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马非马”是一个伪命题

梅荣政

一个时期以来，“苏马非马”论在我国社会中，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界非常流行。“苏马非马”是一个不科学的伪命题，此前已有专家提出过批评，因为它涉及多方面的是非，本文再做点评论。

一、“苏马非马”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诋毁

首先要指出的是，“苏马非马”论者称，“马克思列宁主义”用的是斯大林的概念，这并不准确。斯大林主持编写的联共（布）党史，还有其他著作，俄文是марксизм ленинизм（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而不是маркс ленинизм（马克思列宁主义）。将марксизм ленинизм（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这个复合词译成“马克思列宁主义”或者简称“马列主义”，是中文译者出于汉语习惯的考虑作出的表述。这当然并非问题的关键所在。问题的关键和实质在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或者“马列主义”这个概念是否鲜明有力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科学理论体系和内涵。如果回答是，那么应当肯定这个概念具有很高的理论水平和概括能力，把握住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质、马克思主义中主要的、基本的东西。斯大林及他领导时期的苏联学者虽然没有直接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或者“马列主义”的概念，但是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两个概念并列起来使用，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贡献。这一理论创新突出了列宁的伟大，表明列宁“善于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并从这个实质出发，向前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斯大林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22页）。表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是本质同一的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体系，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是适合帝国主义时代新情况、新特点和俄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

斯大林及他领导时期的苏联学者对列宁及列宁主义的评价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其一，列宁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尊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人都清楚，恩格斯逝世以后，第二国际的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修正主义者背叛了马克思主义。他们在哲学方面，否定马克思的唯物论和革命辩证法。在经济学领域，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在政治领域，否定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在社会主义运动的最终目的上，鼓吹“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是没有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泛滥，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到重创。面对这股逆流，正是列宁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大旗，遏制了修正主义的泛滥，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挽救和促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健康发展，使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了一种现实的社会制度。

其二，列宁适应帝国主义时代新条件的要求，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新的时代和俄国的实际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列宁主义阶段。斯大林说，列宁主义学说在“（1）关于垄断资本主义问题，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新阶段的问题。（2）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3）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期，在一个被资本主义国家所包围的国家里顺利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和方法问题。（4）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在任何人民革命中，在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中以及在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5）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6）关于无产阶级政党问题”（《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86~90页）。等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同志也明确指出：

【“列宁主义学说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哪些地方发展了呢？一，在世界观，就是唯物论和辩证法方面发展了它；二，在革命的理论、革命的策略方面，特别是在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等问题上发展了它。列宁还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学说。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开始，革命中间就有建设，他已经有了七年的实践，这是马克思所没有的。我们学的就是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356页。】

其三，列宁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沿着马克思的理论道路前进的。1872年，马克思恩格斯在为《共产党宣言》的德文版写的序言中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页）。列宁完全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坚定地遵循着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原则。沿着马克思的理论道路前进，就是坚持马克思理论阐述的一般的任务，“必然随着历史过程中每个特殊阶段的具体的经济和政治情况而有所改变”（《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4页）。所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运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74~275页）。“独立地探讨”的精义，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从总的、基本方面说，斯大林时期苏联“整理、理解、取舍和发挥”而形成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这样。从苏联传入，为中国所接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就是这样。称“苏马”即马克思列宁主义“非马”根据何在？

毛泽东同志指出：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此前，从日本、法国也传入过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些著作（或某些思想观点），但当时仅被视为一种国外学术思想。十月革命则不同，因为它将一种理论转化成了可以具体实施的革命过程和实在的社会制度，俄国的社会状况及革命者寻求救国救民的革命真理的情况又同中国差不多。所以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中国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在十月革命以后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经过曲折的道路，取得了基本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之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虽然这中间犯过错误，有过曲折包括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党内盛行过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苏联经验绝对化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错误，但那只不过是在探索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过程中的一种谁都很难避免，在一定意义上可视之为成本的付出，但仍然取得了巨大成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进行改革开放，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后经过几届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努力，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中国得到更大的发展，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日益强起来。这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根本理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历程。贯穿这一基本历史过程最根本的原则和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809页）。

上述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历程及贯穿其中最根本的经验，哪些“与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与列宁的基本思想不同呢？

