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的许多美国政客简直堪称活宝。对中国抱有最强烈的敌意的是他们，给中国提供了最得力的神助攻的是他们，活成中国最出色的反面教员的也是他们。

要论对中国的敌意，那绝对不含糊——如今美国政界，反华就是“政治正确”，国会的决议其他的总是唇枪舌剑没完没了扯皮，但只要是不利于中国的，一定压倒多数光速通过，毫不含糊。妖魔化中国更成了政界舆论界的家常便饭，仿佛恨不能马上对华开战打个你死我活。

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们的种种反华行径到头来实际帮了中国的大忙，为中国提供了最得力的神助攻。

比如，没有美国的制裁封锁，中国的操作系统和高端芯片能成气候吗?老实讲，几乎不可能。

首先，这一软一硬两大件门槛不是一般的高，难度不是一般的大，必须有全方位全球顶级的尖端技术和顶级的科技人才，有雄厚的资金后盾，有全球级庞大市场支撑，有全球海量用户源源不断的信息积累反馈喂养滋补，有源源不断的的高额利润回报，门槛极高，风险极大……这一系列苛刻条件别说普通国家，就是一般发达大国都无法具备——世界上能搞出“两弹一星”之类的国家不止一个，但能把控住操作系统和高端芯片的只有美国一家。

其次，这两样涉及的不是某个单独的产品、单独的厂家、单独的行业，而是贯穿渗透主宰整个现代化国民经济一切方面的底层技术，这就产生了等效于“车同轨、书同文”的通用需要，一个领域几乎只容得一种体系，排他性极强。谁抢先占领市场、使自己的产品成为市场主流，谁就能抢先培养出用户使用自己产品的习惯。谁能培养出这种习惯，谁的一套就能变成统治生态，就能占尽先发优势，就能有效压制一切后来者——微机市场领域里，微软的视窗系统抢先成了气候，其他微机操作系统就鲜有人问津了;智能手机领域里，Ios和android成为主导，微软的wphone、高通的BERW、三星的BADA、塞班、爱立信等等的一套就吃瘪了——不管技术如何先进，只要一步跟不上就步步跟不上。赢家通吃一切，后来者望尘莫及。

中国也不例外。尽管中国的有识之士一再指出这一软一硬的两大件如不掌握在自己手里，美国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让中国经济瞬间瘫痪，金融、交通、通讯、能源……一切经济活动、一切军事行动全部停摆，整个国家如砧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如同海湾战争时的伊拉克、当年的银河号;尽管中国厂商一直在努力;尽管中国政府一直在竭力支持;但始终收效甚微，举步维艰，始终跳不出“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怪圈——没有市场供养就发展不起来，发展不起来就没有市场供养。

这不仅因为来自客观的难度大，更因为来自主观的难度更大——政府可以规定党政军部门使用国货，但如果要求国内市场也这么做，一定闹翻天——外国反华势力和本国“公知”不用说，一定破口大骂：“闭关锁国”“破坏国际化”“违背市场规律”“保护落后”“极左”……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最大的阻力来自外资公司先发优势造成的市场生态。这方面美国人可谓高瞻远瞩，善于放长线钓大鱼。比如微软公司，当年一开始先放手不管大撒把，任凭盗版泛滥一时，不怕你盗版，只怕你不用，由此迅速培养出中国用户的的消费习惯，确立起绝对优势的品牌生态环境，这一下子就垄断了中国微机操作系统市场，断了国产品牌的活路——既然好用又“免费”，而且“国际接轨”，那还有多少人肯花“冤枉钱”买国产的?没有市场滋养，国产品牌怎么可能发展起来?到了这个时候人家才搬出版权大把大把往回捞，把先前的损失全加倍收回，不折不扣“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几年家软刀子割头不觉死”，“免费的才是最贵的”。

除此之外，还有个选择责任问题——看看世界名牌科技产品，关键设备和零部件供应商一般都不换。道理很简单：既然关键，那就出不得半点差错。比如，如果更换关键元部件导致整个流水线瘫痪，哪怕一天甚至一小时，直接的损失就是天文数字，背后信用损失更是不可估量，无法弥补。系统软件和核心芯片更是如此。当市面上只有外资一家的时候，用户没的选择，只能有什么用什么，不存在选择责任问题。而只要一用成了规模，想“改换门庭”就不容易了：万一新换的东西出了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后果谁担当的起?责任算谁的?

