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革命以来，美国以“自由世界”的维护者自居，将坚持革命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古巴划归到越轨的类别中，对古巴进行了极为严酷的制裁和孤立，试图将古巴界定为国际社会的异类。美国对古巴贴上了诸如“极权国家”“警察国家”“流氓国家”“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等标签，加剧了古巴面临的污名损失。

为了维护主权独立和革命价值的尊严，古巴一直在积极应对美国的污名。冷战期间，古巴实施国际主义的对外策略，以激烈的意识形态对抗反击美国，在这一过程中，古巴深化了独特的身份认同并树立了独立自主的国家形象。冷战后，由于失去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同盟的支持，加之受到美国更为严酷的制裁和孤立，古巴面临着极为严酷的生存危机。

为了在新形势下维护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和政权，古巴开启了内部变革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与内部变革呼应，古巴一方面延续国际主义策略，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积极联系，塑造自己的正义形象，另一方面坚决回应美国的霸道指责，使美国的污名化企图破产。

本文结合古巴在革命后确立社会主义身份的历程，分析古巴在冷战期间如何运用国际主义策略对美国进行反击，以及在冷战后如何延续国际主义策略。古巴的策略瓦解了美国施加的污名企图，维护了自身的独立和形象。

一、古巴革命的双边关系背景与道路选择

古巴和美国双边关系的演变是一部关于控制与争取独立自主、干涉与反干涉、民族自决、人权斗争交错展现的历史。

在西班牙殖民古巴岛的时期，岛上的本地土著基本上被外来侵略者灭绝，白人后裔以及混血种族逐渐成为古巴人口主体，隔离于外部世界的经历使古巴人民不分种族地拥有了共同的民族情感。19世纪下半叶，在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古巴人民深化了独立国家意识。然而，1898年之后，美国取代西班牙接管古巴，古巴人民长期反殖民斗争的成果被美国窃取。虽然1902年美国承认古巴独立，但是古巴在政治和经济上全面依附于美帝国主义。

1901年6月，《普拉特修正案》作为附件列入古巴宪法，标志着古巴沦为美国的被保护国。根据《普拉特修正案》第一、三、七条的规定，古巴被剥夺了自主同其他国家订立条约的权利，美国具有购买或租借古巴的土地与港口的权利，古巴丧失了独立主权。美国之后还永久性地租借关塔那摩湾地区。《普拉特修正案》于1934年被废止，但是关塔那摩湾的租约却在新的《美国—古巴条约》中被保留下来，而且美国与古巴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不平等关系仍然一如既往。

1940年至1944年间，军事强人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担任古巴总统，美国加强了对古巴的控制，巴蒂斯塔成为美国在二战期间亲密的合作伙伴之一。同时，美国旺盛的战时需求刺激了古巴经济的畸形发展，古巴逐渐成为美国商品与货币的输出地。古巴的主要财阀和经济团体为了维持这种令人疯狂的繁荣，更加重视与美国的密切联系，甚至依赖美国国会与政府给予的优厚待遇。与上层阶级获得巨大利益相反，普通民众却没有从繁荣中得到好处，他们仍然处于贫穷状态，贫富分化使整个国家的被剥夺感日益增强。

二战结束伊始，为了对抗苏联阵营，加上门罗主义意识深入骨髓，美国要把拉美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以构建“自由世界”体系。不过，第三世界掀起民族解放运动浪潮，古巴民众追求国家独立自主的意愿也愈发强烈，并且随着共产主义在全世界传播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壮大，社会主义成为古巴探索国家独立和富强的可行路径。尽管巴蒂斯塔政府宣布共产党为非法，镇压左翼运动，但是社会主义一直是进步力量关于国家未来道路的预期选项。

对于古巴民众和左翼势力来说，巴蒂斯塔政权将自己与美国捆绑在了一块，具有出卖国家主权的性质。1952年，巴蒂斯塔通过军事政变再次成为古巴最高领导人，他废除了1940年以来带有资产阶级进步性质的宪法，制定反劳工法，禁止政党活动、群众集会和罢工，与美国签定《军事互助条约》，并与苏联断交。美国干涉古巴内政、驻军、经济问题以及巴蒂斯塔的独裁统治导致古巴爆发革命。

1959年，巴蒂斯塔政权被革命政权取代，1961年，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七·二六运动”团体与古巴人民社会党、“三·一三革命指导委员会”合并为古巴革命统一组织，1962年该组织改组为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1965年10月3日又更名为古巴共产党。古巴革命统一组织于1961年宣布实行社会主义，在这之前，卡斯特罗革命政府已经实施了镇压反革命、没收外国资本、土地改革等社会主义革命措施。

