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砖国家如何应对腐败高发期系列报道之俄罗斯篇(上)

　　全面私有化使国家财富沦为权贵的盛宴

　　作为苏联的主要继承者，俄罗斯工业基础雄厚，自然资源丰富，尖端科技发达。改革之初，许多人都认为俄罗斯只要拥抱市场经济，经济发展潜力就很可能会超过中国。但自1990年至2003年，俄罗斯GDP年均下降1.8%，而中国同期经济增长率高达9.6%，俄罗斯经济总量下降至仅为中国的1/4。究其原因，在任何一个社会，只要巧取豪夺比生产建设来得容易，掠夺活动就会使创造活动萎缩、经济发展迟缓。腐败不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自动消失，国家权力的失控让私有化沦为滋生腐败的温床。

　　在叶利钦时代，官僚和经济寡头以自由化为名相互勾结，垄断自然资源，贱卖国有资产。苏联解体后，俄罗斯500家最大的私有化企业按当时市值至少值2000亿美元，而实际却仅以72亿美元出售。根据俄罗斯国家杜马1997年公布的资料，私有化造成的损失高达1.7万亿美元，相当于1996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的4.2倍或二战时期苏联损失的2.5倍。

　　2000年普京接棒后，摒弃之前的自由化政策，严厉打击金融寡头的巧取豪夺，惩治私有化过程中的腐败乱象，使俄罗斯经济出现了复苏。但是，老的寡头被打倒，新的寡头迅速出现。2012年，俄罗斯96位亿万富豪的资产总额占全国GDP的20%，其中超过80%的财富来自石油、天然气、建筑业等非制造业，这些产业依赖政府支持便可获得源源不断的财富，是公认的“腐败重灾区”。

　　美国《大西洋月刊》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是一些金砖国家崛起的最大优势，而腐败则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最大劣势。在普京和梅德韦杰夫的治理下，俄罗斯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力大大增强，国有经济再次占到全国经济的半壁江山。这些治理措施稳定了经济秩序，但又让权力之手裸露于市场失灵、政治腐败和社会失范之下，使经济发展偏离正常航向。以俄罗斯电力系统为例，2011年接受初步调查的352名国有电力公司高管中，162人与385家商业机构有着或明或暗的关系。统一能源集团-联邦电网公司乌拉尔分公司一把手尼基金为承揽本公司业务，以本人或亲属名义成立21家商业公司，每年营业额超过20亿卢布。

　　俄罗斯企业严重依赖政商关系攫取巨额利润，致使每一名贪官后面都跟着一群“暴发户”。梅德韦杰夫估计，不法官员勾结商人每年侵吞国家资金达3000亿美元，相当于2012年全国GDP的15%。据统计，俄罗斯自实行私有化以来，有接近50%的国家财富转入地下，成为政府无法监控、无法征税的“影子经济”。

　　权力与资本勾结是造成腐败的祸根

　　俄罗斯腐败的根子在叶利钦时代，源头则在戈尔巴乔夫时代。由于权力之手的深度介入，对市场之手造成了巨大的挤出效应。

　　戈尔巴乔夫所谓的“政治改革”和“经济自由化”，使得官僚特权阶层与亲西方的社会精英相互勾结，化公为私。原本立志要走出一条新路的苏联共产党，最终倒在了官僚贪污腐败的泥潭中。苏联解体以后，原本的权贵阶层摇身一变，成为新政权中的精英人士。据俄罗斯《消息报》1996年统计，俄罗斯联邦政府精英中苏联官员出身的占75%，地方精英中苏联官员出身的占82.3%，经济领域精英中苏联官员出身的占61%。俄罗斯“经济改革之父”盖达尔承认，俄罗斯私有化是“权贵阶层将国家财产私有化”，是“权力转化为资本”。

　　叶利钦打着“反苏共特权”旗号起家，政治上实行西方式多党制，但政府与寡头关系过于密切，政治与经济资源被新的权势集团垄断。1998年至2000年，俄罗斯政府接连更换四位总理，其背后都少不了寡头们的参与。有人戏称，金融寡头别列佐夫斯基开了家“职业介绍所”，谁想要当副总理、部长或到总统府谋取一官半职，必须经过别氏之手。

　　普京执政后，要求寡头不得干政。但由于寡头们盘根错节，力量强大，其势力并未受到完全削弱。目前寡头仍然控制着俄罗斯64家最大规模私营企业财富的85%，12家大型私营企业的年销售额相当于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对于“普梅组合”而言，既要限制经济大亨们的政治野心，又要借助其雄厚资金振兴经济。普京曾经指出，“各个领域的‘家族化’以及官恶勾结，是俄罗斯大多数地区的灾难”。但他同时主张，虽然寡头们通过不正当的私有化手段取得了巨额资产，但现在不能对他们采取行动，因为那样做可能会破坏大型企业的运营。

