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倡议反种族隔离的史尼曼(Rassool Snyman)直言不讳地向我描述这个陷阱：“他们从未让我们自由。他们只是把锁链从我们的脖子移到我们的脚踝。”著名的南非人权运动人士苏卡(Yasmin Sooka)告诉我，这场转型“实际上是说：‘我们会保留一切，而表面上由你们(非洲民族议会)来统治……你们可以拥有政治权力，可以有统治的外表，但真正的统治将在别的地方进行’”。这是一个在所谓转型国家常见的幼儿化(infantilization)过程——新政府实际上取得进屋子的钥匙，却得不到保险柜的密码。

　　和解意味着那些曾被历史压在下层的人，必须看到压迫与自由间出现本质上的不同。对他们来说，自由必须转变成可获得干净水源、随时可用的电力;能住在像样的住宅和拥有一份好工作;能送你的孩子上学，并可获得医疗。我是说，如果这些人的生活质量没有提升和改善，这种转变有什么意义?如果没有这些，选票便毫无用处。

　　——图图大主教(Archbishop Desmond Tutu)

　　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主席，2001年

　　在转移权力前，国民党(Nationalist Party)想削弱它。该党尝试谈判某些交换条件，用放弃统治国家来换取阻止黑人按照自己的方式治国的权利。

　　——斯帕克斯(Allister Sparks).南非新闻记者

　　1990年1月，71岁的曼德拉(Nelson Mandela)在他的牢房里坐下，写一封信给外面的支持者。这封信的目的是要平息一场争论，说明在被囚禁了27年后(大部分时间关在开普敦外海的罗本岛)，这位黑人领袖追求南非这个种族隔离国家经济转型的决心是否已经软化。这封信只有几句话，却立即平息了争论：“矿场、银行和独占性工业的国有化是非洲民族议会(ANC)的政策，改变或修改我们在这方面的观点是无法想象的。提升黑人经济力量是我们完全支持和鼓励的目标。但以我们的情况来看，国家控制经济的某些部门是不可避免的。”

　　结果证明，历史并未像福山所说的已经终结。在非洲大陆最大经济体的南非，似乎有些人仍相信，自由应包括收回并重分配压迫者的不当利得。

　　这个信念在过去35年一直是非洲民族议会政策的基础，从它宣读其核心原则的声明《自由宪章》(Freedom Charter)以来就是如此。这篇宪章起草的故事变成南非民谣的素材其来有自，故事始于1955年，当时这个政党派遣5万名志愿者到城镇和乡下，任务是向人民搜集“自由诉求”——他们对后种族隔离世界中所有南非人都有同等权利的设想。这些要求手写在一片片的纸上：“发放土地给所有没有土地的人”、“能维持生活的工资和缩短工时”、“免费和强制教育，不分肤色、种族或国籍”、“居住和自由迁徙的权利”，还有许多。当诉求搜集回来后，非洲民族议会的领导人整理成一份最终的文件，并于1955年6月26日在柯利普城(Kliptown)召开的人民议会(Congress of the People)上正式采用为宪章。当时柯利普城是为保护白人、隔开约翰内斯堡拥挤的黑人居住区而兴建的“缓冲”城镇。

　　约3000名代表——黑人、印度人、有色人种和少数白人——一起坐在一片旷野。投票通过文件的内容。据曼德拉描述历史性的克利普城会议：“宪章被大声朗读，一段接一段，以英文、塞索托语(Sesotho)和科萨语(Xhosa)对大家念出。每念完一段，群众便大声表示赞同。并呐喊着‘非洲(Afrika)!’和‘回来吧(Mayibuye)!’《自由宪章》第一个坚决的要求是：“人民应有统治的权利!”

　　在50年代中期，这个梦想距离实现还有数十年。在议会的第二天，群众便被警察以暴力驱散，官方宣称代表们正密谋叛国。

　　南非白人(Afrikaners)和英国人掌控的南非政府，30年来禁止非洲民族议会和其他主张终结种族隔离的政党活动。在这段高压统治期间，《自由宪章》仍然持续流通，在地下革命分子间传递，它激发希望与抵抗的力量丝毫不减。在1980年代，它由新一代出身城市的年轻激进派传承。受够了耐心等待和安分守己，愿意挺身为推翻白人统治而奋斗的年轻激进分子。以无惧的气概吓坏他们的父母辈。他们抛弃幻想，走上街头，高唱：“子弹或催泪瓦斯都无法阻止我们。”他们面对一次又一次的屠杀、埋葬朋友，仍继续唱歌向前进。当这些激进分子被问及反对什么时。他们回答“种族隔离”或“种族歧视”;被问及为什么而战时，许多人回答“自由”，也经常提到“《自由宪章》”。

　　《自由宪章》确立了安居乐业、思想自由，以及更激进的分享非洲最富裕国家的财富，包括世界最大金矿等珍宝的权利。宪章宣示：“我们国家的财富，南非人的遗产，应该归还给人民，土地下的矿产财富，银行以及独占性工业，应该转移给全体人民，所有其他产业和贸易的掌控应有助于人民福祉。”

　　在起草时，《自由宪章》被解放运动里的一部分人视为有建设性的中间路线，被另一些人视为不可饶恕的软弱。泛非洲主义者(Pan-Africanist)谴责非洲民族议会对白人殖民主义者让步太多。(他们质疑，为什么非洲属于“所有人，包括黑人和白人”?如同牙买加黑人民族主义者加维(Marcus Garvey)所主张的。他们认为宪章中应要求“非洲是非洲人的”。)忠贞的马克思主义者则驳斥宪章的要求“太资产阶级意识”：把土地所有权分给所有人民不符革命思想;列宁说，私有财产本身应该废止。

　　但解放运动各派别一致的观点是，种族隔离不但是一种规定谁才有权投票和可以自由迁徙的政治体制，也是一种利用种族歧视来执行高获利协议的经济制度：一小群白人精英长期从南非的矿场、农场和工厂攫取庞大获利。就是因为占多数的黑人被禁止拥有土地，且被迫提供劳力以换取极低的报酬——并在勇敢反抗时遭到殴打和囚禁，在矿场里，白人获得的工资十倍于黑人。而且就像在拉丁美洲，大工业家与军方密切合作，让不听话的工人失踪。