古巴不惜面临与世界霸主长期冲突的风险，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出于道路选择的信仰，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阶级平等之间的平衡，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可以维护国家主权。自摆脱西班牙的殖民以来，古巴迟迟无法实现完全的国家独立和自主，而选择与美国对立的意识形态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可能。

古巴与美国不仅力量对比悬殊，而且美国一向视古巴为自家的后院，古巴倒向社会主义既可以依傍风头强盛的东方阵营，在冷战格局中凭借地缘上的特殊性发挥更大影响力，也可以凭借社会主义摆脱国家身份上与美国纠缠不清的关系，从而获得完全的独立主权和身份尊严。在社会主义国家身份基础上，古巴成为东方阵营在西半球的桥头堡。

在革命胜利后，古巴革命政权着手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以此巩固统治地位，提升管理能力，而国内民众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变成对美国霸权行为的一致愤慨，古巴作为一个完整国家的内部认同获得了空前的统一。

在社会主义改造阶段，革命政权致力于改变旧的生产制度，建立新的生产关系。1959年至1963年，政府颁布两部《土地改革法》，废除大庄园和外国资本对土地的所有权，将土地收归国有并成立国营农场和合作社，生产制度的变革是民族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标志。在社会经济结构层面，政府接管几乎所有私人资本企业，消灭私有制，在经济簿记制度基础上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

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古巴在包括国营企业在内的所有企业之间建立购销关系，以货币、价格、财政、预算等作为必要补充手段，提高经济效率。具体措施包括降低糖的工业比重，调整国民经济结构；制定经济的三年和五年计划；加入经互会，实现与苏东经济一体化等。

这些措施很快取得成效，在70年代前5年使古巴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16.3%，人均产值年增长率也达14.5%。

总的来说，古巴革命政权建设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控制绝大部分的物质生产和分配，在革命激情高扬的背景下，经济社会活动由政府统一管理。一方面，统制型经济体制与绝对平等的分配制度回应了社会公平的革命诉求。另一方面，保障全民就业、实现健康、教育和社会福利的全覆盖巩固了民众对革命政权的认同。

革命政权能够维护国家独立自主，还能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乃至实现各族群与阶层的平等关系，古巴民众维护革命政权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意志更加坚定。古巴进一步走向与美国预期相反的一面，坚持自己的社会主义认同和革命信念的正确性与正义性。

古巴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除了要求消除阶级差别、实现人人平等，还要贯彻具有古巴特色的种族平等理念。

民族独立运动的性质和种族平等理念恰好呼应了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发达国家内部争取族群平等和社会正义的民权运动，这些为古巴实施国际主义的对外策略，以解放运动和民权运动的先锋姿态应对美国霸权主义施加的污名创造了条件。在国际社会，古巴不仅凭社会主义身份消除了帝国主义附庸的形象，还逐渐视自己为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领导者，并以社会主义在西半球的代言人角色积极输出革命。

基于社会主义国家身份，古巴视自己为东方阵营的伙伴，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良好联系，并于1972年加入了社会主义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合作组织——经济互助委员会。在得到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基础上，古巴践行国际主义对外策略。

一方面，古巴的社会主义转向很大程度是以实现独立主权和国家自主为目标，所以古巴将自己视为第三世界的一员并积极领导去殖民化斗争。古巴在1961年就参加了第一次不结盟运动会议，并一直在其中宣传革命思想，施展广泛的影响力。古巴对自己的第三世界成员身份十分重视，这是它通过理念传播和规范塑造来贯彻国际主义的主要舞台。

另一方面，古巴也十分看重自己的拉美国家身份，拉美各国与古巴一样面临着争取完全自主独立的任务，并且，拉美作为一个整体，内部有着历史、文化和社会上的亲缘性，古巴不可能脱离拉美圈子而完全成为苏联东欧集团的追随者。

二、冷战中古巴应对美国污名的举措

（一）背景一：美国对古巴的污名行径

古巴的社会主义身份和国际主义策略激怒了美国，后者强力污名化古巴，对古巴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封锁与孤立，试图颠覆古巴的社会主义政权。

第一，美国无法忍受自己的后院被社会主义渗透，更无法忍受古巴与社会主义阵营结盟。社会主义古巴的存在意味着西半球不再是铁板一块，而且象征着美国所领导的“自由世界”的形象和吸引力不再牢固。

