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有时不但不能使历史恢复真相，却往往会随着强势舆论的建立而逐渐扭曲往日的现实。我在法国常驻二十多年，最大的体验，便是看着历史如何一步步被谎言所悄悄替换。比如在涉及到中国的开国元首毛泽东主席的问题上即为如此。

　　历史上毛泽东对法国现代史其实是有着深刻影响的。法国历史具有重要作用的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就是一位著名的“毛派”。他举着“人民事业”在巴黎街头叫卖的照片引导了法国一代左翼青年。但近年来法国却出版了多种反毛著作，其中有翻译的，也有法国“汉学家”撰写的。其特点就是对历史人物用今天的标准进行道德审判。道德审判历史人物是最荒诞的做法：“民主的”美国国父华盛顿还是一个著名的奴隶主呢!事实上今天很多法国人已经忘了，他们的先贤曾经是如何高度评价这位东方伟人的。

　　对毛泽东主席做出最高评价的，是法国前总统瓦勒利·吉斯卡尔—德斯坦。毛泽东逝世时他发给中国的唁电中有这样一句话：“毛泽东的去世，使人类的一座思想灯塔熄灭了。”吉斯卡尔—德斯坦并非一时冲动而写下这句话的。他卸任总统一职以后，一直活跃在法国学术界和舆论界，他不仅从来没有否认过他的这句话，而且在1993年透露，这份唁电是他“亲笔撰写的”，因此完全反映了他本人的思想。

　　吉斯卡尔—德斯坦认为“毛泽东代表了一种哲学思想”。他曾说，“现代社会的国家领导人并不体现一种哲学思想，他们只是解决一些问题，诸如经济、社会、军事等等。法国人却认为毛泽东体现了一种哲学思想，并且努力地把它付诸行动。这正是我们对政治的认识。我们在1789年进行的大革命，正是为了一种哲学思想。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毛泽东思想也正是使中国走向一种哲学，即给予中国人民最大的权力和最高的地位。”2003年，吉斯卡尔—德斯坦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成为“不朽的人”(因院士是终身的)。

　　应该承认，吉斯卡尔—德斯坦对毛泽东的这段论述，与戴高乐将军有着异曲同工之妙。1970年9月9日，戴高乐将军已经从总统职位上退了下来。这一天他与将前往中国担任外交官的姪女玛丽—戴蕾丝·戴高碧比谈到中国。当时戴高乐说：“惟有毛具有在中国实现巨大变革的权威，而且只有他领导的政权才能使中国走出目前的这种不发达和无政府状态。”戴高乐将军并不是一个左翼政治家。他坦承，他会告诉毛泽东，尽管他非常“欣赏毛政权实现的种种变革”，但他“太尊重个人”而不会成为一个共产党人。“当然，我必须能同毛主席会晤。这将是法国和中国以戴高乐和毛泽东为代表的会晤”。戴高乐甚至已经私下确立了访华的日子：1971年6月18日。这正是他在伦敦广播电台发表著名的“自由法国”演说31周年纪念的日子。令人遗憾的是，正好两个月后，1970年11月9日，戴高乐将军与世长逝。将会震撼历史的毛泽东—戴高乐之晤终于没有发生。

　　但在毛泽东心目中，戴高乐是占据着特殊地位的，是一位“遥远的朋友”。1965年8月毛泽东在与马尔罗在人民大会堂长谈之后送他出来，两人在大会堂的台阶上挥手告别。马尔罗写道：“……在列宁之后，还没有任何人像他那样撼动历史……中国的时代开始了。”但马尔罗感觉到了伟人的孤独。他写道：“毛说，‘我是孤独的。’接着他笑了，‘但我总算还有几位遥远的朋友：请代我向戴高乐将军致敬。’……”

　　毛泽东与戴高乐未能会晤成为历史的憾事。人们多么想知道两个同样坚持民族独立的人会如何交谈。人们多么想知道两位伟人之间的思想交流将会迸出何等样的火花。历史就是这样。但这次没有发生的会晤，却“淹没”了另一次真正发生的见面，同样也是在两位国家元首之间，只是其中一位当时还未当选。那就是1961年春法国未来的左翼社会党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对中国的访问，和他与毛泽东的交谈。三十多年后，密特朗在爱丽舍宫宴请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时说，我其实比戴高乐将军还要早就认识到，法国应该承认人民中国。

　　密特朗在会晤毛泽东并访华后写了一本书：《中国面临挑战》。他在书中是这样评价毛主席的。他写道：“毛不是一个独裁者……毛是一位人道主义者。三十年来，这位人道主义者正在领导着一场征服中国的革命运动……他接受作为一名战士的任务，他服从纪律，从不循规蹈矩。甚至在中国，他也代表着新型的人类。智慧、文化对于他来说是没有意义的，他就是行动……”

　　应该说，法兰西民族与中华民族有着不少相同之处：骄傲、独立、智慧和伟大。法兰西圣贤们对毛泽东的评价，实际上是一种英雄所见。这一点，对我们今天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之际，是否有一点启发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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