的自我描述，尤其是在谈到一位领导人屈服于国家意志时。

基辛格在谈到梅特涅时说："他擅长的是操纵，而不是建设。比起正面进攻，他更喜欢微妙的策略"。

这种风格在尼克松时期的水门丑闻中得到了体现。日益孤立无援的尼克松经常求助于基辛格，这位他政府中永不褪色的明星，以寻求安慰并回顾他最伟大的成就。

基辛格会这样做。水门事件的录音带显示，基辛格花了数小时聆听总统对外界的破口大骂，包括对这位犹太裔国务卿发表的反犹太言论。

基辛格经常以奉承作为回应。回到办公室后，他一边翻着白眼，一边向最亲密的同事讲述尼克松的怪异行为。

泄密与偏执

基辛格没有参与水门事件。然而，白宫雇佣窃贼闯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还试图掩盖罪行，这一切都源于一种猜疑和保密的文化，而许多人认为基辛格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69年春，他上任不久，就被《纽约时报》一篇关于柬埔寨轰炸行动的报道背后的泄密事件激怒，下令联邦调查局窃听十多名白宫助手的电话，其中包括他自己的幕僚。这些录音从未查出真凶。

1971 年《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刊登的五角大楼文件同样激怒了他。这些机密文件记录了政府在越南的战争政策和计划，在他看来，泄露这些文件会危及他的秘密面对面外交。他的抱怨促成了白宫盗窃小组的成立，这个负责堵漏的小组后来闯入了民主党在水门大厦的总部。

1974 年 8 月，当尼克松在弹劾和辞职之间做出抉择时，他将基辛格拉入了白宫历史上最具戏剧性的时刻。在告诉基辛格他打算辞职后，心急如焚的尼克松，要求国务卿和他一起跪在林肯会客厅外默默祈祷。

然而，随着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中越陷越深，基辛格却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极少数继任者无法企及的声望。

他的助手们形容他洞察力敏锐，脾气暴躁，还讲述了基辛格在勃然大怒时把书扔到办公室各处的故事，包括他的操纵癖，这甚至导致他最忠实的同事也不信任他。

沃尔特·艾萨克森在1992年出版的综合性传记《基辛格》中写道："在与其他人打交道时，他会通过操纵他们的对立情绪来建立联盟和阴谋纽带。"

艾萨克森说："他对对手有一种强迫性的吸引力，会通过奉承、哄骗和将对手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方式，来寻求对手的认可……他特别喜欢与权势人物打交道，因为他可以调动他们的思想。作为大屠杀的孩子和拿破仑时代国家学学者，他意识到伟人和强大的力量才是塑造世界的关键，他知道人格和政策永远无法完全分离。他很自然地将保密作为一种控制工具。他对权力关系和平衡有着本能的感觉，无论是心理上的还是地缘战略上的。"

到了晚年，当棱角被磨平，旧事已消退或与昔日的对手一起被埋葬，基辛格有时会谈到他所塑造的全球秩序与继任者所面临的、更加无序的世界之间的相对危险性。

他所驾驭的超级大国之间的冲突，可以说是可怕的，但是从根本上说是简单的。他从未遇到过基地组织或伊斯兰国这样的恐怖组织，也从未遇到过各国利用社交媒体操纵舆论、网络攻击破坏电网和通信的世界。

基辛格2016年在纽约历史学会的一次演讲中说："冷战更加危险。双方都不惜发动全面核战争"。

但他又说，"今天的情况更加复杂"。

与他试图设计的冷和平相比，大国冲突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不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纯粹的权力问题。他说，最让他担心的，是与 "崛起中的大国 "发生冲突的前景。

相比之下，俄罗斯是一个 "衰落的国家"，不再 "有能力称霸世界"，他在康涅狄格州肯特市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如是说。

但他警告说，不要低估俄罗斯领导人普京。他说："要理解普京，就必须读陀思妥耶夫斯基，而不是《我的奋斗》。普京认为俄罗斯被欺骗了，我们一直在利用俄罗斯。"

基辛格对俄罗斯的威胁较小这一事实感到有些满意。毕竟，他与莫斯科达成了第一份战略武器协议，并引导美国接受了《赫尔辛基协议》，协议是1975年关于欧洲安全的契约，为苏联集团的持不同政见者争取到了一些表达的权利。

回过头来看，这只是一滴水，而这滴水却汇成了横扫苏联的洪流。

圈里人

在权力的巅峰时期，基辛格的形象也是华盛顿外交官中无人可比的。这位矮胖的哈佛大学教授戴着一副呆萌的黑框眼镜，在乔治敦和巴黎与女明星们挽着手，开玩笑说 "权力是最大的春药"。