二、“苏马非马”论是主观唯心主义的随意捏造

“苏马非马”论者指责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套苏式的以教科书为代表的、“教条式的”意识形态。应该说这是一种无知，或者说是有意歪曲事实。熟悉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人都知道，早在十月革命前，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出版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著作可以不受删节地全文公开出版，其版次、印数大大超过革命前，质量也大大改进。列宁逝世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著作的出版工作进入新阶段。1931～1938年，联共（布）中央直属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加紧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马克思恩格斯文库》，发表了大量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手稿。1932年首次全文发表了马克思写于1844年4～8月间的“巴黎手稿”；1932～1933年，第一次全文发表了《哥达纲领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恩格斯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写的导言（1891年）。1929～1930年发表了列宁的《哲学笔记》，并从多方面进行深入研究。1933年在纪念马克思逝世50周年时，首次大量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文选（两卷集）和许多专题文集。1938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问世，这部书和联共（布）中央作出的《关于〈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出版后的宣传工作的决议》（1938年1月14日），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出版。该《决议》批评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在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翻译成俄文时有多处歪曲和不确切的地方，研究院据此开始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著作的新译本。1939～1940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在各种不同的刊物上刊登的论文，这些论文是人们以前所不知道的。1939～1941年，研究院还第一次以完整的形式用德文发表了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定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941年出版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新版，纠正了1925年版中的错误。20世纪40年代前半期，由于战争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翻译和出版速度大大减慢，仅在战争末期出版了一本篇幅不大的集子《马克思恩格斯反对德国的反对派》，并用多种文字出版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论游击战》文集。二战后，1945年出版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新版本。1946年重印了1941年版的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1947年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1892～1895年恩格斯的书信和以前各卷中遗漏的书信）；又分上、下两册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此外，还出版了马克思的《编年大事记》，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选集等。对于受到如此众多的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熏陶、影响的党和干部党员，他们所推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是一套苏式的教科书吗？

中国共产党接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只是一套苏式的教科书。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遵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贯教导，重视“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3页）。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就要求全党“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实行学习理论、研究历史、研究现状的三结合。

1943年3月16日，为了更有效地学习和应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求：“中央直属机关干部要进行理论、思想教育，读马、恩、列、斯的四十本书。”（《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页）。1943年12月14日，为了解决高级干部学习党的路线问题，他又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将学习时间定为半年，学习的课本为六种：马克思恩格斯著的《共产党宣言》、恩格斯著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著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社会主义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斯大林主持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党的主要文件集（1922年7月至1943年10月）。

1945年4月，中共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在这次大会上再次向全党推荐读《共产党宣言》等五本书，说：

【“如果有五千人到一万人读过了，并且有大体的了解，那就很好，很有益处。我们可以把这五本书装在干粮袋里，打完仗后，就读他一遍或者看他一两句”《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17页。】

他强调，不能因为反对教条主义就不读经典著作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讲的不是教条，我们读后变成了教条，这是我们没有读通，不会读。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从政治的高度对党的高级干部提出要求：

【“我们在理论上要提高，还要普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要当作一个政治任务来注意这个问题，不然就说不服那些犯错误的同志”《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8页。】

当时中共华东局印了五本书并组织学习。毛泽东得知后作出指示说：

【“如果五本不够，可以选十本，包括《联共（布）党史》、《列宁主义概论》、《帝国主义论》在内。”《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8页。】

1949年3月，为迎接全国的解放，中共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面对即将到来的新形势、新任务，根据党内的理论状况，全会确定了十二本干部必读的书目。毛泽东在会上再次论述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他说：

【“积二十多年之经验，深知要读这十二本书，规定在三年之内看一遍到两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应当有共同的认识”。“如果在今后三年之内，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1页。】

新中国成立以后，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中央对干部的马克思主义学习抓得更紧了。当时规定了严格的干部学习制度并在以后长时期内得到了坚持。

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在实践中发生了刮“共产风”的错误，在理论上有人提出取消商品生产等错误主张。毛泽东针对这种情况，在1958年11月9日亲自写信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们，建议大家读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其意在提高干部党员的理论素养，避免重犯类似的错误。

1963年7月11日，毛泽东再次提出，要读几本、十几本、几十本马列的书。要有计划地进行，在几年内读完几十本马列的书。1963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中共中央呈送了关于组织高级干部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的请示报告及供干部选读的30部著作目录。1964年2月15日，毛泽东作出批示：“此件看过，很好，可以立即发下去。”（《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5）》第45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84页）。

1963年7月，毛泽东曾提出，要为选定的30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写序、作注，以帮助人们学习马克思主义。注释的字数可以超过正文的字数。1965年12月，毛泽东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并带了几个“秀才”到杭州进行这一工作。当时他强调，为马列著作写序要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这件事虽然刚开头就因“文化大革命”开始而没有进行下去，但为如何帮助人们学习马列著作指明了方向，作出了示范。

上述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倡导和组织下所抓的学习工作，加强了党的理论建设、提高了党员干部的理论修养、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认识、推动了党的事业的健康发展，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优良的历史传统。为了推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中共中央编译局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列宁专题文集》，这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它说明中国共产党接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大量的是从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而不是从“一套苏式的教科书”中来的。