第二，美国难以接受一直处于附庸地位的古巴实现完全独立自主。历史的亲缘性和地理位置的毗邻性使得古巴对美国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古巴强势摆脱美国的控制，并秉持敌视态度，让美国有极强的失落感，这种失落感伴随着重新夺回本该属于自己的东西的强烈控制欲望。

第三，美国担心古巴的国际主义策略造成传染效应，怕其他国家会效仿古巴革命。拉美国家历来都是美国的势力范围，在美国看来，如果拉美国家被共产主义运动渗透，那么拉美就有被赤化的风险，因此防控古巴效应的蔓延成为美国维护好自己后院的前提。

古巴革命以及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发生在社会主义阵营势头最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传播范围最为广泛的时期，同时也是冷战最为激烈的阶段。

1960年5月，美国停止对古巴的一切经济援助，之后取消了古巴赖以为生的对美国食糖出口的份额，当年10月，美国对古巴实行贸易禁运，美国国务院的一份备忘录明确表示，禁运是为了“最大可能地让古巴在政治、经济和心理上被孤立”。

1961年1月，美国宣布与古巴断交。随着古巴正式宣布走社会主义道路，美国更是在极度焦躁中策划了猪湾入侵。1962年的导弹危机标志着两国关系恶化到了极点，美国对古巴的封锁造成了两国关系的全面对立，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

除了用封锁和孤立政策惩罚古巴，美国还告诉国际社会，革命的古巴将为其在西半球推行社会主义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美国用宣传手段向国际社会以及古巴国内民众污名卡斯特罗革命政权。

1960年3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了“冥王星计划”，也叫“推翻卡斯特罗政权的秘密行动计划”，目标是“寻找真正致力于古巴人民利益并使美国能够接受的政权取代卡斯特罗”，该计划开启了美国反卡斯特罗政权的污名化运动。

美国着力开展针对古巴的宣传攻势，一方面是向古巴国内民众表明美国反对的是卡斯特罗革命政权，而不是古巴平民，试图借古美之间的历史联系和地缘关系把民众吸引到美国这边，以致培养出推翻革命政府的内部力量。另一方面，美国试图赢得国际社会，尤其是拉美国家对美国反古政策的支持。

反古宣传的两大主力是美国新闻署和中央情报局，新闻署负责公开宣传，中央情报局则进行秘密宣传。

作为美国新闻署下属机构，美国之音以强大的攻势向古巴人民进行广播，频率覆盖甚至囊括了整个拉丁美洲。中情局控制下的古巴流亡组织则用秘密电台对卡斯特罗革命政权进行污名宣传，其中天鹅电台是最有代表性的地下宣传武器，逐渐成为反古势力向古巴国内和西半球进行颠覆宣传战的象征。中情局协助古巴流亡人士和团体策划对古巴实施颠覆行动，除了用广播手段，还出版反共刊物，组织流亡的古巴名人到各国进行演讲。

总之，美国的国家安全机构和宣传部门想尽一切办法，对卡斯特罗政权进行攻击，在国际社会乃至古巴民众中指控卡斯特罗革命政权带领古巴偏离了“自由世界”的正常轨道。美国给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古巴贴上了“邪恶”的标签，意在警告古巴，浪子回头是唯一的选择。

另外，美国一再强调，古巴自愿充当共产主义在西半球的桥头堡，对西半球的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

针对拉美国家，美国将古巴塑造为在拉美地区作恶的“他者”，并告诫拉美各国不要效仿古巴，否则将会面临与古巴一样的惩罚，被孤立于“自由世界”之外。

美国对古巴的污名意图让西方阵营重新确认“自由世界”价值和规范，以此维护资本主义阵营圈子的内部稳固。同时，当左翼势力在拉美其他国家上台，美国也以古巴为鉴直接展开颠覆性的入侵。

（二）背景二：古巴应对美国污名的国际条件

美国对古巴的封锁和宣传战是为了在古巴内部制造困难，却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促使古巴坚定自己的意识形态信仰，古巴革命政权更加巩固。古巴革命政权能够抵住美国的污名压力除了得益于国内民众的统一，还因为国际环境提供了有利的反制条件。

二战结束后的二十年间，民族解放运动在第三世界如火如茶地展开，发达国家的民众也广泛地参与到争取普遍平等和社会正义的民权运动，古巴成功地利用了第三世界国家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左倾的历史形势。