列宁说：“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对发展国产核心技术而言，美国公司优势生态环境制造出的用户消费的习惯势力和责任制势力则是最可怕的势力。这种习惯和责任制势力多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说服的方法解决，而在许多情况下、尤其是牵涉既得利益时总难免说而不服，想按部就班解决矛盾非常非常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

美国的制裁封锁一下子就打破了这种困境——苦口婆心说千道万，不如美国政客现身一遍。他们用事实让许多中国人迅速放弃了幻想和眼前利益的羁绊，认同了一个简单的道理：要害核心技术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不能迷信别人，不能依赖“全球化分工”。没有他们的反面教育，中国人能如此迅速如此彻底地实现思想上的高度一致吗?美国的制裁封锁除了断了中国人的幻想。既然别无选择，那就只有自力更生。老实讲，别无选择的决策也是一种解脱，而结果正确则是一种幸福。中国人靠内部努力难以解决的内部思想障碍，美国政客轻而易举就解决了。真是“远道的和尚好念经”，在思想统一上给中国人来了个神助攻，妙不可言。

又比如，过去有多少人知道华为?那时在相当多的中国人眼里，华为是中国众多民营公司中的一个，有点名气，仅此而已，跟其他有点名气的中国公司没多大区别，似乎有它不多，没它不少，有没有无所谓。

美国的制裁封锁让无数中国人乃至全世界都突然发现华为如此厉害，如此重要，以至于让号称世界头号超级大国兴师动众动员一切盟国倾洪荒之力全面围剿，而华为不但没有垮掉，反而越战越勇，越战越强。这一下子就把华为封了神。

今日之华为虽然成就来自自己的实力，其声望却有美国神助攻的一大功劳——对华为的种种肯定赞美如果出自中国人之口，一定会被许多人质疑，会引来各路“喷子”“黑子”的倾向性舆论问罪狂潮：“炒作”“付费宣传”“水军”“夸大其词”“大嘴”“自吹自擂”“弄虚造假”“行贿”“关系户”“走后门”……这也难怪，不同意见总会有，借“不同意见”的抹杀污蔑更少不了。不同意见和污蔑抹黑混杂在一起，往往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让许多人即使不信也不禁疑惑，至少不那么笃定。虽然说“事实胜于雄辩”“路遥知马力”，但“路遥”需要长期验证，短期很难分出真伪。而美国人的封锁制裁则让人立刻豁然开朗：战争中敌人最竭力要消灭的，一定是己方最要害的。你能说这是华为贿赂了美国政客从反面替自己宣传吗?

从更高的角度说，美国政客的神助攻帮大批中国人解决了一个大难题：相信谁——“两弹一星”之类重点项目只要国家支持就能推进，而操作系统和芯片这类核心高科技光靠国家和少数厂商的支持完全不够，必须有广泛的应用程序参与才能建立起必要的生态，而有多少应用程序参与取决于市场需求，归根到底取决于普通用户的支持度。而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尤其是“公知”猖獗的情况下，各种矛盾的信息满天飞，让普通人往往不知道孰真孰假，无所适从。说是“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但如果假伯乐满天飞、整天弄一堆假千里马来糊弄人;不断有人打着“高科技”的旗号招到处招摇撞骗，那就往往“假作真时真亦假”，让人弄不清真假孙悟空，不知道该相信谁——理论上都知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但实际做起来谈何容易。知彼不易，知己更难，“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要让广大群众都真正知道谁是信得过的人、信得过的高科技公司，难度不是一般的大。

这个大难题让美国对华为的制裁封锁一下子就解决了——能让决策战略上与中国为敌的头号大国如此忌惮、如此不遗余力打压的公司肯定靠得住。没有这种反面动员、反面证明，即使没有被种种黑华为的反宣传迷惑，要大张旗鼓宣扬支持华为也不容易，唯恐一碗水端不平招致愤懑嫉妒恨。美国的制裁封锁使问题性质一下子跳出了通常的商业竞争，变成了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这下子大批普通老百姓马上都知道该相信谁、支持谁了。这是靠通常的商业宣传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