　　《自由宪章》的主张是解放运动的基本共识，亦即自由不会因为黑人统治国家而降临。而必须等到收回被非法没收的土地财富，并重分配给整体社会时才会降临。南非再也不能像种族隔离的年代那样，是一个白人过着加州般的生活，黑人过着刚果似生活的国家，自由意味必须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这正是曼德拉在牢里写下那两句话所确认的：他仍然相信不重分配就不会有自由的基本原则。在这么多国家也同时在“转型”的情况下，这项宣示有着深远的意义。如果曼德拉领导非洲民族议会取得权力，并把银行和矿场收归国有，这个例子将使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更难将其他国家的这类提议驳斥为落伍的想法，也难以坚持只有放任的自由市场与自由贸易有能力解决高度不平等的问题。

　　1990年2月11日，写了那封短信之后两周，曼德拉以自由人身份走出监狱，声望有如世上其他地方的活圣者一样。南非的城镇大肆庆祝，人们重新燃起解放运动无可阻挡的信念。和东欧的运动不同之处是，南非的运动未曾被击溃，而是不断向前推进。曼德拉本人则身受文化休克之苦，甚至误把一支摄影机麦克风当成“某种我坐牢时发展出来的新武器”。

　　世界与他27年前入狱时已大不相同。曼德拉1962年被逮捕时，一波第三世界民族主义的浪潮正横扫非洲大陆;如今非洲却因战争而四分五裂。他在狱中时，社会主义革命曾被引燃而后又被扑灭;切·格瓦拉1967年在玻利维亚遭杀害;阿连德在1973年的政变身亡;莫桑比克的解放英雄兼总统马谢尔(Samora Machel)，1986年在一次神秘飞机失事中罹难。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上半年发生柏林墙倒塌和共产主义崩溃。接二连三的改变给他的时间却非常有限：曼德拉获释后马上得领导人民争取自由，同时避免内战和经济崩溃——两者似乎都极可能发生。

　　如果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有第三条路一条使国家民主化，同时重分配财富的道路——那么非洲民族议会领导下的南非，看起来似乎得天独厚处在实现这个长期梦想的情势。当时不仅全世界对曼德拉倾注以仰慕和支持，而且反种族隔离运动的独特方向在之前几年已经形成。在80年代，它已变成真正的全球群众运动，而且在南非以外的地方，行动主义者最有效的武器正是抵制企业，包括针对南非制产品以及与这个种族隔离国家做生意的国际公司。抵制策略的目标是对企业施加足够的压力，使它们愿意游说强硬的南非政府结束种族隔离。但这个运动也包含道德成分：许多消费者坚信，应该给从白人至上主义法律获利的公司财务上的打击。

　　这种态度给非洲民族议会独特的机会，以拒绝当时自由市场的正统派思想。由于对企业应分担种族隔离罪行的责任已有广泛共识，舞台已为曼德拉布置妥当。可以让他向世界解释。为什么南非经济必须实施像《自由宪章》所要求的收归国有。他也可以利用这套论述。解释何以在种族隔离下累积的债务不应加诸在任何由普选产生的新政府，这种大胆的做法应会引来IMF、美国财政部和欧盟激烈反对，但曼德拉是一位活圣人——他能获得广大的群众支持。

　　我们永远无法得知这些力量能否被证明更强大，在曼德拉从监狱递出短信。到1994年非洲民族议会选举大获全胜，他当选总统这段期间，发生了一些事让党高层相信。他们无法利用草根声望收回并重分配国家被窃占的财富，因此，非洲民族议会并未寻找加州和刚果问的平衡点。反而采取了导致不平等和犯罪爆炸般增加的政策，使现在南非的分裂达到像比弗利山庄和巴格达的程度。今天，这个国家是经济改革与政治转型断裂的活见证，在政治上，南非人民拥有投票权，公民自由权和多数统治。然而在经济上，南非已超越巴西，成为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会。

　　我在2005年走访南非，想了解从1990年到1994年转型最关键的几年间发生什么事，使曼德拉走上一条他曾明确形容为“无法想象”的道路。

　　非洲民族议会与执政的国民党展开谈判。决心避免类似邻国莫桑比克独立运动之后的梦魇。1975年葡萄牙被迫结束殖民统治，撤出时曾心怀恶意地大肆破坏，把水泥倒进电梯通道，砸烂曳引机，从莫桑比克带走一切能搜括的东西。在协商出相对和平的政权转移上，非洲民族议会确实功不可没，但还是免除不了种族隔离时代统治者在撤出时的大破坏。和莫桑比克的前殖民者不同。国民党并未倾倒水泥——他们破坏力同样强大的联合抵制j更加隐晦。而且都白纸黑字写进那些历史性协商的合约里。

　　结束种族隔离条件的谈判分成两个平行但经常交织的方向进行：一个是政治性的，另一个是经济，大部分的注意力自然落在曼德拉与国民党领袖戴克拉克(F.W.de Klerk)备受瞩目的政治高峰会上。

　　戴克拉克在这些谈判的策略是尽可能保留更多权力。他用尽一切办法——把国家打散成一个联邦，保证多数党有否决权，在政府架构中为每一个族群保留特定比例的职位——任何可以避免单纯多数统治的方法，因为他确信那势必带来大规模土地征收和企业国有化，正如曼德拉后来描述：“国民党想尽办法让我们同意维持白人的控制权。”戴克拉克有枪炮和钱作后盾。但他的对手拥有一个数百万人的运动。曼德拉和他的首席谈判代表拉玛波萨(Cyril Ramaphosa)几乎全盘获胜。