由于是以弱小身躯对抗庞大的帝国主义，古巴获得了民族独立斗争和民权斗争先锋榜样的形象，成为世界左翼人士同情和效仿的对象。古巴极为主动地应对挑战，反过来利用美国施加的污名，创造了区别于资本主义阵营的国际社会规范与价值体系。

国际社会的共享价值包含一定的道义内容，维护世界和平与创造公正的国际秩序是各国普遍支持的抽象原则，然而对这些原则的具体诠释却各有差异。

对美国来说，美式的自由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是“正常”国家的必由之路，只有各国都效仿美国模式，世界和平与繁荣才能稳固长久；而社会主义则是邪恶而危险的，苏联的扩张及社会主义的壮大是对人类正义事业的巨大挑战。

美国以及西方阵营通过污名社会主义来确立“自由世界”的合法性和正义性，致力于将“自由世界”价值和规范推广到全世界。

第三世界国家则对“自由世界”持有矛盾心理，一方面，这些国家在独立后要在已有的模式中进行选择，以实现国家重建和复兴，效仿西方资本主义是选项之一。另一方面，走西方的道路就得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新生的国家处于体系的末端，殖民历史让他们担心会重新沦为帝国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牺牲品，所以他们主动要求改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从而让所有国家，尤其是落后的国际社会成员能够真正地与发达国家平起平坐，实现行为自主并维护独立主权国家的尊严。冷战时期，第三世界国家抱团发声，希望能够在美苏争霸的缝隙间维护自身利益，乃至重塑国际社会的价值规范。

印度、南斯拉夫、埃及等具有实力的新生地区大国，凭借历史机缘与契合民族解放潮流的价值取向成为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舞台维护自身权益的先锋，1959年，切·格瓦拉访问了印度、南斯拉夫、埃及和印度尼西亚，学习这些国家的斗争经验。

古巴确立了国际主义策略的内涵：一方面，面向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左翼民众塑造自己的革命榜样形象，获取世界人民的理解与同情；另一方面，积极地向亚非拉国家输出革命，以激烈的方式践行去殖民化和去帝国主义的价值观。

古巴应对美国污名的方式根深于其在革命过程中形成的国家身份，这种极为牢固的认同感决定了古巴不仅无视美国强加在自己身上的污名标签，还主动颠覆标签中所注入的不名誉内涵，从而将标签指向的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改造成向第三世界国家展示的自我身份象征。

（三）国际主义策略一：积极向国际社会展示古巴革命形象

古巴应对污名压力的方式是呼应西方国家内部争取族群平等和社会正义的民权运动，拉拢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左翼势力和平民大众。

古巴革命政权向西方民众开放，组织了各种活动，邀请西方左翼人士到古巴实地考察，革命刚刚胜利时，就有美国媒体进行了正面报道，“这是争取自由的革命，是为了终结古巴人民长期经受的酷刑和恐怖”，美国记者约瑟夫·诺斯称他的使命是向左翼读者宣传古巴革命的重要性，“我不仅要让所有美国人了解真相，而且要激发美国人自己的使命感，美国人可以从古巴人的行动中知道如何创造尊严、争取幸福。”

欧洲也来了一大批支持者，包括著名哲学家让·保罗·萨特和西蒙·德·波伏娃，他们视古巴为战斗的最前沿，是拯救旧世界的一剂猛药。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推进，肯定古巴在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上取得成就的书籍与文章也不断出炉，浪漫化古巴革命的文字作品在各国发行，美国的罗伯特·席尔和莫里斯·才特林写道，“古巴革命首先是一场经济革命，它是社会和文化进步的关键。”

在美国的支持者还组织了古巴公平竞争委员会，以表达对古巴正义事业的声援。资本主义左翼人士将自己对美好政治社会的想象代入了对古巴革命的描摹，激情澎湃地美化古巴革命，宣传其是让人民远离恐怖统治和奴役状态的行动，古巴革命推翻了旧政权、赶走了外来侵略者，为进步主义的改革打下了坚实基础，发达国家内部也需要类似的革命来涤荡资本主义的罪恶。

由于古巴革命具有多种族联合斗争的性质，它还被赋予了反种族主义的色彩。

1959年革命期间，卡斯特罗针对种族问题发表了反对种族歧视的演讲，“我们都拥有或浅或深的肤色。没有人能够认为是纯种的人，更不用说什么高级的种族了。”格瓦拉也发表演说，“革命还没有发展到让人们能够理解黑人和白人其实是一样的，现在，我们正在为了全体古巴人民，为了平等，为了反对歧视而斗争。”