在纽约的餐厅里，他与女演员吉尔·圣约翰（Jill St. John）手牵手，或用手指理她的头发，让八卦专栏作家们大呼过瘾。但事实上，正如圣约翰女士告诉传记作者的那样，两人的关系虽然亲密，但只是柏拉图式的。

其他人也是如此。一位与他约会过的女士曾去过他在华盛顿石溪公园边上租住的小公寓，那里有一张单人床供睡觉，另一张床则放着大量衣物。据她说，由于那里很乱，而且还有助手在场，"即使很想在那里做些浪漫的事，你也做不了"。

华盛顿的笑话是，基辛格炫耀他的私人生活，以掩盖他在办公室的所作所为。

曾经为基辛格工作过的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2016年接受采访时说："几乎无法想象，如果没有亨利，美国与世界上最重要的崛起大国关系今天会是什么样子。"

基辛格的其他努力也取得了喜忧参半的结果。1973年赎罪日战争结束后，基辛格通过不懈的穿梭外交，说服埃及与以色列开始直接谈判，为两国后来达成和平协议打下了基础。

但基辛格最重要的外交贡献，或许是他在中东四十年来做到了让莫斯科靠边站，直到普京在2015年命令他的空军进入叙利亚内战。

基辛格最大的失败，在于他似乎对小国漠不关心。奇怪的是，一个从小就因纳粹崛起而被赶出祖国的人，似乎对非洲、拉丁美洲、印度尼西亚和其他国家政府的行为不以为然。尼克松椭圆形办公室的录音带显示，基辛格更关心的是如何让盟友站在自己的阵营中，而不是他们如何对待自己的人民。

在与安·弗莱舍长达 15 年的婚姻后，基辛格于 1964 年离婚，1974 年与南希·马金尼斯结婚，并搬到了她在曼哈顿的家中。马金内斯女士当时为纳尔逊·洛克菲勒工作，洛克菲勒是前纽约州州长，也是基辛格的朋友和盟友。

离开政府部门后，基辛格再也没有恢复教学工作。但他继续写作，其速度让他以前的学术同事们感到尴尬。

他撰写了三卷回忆录，长达 3800 页。《白宫岁月》主要讲述尼克松的第一个任期（1969-1973 年）；《动荡岁月》讲述了接下来的两年；最后是《复兴岁月》，涵盖了福特总统任期。

2014年出版的《世界秩序》，是对21世纪第二个十年地缘政治的告别性评估，他在书中对美国的领导能力表示担忧。

他写道："美国在两代人的时间里退出了三场战争，每场战争都以理想主义的愿望和广泛的公众支持而开始，但都以国家的创伤而告终，美国正在努力界定其权力（仍然庞大）与原则之间的关系。"

他继续在世界事务中发挥影响力，并通过他的公司，基辛格联合公司，就国际趋势和迫在眉睫的困难为企业和高管提供建议。当迪斯尼公司试图在上海建造一座耗资 55 亿美元的公园时，基辛格接到了电话。

"亨利无疑是美国近代史上最复杂的人物之一，"基辛格咨询公司的前董事总经理戴维·罗斯科普夫说。"我认为，他有理由成为聚光灯下的焦点，因为他既有非凡的才华和能力，同时也有明显的缺陷"。

逃往美国

1923 年 5 月 27 日，海因茨·阿尔弗雷德·基辛格出生在巴伐利亚小镇菲尔特。一年后，他的父母，中学教师路易斯·基辛格和一位富裕牛贩子的女儿保拉·基辛格又有了一个儿子，名叫沃尔特。

据说小海因茨性格孤僻，喜欢看书，但对足球充满热情，以至于冒着与纳粹恶棍发生冲突的危险去看球赛，即使在一个体育场挂出了 "Juden Verboten（德语的禁止犹太人） "标语之后。

父母将他培养成正统的菲尔特犹太教堂的忠实成员，尽管他在成年后给父母写信时几乎拒绝了所有的宗教活动。

1935 年纽伦堡法通过后，路易斯失去了工作；作为犹太人，他被禁止在公立学校任教。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保拉·基辛格主动设法让全家离开这个国家，她写信给纽约的一位表亲，询问移民事宜。

1938 年秋天，距离战争爆发还有一年时间，纳粹当局允许他们离开德国。基辛格一家带着少量家具和一个行李箱，搭乘法国 "法兰西岛 "号远洋轮船前往纽约。海因茨当时 15 岁。