中国本已具备发展核心芯片和操作系统的客观条件：庞大的市场，必要的资本，高水平而完整的产业链，尖端技术人才……最大的障碍都来自主观。美国的制裁封锁促使一大批中国人：

下定决心：原先抱有幻想的，如今醒悟了，下定决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克服内障：原先因为种种内部利益矛盾、意见分歧而扯皮的，如今得以摆平了;

第三，认清股肱：原先拿不准该相信谁、支持谁的，如今豁然开朗了——原先不知道该拥护王明还是毛泽东的，蒋介石的五次围剿一来就知道了;原先不知道该相信“X想”还是“华为”的，美国一制裁封锁就知道了。

这些中国自主克服芯片和操作系统最大的障碍、单靠中国人自己进行内部动员最大的障碍，被美国的制裁封锁一下子就克服了，实在有如神助。

华为能熬过最艰难的时刻、中国的操作系统和核心芯片产业能坚持下来并愈战愈强，离不开广大中国老百姓的鼎力支持;广大中国老百姓的鼎力支持，离不开举国一致的同仇敌忾;举国一致的同仇敌忾，离不开美国政客的神助攻。

(丛林世界里，新生的动物总是最孱弱最难幸存的。刚起步的中国核心芯片之类的高科技产品也一样：刚起步，问题多，质量不稳定，没有市场，价格下不来……实力雄厚的外国公司轻而易举就能把这些新生儿扼杀在摇篮里。如果靠国家关税保护新生的国产企业，就会被指责“违反WTO”“闭关锁国”“违背市场规律”“不正当竞争”……而美国政客的制裁封锁等于把势力雄厚的美国企业全轰出中国，让中国企业得以大展拳脚发展壮大，安然渡过“婴儿期”。中国政府出面用关税保护都不如这样干脆彻底，而且还可以免受指责。这个神助攻帮忙可不小。)

掌握操作系统和核心芯片的战略意义非凡：继体力上用机器取代人力的工业革命之后，如今轮到了脑力上用机器取代人力的工业革命——各行各业的人工智能化。操作系统和核心芯片犹如参与、把握这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入场卷——如果连操作系统和核心芯片都不掌握，还有资格搞人工智能化吗?还可能避免被别人拿捏摆布吗?还可能避免落后挨打的命运吗?而美国政客的这次神助攻同样战略意义非凡：它帮中国取得了一场有战略性意义的大突破。

从一些热门的舆论话题就可以感受出这个战略性大突破的影响：以前总有人嘲笑中国什么什么造不出来：操作系统、核心芯片、光刻机、精密数控机床、大飞机、隐形飞机、航空发动机、圆珠笔芯……甚至说，即使把光刻机图纸给中国，中国人也造不出来。如今还有人敢这样嘲笑吗?这个事实本身实际承认了一条：如今没有别人能造而中国人不能造的产品。不管多难多高级，只要中国人决心造，就一定能造出来。即使现在还不行，即使现在还不完善，但都不要紧，一切仅仅是时间问题。

中国人的这种心态变化如果放在历史长河角度来回顾，则令人非常感慨万千。

当乾隆皇帝对英国人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的时候，他显然以为中国什么都能造。这可以算是历史上中国人盲目自信的最高峰。

“九一八”后喊出“绝对不抵抗”“战端一开三日必亡”的那些人，显然自信心已经被被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的一系列失败屈辱打光了，见了洋人就两腿发软自惭形愧，认为中国什么都不行：政治、军事、经济、历史、文化、文明、语言、文字、人种……处处不如人，“月亮也是外国的圆”，中国别说造东西了，连生存都是问题。这些人用鲁迅的话说，不仅“自信力”没了，而且连“他信力”也没了，只剩下“自欺力”。这可以算是历史上中国人盲目自卑的最高峰，或者说是中国人自信力的最低点。

