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美联社16日报道，埃及临时政府14日的清场行动造成至少638人死亡，4000多人受伤。在过去的24小时，又有173人丧生。而穆斯林兄弟会方面则宣称，军警清场已造成2200人丧生。遭到镇压的穆斯林兄弟会支持者并未妥协，放言再度游行抗议。目前埃及全国已进入紧急状态，并在部分地区实施宵禁。英国的《金融时报》在15日发表社论，宣布“埃及民主已经死亡”。

　　埃及今日的悲剧距2011年的“•25”命只有两年多。而仅仅在一年零两个月前，埃及才第一次以民主形式选举出默罕默德•穆尔西为总统。从革命到宪政，再到军队用武力夺取政权、逮捕民选总统，再到今天的流血悲剧，在短短两年多时间里的急剧变化，使得经典的革命理论和民主理论都失去了解释力。

　　从近现代的世界历史看，各国政权的合法性大都建立在革命或民主选举的基础上。革命在本质上是用体制外的社会力量推翻现有政权和制度、建立新制度的急剧变革。英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通常是被看成是欧洲国家摆脱旧制度走向现代社会的重要里程碑。美国的独立战争导致了北美政权的更迭和制度的变更，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的独立战争也是一场革命。很难想象，没有欧美国家爆发的这些革命，西方社会能有今天这样的发展，今天的世界会是如此的格局。

　　革命的概念在晚清时期传入中国后，革命的理念和社会现实催生了中国的革命党人。从辛亥革命开始，中国发生了一波又一波的革命，最终在1949年建立了今天的中国。同样很难想象，没有上个世纪中国社会的一系列革命，今日之中国是否还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大国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由此看来，当今世界很多国家的合法性归根到底都来自革命，因为，按照革命前的旧体制框架，所有通过革命建立起来的新体制都是不合法的。不承认革命的合法性，就很难否定旧制度的合法性，很难承认现代社会的合法性。今天，很多人把政府的合法性简单归结为宪政，而忽略或否定了革命给现代社会提供的更为基础的合法性，这是有失偏颇的。

　　但是，对于埃及的穆罕默德•穆尔西政权来说，无论革命的合法性还是民主的合法性都不缺乏。

　　2012年6月建立起来的埃及政府是革命的产儿，穆斯林兄弟会本身就是2011年埃及广场上的革命者，穆尔西政府天然地具有革命合法性;同时，穆尔西政府的产生也是埃及民主制度的产生。2011年3月19日，埃及举行埃及宪法修正案全民公决，内容包括总统选举改革、是否同意今年第或明年初举行大选等九项议题。2011年11月28日至2012年1月11日，埃及人民议会选举分三个阶段进行，结果代表穆斯林兄弟会的自由与正义党获得498席中的235席，成为议会的第一大党。2012年6月17日穆罕默德•穆尔西在大选中获胜成为第一任民选总统。整个埃及新制度和新政权的建立都遵循了民主的程序。即使是穆斯林兄弟会的批评者也很难否定这个民主程序的合法性。

　　但是，革命和民主的双重合法性并没有给穆罕默德•穆尔西政权带来任何保障，也没有给埃及社会带来任何政治上的稳定。带有穆斯林兄弟会色彩的穆尔西政府从一开始就遭到世俗派反对党的抗议和军方的掣肘，许多政令无法执行。

　　2013年6月16日，穆尔西政府发布政令决定调任及任命17名省长，这一举动最终引发埃及最大的反对派联盟“救国阵线”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埃及街头出现政府反对派和穆尔西政府的对垒。最终，2013年7月3日晚间，军方首脑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将军宣布暂停宪法，逮捕并监禁穆尔西，埃及的民主体制就此终结，民选政府成立被军队组成的临时政府所取代。8月14日，军方组成的过渡政府对在街头扎营结寨的穆尔西支持者进行驱赶，导致数百人的死亡和数千人受伤。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为何革命和民主的双重合法性都不能保障民穆尔西政府?

　　对于埃及的乱象，有人指责埃及1•25革命本身就是一场闹剧;也有人指责埃及在革命后建立的民主体制本身就是社会动荡的根源。但是，这些指责并没有把道理讲清楚。为何埃及的革命和民主最终走向了军人政权?为何以争取自由民主为名的革命运动最后演变为暴力和流血?当然也有人出来为革命和民主辩护，认为眼前的动荡只是短暂的，经过了革命的锻炼和民主的实践，埃及最终会走向自由繁荣。但这种辩护更像是一种对未来的憧憬，对当下的现实并无多大解释力。

　　其实，只是追问革命和民主为什么会失败，并无多大意义，因为无论是革命的合法性还是民主的合法性都无法解释解释埃及悲剧的产生。

　　埃及今天的悲剧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根源。毫无疑问，在当今时代，政府的合法性相当重要。但是，社会各个阶层之间、各个政治或宗教派别之间的利益冲突比政府在形式上的合法性更重要。一个政权无论在形式上拥有多大的合法性，如果社会各阶层、各政治力量之间没有形成一个新的平衡，社会缺乏起码的共识，那么无论是革命还是民主都是虚有其表，新的社会动乱将不可避免。