一切都来得太快了：他们家至少有 13 位近亲死于纳粹的毒气室或集中营。保拉·基辛格多年后回忆说："我心里明白，如果我们留下来，他们会把我们和其他人一起烧死。"

基辛格淡化了那些岁月对自己世界观的影响。1971年，他在接受采访时说， "我并不是有意识地不快乐。我并没有强烈地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但在几年前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他确实讲述了痛苦的回忆，为了躲避希特勒青年团而走到街上时所感受到的恐惧，以及不得不与亲人告别时的悲伤，尤其是他的祖父，他知道他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基辛格的许多熟人都说，在纳粹德国的经历对他的影响，远比他自己承认的要大，或许他自己都不知道。

非犹太裔德国移民弗里茨·克莱默说："在他青年时期的成长岁月里，他面临着世界分崩离析的恐怖，他所爱的父亲变成了一只无助的老鼠。这让他寻求秩序，让他渴望被接纳，即使这意味着要努力取悦那些他认为在智力上不如他的人。"

有些人认为，基辛格之所以摒弃道德主义外交，转而支持现实政治，是因为他亲眼目睹了文明的德国拥抱希特勒。基辛格经常引用歌德的一句箴言，他说如果让他在秩序和正义之间做出选择，他会像这位小说家和诗人一样，选择秩序。

基辛格一家定居在曼哈顿上城的华盛顿高地，那里当时是德国犹太难民的避难所。萎靡不振的父亲找到了一份簿记员的工作，但却陷入了抑郁之中，始终无法完全适应收养他家庭的地方。保拉·通过承办小型聚会和招待会维持着这个家庭。

海因茨在高中时成为了亨利。当在一家生产剃须刷的公司工作时，他转到夜校学习。1940 年，他进入城市学院学习，学费全免，几乎所有课程都获得了 A。

他似乎有望成为一名会计师。结果1943 年，他应征入伍，被派往路易斯安那州的克莱伯恩营。

据基辛格回忆，贵族知识分子和普鲁士难民克雷默有一天到那个地方，就 "战争的道德和政治利害关系 "发表演讲。这位二等兵回到军营后，给克莱默写了一张纸条："我昨天听了您的演讲。应该这样做。我能帮上什么忙吗？"

这封信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克雷默将他纳入麾下，安排二等兵基辛格调往德国担任翻译。战争最后几个月，德国城镇一个个被攻占，基辛格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审问被俘的盖世太保军官，阅读他们的信件。

1945年4月，盟军胜利在望，他和战友们带队突袭了盖世太保的住宅，这些盖世太保被怀疑策划了针对即将到来的美军的破坏活动，因此基辛格获得了一枚铜星勋章。

但在返回美国之前，基辛格访问了自己的家乡菲尔特，发现那里只剩下 37 名犹太人。在他的传记作者尼尔·弗格森发现的一封信中，23 岁的基辛格写道，他与集中营幸存者的接触，给他上了关于人性的重要一课。

信中写道："知识分子、理想主义者和道德高尚的人没有机会。"

他遇到的幸存者， "学会了回首往事就意味着悲伤，而悲伤是软弱，软弱是死亡的代名词"。

基辛格战后留在了德国。他后来说，他担心美国会过快地撤出疲惫的军队，从而失去巩固胜利的机会。

他找了一份文职教员的工作，教美国军官如何发现前纳粹军官，这份工作让他得以纵横全国各地。他对共产主义颠覆德国的行为感到震惊，并警告美国需要监控德国人的电话和信件。

这是他第一次尝到冷战的滋味，也是他日后塑造的冷战。

1947 年，他回到美国，打算继续他的大学学业，却被多所名牌大学拒绝。哈佛大学是个例外。

哈佛的新世界

基辛格以大二学生的身份进入哈佛大学，成为 1950 届学生中的一员。这是他在马萨诸塞州剑桥校园二十年生活的开始，在这里，他以教授的身份声名鹊起，后来又因越南问题与同事发生激烈冲突，以至于他发誓再也不回校。

他带着他的可卡犬 "斯莫基 "来到校园，在禁止养狗的克拉弗利大厅，他总是把它藏起来，不让监考老师发现。朋友们后来说，斯莫基在宿舍里的存在很能说明问题：基辛格感觉自己又成了一个没有朋友的移民。

他在回首往事时写道："那时的哈佛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它的神秘就隐藏在彬彬有礼的外表下。"