　　与这些经常充满火爆场面的高峰会同时进行的，是低调许多的经济谈判，而代表非洲民族议会这方的主要是当时党内的新星、现在是南非总统的姆贝基(Thabo Mbeki)。随着政治谈判的进展，国民党发现国会显然很快会落入非洲民族议会的掌控。这个南非精英组成的党开始倾注全部精力和创意在经济谈判上。南非的白人已无力阻止黑人接管政府。但对于保卫在种族隔离统治下累积的财富。他们不会轻易放弃。

　　在这方面的谈判，戴克拉克政府采取两面策略。第一，援引如日中天的华盛顿共识所谓只有一种方式能管理经济的说法，把经济决策的主要层面——如贸易政策和央行——描述为“技术”或“行政”性质。然后它利用一系列的新政策工具——国际贸易协议、宪法创制和结构调整计划——把这些核心权力交给表面上公正的来自IMF、世界银行关税暨贸易总协议(GATT)以及国民党的专家、经济学家和官员，就是没有一个来自非洲民族议会的解放斗士。这是一套巴尔干化(balkanization)策略，但牵涉的不是南非的地理划分(像戴克拉克原本尝试的)，而是南非的经济。

　　这套计划在非洲民族议会领导人的面前通行无阻，因为他们很自然把精力全放在赢得控制国会的战役。在这个过程中，非洲民族议会未能防备到一个更狡诈的策略——基本上就是一套保险计划，避免《自由宪章》的经济条款变为南非法律。“人民应有统治的权利!”很快会实现，但他们统治的范围正快速缩小。

　　正当双方进行互相角力的激烈谈判时，非洲民族议会内部也忙着安排一旦接管政府后的事情。成群的非洲民族议会经济学家与律师组成工作小组，负责想出如何把《自由宪章》笼统的承诺一一安居乐业和医疗保险——变成务实的政策。这些计划中最野心勃勃的是“让民主运转”(Make Democracy Work)，这是为种族隔离结束后的南非拟订的一套经济蓝图，在高层谈判的时候写就。党的坚贞拥护者当时不知道的是，当他们催生高瞻远瞩的计划，协商小组却在谈判桌上接受让计划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让步。“它在还没推出前就已胎死腹中。”经济学家帕达雅奇(Vishnu Padayachee)跟我谈起“让民主运转”计划时说，等草案完成后，“已经换了一场新球赛”。

　　身为非洲民族议会中少数受过古典训练的经济学家。帕达雅奇被征召在“让民主运转”计划扮演领导角色(如他所说的，“做分析数字工作”)。与他在那些冗长的决策会议共事的人。后来大多担任非洲民族议会政府的要职，但帕达雅奇没有，他婉拒所有政府职务的聘约。宁可选择在德尔班过学术生活。教学、写作并经营甚受欢迎的艾克书铺(Ike`s Bookshop)。这家书铺最早由第一位非白人南非出版商艾克·梅耶特(Ike Mayet)创办。现在里面堆满了许多小心保存的绝版非洲历史书，我们就是在那里会面讨论转型期的情况。

　　帕达雅奇在70年代加入解放运动，担任南非工会运动的顾问。“那时候我们都把《自由宪章》贴在门板后面。”他回忆道。我问他何时才知道运动的经济承诺将不会实现。他说在1993年底他先是起了疑心，因为在与国民党进行讨价还价的最后阶段，他与一位“让民主运转”工作小组的同僚接到谈判小组成员的电话。那通电话要求他们写一份让南非央行变成独立机构、超然于民选政府之外的正反立场报告——而且谈判小组第二天早上就要。

　　“我们完全措手不及。”现在50岁出头的帕达维奇回忆说。他曾在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完成研究所学业。他知道当时即使是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也认为央行独立仍是刚萌芽的概念。是少数芝加哥学派理论家的实验政策。他们认为央行应该变成国家内的独立主权机构。不受民选议员干预。帕达雅奇和他的同僚深信。货币政策应为新政府的“成长、就业与重分配等大目标”服务，因此对他们而言，非洲民族议会的立场不用想也知道：以南非绝不会有独立的中央银行。”

　　帕达雅奇和一位同僚挑灯夜战，写了一份报告给谈判小组，列出必须抗拒国民党投出来的变化球的所有理由。如果央行(在南非称作储备银行)独立于政府之外，将束缚非洲民族议会履行《自由宪章》承诺的能力。此外，如果央行不对非洲民族议会政府负责，它究竟要对谁负责?对IMF?对约翰内斯堡证交所?显然国民党想找一条即使输掉选举也能掌控大权的后路——所以是一个必须不计一切代价抗拒的策略。“他们想，能抓住多少就抓多少，”帕达雅奇回忆说，“这很明显是目标的一部分。”

　　帕达维奇第二天早上传真那份报告后，有几周之久没有回音。“后来我们问发生什么事。他们告诉我们：‘我们已经放弃那一部分。’”央行不但要在南非受到新宪法保障成为独立机构，而且将由种族隔离时期的同一个负责人史塔尔斯(Chris Stals)掌管。非洲民族议会放弃的还不只是央行:在另一个重大让步中，种族隔离统治下的白人财政部长凯斯(Derek Keyes)也将继续留任——很像阿根廷独裁统治时期的财长和央行首长，在民主政府时都设法恢复职位。《纽约时报》赞扬凯斯是“南非低支出、对企业友善的政府的杰出传道者”。

　　直到那个时候，帕达雅奇说：“我们仍然很欢欣，因为，我的天，这是一场革命运动;至少我们已经达成一些结果。”当他得知央行和财政部仍然由种族隔离时期的旧长官掌控时，那意味“在经济转型上的一切都将丧失”。我问他是否认为谈判代表知道他们损失有多大，他犹豫一会儿才说;“坦白说，我不认为。”那只是单纯的讨价还价，“在谈判中必须放弃一些东西，而我们这边给了那些东西——我给你这个，你给我那个。”

　　从帕达雅奇的观点，发生的这一切都不是因为非洲民族议会领导人的刻意背叛，而只是他们在一连串当时看来似乎较不重要的议题被蒙蔽——但这些议题后来却证明攸关南非长远的自由。