我们党在倡导和组织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过程中，还回答了一个重大问题，即是：我们在中国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什么还要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呢？由于存在这种疑惑，20世纪60年代，不少报纸不同程度地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很少讲了”的现象。针对这种情况，1960年3月25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天津会议上批评说：“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好像它是另外一个东西”（《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3页）。他还指出，有人提出“以毛泽东思想为纲学习政治经济学”的提法是不妥当的。他强调说：“讲初期的发展时期的资本主义，总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资本论》；讲帝国主义，总还是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讲社会主义，列宁和斯大林都有，毛泽东同志也有重要发展”（《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4页）。“光讲毛泽东思想，不提马克思列宁主义，看起来好像把毛泽东思想抬高了，实际上是把毛泽东思想的作用降低了。”（《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4页）。邓小平说，这些看法，毛泽东同志是同意的。“昨天在毛主席那里还谈了这个问题，他赞成这个意见。”邓小平以后历届党中央领导人都强调要把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著作与学习毛泽东的重要著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著作紧密结合起来。这些都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始终坚持“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原则。说什么中国共产党接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是一套苏式的教科书的意识形态，纯属主观唯心主义的捏造。

三、“苏马非马”论宣扬的是历史虚无主义

“苏马非马”论者剑锋直指列宁、更多的是斯大林（即攻击列宁斯大林篡改了马克思主义），由此必然彻底否定“苏联模式”（又称“斯大林模式”）和斯大林。

所谓“苏联模式”，就是社会主义根本原则和本质特征在苏联特定历史条件下呈现出来的、具有苏联民族特色的历史形态。也可以说，苏联模式或“斯大林模式”，是苏联人民在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过程中，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苏联具体国情相结合，形成的一整套社会主义的制度。它既包括成功经验也包括错误、失败的经验。“苏联模式”的成功经验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具有基本的性质，在人类历史发展现阶段具有普遍意义，体现了社会主义根本原则和本质特征，即我们称之为“十月革命道路”的东西。另一部分成功经验不具有普遍意义。这又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只符合苏联实际，不符合其他国家实际；二是只符合苏联当时的实际，不符合苏联后来发展了的实际。“苏联模式”中错误、失败的经验，主要是从具体体制、运行机制层面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产物。这在苏联当时就是错误的，只有反面的教训意义。

关于“苏联模式”，我们党的立场、观点是非常鲜明的。早在1956年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过程中，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明确地回答了“关于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道路（即“苏联模式”——引者注）的估计”，将其具有普遍意义的成功经验概括为五个基本点，这五个基本点实际上是我们党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最早表述。继后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把它概括成六条标准。再后来邓小平将其凝练为党的四项基本原则。这五个基本点是：（1）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组织成为共产主义政党。（2）无产阶级在党的领导之下，联合劳动人民，经过革命斗争从资产阶级手里夺权。（3）在革命胜利以后，建立无产阶级对于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政，实现工业的国有化，逐步实现农业的集体化，从而消灭剥削制度和对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度，消灭阶级。（4）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领导人民群众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文化，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且积极准备条件，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5）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坚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承认各民族平等，维护世界和平，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566~567页）。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毛泽东同志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评价苏联模式和斯大林的典范。在世界社会主义各国纷纷照搬苏联模式的环境下，他第一个提出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需要做具体分析，不能盲目照搬，并且提出要实行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要以苏联为鉴戒，结合中国国情进行探索，走自己的路。《论十大关系》就是一个典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此发轫。然而在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时候，又是他站出来捍卫斯大林的正确方面：强调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绩是基本的，不能否定；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1956年8月底，毛泽东明确指出：“因为苏联发生了一些错误，这方面讲得多了，吹得多了，似乎那种错误不得了，这种观察是不妥的。任何一个民族，不可能不犯错误，何况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历又那么久，不发生错误是不可能的。苏联发生的错误，像斯大林的错误，它的位置是什么呢？是部分性质的，暂时性质的，虽然听说有些东西有二十年了，但总是暂时的、部分的，是可以纠正的。苏联那个主流，那个主要方面，那个大多数，是正确的。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经过十月革命变成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建设了社会主义，打败了法西斯，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它有许多东西我们可以学。当然，是要学习先进经验，不是学习落后经验。”“对斯大林要三七开。他们的主要的、大量的东西，是好的，有用的；部分的东西是错误的。”（《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1页）。斯大林的“一系列理论著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朽文献，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斯大林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生。”（《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0页）。斯大林也犯过一些错误，“斯大林的思想方法，在一些问题上，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陷入了形而上学和主观主义”（《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0页）。但是，“如果一定要说什么‘斯大林主义’的话，就只能说，首先，它是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一些极为严重的、必须彻底纠正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575页）。