但这个局外人现在有了新方向，领导政治学系（Harvard's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哈佛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重要部门，主要专注于政治学的研究和教育。这个系部涵盖了政治理论、国际关系、比较政治学、美国政治以及政治经济学等多个子领域）的威廉·扬德尔·埃利奥特，成了他另一位导师。埃利奥特教授指导基辛格学习政治理论，尽管这位教授私下里写道，他的学生思想 "缺乏优雅，在系统性的彻底性方面是日耳曼式的"。

在埃利奥特教授的指导下，基辛格撰写了题为 "历史的意义 "的毕业论文，重点研究了伊曼纽尔·康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和阿诺德·汤因比。这篇论文长达 383 页，以致于在哈佛被非正式地称为 "基辛格规则"，意思说毕业论文长度的上限。

1950 年，基辛格以最优等成绩毕业。几天后，朝鲜战争爆发。不久，他接受了政府的一些小规模咨询工作，去了日本和韩国。

回到哈佛攻读博士学位后，他和埃利奥特教授创办了哈佛国际研讨会，这个项目将年轻的外国政治人物、公务员、记者和偶尔出现的诗人带到哈佛。

研讨会将基辛格置于一个网络的中心，这个网络将培养出许多世界事务领袖，其中包括后来成为法国总统的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未来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后来长期担任土耳其总理的布伦特·埃切维特，以及未来的现代马来西亚之父马哈蒂尔。

凭借福特基金会的支持，这个研讨会在基辛格撰写他的博士论文期间为他的家庭提供了生计。他的论文研究的，是奥地利的梅特涅和英国外交大臣罗伯特·斯图尔特·卡斯尔雷在拿破仑战争后的外交政策。

这篇论文，后来成为他的第一本书，既塑造了也反映了他对现代世界的看法。

这本名为《恢复的世界》的书，可以作为基辛格后来迷恋国家间权力平衡和怀疑革命的指南。梅特涅和卡斯特里雷寻求欧洲的稳定，并通过力量平衡遏制了咄咄逼人的法国，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稳定。

基辛格在他那个时代的伟大斗争中看到了相似之处：遏制苏联。

基辛格的哈佛同事斯坦利`霍夫曼后来与基辛格分道扬镳，他在2015年表示："基辛格追求的是一种没有道德说教的现实政治。"

基辛格于 1954 年获得博士学位，但没有获得助理教授职位。哈佛大学的一些教师抱怨他没有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工作中。他们认为他过于关注世俗问题。事实上，他只是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从波士顿到华盛顿的走廊，很快就会挤满了给政府或说客提供咨询的学者。

有限核战争

哈佛大学的拒绝让基辛格恼羞成怒。尼克松的录音带后来录到他对总统说，学术界的问题在于 "你完全依赖于某些自大狂的个人推荐"。

在哈佛大学同事麦乔治·邦迪的帮助下，基辛格被安排到了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个精英研究小组。小组任务是研究核武器对外交政策的影响。

基辛格来到纽约时态度强硬。他认为艾森豪威尔政府不愿意重新思考美国的战略政策是错误的，因为莫斯科马上就有能力以压倒性的核力量打击美国。

"亨利成功地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在他亲自参与之前，没有人对核武器和外交政策进行过明智的思考，"保罗·尼采或许是当时美国最重要的核战略专家，他后来对曾在克林顿总统手下担任副国务卿的斯特罗布·塔尔博特说。

基辛格抓住了尼采已经开始讨论的一个问题：鉴于人们普遍认为任何此类冲突只会招致 "相互确保的毁灭"，美国威胁对苏联发动全面核战争是否不再可信。

尼采问，发展武器以进行有限的地区性核战争是否更为明智。基辛格则认为，"有限的核战争是我们最有效的战略"。

本应是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出版物《核武器与外交政策》，却成了基辛格的著作，也是他的第一本畅销书。1957 年，这本书出版的时机恰到好处，迎合了国民对苏联日益强大的恐惧。

书中所传达的信息也符合当时的形势。基辛格认为，如果美国总统因害怕事态升级而瘫痪，核威慑的概念就会失败。他说，如果美国不能令人信服地威胁使用小型战术武器，那 "就等于给了苏联统治者一张空白支票"。

简而言之，宣称愿意进行一场小规模核战争，总比冒着全面核战争的风险要好。

在批评者看来，这是基辛格在冷战时期最糟糕的表现，他编织了一个核交换可以获胜的论点。许多学者抨击这本书，认为当时34岁的作者高估了美国保持有限战争的能力。但对公众来说，这本书是核思维的一个突破。