　　当时谈判发生的状况是，非洲民族议会发现自己身陷新的罗网中，一种由艰涩难懂的法则与规范构成的网。一切的设计都为了捆绑民选领导人的权力。当罗网罩住这个国家时。甚至只有少数人注意到它的存在。但当新政府取得权力并尝试自由行动、给予选民所期待并自认已投票选择的有形利益和解放时。罗网的束缚便加紧。让政府发现它的权力受到重重捆绑。在非洲民族议会执政第一年担任曼德拉办公室经济顾问的邦德(Patrick Bond)回忆说，政府内部的人挖苦说：“咦，我们已掌控国家，但权力在哪里?”当新政府尝试实现《自由宪章》的梦想时，它发现权力在别的地方。

　　想重分配土地?不可能。在最后一刻。谈判代表同意在新宪法增加一则保护所有私有财产的条款。使土地改革实际上动弹不得。想为数百万失业劳工创造就业机会?办不到。成百上千的工厂濒临关厂困境。因为非洲民族议会签署加入关税壁贸易总协议。即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前身，使补贴汽车厂和纺织工厂变成违法。想获得免费的艾滋病药物，供应给疫情以惊人速度蔓延的城镇?这违反(WTO)的知识产权保护规范，因为非洲民族议会已在未经公共辩论的情况下延续GATT而加入WTO。需要钱为穷人兴建更多、更大的住宅，并为城镇供应免费电力?抱歉，预算已被种族隔离时代政府默默留下的庞大债务耗尽。想印制更多钞票?去找种族隔离时代就已在位的央行总裁谈。免费供水给所有人?不太可能。拥有众多南非国内经济学家、研究人员和训练师的世界银行(自称为“知识银行”)，已经把与私人公司合作变为公共事业的标准规范。想采取货币管制对抗猖獗的投机?这会违反8.5亿美元的IMF纾困协议，而协议早在选举前就已轻松达成和签署。提高基本工资以缩短种族隔离时代的所得鸿沟?行不通。IMF协议承诺“工资管制”。别妄想不理这些承诺——任何擅自改变都将被视为国家不可靠的危险证据、不遵守“改革”承诺，以及缺乏“以规范为基础的体系”。这些都会导致货币崩溃、援助减少和资本外移。结论是，南非已经自由，但同时又变成俘虏;所有神秘难测的术语缩写都代表罗网的不同丝线。紧紧缠缚着新政府的肢体。

　　长期倡议反种族隔离的史尼曼(Rassool Snyman)直言不讳地向我描述这个陷阱：“他们从未让我们自由。他们只是把锁链从我们的脖子移到我们的脚踝。”著名的南非人权运动人士苏卡(Yasmin Sooka)告诉我，这场转型“实际上是说：‘我们会保留一切，而表面上由你们(非洲民族议会)来统治……你们可以拥有政治权力，可以有统治的外表，但真正的统治将在别的地方进行’”。这是一个在所谓转型国家常见的幼儿化(infantilization)过程——新政府实际上取得进屋子的钥匙，却得不到保险柜的密码。

　　我想了解的事情有一部分是，经历过如此可歌可泣为自由的奋斗后，怎么能容许这些事发生?不只是解放运动的领导人如何弃守经济阵线，非洲民族议会的基层——已作了莫大牺牲的人民——何以容许他们的领导人放弃。为什么草根运动未要求非洲民族议会遵守《自由宪章》的承诺，反抗他们所作的让步?

　　我向一位非洲民族议会的第三代活动分子甘米德(William Gumede)提出这个问题，他在转型期间曾担任学生运动领导人，在动荡的年代经常活跃于街头。“所有人都密切注意政治协商，”他回忆戴克拉克与曼德拉的高峰会说，“如果有人对进展不满意就会发动大规模示威。但当经济协商的消息传出时，大家会认为那是技术问题，没有人感兴趣。”他说，姆贝基强化了这种认知，把谈判描述为“行政”性质，不被社会大众关心(很像智利人看待他们的“技术官僚民主政治”)。他十分无奈地告诉我，其结果是：“我们错过了!我们错过了真正重要的事情。”

　　甘米德今日已是南非最受敬重的调查记者，他说，他后来了解，就是在这种“技术”会议里，南非真正的前途被决定了一一虽然当时很少人了解这点。和许多我谈话的人一样，甘米德提醒我，南非在转型期间濒临内战——城镇遭到由国民党提供武器的黑帮恐吓，警察的屠杀仍时有所闻，领导人仍遭到暗杀，且不断有谣言散布国家将陷于一场血腥的战争。“我专注在政治上——群众行动、赶往毕索(Bisho，曾是一场示威者与警察大对决的地)、高喊‘那些家伙必须滚蛋!’”甘米德回忆说，“但那不是真正的斗争所在——真正的斗争是经济。我对自己很失望。竟然如此天真。我以为我的政治意识成熟到可以了解这些议题。我怎么错过这件事?”

　　此后。甘米德努力弥补失去的机会。当我们见面时。他正处在一场由他的新书《姆贝基与非洲民族议会灵魂的战争》引发的全国风暴。它彻底揭穿非洲民族议会如何在他当时忙碌到无暇顾及的协商会议中。丢掉国家的经济主权。“我写这本书是出于愤怒。”甘米德告诉我，“对我自己和对党的愤怒。”

　　现在很难判断情况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发展。如果帕达雅奇的看法正确。非洲民族议会的谈判者不知道他们在讨价还价中错失的重要东西。那么解放运动的街头斗士又有多少胜算?