总起来说，“苏联模式”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结合各国具体国情，探索科学社会主义根本原则如何实现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历史阶段。对于这个问题，2013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的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讲得十分清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思想从提出到现在的历史过程，经历了六个时间段：“空想社会主义产生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列宁领导十月革命胜利并实践社会主义，苏联模式逐步形成，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探索和实践，我们党作出进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日报》2013年1月6日）。

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

【“苏联模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促进了苏联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也为苏联军民夺取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页。】

实际上，彻底否定斯大林和“苏联模式”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污化苏联历史和斯大林的产物，事情过去半个世纪之久，俄罗斯人民经过正反面的教育，如今日益清楚地认识到赫鲁晓夫丑化斯大林和苏联历史带来的恶果，开始重新思考和重新评价苏联历史和苏联历史人物：

【“2007年，俄罗斯新的历史教科书——《俄罗斯现代史（1917~2006）》，是苏联解体后，经过国家权威部门认定的。教科书对斯大林的评价具有代表性。书中写道：‘正是在他的领导下苏联取得了人类历史上最大战争——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实现了经济的工业化和文化革命，这个结果使得不仅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急剧提高，而且还建立了世界上最好的教育体制；苏联在科学发展领域进入先进国家行列；实际上消灭了失业现象。’俄罗斯社会对斯大林的评价也发生变化，高达47%的人对斯大林在苏联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给以正面的评价。教科书称‘斯大林被视为苏联最成功的领导人’——甚至斯大林生前也没有得到过这样高的评价。”《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2015~2016）——且听低谷新潮声（之十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204页。】

这表明俄罗斯人民在比较中日益清醒地认识到斯大林的功绩。

这里的问题是，能不能从苏共亡党、苏联解体推论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失败的呢？不能！邓小平指出：

【“东欧、苏联的事件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坏事变成了好事。问题是我们……永远丢不得祖宗，这个祖宗就是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32页。】

江泽民同志也指出：

【“苏联、东欧的变化，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证明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破产。”《江泽民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91年12月。】

【“前苏联的乱，实质是先把思想搞乱了。他们把斯大林这把刀子丢了，我们对斯大林的评价是功大于过，前苏联对斯大林的否定引起了全面的思想混乱”《江泽民在省市委政研室主任会议上的讲话》，1993年7月5日，“东欧演变、苏联解体，说到底，是因为执政的共产党出了问题，背弃了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不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共产主义的目标、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江泽民在使节会议上的讲话》，1993年8月。】

这些话极为明白，清楚地说明了苏共亡党、苏联解体所证明的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破产”，而不是什么“苏马非马”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给我们的重要教训是要高度警惕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苏联为什么会解体？苏共为什么会垮台？一个重要原因是理想信念动摇了。最后‘城头变幻大王旗’只是一夜之间。教训十分深刻啊！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一路否定下去，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有什么作用了。”周新城：《坚定的理想信念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保证——关于苏东剧变的一点思考》，《中华魂》2016年第4期。】

这些论断真是一针见血！

四、“苏马非马”论的要害是否定我们党的四项基本原则

“苏马非马”论者断定，“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的是“附加了错误观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此紧密相连，宣扬历史虚无主义，否定“苏联模式”和斯大林，所有这些，集中到一点，要害在否定我们党的四项基本原则。

首先，其意剑指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根本性质。因为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按“苏马非马”论者的断定，作为指导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基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由斯大林概括的，歪曲了“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即“非马”。自然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自然也不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待“苏马非马”论先生们进行了批判，完成“正本清源”的任务以后，中国共产党才能成为“原本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苏马非马”论同《中国共产党章程》（下称《党章》）是尖锐对立的。《党章》总纲明确规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它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方正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方正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的革命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顺利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方正出版社2015年版，第2页）。“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引导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方正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方正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方正出版社2015年版，第4页）。“苏马非马”论明显否定了《党章》关于党的指导思想及其根本性质的规定，如此自然谈不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其次，否定人民民主专政。任何一个科学理论工作者都承认，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最突出的贡献是结合帝国主义时代的新情况，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如列宁所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平庸的小资产阶级（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深刻的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检验是否真正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9页。）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是直接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基础的。“苏马非马”论否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自然也就否定了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和实践。

其三，否定社会主义道路。“苏马非马”论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否定“苏联模式”（又称“斯大林模式”），又诬指马克思列宁主义、“苏联模式”是“新中国前30年所犯的思想和实践错误”的根源，其要害在隐射中国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社会制度和理论体系是三位一体的。“苏马非马”论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明显暴露出要当代中国改旗易帜的政治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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