根本扭转这种局面的是毛主席。

在中国人自信力跌落到最低点、对能否避免亡国都没信心的时候，毛主席不仅用《论持久战》告诉人们“中国不会亡”，而且振聋发聩地宣布“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当毛主席宣布“中国人站起来了”、宣布“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的时候，显然中国人的自信已经开始恢复了——热门话题已经不再是“亡国不亡国”，而是“如何站起来”。

当陈赓大将问钱学森：“我们中国人能不能造出自己的火箭”、钱学森回答“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造出来，我们中国人同样能造出来，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不成”的时候，显然中国人的自信已经大为增强，已经不满足仅仅改变“什么都不能造”的可怜的入门级局面，而是瞄准了“制造世界尖端产品”的新目标了。

大约从“两弹一星”起，中国人中对“哪些东西中国也能造”“中国造的哪些东西的质量达到了国际先进”之类的讨论逐渐被对“哪些东西中国还不能造”“中国造的哪些东西的质量还不如外国”之类的讨论取代——前者越来越多，已经不计其数讨论不过来了;后者越来越少，虽还达不到“屈指可数”，但正向这个程度不断逼近。显然中国人的自信已经更上一层楼，胃口越来越大，已经不满足于达到门类有限的“世界尖端”，而是要全面超越。

美国倾力制裁华为、严厉对华科技封锁等举措本身就意味着美国正式承认“世界上没有中国不能攻克的科技尖端”——否则用得着封锁制裁吗?

如果从历史的高度看美国的封锁制裁，其实有点滑稽：中国人说，当年满清盲目自大，自以为中国什么都能造，所以宣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坚持闭关自守，吃了历史性大亏。如今我们吸取了历史教训，不再闭门造车什么都自己造，而要吸取世界一切先进技术。美国人却说，不行，不准你吸取世界先进技术——换句话说，你中国要么垮掉，要么什么都自己造，也就是说，把“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变成现实。中国人说，既然如此，恭敬不如从命，我只好什么都自己造了。这可是你逼的——当初我想“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你不让，如今我不搞“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了你又不让了，实在是历史的讽刺。

如今奔驰、宝马、奥迪、罗斯罗伊斯、保时捷之类传统外国名牌高档汽车在中国越来越不吃香了，国产智能汽车开始大行其道，炙手可热，用户甚至自发成立了“野生推销员”，到处积极自费推销。显然，民风已经变了，盲目崇洋媚外已经日益过气了，自信自主正在重新成为主流。谁在遥遥领先的中国的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面前推崇人力驾驶机械燃油汽车的外国名牌，谁就如同在高铁面前推崇蒸汽机车的名牌，或者戴着帖着洋文标签的港产“蛤蟆镜”招摇过市炫耀自己有“洋货”的小混混。由此可见，中国人的群体性自信已经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冷静批判地观察事物正蔚然成风。

这种扭转乾坤的变化少不了美国政客的功劳。他们的封锁制裁成了中国突破高科技尤其是操作系统和核心芯片系统的神助攻，使中国在人工智能引导的新一轮工业革命的起点牢牢占据了主动，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的民族自信。

美国政客的神助攻还不止于此。

回顾美苏冷战史，美苏两家谁争取到了中国，谁就占上风;谁与中国敌对，谁就要倒霉。五十年代苏联争取到了中国，就没了后顾之忧，得以全力以赴对付美国和北约。美国跟中国敌对，就接连输掉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颜面尽失威风扫地大伤元气。后来苏联跟中国闹翻，美国趁虚而入拉拢到中国，苏联不但元气大伤，而且解了体。基辛格曾警告美国：绝不能同时与中俄为敌。而如今美国政客不管三七二十一，上来一通王八拳，一面把中国定性为战略敌人全力反华，一面挑起俄乌战争全面制裁封锁俄罗斯，直言不讳就是要干掉中俄。这下反而帮了中俄一个大忙，克服了许多一直难以克服的障碍。