　　在那段签订协议的关键年代。南非处在持续不断的危机中。摆荡于看着曼德拉以自由之身重现政坛的欢欣鼓舞。以及听到许多人期待接替曼德拉领导地位的年轻斗士哈尼(Chris Hani)在种族暗杀中身亡的愤怒。除了少数经济学家外。没有人想谈论央行独立。因为即使在正常情势下这个题目也会令人昏昏欲睡。甘米德指出。大多数人只是假设。不管为了取得权力而作出多少让步。一旦非洲民族议会掌控大局后就能重写游戏规则。“政府将是我们的——我们以后可以修改。”他说。

　　非洲民族议会的活跃分子当时不了解的是。民主政治的规则在协商中已经改变，变成——一旦捆绑的罗网罩住他们的国家后——实际上不会有以后了。

　　在非洲民族议会执政的头两年。这个党仍尝试利用有限的资源履行重分配的承诺。当时有一连串的公共投资——为穷人兴建了逾十万户住宅。有数百万人获得水、电力和电话线路的供应。但这里同样避免不了的是。在债务的沉重负担和国际要求将这些服务私有化的压力下。政府很快便开始提高价格。非洲民族议会执政十年后。数百万人不久前才接通的水和电力被切断。因为他们无力支付账单。到2003年，至少有40%的新电话线已不提供服务。至于曼德拉保证收归国有的“银行、矿场和独占工业”，仍然牢牢掌握在四家白人拥有的大财团手中，这四大财团同时掌控80%的约翰内斯堡股市。在2005年，这个股市的上市公司只有4%由黑人掌控。到2006年，70%的南非土地仍由白人独占，而白人只占全国人。10%。最悲惨的是，非洲民族议会政府花在否认艾滋病危机严重程度的时间，远超过努力为约500万感染这种致命疾病的人取得治疗药物，直到2007年初才出现一些进展的迹象。也许最惊人的统计数字是这个：从1990年曼德拉出狱以来，南非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已减少女弓年。

　　这些事实与数字底下。是非洲民族议会在经济谈判落败后所作的不幸抉择。在当时，党原本可以尝试发动第二波解放运动，以挣脱转型期间编织的重重罗网，否则就只得接受被绑住的权力，拥抱新经济秩序。非洲民族议会的领导人选了第二个选项。这个党没有把国内财富重分配变为重大政策——这是它赖以当选的《自由宪章》的核心要求一一反而在组成政府后立即接受主流的想法，认为唯一的希望是吸引可以创造新财富的外国投资人，寄望带来的利益能滴漏到贫民阶级。但为了让滴漏模式能发挥效果，非洲民族议会政府必须大幅改变行事方法才能吸引投资人。

　　这不是一跋而就的工作。曼德拉在走出监狱的当时就已发现这点。他一被释放。南非股市就因为惊慌而崩盘。南非货币兰德(rand)剧贬10%。几周后，大型钻石制造商戴比尔斯(De Beers)把总部从南非移到瑞士。这类市场的立即惩罚在30年前曼德拉刚入狱时是无法想象的。在60年代，跨国公司随意改变国籍是闻所未闻，当时世界货币体系仍然与黄金本位紧紧连结，现在南非货币已不受管制，交易障碍已被撤除，且大部分交易属短期的投机。

　　不仅波动的市场不喜欢曼德拉被释放。而且只要他或非洲民族议会高层的同僚说错几句话。就可能导致《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一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准确地形容为“电子兽群”(the electronic herd)的投资人争相逃窜。释放曼德拉引发的投资人奔逃。只是日后非洲民族议会领导人与金融市场间的呼与应(call-and-reponse)的开始——是训练这个党认识新游戏规则的一种震撼性对话。每次某位高级党干部说出暗示《自由宪章》仍然可能变成政策的话。市场就以大震荡作为响应。让兰德如自由落体般坠落。规则既简单又赤裸。就好像电子版的单音节唱和声：正义——太贵。卖出;维持现状——好，买进。曼德拉获释后没多久在一次与企业领袖的午餐中公开表示。他支持国有化。股市的黄金类股指数立即暴跌5%。

　　即便与金融市场似乎毫无关系的动作。只要无意中透露出一丝激进主义。就足以造成市场地震。当非洲民族议会的部长曼纽尔(Trevor Manuel)因为南非的橄榄球队全由白人组成。而形容它是“白人少数的运动”，兰德也遭到一波重创。

　　在所有对新政府的捆绑中，市场的力量证明是最大的一种——就某个角度看。这正是放任资本主义最厉害的地方：它是自动运作的事。一旦国家对变幻莫测的全球市场开放后。任何违背芝加哥学派正统教条的措施。立即会遭到纽约和伦敦对赌兰德汇率的交易员惩罚。导致陷于更深的危机而需要更多贷款。而且还附带更多条件。曼德拉在1997年指出这个陷阱。在非洲民族议会全国会议上说：“资本的机动性和资本市场与其他市场的全球化。使国家在制订经济政策时。无法不考虑市场可能的反应。”

　　非洲民族议会内部最懂得如何让震荡停止的人似乎是姆贝基。他是曼德拉担任总统期间的左右手。且不久后便成为曼德拉的继任者。姆贝基曾长期流亡英国。在萨塞克斯(Sussex)大学念书。然后搬到伦敦。在吕。年代南非的城镇弥漫催泪瓦斯时，他嗅闻的是撒切尔主义的香水。在所有非洲民族议会领导人中。姆贝基是最容易与企业领袖打成一片的人。而且在曼德拉获释前。他曾与担心黑人多数统治成真的企业主管举行数次秘密会议。知名的企业杂志编辑墨瑞(Hugh Murry)1985年曾与姆贝基和一群南非企业人士。在一家赞比亚的俱乐部彻夜畅饮威士忌。他评论说：“这位非洲民族议会的最高领导人很有安抚人心的本事。即使是在最扰攘不安的状况下。”

　　姆贝基深信安抚市场的关键在于。非洲民族议会要把这种笑谈间建立的信心扩及更大的范围。据甘米德的说法。姆贝基在党中扮演自由市场导师的角色。姆贝基常解释。市场的怪兽已被放出。没有方法可以驯服它。只能喂它想要的东西：成长和更多成长。