美国民众对古巴革命消除种族歧视的理念多加赞赏，甚至对在美国开展种族平等革命的可能性产生期待。

1960年7月，具有官方色彩的古巴“真相行动”（0peration Truth）组织邀请多位美国著名左翼作家和记者到古巴考察，此次参观活动产生了大量宣传古巴革命的新闻作品，展现古巴革命对种族解放和黑人民权运动的意义，它们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刊登在美国和欧洲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传媒平台上。

其中，一位叫罗伯特·F·威廉的记者根据在古巴的所见所闻创造了“黑人民族主义”的概念，他自己也由此声名远播。威廉还将古巴的黑人爵士乐带到美国，让美国人在文化层面看到古巴种族多元、平等共生的一面，人们对古巴革命叛逆者的简单认知得到充实和改善。

对于正在准备黑人民权斗争的非裔美国人来说，古巴成为反种族主义的象征。古巴革命政权主动邀请外国人士到实地走访体验，用文学艺术手段传播革命内容，不仅增加了革命行动的透明性，更迎合了美国及欧洲大众争取民权的时代共识，在很大程度上赢得了世界范围内平民阶层对革命的理解和支持。

古巴不仅争取西方阵营里左翼势力的拥护，使普通民众对美国政府施加的污名免疫，还凭借独树一帜的革命成就，成为第三世界争取进步、与帝国主义斗争的旗帜。

古巴能够在众多的革命国家中脱颖而出，成为反帝反霸的榜样，究其原因是古巴革命融合了拉美的共和主义传统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处于冷战夹缝中的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又区别于苏联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

古巴的反帝和社会发展模式一方面挑战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另一方面提出了去殖民地化语境下建设新国家的方向。古巴创造了一种新的国际事业，它不仅激活了反抗资本主义剥削和帝国主义入侵的意识，还提供了一种比苏联社会主义更具适应性的建设方案。

古巴有意识地利用战后去殖民地风潮中关于民族和国家的核心话语，试图组建一个联合亚非拉新独立国家的反西方阵营。这个阵营不直接嫁接而是借鉴社会主义国家模式，以抵御资本主义入侵，并在短期内实现国家独立自主。

1966年1月，亚非拉团结组织成立大会在哈瓦那举办，标志着古巴正式擎起了第三世界领导者的旗帜。这场会议吸引了82个国家的代表齐聚哈瓦那，会议的宗旨是“加强亚非拉的反帝斗争”。

在提出复兴万隆精神的方案后，古巴利用会议突出了拉美在第三世界的地位，并将自身确立为反帝反霸革命的领导者，古巴代表声称，“是古巴革命调动了亚非拉被剥削阶级的革命热情，1959年1月革命的胜利以及1953年7月攻打蒙卡达要塞的战斗在世界民族解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1967年，格瓦拉一边赞誉越南反抗美国的斗争为第三世界做出贡献，一边仍不忘提醒世界，古巴民族英雄何塞·马蒂是反帝斗争的舵手，“美洲大陆正在努力使自己人民的声音传播到亚非拉的每一个角落，古巴革命被赋予了更广泛的意义，要用自己的影响力在世界范围内去创造更多的越南。”

以格瓦拉为代表的古巴革命者在国际场合传播他们的反帝反霸理念，这个理念塑造了古巴的榜样形象，并让大家认可由古巴来领导亚非拉人民抵御美国的军事入侵和经济扩张。一位古巴记者写道，“与古巴站在一起，是拉美以及第三世界人民防御美帝国主义入侵的最好的方法。”

塑造第三世界国家榜样的国际形象不仅是古巴在世界舞台上发声的修辞手段，而且成为古巴最独特的国际主义策略。古巴的这种自信来自对自身革命目标的定位以及对国际大环境的判断。古巴认为第三世界是由有色种族和无产阶级主导的新社会，人们对内期望消除种族和阶级对立，实现社会平等，对外要实现完全独立自主、摆脱霸权和新殖民者的控制。古巴认为自己实现了这一目标，可以凭借意识形态的代表性和经验上的丰富性获得在第三世界的特殊地位。

（四）国际主义策略二：输出革命为自己正名

古巴的国际主义策略不仅来自社会主义传统，还来自本土民族英雄和拉美革命先驱的反帝理念，前者根植于古巴独立运动和革命的本土经验，后者深藏于对18、19世纪拉美解放运动中对抗欧洲宗主国的历史记忆。

