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小肯尼迪在一则节目中抨击美国医疗行业：

“没有什么比让孩子生病更加有利可图，所有的医疗实体都在孩子身上赚钱。”

“保险公司、医院、医疗垄断联盟、制药公司都从孩子身上吸血，他们并不会让孩子死亡，而是让其一生都处于生病状态， 从而一生都需要药物……”

“美国人被政府‘毒害’了，35%美国儿童患有糖尿病或处于糖尿病前期，60%的美国成年人亦是如此。”

其实，小肯尼迪并不是公开揭露美国医疗行业黑幕的第一人。

美国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多次表示，美国处方药的价格高居世界首位。

2019年他曾经带了一群患有糖尿病的美国人，雄赳赳地跨过美加边境，涌入加拿大药店，疯狂购买胰岛素处方药。

当时美国每瓶胰岛素的价格约为340美元(450加元)，而在加拿大，同样的瓶子平均售价约为30加元。

大家会诧异，美国是世界最大医药制造国，胰岛素又不是特殊专利药品，加拿大和美国的药价为何会差十多倍?

先别急，下面老墨再跟大家具体说明。

这个事件令桑德斯声名鹊起，也让美国高药价倍受诟病。

这里还不得不提到奥巴马和他的“奥巴马医保”对抬高药价的“贡献”。

“奥巴马医保”本意是“全民医保”，但是实施后，由于有更多公共财政买单，美国药品价格反而呈现出加速上涨态势。

而奥巴马政府却鲜有平抑药价的举措。

政府出面带头扩大采购，而且不讨价还价，又没有出台限制药价政策，换成你是美国制药行业，这个时候谁不乘机坐地涨价?

而且美国制药行业在政治游说和政治捐款上从不吝啬。英国《卫报》曾报道，此前十年间，制药商投入至少25亿美元用于游说和资助美国国会议员。

美国国会约90%的众议员、100名参议员中的97人都曾接受制药企业的竞选捐款。

例如2021年，多项旨在降低药品价格的提案都在国会投票中遭到否决，坚持投出反对票的参议员罗伯特·梅嫩德斯就获得了来自医药行业的8万美元政治献金。

而桑德斯的上述做法使其丧失了美国政坛第一大政治献金来源——制药行业的政治献金。

可见，美国政客的立场必定向药厂倾斜。

毕竟，吃人嘴短，拿人手短!

那么，在不打击资本、平抑药价的前提下，全民医保必然成为资本的盛宴，而国家财政和个人成为了“冤大头”。

而美国医院呢?大多数情况下，美国医院的首要目标是盈利，而非拯救生命。

尤其是前几年的新冠疫情，如放大镜般暴露了美国医疗体系彻底在金钱上“绑架”生命的本质。

嵌入式医疗腐败以及频频发生的医疗罢工事件，更是证明了医疗体系已经成为侵蚀美国国民的“蠹虫”。

今天老墨就跟大家来说说美国医疗体系的“怪现状”。

美国药企绑架了高药价

对于备受批评的美国医疗体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凯斯和迪顿在《绝望之死和资本主义的未来》一书中指出：美国的医疗行业并不是为了促进民众的健康而存在，而是更擅长于增加医疗服务者的财富。

桑德斯直接抨击美国药企绑架了高药价：“我们最终还是要应对药企无尽的贪婪。有人会问，应该如何做，抑制药企的贪婪。现实是在美国，不是国会来规范药企，而是药企控制了国会。”

显然，过度市场化以及政府监管的缺失，将美国医疗体系变成了资本逐利的战场。

其中最为显著的表现之一是，以辉瑞为代表的几家大型制药企业垄断了药品市场，使得美国成为世界上药价最高的国家之一。

白宫前高级顾问伊齐基尔·伊曼纽尔指出，“美国虽然仅占世界人口总量的不到5%，却支付了世界药品销售价格的50%”。

数据显示，至少有1900万美国成年人因国内药价过高而被迫到加拿大或墨西哥等国购药。

辉瑞公司

此外，美国的医疗体系按服务收费做法，导致了医疗制度就如同一场“贵族疗法”的表演。

在这种制度下，医生和高级执业提供者根据他们所提供的每项服务获得报酬。

这种模式鼓励了更多的测试和治疗，因为报酬取决于护理的数量而非质量。

美国卫生保健提供者使用CPT代码为医疗服务和程序进行计费。

护理总费用是根据患者的诊断、接受护理的时间和护理的复杂性计算的。

美国的医疗服务价格之高也令人咋舌：就拿CT检测来说，中国收费标准为30-50美元，加拿大为97美元，但美国竟高达896美元。核磁共振项目，中国为90美元左右，英国为450美元，但美国多达1420美元。