　　因此。曼德拉和姆贝基不再谈论矿场国有化，开始定期与英美矿业(Anglo-American)和戴比尔斯的前董事长奥本海默(Harry Oppenheimer)会谈，后者正是种族隔离统治的经济象征。1994年的选举后不久，他们甚至把非洲民族议会的经济计划交给奥本海默认可，并作了数项重大修改，以消弭他和其他工业家的疑虑。为了避免再度引发市场震荡，曼德拉在他担任总统后的首度施政检讨中，小心地撇清他以前发表的支持国有化言论。“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中……我们从未提过像国有化这类事情，而这并非偶然。”他说，“没有任何可以把我们牵扯到任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金融媒体对这种转变报以持续的鼓励。《华尔街日报》说：“虽然非洲民族议会仍有一支势力庞大的左派。曼德拉先生近日的谈话似乎像撒切尔更甚于他过去扮演的社会主义革命家。”

　　激进的往日回忆仍然缠绕非洲民族议会。且尽管新政府极力表现不具威胁性。市场仍继续施加痛楚的震荡：在1996年的一个月内。兰德贬值20%，忧心忡忡的富人把钱汇往国外。导致南非的资产持续大失血。

　　姆贝基说服曼德拉必须断然与过去切割，非洲民族议会需要全新的经济计划——一套大胆.具有震撼性，能以掷地有声、大开大阖的方式向市场传达。非洲民族议会已经准备好要拥抱华盛顿共识。

　　玻利维亚的休克治疗计划是以军事行动般的秘密方式拟订。在南非也一样。只有少数几位姆贝基最亲近的同僚。知道有一套新经济计划j正在草拟。一套与1994年选举时所作的承诺截然不同的计划。甘米德写道，参与小组的人“都宣誓保密。而整个过程都以最隐秘的方式进行。以避免左派风闻姆贝基的计划”。参与拟订新计划的经济学家吉尔伯(Stephen Gelb)承认：“这是一套完全‘由上而下的改革’，采取极端的隔绝和决策者作主的方式。排除公众的压力。”(强调秘密和隔绝特别显得讽刺。因为在种族隔离的暴政下。非洲民族议会曾采取令人刮目相看的开放与参与程序。制订了《自由宪章》。现在，在民主政治的新秩序下，这个党却选择以隐瞒自己干部的方式制订经济计划。)

　　1996年6月，姆贝基公布结果：一套为南非定作的新自由主义休克治疗计划，要求进一步私有化、削减政府支出、提高劳动市场“弹性”自由贸易，甚至再放宽资金流动管制。吉尔伯说。其优先目标是“对潜在投资人传达政府(尤其是非洲民族议会)对正统派经济的承诺”。为了确保信息让纽约和伦敦的交易员听得清楚而明白，姆贝基正式公开这项计划时打趣说：“叫我撒切尔信徒好了。”

　　休克治疗永远是一种市场操作——这是它的基本理论之一。股票市场喜爱大肆吹捧、精心策划而可以推升股价飙涨的时刻。这些时刻通常发生在某支股票首次公开发行(IPO)、宣布一桩大并购或雇用某个知名的总裁。当经济学家敦促国家宣布全方位休克治疗计划时。这种建议有一部分是想模仿这类高度戏剧性的市场事件。并希望刺激一波市场热潮——但他们不是想卖出某支股票。而是想卖出一个国家。他们期待的反应是“买进阿根廷股票!”“买进玻利维亚债券!”另一方面，缓慢、较审慎的方法可能较不粗暴。但却激不起市场产生这种热潮的泡沫。让投资人从中赚进真实的获利。休克治疗通常是一项豪赌。但在南非却不管用：姆贝基大张旗鼓的计划未能吸引长期投资;它只带进抢短线的投机客，最后兰德的贬值幅度还更深。

　　基层的休克

　　我与住在德尔班的作家狄赛(Ashwin Desai)会面，讨论他对转型期的回忆时。他说：“刚改变信仰的人往往对这种事较狂热，他们更想取悦别人。”狄赛在解放运动时坐过牢，他发现坐牢时的心理和非洲民族议会执政的行为有类似之处。他说，在监狱里，“如果你愈能取悦狱吏，就能获得更好的待遇。这个道理显然转移到南非社会做的某些事情上。他们想要证明自己是较好的囚犯。甚至是比其他国家更守规矩的囚犯”。

　　不过，非洲民族议会的基层实际上桀骜难驯多了——也因此需要更多管教。据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委员苏卡(Yasmin Sooka)指出，守规矩的心态深入转型的每一层面——包括追求正义。在听了许多年有关酷刑、杀戮与失踪的证词后，这个真相委员会开始探讨哪一种态度可以疗愈不公义，真相与宽恕很重要。但补偿受害者和他们的家人也是，要求新政府赔偿说不通，因为罪行并非新政府所犯。而且任何花在补偿种族隔离暴行上的钱，都将排挤新解放的国家用来为贫民兴建住宅和学校的钱。

　　部分委员认为应该强迫从种族隔离获利的跨国公司支付赔偿，最后，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作出温和的建议，要求一次性的1%企业加税以筹措赔偿受害者的经费，称之为“团结税”(solidarity tax)，苏卡期待这个温和的建议获得非洲民族议会支持。但当时由姆贝基领导的政府拒绝任何企业补偿或团结税的建议，担心会对市场传达反企业的信息。“总统决定不要求企业负责，”苏卡告诉我，“就这么简单。”最后政府勉强应允一部分的要求。而且如委员会担心的，是从政府预算支应经费。

　　南非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经常被视为成功“建立和平”的楷模，并被引介到从斯里兰卡到阿富汗等冲突区，但许多直接参与这个过程的人却充满矛盾情绪。2003年3月发表最终报告时，委员会主席图图总主教面对新闻记者追问自由之后未完成的目标：“你能不能解释。在获得自由之后近十年，一个黑人为什么醒来发现自己仍住在肮脏的贫民窟?他到城里工作。整个城市主要仍是白人的，他们住的是豪宅，等一天结束，他回到的是污秽的家。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人不说：去他的和平，去他的图图和真相委员会。”