比如古巴的民族英雄何塞·马蒂曾经说过，他的每一天都面临着为保卫古巴而牺牲的危险，他要时刻保卫古巴防止落入美国的手中。1954年，危地马拉阿本斯左翼政府被美国中情局训练的反对派推翻，危地马拉革命的失败暴露了美国霸权主义的野心，古巴领导人相信，要保卫古巴的革命成果，必须联合拉美以及世界各国的革命和反帝运动，只有在其他国家推广左翼革命、支持社会主义政权，构建全球范围内的革命联合体，古巴才能真正实现对美国的反向污名。

输出革命不仅可以解除美国对古巴的压力，还使美国蒙受资本主义圈子缩小的损失，承受第三世界对其霸权行为的共同抵制和对抗。

古巴输出革命的首要地点是近在咫尺的拉美国家。1961年，格瓦拉在美洲国家组织会议上发言，阐明古巴在世界范围内反对帝国主义的政策内涵，指出革命回应了古巴民众向社会主义转型以及对抗帝国主义威胁的要求，古巴革命是反封建、反对帝国主义的，它燃起了世界革命的希望。卡斯特罗也在多个场合谴责美帝国主义在拉美的霸道行径，宣称古巴要与拉美其他国家联合起来进行反帝斗争。

1962年，古巴革命政权将输出革命付诸实践，在拉美积极推动游击战争，以推翻追随美国孤立古巴的相关国家政府。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古巴向拉美的阿根廷、玻利维亚、智利、哥伦比亚、多米尼加、萨尔瓦多、格林纳达、尼加拉瓜、巴拿马、秘鲁的左翼政府和革命力量提供了各种形式的支援。

在形式上，古巴有时会派出本国士兵加人当地的战争，格瓦拉就于1966年组织了一支小型古巴军队远征玻利维亚，格瓦拉本人在这次行动中牺牲。不过由于资源有限，输出革命的重心是给对象国提供训练和补给上的援助，比如在六十年代，大约有两千名拉美各国游击队员在古巴学习游击战技术。

除了拉美，正在经历民族解放运动的非洲大陆也是古巴输出革命的重要舞台。

在北非，古巴是第一个承认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临时政府的国家，并且向民族解放阵线提供政治和物资上的支持，以帮助阿尔及利亚的反法斗争。阿尔及利亚于1962年独立，当阿尔及利亚在次年遭到由美国支持的摩洛哥王朝入侵时，古巴向阿方派出了军事力量，这是古巴首次尝试以雇佣军的形式支援第三世界国家的反殖反帝斗争。阿尔及利亚后来在非洲大陆的革命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并且成为其他非洲革命者与古巴建立联系的中介。

古巴输出革命后来集中在撒哈拉以南非洲。1964年，在西方国家镇压刚果（金）的革命起义后，格瓦拉前往联合国总部发表演讲，“世界上所有自由人一定都做好了准备，为刚果报仇。”格瓦拉接着去帮助刚果(金)的革命者，并于1965年连续去往多个国家，会见了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几内亚及佛得角独立党等革命和独立运动领导人，试图让非洲的革命者明白他们正在进行的是反对共同敌人的战争。

在古巴输出革命的同时，美国对古巴的压力以及古巴对美国的反击持续上演。

1962年，为了报复古巴资助委内瑞拉反政府力量发动游击战争，由美国控制的美洲国家组织剥夺了古巴的成员资格，随后，卡斯特罗发表《古巴宣言》，称美洲国家组织已经沦为美国的殖民部门，是美国借以压迫拉美民族解放运动的工具，同时辩称在各国普遍发生的革命是世界人民自己的选择。

1965年，格瓦拉在亚非人民团结组织的第二届经济会议上发表慷慨激昂的国际主义宣言，宣言具有浓厚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色彩，号召世界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对抗资本主义，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责任下，采取积极行动，与美国殖民势力斗争到底。格瓦拉还批评苏东集团国家仍在资本主义体系中与第三世界进行贸易，没有尽到社会主义共同体联合起来消灭国际剥削的义务。

古巴不仅与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体系进行斗争，还批评苏联只为自己的霸权而行动，十分鲜明地表明自己的立场，成为国际社会中异常活跃的政治力量。

1967年，格瓦拉在《创造两个、三个乃至更多的越南》的文章中号召第三世界加强对越南反美斗争的支持，人们应该主动拿起武器，效仿越南，与美国进行殊死抗争。

除了拉拢西方国家左翼势力、树立自身在第三世界榜样形象和输出革命，古巴还派遣各行各业的人员参加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建设，人员包括教师、医务工作者、技术专家、建筑工人等，据统计，1978年，仅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就有大约11000名古巴公民从事教育、公共健康、工业技术等劳务援助，古巴的国际主义实践成为国际主义精神独一无二的篇章。