时至今日，此书仍被认为是一部开创性的著作，现在学者们在寻找网络战的经验教训时，都会参考。

这本书的成功让基辛格回到哈佛大学担任讲师。两年后，安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伊丽莎白，1961 年他们的儿子戴维出生。

掌权

现在，基辛格的声望已经超越了学术界；那些从未听说过梅特涅的人，希望基辛格能参与应对当时的战略威胁。他被召去参加洛克菲勒组织的一次会议，洛克菲勒当时是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国际事务助理。

这位贵族出身的 WASP（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这个术语通常用来描述美国社会中具有英国血统、白人种族、新教信仰背景的一群人，他们在美国历史上长期占据着社会、政治和经济的主导地位），和一位犹太移民两人结下了不可能的友谊，让基辛格有了一个拥有美国最伟大家族之一财富资源的靠山，也让洛克菲勒得到了他所需要的东西：有人能让他在全球舞台上听起来更可信。

基辛格这样评价洛克菲勒，他是未来的纽约州州长和副总统，他在人和政治方面的 "头脑是二流的，但直觉却是一流的"，而"我有一流的头脑，但对人的直觉却是三流的"。

回到哈佛后，他的课很受欢迎，基辛格在电视上接受的采访越多，他在校园里的名气就越大。但他很快就陷在自己鄙视的学术政治中，争取终身教职的过程也并不顺利。他和后来成为吉米·卡特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布热津斯基是竞争对手，直到布热津斯基离开。

社会学家、关于美国人性格的开创性著作《孤独的人群》（The Lonely Crowd）的合著者戴维·里斯曼认为，与基辛格共进晚餐是一件苦差事。雷斯曼说："他不会花时间在餐桌上聊天。他只乐意主持晚宴"。

当时还是博士生、后来成为五角大楼官员和《时报》专栏作家的莱斯利·盖尔布称基辛格 "对同僚奸诈，对下属专横，对上司谄媚"。

然而，终身教职还是来了，在1959年由哈佛最年轻的教务长，34岁的麦克乔治·邦迪宣布。基辛格后来写道，邦迪对待他 "既彬彬有礼，又下意识地居高临下，按照新英格兰的规矩，波士顿上层社会的人对那些背景奇特、个人风格过于强烈的人都是如此"。

1961 年，邦迪成为新当选总统肯尼迪的国家安全顾问，而基辛格则在哈佛大学学者挤进白宫的热潮中出师不利。他没有得到高级职位，跑前跑后地去见总统，但几次会谈之后，肯尼迪就亲自断绝了他们的来往。

基辛格后来说："我把精力都花在了提供不需要的建议上。"

在哈佛，他开始就当时新出现的危机——越南问题组织会议。他探讨了实地军事行动与外交成功机会之间的联系，即使在当时，他似乎也坚信只有通过谈判才能结束战争。

在前往西贡和前线进行长途旅行后，他写道，美国的任务是 "在内战中的分裂社会中建立一个国家"，这对华盛顿来说，在东南亚，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都是一个头痛的老大难问题。

基辛格还与洛克菲勒重修旧好，洛克菲勒是一位温和的共和党人，似乎是 1968 年总统候选人的不二人选。他还结识了一位身材高大、30 岁的洛克菲勒初级助手南希·马金尼斯，多年后他与她结婚。

基辛格开始为洛克菲勒撰写演讲稿，谴责他入主白宫之路上最强有力的共和党竞争对手尼克松，称尼克松是一个永远不可能当选的灾难人物。但当洛克菲勒的星光黯淡，尼克松赢得提名时，他被邀请加入尼克松的外交政策委员会。

他对自己新的顾问身份守口如瓶，但还是引发了有关基辛格的第一次大规模公开争论，并被指控是个两面人。

约翰逊的白宫在巴黎与北越进行和谈，据说基辛格利用自己在巴黎之行中的人脉，将内部信息反馈给尼克松。后来在克林顿总统和奥巴马总统时期担任要职的理查德·霍尔布鲁克，在艾萨克森撰写《基辛格传》时告诉艾萨克森："亨利是我们唯一有权与之讨论谈判的政府外人士。我们信任他。如果说尼克松竞选团队在美国谈判团队中有秘密线人，这并非夸大事实。"