　　苏卡现在担任南非人权基金会主席，她说，她感觉听证会处理了她形容的“酷刑、严重的恶劣对待和失踪等种族隔离的外在表征”，但遭到同样蹂躏的经济体系至今却“完全未改变”——这与勒特里尔30年前对“人权”盲点的关切遥遥呼应。苏卡说。如果她能让这个过程重来一遍。“我的做法会完全不同。我会调查种族隔离的体制——我会调查土地问题。我会调查跨国公司的角色，我会非常，非常仔细调查矿业的角色。因为我认为那是南非真正的病根……我会调查种族隔离政策的体制影响，而我只会花一次听证会在酷刑上，因为我认为当你专注在酷刑上，你就看不到它所服务的体制，只有如此才能开始改写实际发生的历史”。这是一个非比寻常的要求，但却是非洲民族议会同意让步的数个“技术”问题之一。这个让步意味新非洲民族议会政府要负担两个政府的成本——自己的，以及已交出政权的幽魂白人政府。政府每年的债务支出有40%用在庞大的退休年金。绝大部分年金受益人是前种族隔离政府的雇员。

　　到头来，南非得到的是一个反过来赔偿的扭曲结果。在种族隔离年代从黑人劳工攫取暴利的白人企业，不仅未支付一分钱赔偿金，反而种族隔离的受害者继续寄高额支票给他们的加害者。南非的国家资产则经由私有化继续遭剥夺——非洲民族议会同意协商时最担心的是，发生类似莫桑比克的劫掠。然而私有化正是这种劫掠的现代版，与莫桑比克不同的是，那里的公务员砸碎机器，装满荷包然后离去。而在南非，国家的拆解和国库的掠夺却持续到今时今日。

　　我抵达南非时。《自由宪章》签署50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非洲民族议会已决定邀请所有媒体参加这场盛会。计划是在那一天把国会从平时在开普敦富丽堂皇的总部。迁移到远为偏僻简陋的柯利普城，即当年通过《自由宪章》的地方。南非总统姆贝基将利用这个场合。把柯利普城的主十字路。改名为席苏鲁(Walter Sisulu)广场,以纪念这位备受敬重的非洲民族议会领导人。姆贝基也将为《自由宪章》纪念碑揭幕。这是一座砖造的高塔。上面的石板刻着宪章文字，并燃着一把永不熄灭的“自由之火”。紧邻这座建筑的是正在施工的另一座纪念塔，叫自由之塔，是一座有黑白两色柱子的亭阁，象征宪章最著名的条款：“南非属于所有居住在这片土地的黑人和白人”

　　整个庆典的信息极为清楚：50年前，这个党承诺带给南非自由，现在它已实现诺言——这是非洲民族议会庆祝“任务达成”的时刻。

　　然而这件盛事却有点奇怪。柯利普城——一个贫穷、房屋破败、街道排水沟裸露、失业率高达72%(远高于种族隔离时期)的城镇一一似乎更像《自由宪章》违背诺言的象征，而不像如此刻意安排的庆典应有的布景。后来大家才知道。这次庆典并不是由非洲民族议会筹划和导演。而是出于一个称作蓝IQ(Blue IQ)的奇怪组织。虽然蓝IQ表面上是一个省级政府机构。但根据它极为简略的蓝色小宣传册上写的，它“在一种刻意制造的环境下运作，使它看起来和感觉起来像一家民间公司”。它的目标是在南非促进新的外来投资——是非洲民族议会“透过成长重分配”计划的一环。

　　蓝IQ挑选观光业作为投资的主要成长领域，而它的市场研究也显示，吸引旅客到南非的主要因素是，非洲民族议会战胜压迫的故事闻名世界。为了善加利用这个强大的吸引力，蓝IQ认为没有比《自由宪章》更能象征南非战胜逆境的故事。有了这个构想，它拟了一套把柯利普城变成《自由宪章》主题公园的计划，准备把那里改造为“世界级的观光地点和遗址，提供本地和国际旅客独一无二的体验”——再加上一座博物馆、一个以自由为主题的购物商场，以及一家以玻璃与钢铁为建材的自由旅馆(Freedom Hotel)。目前还是贫民区的地点将改建成“美轮美奂、繁荣热闹”的约翰内斯堡郊区，许多居民将迁往较没有历史纪念价值的贫民区。

　　蓝IQ重新为柯利普城打品牌的做法，是根据自由市场的规则——提供企业投资的诱因。希望未来可以借此创造就业机会。但这个计划与众不同之处是。在柯利普城。整个滴漏式设计的构想建基在一份50年历史的文件，而这份文件要求的是以更直接的方式消灭贫穷。《自由宪章》要求重分配土地，以使数百万农民可以供养自己;收回矿场，把收益用来兴建住宅和基础建设，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就业。换句话说，去掉中间商。许多人可能觉得那些理想很像乌托邦平民主义，但经过如此多芝加哥学派正统理论实验以失败收场后。真正的梦想家也许是那些仍然相信《自由宪章》主题公园之类计划的人，他们提供救济给企业，却进一步剥削最贫困的人，认为如此可以为2200万仍生活在贫困中的南非人，解决急迫的医疗与经济问题。

　　反过来赔偿

　　苏卡指出，特别不公平的是，非洲民族议会拒绝真相委员会所提的企业赔偿。而政府还继续支付种族隔离时期留下的债务。在政权移交头几年，新政府每年花费300亿兰德(约45亿美元)偿债——而政府最后支付给逾1.9万名种族隔离的杀戮与酷刑的受害者及家人。总共才8500万美元，比起前者显得微不足道。曼德拉曾说债务负担是无法履行《自由宪章》承诺的最大障碍。“那300亿(兰德)我们无法用来兴建在执政前规划的住宅。无法让我们的孩子上最好的学校，解决失业问题，让我们拥有就业的尊严，有足够的收入，能够提供居所给所爱的人，给他们食物……我们被继承的债务所捆绑。”