三、冷战后古巴应对美国污名的措施

冷战结束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低迷期，民族解放运动告一段落，第三世界作为统一战线的概念也完成了使命。

在严峻的内外形势下，古巴的主要任务一是维护政权和体制的稳定，二是激发经济发展活力。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古巴经历了经济和社会体制的转型，确立了古巴社会建设的新理念以及与之对应的国家身份认知，古巴的内部身份以“繁荣和持续的社会主义”为核心标签。新的身份认同决定了古巴必须放弃输出革命的策略，为了获得经济社会建设的外部保障，必须融入世界体系。

在应对美国施加的污名压力时，虽然古巴不承认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价值和规范，但是随着内政的变迁以及多边主义国际环境的来临，古巴以自己的方式逐渐融入到后冷战时期的主流国际社会。同时，古巴以人道的国际主义策略争取更为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新体系，谋求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秩序。

尽管古巴放弃了输出革命的策略，但是美国仍然无视古巴主动寻求改善关系的意愿。

冷战结束伊始，老布什政府全面强化了对古巴的意识形态战争和制裁措施，美国之后的几任总统都延续了对古巴施加污名压力的政策。美国继续将古巴划为国际社会的另类，最典型的是指控古巴为“流氓国家”，形容古巴一只脚已经迈入了坟墓，不知悔改、不懂得吸取历史教训。克林顿的助理国务卿莱克曾经界定“流氓国家”，称他们游离于以民主和市场为特征的国际社会，顽固地坚持封闭的国家体制。美国认为“流氓国家”内部的专制特征和经济上的封闭性是对“普世价值”的藐视，违背了“正常”的标准。为了维护国际体系主流价值，美国自恃应该承担推广民主的使命，必要时采取单边手段，使“流氓国家”改邪归正。

2004年圣诞节期间，美国的古巴利益代表处在哈瓦那驻地楼房外装饰了75盏灯，用以象征被古巴政府抓起来的75名异见人士。美国拒绝古巴政府关于撤掉这些灯饰的要求，古巴当局在大街上悬挂美国军队虐囚丑闻和社会中黑暗新闻的照片，并配以“美国制造”的标语。

古巴针锋相对地反制美国的污名，可以抵消美国将古巴制造为唯一恶之“他者”形象的影响。同年，美国国务院负责裁军和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博尔顿用指控法西斯的修辞，指摘古巴是“邪恶轴心”国家。美国国务院还多次将古巴列到“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上，直至2015年，美国才将古巴撤出支恐名单。

这些臆断的指责招致了古巴的强烈反对，卡斯特罗多次撰文，指控美国对古巴的敌对行为是一场种族灭绝行动，是真正的国家恐怖主义行径。针对美国对古巴制造化学武器的无端指控，卡斯特罗结合涉及人类整体利益的国际热点，批评美国在全球推广基因控制技术，会对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和社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

美国还在封锁基础上加强对古巴的制裁。

1992年，美国通过《古巴民主法案》，禁止美国公司在海外的分支与古巴进行任何经济往来，禁止停靠古巴港口的船只在半年内停驻到美国港口，古巴指责这一制裁法案穷凶极恶，不仅严重损害了古巴的国家尊严，更使古巴人民承受由霸权国家强加的人道主义灾难。1996年，《赫尔姆斯—伯顿法案》将经济制裁措施法律化，规定在古巴开启民主化进程之前不得取消制裁。法案剥夺了与古巴有经济联系的外国法人进出美国的权利，极大恶化了古巴的外部环境。这两个极为严酷的制裁法案面向国际社会，将古巴贬低为必须改过自新的另类。

要求国际社会一道孤立古巴终究是美国的一厢情愿，与冷战后的多边主义和人道主义潮流相悖，反而让古巴获得了理解和同情。

在《赫尔姆斯—伯顿法案》生效时，克林顿政府派出特使前往墨西哥、加拿大和欧洲，向盟友们解释法案对美国国家安全乃至世界的重要意义，以调动国际社会集体制裁古巴。然而加拿大很坚决地回应美国，“我们反对由美国国会来告诉我们应该如何与第三方国家相处。”

欧盟也抱怨美国的单边法案十分霸道，将主权国家之间的自愿交往囊括进单边制裁措施，严重违反了WTO规则。欧盟还多次表明反对美国单边制裁古巴的立场，并自主与古巴展开政治对话，加强食品安全、气候变化、新能源以及专业技术人员等方面的交流与援助。