尼克松的得意之作

尼克松本人在回忆录中提到了他 "非常不寻常的信息渠道"。对许多后来接受了这一说法的人来说，这种秘密渠道策略证明，如果尼克松当选，基辛格就会获得权力。

虽然没有证据表明他向尼克松的竞选团队提供了机密情报，但长期以来一直有人指控尼克松正是利用了这一点，通过后方渠道向越南人保证，他们从他那里得到的交易，会比从约翰逊那里得到的更好，所以他们在大选之前什么都不应该同意。

一些历史学家反驳了这一说法，但是尼克松的一位传记作者发现了尼克松最亲密的助手之一 H.R. 霍尔德曼的笔记，其中这位总统候选人命令他的幕僚 "破坏 "和谈。

无论真相如何，基辛格都在尼克松的视线之内。大选结束后，这位经常表示蔑视犹太人和哈佛大学学者的新总统，选择了一位两者兼具的人担任他的国家安全顾问。

尼克松指示基辛格在白宫秘密处理国家安全事务，绕开国务院和尼克松的国务卿威廉·罗杰斯。尼克松找到了他想要的人，他后来称基辛格为 "珍贵的财产"。

自杜鲁门设立国家安全顾问一职以来，这一职位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而基辛格却将这一职位推向了新的高度。他招募了年轻有为的学者加入他的幕僚队伍，人数几乎翻了一番。

他有效地让国务卿罗杰斯靠边站，并与咄咄逼人的国防部长梅尔文·R·莱尔德展开权斗，将更多的决策权转移到白宫。

他经常与尼克松会面，在讨论自己的专业领域时，基辛格往往摒弃让幕僚在场的做法。他独自前往，不愿分享这种场合的荣耀或亲密。

他的暴怒是传奇性的。一位前助手告诉艾萨克森，当基辛格愤怒地跺一只脚时，你就没事了。这位助手说，当他双脚都跳离地面时，你就有麻烦了。

当劳伦斯·伊格尔伯格——基辛格的私人助理，后来曾短暂担任国务卿，因过度劳累而晕倒，被推上救护车时，基辛格从办公室里走出来大喊："但我需要他！"

员工流失率很高，但许多留下来的人开始钦佩他的才智和不断增长的成就。不过，他们还是被他的神秘性惊呆了。

"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事情，他也能给人一种阴谋论的感觉，"很崇拜他的伊格尔伯格在 2011 年去世前说道。

基辛格经常对来访的外交官说："自从在凡尔赛宫的镜廊里独自用餐以来，我从未面对过如此尊贵的听众。"

这种诙谐被一些人视为虚假的自嘲。

尼克松的竞选活动，主要围绕着光荣结束越南战争的承诺展开。基辛格的任务是将这一承诺变为现实，他在尼克松准备就职时发表的一篇《外交事务》文章中明确表示，美国不会在 "美国人民在政治上可以接受的期限内或武力水平上 "赢得战争。

在2018年的采访中，他说美国从一开始就误以为这场斗争是 "欧洲冷战的延伸"。

"我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说。"越南不同，是一场内战。"

他接着说："在越南战争之初，我们不明白的是，结束这些内战有多难，要达成一项所有人都认同目标的最终协议有多难。"

基辛格认为，当他和尼克松就职时，离开已经为时过晚。他问道："如果你进入政府，发现你的55万军队卷入了战斗，你该如何收场？"

他说，他和尼克松需要一条出路，既不给 "5万名死者 "抹黑，也不给 "信赖美国的人民 "抹黑。

基辛格追求的两个目标，结束战争和维护美国声誉被认为是相互矛盾的，这使他走上了一些人眼中的伪君子和另一些人眼中的战争罪犯的道路。

他上任伊始就希望能迅速取得突破，他对一个贵格会团体说，"给我们六个月的时间，如果到那时我们还没有结束战争，你们可以回来拆掉白宫的围墙"。

但六个月后，已经有迹象表明，结束战争的战略既会扩大战争，也会延长战争。他深信，只有在军事压力下，北越才会进行认真的谈判。因此，当他在巴黎重启秘密和谈时，他和尼克松却将战争升级和扩大。

基辛格对他的幕僚说："我不相信像北越这样的四流强国会没有崩溃点。"

为和平而战

基辛格称之为 "为和平而战"，然而结果却是大屠杀。在尼克松担任总统之初，基辛格曾有机会通过和谈结束战争，和他后来最终达成的条件一样好。但他拒绝了，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因此丧生，因为他坚信自己可以做得更好。