　　虽然曼德拉承认支付种族隔离时代的债务已变成难忍的负担，党却反对所有违约的建议。他们担心的是，尽管有强力的法律理由证明这些债是“恶债”，采取违约的做法会让投资人视南非为危险的激进国家。刺激另一波市场震荡。非洲民族议会的长期党员、也曾在罗本岛坐牢的布鲁特斯(Dennis Brutus)，便直接冲撞这道恐惧之墙。1998年，眼看新政府财政艰困，他和一群南非行动者认为，他们支持长期运动最好的方式就是发起一个“债务大赦”运动。“我必须承认，当时我很天真。”现在已70多岁的布鲁特斯告诉我，“我期待政府会感谢我们，因为草根运动挑起债务问题可能凸显政府承担债务的困难。”出乎他的意料，“政府拒绝我们，并说：‘不，我们不接受你们的支持。’”

　　最让布鲁特斯这些倡议分子愤怒的是。非洲民族议会决定继续偿付债务造成的有形牺牲。例如，在1997年到2004年间，南非政府出售18家国营企业以筹资40亿美元，但近半数的钱用来偿债。换句话说，非洲民族议会不但未履行曼德拉当初承诺的“矿场、银行和独占工业国有化”，而且为了偿债而反其道而行——变卖国家资产以偿付压迫者留下的债务。

　　还有一个问题是，那些钱真正的去处。在转型的谈判期间，戴克拉克的小组要求，保证所有公务员在政权移交后能保住工作;他们宣称，想离职的人应该获得优渥的终身年金。对一个几乎没有社会安全网可言的国家来说，

　　从十多年前南非大幅转向撒切尔主义以来，滴漏式正义的实验结果惨不忍睹：

　　从1994年非洲民族议会执政以来，每天生活费用不到一美元的人数增加一倍，从200万人到2006年变为400万人。

　　从1991年到2003年，南非黑人的失业率上升逾一倍，从23%变为48%。

　　南非3500万黑人公民中，只有5000人年所得超过6万美元，而在这个所得级距的白人人数是20倍，其中许多人的所得远超过这个金额。

　　非洲民族议会政府已兴建180万户住宅，但在同一时期失去住宅的人高达200万人。

　　在民主政体头十年，将近100万人被逐出农场。

　　这类驱逐事例意味居住在贫民窟的人数已增加50%，在2006年，每四个南非人中就有一个居住在贫民窟的陋屋中，其中有许多没有自来水和电力。

　　也许违背自由承诺最好的判断标准是，南非社会不同的部分对《自由宪章》的看法，不久前，这份文件还被视为对南非白人特权阶级最大的威胁。今日它在商务俱乐部和高级小区却大受欢迎，被视为善意，几乎带着奉承意味而完全不具威胁性，像是装饰用的商业行为准则。然而在像通过这份文件的柯利普城这类偏远城镇，它曾象征无穷可能性的承诺。如今却充满不堪回首的苦楚，许多南非人完全抵制这项政府筹划的周年庆典。“《自由宪章》写的东西很好，”德尔班刚萌芽的贫民窟居民运动领导人齐柯德(S`bu Zikode)告诉我，“但我所看到的尽是背叛。”

　　到最后，放弃《自由宪章》承诺的重分配最有说服力的理由，却是最缺乏想象力的一个：所有国家都这么做。帕达雅奇帮我整理出非洲民族议会领导阶层当初从“西方政府、IMF和世界银行”得到的信息。以他们会说：‘世界已经改变;这些左派的玩意儿已经毫无意义;这是城里唯一的游戏’”。就像甘米德写的：“这是非洲民族议会完全未加防备的攻击。主管经济事务的重要干部经常进出世界银行和IMF等国际机构的总部，1992年和1993年，有几位非洲民族议会的幕僚(其中几位完全没有经济资历)还参加外国商学院、投资银行、经济政策智库和世界银行的短期主管训练计划。他们在那里被‘不断喂养新自由主义观念’。那是一段天旋地转的经验，从来没有一个等着执政的政府被国际社会如此百般诱惑。”曼德拉在1992年的达弗斯世界经济论坛与欧洲领导人会面时，便受到这种精英版的强大校园同侪压力。当他指出南非想做的事激进程度还比不上二次战后西欧的马歇尔计划时。荷兰财政部长驳斥这种模拟说：“那是我们当时所知的情况，但现在的世界经济相互依存，全球化的过程已经生根，没有经济体可以自外于其他国家的经济。”

　　像曼德拉这样的领导人周游列国时，他们不断被灌输连最左派的政府都已拥抱华盛顿共识的观念：越南的共产党已这么做，波兰的工会和终于摆脱皮诺切特掌控的智利社会民主党政府也是。即使是俄罗斯人也向新自由主义看齐一一在非洲民族议会如火如荼进行协商时，莫斯科正陷于政商集团争食大饼的狂热，快速把大批国家资产卖给党官僚改行的企业家。如果连莫斯科都已屈服，南非这支衣衫褴褛的自由斗士又如何抗拒如此强大的世界潮流?

　　至少这是律师、经济学教授和社会工作者兜售的信息，这些人形成了迅速扩张的“转型”产业——一群群的专家往返奔走于遭战乱蹂躏的国家和陷入危机的城市，提供惊惶未定的新政治人物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最新特效对策、来自华沙最振奋人心的成功故事，以及来自亚洲新兴国家最让人敬畏的怒吼。 “转型学家”(transitionologist，这是纽约大学政治学者柯恩[Stephen Cohen]给他们的称呼)天生就有一项优势可以凌驾他们提供建议的政治人物：他们是高度机动的族群，而解放运动的领导人天生就倾向往内看。基于这种特质，领导大规模国家转型的人大都专注于自己的故事和权力斗争，无法注意到国界以外的世界。这确实不幸，因为如果非洲民族议会的领导人能透视转型学家的说辞，自己发现莫斯科、华沙、布宜诺斯艾利斯和首尔真正发生的状况，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将大大不同。

　　节选自《休克主义》第十章：《锁链下诞生的民主--南非被捆绑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