　　寡头集团强大的政治经济背景，使得俄罗斯政府的反腐败行动难以取得实际成效。在俄罗斯，经济寡头通过金钱铺路“俘获”政府，政府官员则通过权力攫取金钱和高管职位。2011年，俄罗斯政府的9名副总理在10多个国企担任董事会或监事会主席，16位部长在10个国企董事会任职，另有205位高级别政府官员在47个大型国企任职。同时，不少俄罗斯官员的子女已经进入政府及大型国企的重要部门。俄罗斯媒体预计，未来10年到15年现任高官的子女将至少占据政府和大企业重要职务的1/3。

　　监督缺位导致权力异化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各种权势集团相互联合，监督无从谈起。叶利钦推行政治多元化，“地方诸侯”权力膨胀，联邦法律法规难以在全国推行。据统计，叶利钦时期，地方政府通过的法规中有3500多项不符合联邦宪法和法律，90%以上的中央政策地方政府根本不执行，反腐败工作难以开展。

　　普京推行“可控民主”，稳定了政治和社会秩序，但同时导致政治权力日益集中、政治竞争日益减弱，行政权力占据支配地位。在体制转型期，俄罗斯市场机制发育不良，利益格局变化剧烈。为了恢复社会秩序、实现政治稳定和重建国家权威，俄罗斯政府实行威权政治，集中政治资源加强经济社会建设。普京预计，从“手动挡治国”(集权)转向“自动挡治国”(分权)需要耗时15年至20年。在此期间，威权政治的有效发挥必须依赖于强力高效的官僚政治阶层，内务部、安全机关、检察院、司法机关等强力部门成为政府高官和国企领导的主要来源。

　　但是，由于缺乏监督和竞争，官僚集团的腐败在所难免。俄罗斯向来不缺乏法律，但执法机构自身的问题导致反腐败法规难以切实执行。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长尤里·柴卡透露，俄罗斯执法机关内部腐败问题严重，在2008年因受贿罪被判刑的1300人中，竟有31%是内务部警察。2011年，梅德韦杰夫痛斥反腐败机构管理不善，认为“34%的腐败刑事案件出自内务部和调查机构，很可悲，也非常危险”。2013年4月，普京在电视直播中承认，每个地方都存在腐败，只是腐败的程度有所不同，“日常腐败”问题“异常严重，而且非常过分，对整个社会构成了威胁”。

　　尽管普京和梅德韦杰夫对贪腐现象深恶痛绝，但其反腐败行动常常被指责是“雷声大、雨点小”，被惩处官员则往往被视为“政治牺牲品”或“运气不佳”。2008年普京卸任总统时，32%的俄罗斯民众认为普京首度执政的8年间最大的失误就是“反腐不力”。梅德韦杰夫任总统期间曾积极推出多项反腐败法律，但实际效果却远远达不到预期。他曾对媒体坦承，反腐败工作“要说一事无成太夸张，但就结果而言，只有少许成效”。

　　腐败成为实现“强国梦”的重大障碍

　　腐败在俄罗斯已成为一个系统性的问题，侵蚀国家财产，损害政府公信力，抑制科技创新，恶化市场环境，成为制约俄罗斯实现现代化“强国梦”的重大障碍。

　　拖累经济发展，制约产业结构升级。根据2013年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指数排名，俄罗斯在185个经济体中排名112名。普京总统2012年上任伊始，就将吸引投资作为实现经济加速发展的最重要途径，提出2018年前俄罗斯营商环境指数世界排名要提高到第20位。但是，约35%的俄罗斯商人不愿意在国内经商，全国每年的净外流资本高达600亿至800亿美元。

　　造成阶层对立，危害社会和谐稳定。腐败横行造成官商勾结和社会不公，容易导致经济失调、社会失序与心理失衡，将发展引入“中等收入陷阱”。俄罗斯联邦社会院2006年的调查显示，被调查者中69%认为民众和政府之间的矛盾严重，84%认为穷人和富人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2011年的民调进一步显示，俄罗斯人眼中的现代化主要是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41%)、严惩腐败(38%)和社会公平(31%)，而创新经济、国力强大、民族复兴等则排在后面。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不可能形成相互信赖的社会政治氛围，也无法形成一个稳定的中产阶层，这将阻碍国家稳定发展和民主制度建设。

　　影响政治稳定，侵蚀长期执政根基。近年来，俄罗斯体制外反对派高举“民主和反腐”大旗，示威抗议浪潮此起彼伏。2012年以来，以“反腐斗士”自居的纳瓦尔尼连续曝光俄罗斯高层官员的疑似贪腐问题，迫使国家杜马道德委员会主席和联邦委员会个别议员辞职。同时，西方势力借反腐败之名，直接干涉俄罗斯内政。

　　当前，俄罗斯民众对官场腐败深恶痛绝，反腐败已成为俄罗斯政坛的焦点问题之一。2013年3月底的俄罗斯民调显示，被调查者中83%认为腐败状况未改善或有所恶化，68%认为反腐败是政府的主要任务，64%怀疑官方能否消除腐败行为。普京顺应民意反腐败，不仅有助于提高其支持率，削弱反对派势力，而且还可以警告异己分子，保持执政根基稳固。因此，俄罗斯的反腐败之路虽然艰辛曲折，但只要“强国梦”一日不息，就一定会坚持不懈地走下去。 (冉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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