基辛格坐在白宫办公室里，拿着他的黄色大法律便笺（"Big yellow legal pads" 是指一种特殊的笔记本，通常用于法律和商业环境，尺寸比普通笔记本要大，纸张为鲜艳的黄色，通常带有水平线条，并且顶部有胶水粘合，便于撕下单页使用），潦草地写着现已基本解密的笔记，他设计了一个由三部分组成的计划：停火，同时包括老挝和柬埔寨（这两个国家已被卷入战斗）；美国和北越同时从南越撤军；以及一个归还所有战俘的和平条约。

在他的笔记和与尼克松的谈话录音中，充斥着自信满满的宣言，即下一次轰炸升级和秘密入侵柬埔寨将击垮北越，迫使他们进行真正的谈判。

但基辛格后来写道，他也是为了应对尼克松就任总统初期北越发动的攻势，那次攻势造成近2000名美国人丧生，"让新总统蒙羞"。

基辛格后来在叙述中强调了这一战略的智慧，但从笔记和电话交谈中可以看出，他经常高估自己的谈判技巧，低估对手的能力。

对柬埔寨的轰炸行动代号为 "菜单行动"，分为 "早餐"、"午餐 "和 "晚餐 "三个阶段，激怒了基辛格的批评者，并引发了各种书籍、纪录片和研讨会，探讨美国将冲突扩大到一个非战斗一方的国家是否违反了国际法。

基辛格的理由是，北方通过柬埔寨建立了补给线，以助长南方的战争。

关于轰炸的报道不可避免地泄露了出去，这是一次无法隐瞒的大规模行动。尼克松确信，泄密者是基辛格从学术界招募的自由派和民主党人。于是，基辛格开始了与联邦调查局大权在握的局长胡佛的交往，两人开始审查基辛格手下工作人员的谈话。

在白宫内部的冲突愈演愈烈之际，北越谈判代表坚定立场，拒绝了基辛格关于双方撤军的呼吁；他坚持要求美国完全撤军，并在南方建立一个由北方明显主导的“联合”政府。意识到尼克松开始有意撤军，北越领导层看不到什么理由让步。

到1973年1月，基辛格才与南越达成协议，向南越保证如果北越违反协议入侵，美国将重返南越。私下里，基辛格几乎可以肯定，南越在压力下是撑不住的。

他对白宫高级幕僚约翰·埃利希曼说："如果他们运气好的话，可以坚持一年半。"

事实证明他是有先见之明的：1975 年 4 月，随着南越无条件投降，西贡陷落。5.8 万美国人和 300 多万北越和南越人丧生，美国投下了 800 万吨炸弹。

但对基辛格来说，结束这场战争是继续进行更大、更成功的冒险的关键。

智利的阴谋

对基辛格来说，有超级大国，还有其他一些不那么大的国家，而正是这些他带来了麻烦。

1973年9月，阿连德在智利被推翻并死亡，皮诺切特将军崛起，这一切从未停止面对质疑。

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皮诺切特将军先是在欧洲，然后又在智利被指控犯有绑架、谋杀和侵犯人权罪，基辛格也一再与破坏阿连德及其民选政府的秘密活动联系在一起。

这些揭露出现在解密文件、诉讼证词和新闻起诉书中，比如克里斯托弗希钦斯的著作《审判亨利·基辛格》（2001 年），已被拍成纪录片。

这些问题可以追溯到1970年，当时阿连德正在竞选智利总统，基辛格感到担忧。

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的彼得·科恩布卢在其著作《皮诺切特档案：关于暴行和责任的解密档案》中，引用了一盘白宫录音带，称尼克松也对此感到震惊。

书中引述尼克松命令美国驻圣地亚哥大使 "不惜采取多米尼加式的行动 "，来阻止阿连德赢得大选。这里指的是 1965 年美国入侵多米尼加共和国。

基辛格在回忆录和向国会作证时坚称，美国与推翻阿连德的军事政变 "毫无关系"。然而，根据 2004 年解密的电话记录，基辛格吹嘘说，"我们帮助了他们"，为政变创造了条件。

这种帮助包括支持绑架智利军队总司令勒内·施奈德将军的阴谋。这位将军在绑架行动中被杀害。他的汽车遭到伏击，他被近距离射杀。

基辛格作为国家安全顾问，主持 40 委员会的工作，委员会是一个秘密机构，成员包括中央情报局局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所有秘密行动都要经过该委员会的批准。

2001年，施奈德将军的两个儿子在美国提起民事诉讼，指控基辛格帮助策划了在智利的秘密活动，导致了他们父亲的死亡。美国联邦法院没有对基辛格的罪责作出裁决，驳回了此案，称外交政策应由政府而不是法院来决定。