　　人们应该明白这样一个简单道理，革命和民主给现代社会的各国政府提供了政治合法性，但是，社会各阶层、各政治力量之间的基本平衡和在此基础之上形成的社会共识远比政府在形式上的合法性更重要，前者直接涉及到社会实质上的公平正义是否得到最低限度的满足，所以前者是根本，后者(政治合法性)只是表面现象和结果。一个社会能否稳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取决于社会结构是否形成了一种相对平衡，社会各界是否形成基本共识，否则社会将处于无休止的革命和动荡之中。

　　一般说来，革命能够推翻失去历史合法性的旧政权，能够建立新制度。但是，如果革命不能够创建一个新的社会平衡结构，让拥有不同利益的各个社会阶层、政治团体或宗教团体达成一个新的力量平衡，实现社会最基本的公平正义，从而形成一种新的社会共识，那么这场革命注定将会陷入继续革命的怪圈。

　　从法国大革命以降，许多国家的革命之所以陷入继续革命的怪圈，就是因为革命并没有建立起一个各方力量的平衡结构。一些在革命中利益受到忽略或损害的社会阶层、政治团体或宗教团体往往会在革命后指责新的当权者背叛革命，并且通常都会发动二次革命、三次革命，一直把革命无休止地进行下去，直至革命演变为动乱和内战。

　　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的革命一定要解决社会中郁积的各种不平等，一定要解决社会各阶层之间，各政治或宗教团体之间的根本冲突，一定要基本实现实质上的公平正义。如果一场革命不能解决这个根本性的社会问题，那么这场革命就虚有其表，并且会种下继续革命的恶果。埃及之所以出现今天的悲剧就在于2011年的1•25革命只是解开了革命的盖子，但并没有解决埃及社会的根本矛盾，这是后来一系列动荡和流血的根本原因。

　　埃及两年多的社会动荡告诉我们，尽管1•25革命推翻了穆巴拉克三十多年的独裁统治，但这场革命并没有解决“穆斯林兄弟会”和其他社会力量的平衡问题。在埃及未来发展的走向这一基本问题上，“穆斯林兄弟会”和其他社会力量之间并没有基本的共识。当穆巴拉克政权一倒台，其他社会力量和穆斯林兄弟会之间的分歧和冲突就立即突出出来。正是由于二者之间的力量无法达成某种程度的妥协和平衡，后来的一系列动荡和流血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埃及悲剧也证明了民主政体的局限性。

　　民主选举只是解决了政府权力的来源和程序问题，但是，民主政体本身并无法解决社会各个阶层之间，各派政治力量和宗教力量之间的根本冲突，尤其无法解决不同利益集团在国家认同上的分裂。当一个社会在国家认同和社会发展方向上出现了深层次上的分裂和对立，任何体制都会显得无能为力，即使是民主政体的国家。

　　美国在1787年确立了联邦宪法并组成共和政体，但当以种植业为基础的南方各州与以工业为基础的北方各州在国家的基本认同出现了根本性的分歧和冲突，社会共识无法形成，这时依照1787年宪法建立起来的美国联邦政府显然无法用民主程序来解决社会的分裂，最终只有诉诸重建国家的战争。而这场战争死亡人数远远超过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阵亡人数的总和。

　　一般说来，民主政体只能在社会的根本冲突解决之后，社会的基本共识形成之后才能够平稳地运作。民主政体只能对社会中各种非根本性冲突进行局部调整，而无法解决社会深层次上的分裂和在不同群体在国家认同上的对立。即使一个社会的宪法和民主制度再完善，只要社会上有社会群体、有政治或宗教派别认为他们的利益无法在现有体制中得到表达或受到保障，而这些派别的人数能够多到足以撼动社会的基本结构，那么这些政治或宗教派别就极有可能再次发动体制外的革命来解决自身的利益问题。

　　中国在辛亥革命之后建立了当时亚洲最具民主色彩的宪法，但是，宪法本身并不能解决当时社会各阶层的失衡问题和不公平问题，所以，二次革命以后又有北伐革命、土地革命，中国革命一直到1949年解决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根本利益问题才算划上了句号。

　　所以，如果说2011年埃及的1•25革命没有解决解决社会各个阶层之间，各派政治力量和宗教力量之间平衡问题，那么2012年6月建立起来的埃及民主体制就更加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如前所述，民主选举只是从程序上解决了政府权力的来源问题，但民主体制本身并无法解决社会各阶层、各政治或宗教团体之间力量的根本冲突。在埃及这个充满富人与穷人、宗教与世俗的激烈冲突社会，民众并无基本共识，通过选举建立的政府只是一个纸糊的木偶，随时都可能被激烈的社会冲突所摧毁。认为民主体制万能的人往往忽略了，民主作为一种政治游戏规则只能是在社会的分裂和根本性冲突(通常是革命和武装冲突的形式)基本解决了之后才能真正运转。起义、革命和政变都是体制外的行动，本身就是要推翻现有政权，革命者和政变者自认为拥有高于体制的合法性，怎么可能受民主体制的约束和规范呢?

　　埃及今天的悲剧说明了一个被中国政治学界长期忽略的一个基本事实，这就是社会各阶层、各政治集团的利益是否得到实现才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根本，这个而事实远比政府在形式上的合法性更为重要。革命必须要在解决这个根本问题之后才谈得上真正告别革命。而民主政体只有在社会各群体之间的根本利益冲突基本得到解决，社会有了基本共识之后才能在现实中运转。在一个因现实利益、政治理念或宗教派别而高度撕裂的社会，民主政体就是纸糊的框架。这是我们在今天的埃及悲剧中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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