俄罗斯自彼得大帝时代起就一心融入西方。许多俄罗斯精英一方面看不起中国，一方面生怕中国强大起来收回历史上被沙俄侵略的领土，有强烈的“联美制华”心结。如果苏联解体时美国就拉拢俄罗斯一起反华，对中国形成包围之势，那后果如何很难料。这正是中国最担心的情况，而中国对俄罗斯精英层的这种情绪无能为力，不敢不防。可中国做不到的事，美国政客做到了——挑动对俄罗斯的代理人战争，全面严厉制裁俄罗斯，不留余地赶尽杀绝，终于让俄罗斯大批精英认识到美西方不但不打算接纳俄罗斯，而且根本不打算让俄罗斯存在，不把俄罗斯肢解毁灭不罢休。严酷的现实逼他们抛弃幻想，放下西方情节，决心转向东方，跟中国全面合作，使双方都解除了后顾之忧，充分落实战略互补，彼此受益。

过去在许多俄罗斯人心目中，西方产品才是优质高级的代名词，中国产品都是不入流的低档货。这种偏见使中国产品打开俄罗斯市场困难重重。而美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使俄罗斯人发现如今中国产品与西方相比不但不逊色，而且更物美价廉，偏见瞬间破产，中国产品顿时大行其道。西方公司辛辛苦苦开发的俄罗斯上亿人的市场被美西方政客一纸禁令就送给了中国。中国公司使尽全身解数都难以做到的事，美国政客的神助攻一下子就免费帮忙做到了。

美国政客的骚操作不但帮中国克服了最头疼的俄罗斯精英层的西方情节，避免了美俄联手合围中国的战略噩梦，而且帮中国卸掉了一个大包袱：中国自古是礼仪之邦，讲究后发制人，不打第一枪，伸手不打笑脸人。这种秉性虽然很君子，但也容易吃软不吃硬。比如，如果菲律宾一边占着中国岛礁一边跟中国赔笑脸说软话但就是不让步，中国还真不太好办。而小马科斯政府傍上美国主动跟中国撕破脸，中国反而解脱了，再不必顾忌那么多。同样，如果美国继续跟中国“温水煮青蛙”，中国想摆脱“公知”的“中美国”“中美夫妻关系”“救美国就是救中国”之类影响还真不那么容易。美国政客主动撕破脸皮掀桌子把中国定性为战略敌人，反而为中国动员老百姓创造了极好的条件：树欲静而风不止，不是我主动惹事，而是美国容不得中国发展。中国因此而采取的一切应对措施都是不得已，一切代价都是别人强加的。

毛主席说，政治就是“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把朋友搞得多多的”。而美国政客的骚操作正相反，到处树敌，唯恐敌人太少，唯恐朋友太多。这不但使中俄都消除了后顾之忧放心合作，使中国处于“坐山观虎斗”“坐收渔翁之利”的战略主动地位，还顺便戳破了“公知”多年散布的“美国圣明”的神话——还记得“大嘴政委”是如何肉麻吹捧美国的吗?“美国多少代战略决策层未犯大错误，或能及时挽救错误”“美国在表演，世界在发烧”“美国人的目光深邃得不见底”“所有对手的军队在美军面前都毫无建树”“美军对世界军队来说，已不仅仅是一支军队，而是一种符号，代表着一种价值体系。它不停地在高起点上启动。它开风气却都不为师”“我军知道规则，美军知道例外”“二十年前，美国有时还被弱小的对手打得焦头烂额。二十年后，美国已在为遇不到真正的对手而踌躇满志”……

如今美国政客各种蛮横拙劣的骚操作使这些尽管遭到各种批判揭露但仍然有人津津乐道深信不疑的神话顿时飞灰湮灭，使美国政客成为中国人最出色的反面教员。

难怪毛主席说：“人需要正反两方面的教育。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第一个大好的反面教员。从前还有清政府，有袁世凯，有北洋军阀，后头有蒋介石，都是我们很好的反面教员。没有他们，中国人民教育不过来，单是共产党来当正面教员还不够。现在也是一样。”“在国内来说，最好的教员是蒋介石。我们说不服的人，蒋介石一教，就说得服了。蒋介石用什么办法来教呢?他是用机关枪、大炮、飞机来教。还有帝国主义这个教员，它教育了我们六亿人民。一百多年来，几个帝国主义强国压迫我们，教育了我们。所以，坏事有个教育作用，有个借鉴作用。”“轻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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