基辛格在为自己辩护时说，必须在冷战的背景下看待他的行为。他半开玩笑地说："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袖手旁观，这些问题太重要了，不能让智利选民自己来决定。"

残暴与稳定

智利，并不是基辛格唯一被指责为宏大战略中而牺牲的小棋子。1975年12月，他和福特总统批准印尼入侵东帝汶，导致美国支持的军队对东帝汶长达24年的灾难性占领。

国家安全档案馆 2001 年公布的解密文件显示，福特和基辛格早在几个月前就知道入侵计划，并意识到在入侵中使用美国武器将违反美国法律。

"我知道法律是什么，"基辛格回到华盛顿后在一次参谋会议上如是说。他随后问道，美国人 "对印尼人拳打脚踢 "怎么可能符合 "美国国家利益"？

专栏作家安东尼·刘易斯在《纽约时报》上写道："这就是基辛格式的现实主义。认为美国应该忽视友好的独裁政权的暴行，因为它们提供了'稳定'。"

华盛顿之后

每当基辛格走进大学校园，这些事件都会引发抗议。

他的咨询关系也是如此：当乔治·W-·布什总统任命他领导一个委员会，调查政府在侦查和预防9 月 11 日恐怖袭击方面的失误时，基辛格发现，这项任命要求他披露自己公司的客户。

基辛格没有服从命令，而是突然退出，说如果这意味着要披露他的客户，他就不能任职。

虽然基辛格努力为自己的决策塑造历史，但他发现自己活得太久了，以至于当他还在世界舞台上时，有关他的备忘录就已经解密了。2004 年，应 "信息自由 "的要求，美国国务院公布了数千页基辛格在尼克松政府期间的电话记录。其中一些记录显示了基辛格与华盛顿记者的亲切交谈；另一些记录则显示了这位总统在 "水门事件 "中喝得酩酊大醉，不敢与英国首相交谈。

新出现的材料，还揭示了美国利益至上的现实主义的代价。在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和博物馆于2010年公布的录音带中，有人听到基辛格在1973年告诉尼克松，帮助苏联犹太人移民从而摆脱极权政权的压迫， "不是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

他补充说："如果他们把犹太人关进苏联的毒气室，不是美国关心的问题。也许是一种人道主义关切"。

美国犹太人委员会认为基辛格的言论 "确实令人不寒而栗"，但也认为尼克松白宫的反犹太主义可能是部分原因。委员会执行主任戴维·哈里斯说："也许基辛格觉得，作为一名犹太人，他必须多走一步，向总统证明他的忠诚是毋庸置疑的。"

基辛格的妻子仍然在世。他的弟弟沃尔特·基辛格是跨国公司艾伦集团的前董事长，于 2021 年去世。基辛格的最后一本书《领导力：世界战略六项研究》于 2022 年出版。

基辛格知道自己在美国历史上的争议性地位，2006年，他在《时报书评》上写到杜鲁门时期的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时，称他 "也许是美国现代史上最受诽谤的国务卿"，这可能与他自己的经历有关。

基辛格还写道："历史对艾奇逊更为宽容。对他的赞誉已成为两党的共识"。

他说艾奇逊去世 35 年后，他 "已经取得了标志性的地位"。

基辛格显然成为了另一种偶像。他敏锐地意识到，国家面临的挑战已经发生了变化。96岁时，他投身于围绕人工智能的问题，与谷歌前首席执行官施密特和计算机科学家丹尼尔·胡滕罗彻合作撰写了《人工智能时代：和我们人类的未来》（2019）一书，其中他讨论了由算法而非人类直接控制的武器的发展，将如何改变威慑的概念。

在将自己的论文捐赠给耶鲁大学后，基辛格与哈佛大学——这是他成名的地方，终于达成了和解，但他明确表示，越战结束后，哈佛并不欢迎他重返哈佛。

哈佛大学教授埃里森和当时的校长德鲁·福斯特决心抚平这一创伤。

基辛格在一次演讲中接受了一名研究生的采访，随后在校长家中共进晚餐。他说："我没想到自己会回到这堵墙里。"

一位学生问他如何看待自己的历史遗产，他笑着说道，"你知道，当我年轻的时候，我曾经认为与我同龄的人是不同的物种，我认为我的祖父母是在我经历他们的年龄来到这个世界的。"

"现在我已经超越了他们的年龄，我并不担心我的遗产。我真的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因为世事无常。你只能做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情，这也是我评价自己的标准，我是否实现了我的价值观，无论其质量如何，以及我是否抓住了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