面对国际社会对“强权即公理”逻辑的反抗，美国不得不一再推迟相关条款的执行，直至涉及第三国的规定不了了之。

除了反对美国的单边制裁，加拿大、墨西哥和欧盟还针对美国的制裁禁运法案出台了反制措施，继续与古巴的正常交往。加拿大与西班牙成为古巴在西方世界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新的国际形势有利于古巴与其他西方国家缓和关系，同时，古巴致力于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

古巴放弃了联合第三世界与资本主义国际秩序对抗的策略，推动南南合作以及促进南北平等成为古巴新的国际主义任务。在社会主义阵营、第三世界都消失后，古巴最重要的国际归属莫过于拉美大家庭，一方面，冷战结束为古巴与拉美各国建立紧密联系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拉美多国的左翼政党先后掌握政权，这些政治力量基本上是以左翼意识形态为特色的“圣保罗论坛”的成员，对古巴革命持理解态度。

拉美政坛的左倾潮流为古巴参与拉美事务和影响西半球的国际政治提供了可能。古巴积极拥护拉美一体化进程，主动加入大部分拉美区域性国际组织，比如拉丁美洲经济体系、拉美一体化协会、拉丁美洲议会、加勒比论坛、美洲玻利瓦尔联盟、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等。

另外，尽管面临内部困境，古巴没有放弃对亚非拉国家输送包括技术人员在内的人道主义援助，这种援助已经从输出革命的手段变成了国际主义精神的实践。

截至2005年，古巴已经有来自各行各业二十余万的志愿者在160个国家进行免费或低偿服务。这种以小国身躯进行大规模对外援助的现象在国际社会极其罕见，其效果是极大提升了古巴的国际形象。

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在1995年召开的南部非洲—古巴团结大会上盛赞古巴，称尽管南部非洲的解放事业已经取得了重大成绩，古巴的医生、教师、农业技术人员以及其他志愿者仍然在为南部非洲摆脱贫穷而驻守，曼德拉表示南非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古巴这种无与伦比的国际主义精神。

在国际论坛上，古巴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声援。2009年，第39届美洲国家组织大会决定废止中止古巴成员资格的1962年决议，拉美各国发表联合声明，要求帮助古巴尽快重新融入西半球大家庭。

1992年以来，古巴每年都向联合国大会提交反对美国封锁的提案，在历次投票中，赞成古巴提案的国家越来越多，直到2014年10月28日，联合国大会以188票对2票连续第23次谴责了美国对古巴的制裁政策，仅有美国和以色列对制裁谴责案投了反对票。

美国拉拢国际社会一起对古巴施加污名压力的行为最终导致自己在古巴事务上被世界其他国家孤立。

总之，在后冷战时代，美国高估了自己打压古巴的能力，执意延续对古巴的污名，反而凸显了古巴的受害者形象。美国的宣传攻势和制裁措施说是针对古巴政权和国家体制，但其恶劣后果覆盖了普通民众的生存权益乃至影响到与古巴有利益联系的其他国家。美国一意孤行的政策恶化了古巴经济社会建设的外部环境，造成人道主义灾难，而不顾古巴融入国际社会的意愿和各国对古巴身份认知变迁的理解与承认，美国反过来成了不得人心的越轨者。

古巴对美国污名的主动应对起到了重要作用，古巴迎合国际社会的多边主义和人道主义潮流，针锋相对地回应美国宣传攻势，揭示了美国的霸道行为以及国际体系等级制度的非正义性，使各国认识到美国的霸权地位与新的国际主义平等价值之间有根本的矛盾。

小结

在古巴应对美国对其污名化过程中，冷战期间和后冷战时代古巴的应对方式有所差异。冷战时期，在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权运动潮流的背景下，革命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驱使古巴以强硬对强硬，拉拢西方国家的左翼势力，树立自己在第三世界的榜样形象，并向外输出革命。冷战结束后，面临美国加强制裁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为了维护国家体制和政权，古巴要在融入国际社会的基础上追求公平公正新秩序。国际体系中以权力争夺为主要内容的现实主义色彩逐渐暗淡，多边主义和人道主义成为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价值，因此古巴以人道的国际主义策略迎合新的国际共识。国际社会逐渐接纳古巴，导致美国的单边污名失败。古巴顺应国际社会潮流，摆脱了被进一步贴上污名标签的危险，乃至甩掉了革命时期咄咄逼人的形象，实现了国家身份的延续和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