因此，尽管美国的医疗支出位居世界第一，但在获得医疗保健、行政效率以及人均寿命等方面却排名垫底。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和经合组织的数据显示，美国的人均医疗支出高达1.1万美元，远超其他发达国家。

其中，英国人均医疗支出为2990美元，法国为3926美元，日本为4000美元。

但美国的人均寿命却仅为77.28岁，在发达国家中名列倒数。

根据英国联邦基金会发布的最新版11个高收入国家医疗保健评估报告，美国连续第六年在排名中垫底，凸显了美国医疗体系为资本服务的本质。

嵌入式腐败：医疗行业的贪腐沉疴

医疗腐败是美国医疗体系的一大顽疾，尽管该国自诩拥有世界上最严格的医疗反腐法律，但医疗腐败现象却频频出现，而且涉及的金额不断攀升。

在理论上，医生、医院、保险公司、制药商等各方应该相互制衡，但实际上它们联手“合谋”，酿成一场全链条式、根植于体系内部的“嵌入式腐败”风暴。

这一现象部分源于医疗服务的商业化，使整个医疗行业以逐利为首要目标。

另一方面，监管不力和执法松懈也为医疗腐败的猖獗提供了温床。

许多医疗机构和公司因为腐败行为获利颇丰，却很少受到实质性的制裁，这无疑进一步助长了医疗行业的腐败之风。

数据显示，在全美25个待遇最好的职业中，有18个属于医疗保健和科技领域。

医生的收入在这些职业中位居前列，年基本薪酬中位数高达10万到20万美元，而专科医生的平均收入更是高达38.2万美元(美国中位数年收入为59384万美元)。

这是因为美国医院收费标准是全球最高的。拿美国普通门诊医师收费来说，高出加拿大、法国的3倍之多。全科医生年平均收入为美国人均生产总值的3.6倍，专科医生更是高达5倍之多。

然而，这高额收入背后却隐藏着医生与医疗供应商之间的暗箱交易，医生可能接受回扣或其他利益以推荐特定的药品或服务给患者。

制药行业更是医疗腐败的重要参与者，各大制药公司常常为了市场份额而不惜采取违法行为，比如支付回扣、诱导患者购买药物等。

尽管过去几年来美国政府对制药公司的起诉频繁，例如辉瑞、安斯泰来、安进、Alexion、普渡制药公司等，但多数案件最终都以支付和解费用了结，而没有根本解决问题。

比如，2020年3月，赛诺菲公司同意支付1185万美元和解费用，解决了有关其以支付回扣的方式驱使慈善机构帮助支付Medicare患者自付药品费用的指控。

医疗腐败不仅仅是一种经济问题，更对医疗质量及患者的生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一些医疗公司为了牟取暴利，不惜向医生支付回扣，要求他们推荐特定的药品或服务给患者，不仅损害了医疗行业的公信力，还会导致患者接受不必要的治疗或使用不合适的药物，危及其生命安全。

“劳资矛盾”：医疗罢工事件激增

根据美国《贝克尔医院评论》杂志的统计，2023年医疗行业发生了19起医护人员罢工事件，占据了超过三分之一的罢工总数。

这一现象在美国历史上并不常见，其背后的因素与新冠疫情导致的医护人员短缺、医疗腐败引发的薪资不公以及当前高涨的通货膨胀和实际工资停滞密切相关。

值得关注的是，2023年10月，来自美国凯撒医疗集团工会联盟的约7.5万名医护人员举行了一场美国近代史上最大规模的罢工行动。

参与者认为，长期以来医疗保健行业一直面临着人员短缺的挑战，导致在岗人员承受沉重工作负荷，难以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新冠疫情的爆发更是加剧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使得现状雪上加霜。

因此，凯撒医疗工会联盟向管理层提出了提高薪资、解决长期人员短缺、保护员工免受外包影响、提前通知远程员工返回现场工作等要求。

凯撒医疗在内的系列罢工事件，发生在美国工会会员数量数十年持续下降、美国民众的经济安全感及对经济前景的信心逐步下降的背景下。

此外，医疗腐败导致医疗资源不公平分配，将普通医护人员置于薪资待遇和职业发展的不公平境地，也进一步激化了医护人员与管理层之间的“劳资矛盾”。

在美国现有医疗体系下，悲剧与抗议交织，勾勒出了一幅残酷的现实图景：“天价医疗费”成为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医疗行业的腐败问题愈演愈烈，医护人员的信念迷失，罢工现象频繁发生。

这种情况不禁让人思考，美国的医疗体系改革未来究竟何去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