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弱化的经验教训及启示

周  兵

苏联曾是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它以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以及全新的经济体制出现在世人面前，生产力得到快速发展，并发展为与美国并列的两个超级大国。但就是这样一个取得过辉煌成就，叱咤风云的超级大国顷刻间倒塌，苏共也如秋叶般凋零。导致苏联解体与苏共垮台的内部因素到底是什么呢？列宁曾经说过，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从事态的发生、发展、过程和结果来看，苏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弱化是重要原因之一。习近平指出，“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全党特别是宣传思想战线必须担负起的一个战略任务。”[ 习近平：《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  更好完成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使命任务》，《 人民日报 》2018年08月23日。]对此，中国共产党需要深刻总结、认真汲取苏共亡党的经验教训，这对于如何巩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坚持社会主义改革的正确方向，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镜鉴和启迪意义。

一、苏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由强变弱的历史演变

按照辨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内因在事物变化中起着决定作用，内因是关键，外因是条件，外因通常通过内因来起作用。将实践对于理论的决定性作用作为观察社会历史的出发点，要“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72页。]。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事业，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需要在实践中进行探索，在探索过程中，出现失误是不可避免的。人的认识不可能同客观世界完全一致，主观脱离客观，就难免犯错误。苏联共产党抛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不能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建设，主动放弃社会主义道路，那么社会主义被颠覆就是不可避免。

苏联共产党早期，列宁十分重视意识形态建设，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俄国革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从实际出发，将从严治党与党的建设紧密结合，最终取得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并推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列宁历来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建设，为纯洁党的队伍，将那些为了当官、脱离群众、滥用权力、蜕化变质的不坚定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清除出党。1921年8月中旬至1922年3月，俄共（布）在全党进行清理和纯洁党的队伍，共约16万党员被除名，达到了党员总数的24.1%[ 刘宗洪、韩洋：《苏共治党不严的历史教训》，《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4年第30期。]。斯大林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突出强调理想信念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性。指出“工作人员的政治水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觉悟程度愈高，工作本身的效率也愈高，工作也就愈有成效”[《斯大林文选》上，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46页。]。这段时期苏共在意识形态方面抓得紧、抓得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也有较多的宝贵经验，确保了苏共的迅速壮大和健康成长。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共产党开始放松意识形态的引领，并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尤其是戈尔巴乔夫积极推行所谓的“改革”，大肆鼓吹“民主化、公开性和多元论”，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并故意弱化苏共的意识形态建设，加之苏共从赫鲁晓夫时期开始累积的各种沉疴痼疾，最终把苏联引向绝路。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对苏共中央政治局进行了重大改组。改组后的政治局使一些具有激进改革思想的人如叶利钦进入权力核心机构，在组织上为后来党的分裂埋下了伏笔。同时，一些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党员被戈尔巴乔夫当做保守势力赶出政治局。从苏共二十七大开始，苏共在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有意识地引进西方社会党的某些理论观点，为“新思维”、“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播下种子，理下了苏共质变的祸根。

戈尔巴乔夫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全盘否定苏联历史，放弃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不但引发了社会混乱、民族矛盾尖锐、经济崩溃、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下降，更导致苏共政治上失去了领导核心、思想上失去了统一的基础，苏联解体的端倪已经显现。有一种关于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比较流行的说法，就是计划经济是走不通的，导致苏联经济崩溃所致。但是，不管是苏联的统计数字还是西方的材料都有力证明，从1928年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及其后数十年的时间里，苏联经济发展速度超过了绝大多数的资本主义国家。从1950年到1975年，苏联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4.8%，而美国同期的增长率仅为3.3%。正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行以及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使苏联就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从1975年至1985年，苏联经济虽然放慢了发展速度，但依旧成为世界超级强国，根本就看不见任何经济崩溃的迹象。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大批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经济学家受到重用，这些“苏联经济学家都被西方的极端观点迷住了，这种极端观点就是所谓的‘自由市场经济’思想[ （美）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曹荣湘等译：《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6页。]” 。他们打着“经济改革”、“市场至上”的旗号，恶毒地妖魔化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造成苏联经济指导思想的极大混乱，逐步把苏联经济推向了崩溃的边缘。1990年6月，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的主要行政长官后，又采取一系列政治手段破坏国家的计划经济，他把俄罗斯税收的绝大部分截留下来，不上交中央财政，导致国家经济出现大幅下降。[ 段燕华、刘明晓、王云玲、张志霞：《从苏联解体的原因看加强党员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性》，《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0期。]可见，正是苏联的“经济改革”放弃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指引，任由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颠覆社会主义经济，才促使了苏联经济的崩溃。总之，苏联解体苏共亡党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出了原因，而是苏共内部出了问题，是苏共意识形态丧失领导权导致的严重后果，尽管拥有2000万名党员，最终却丧失了执政地位，导致亡党亡国。

二、意识形态建设弱化是苏共亡党的重要原因

（一）理想信念丧失

在苏联的历史上，苏共曾经较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列宁不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且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和在实践中的胜利。斯大林也十分重视理论工作，1938年他发表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由此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体系在苏联及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权威地位。赫鲁晓夫上台后，苏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宣传教育基本上停留在封闭的体系中，只能依靠内部的惯性循环运行，创新性严重不足。这种状况严重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求，阻碍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创新。从此以后，苏共延续这种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又被异化为苏共违背生产力发展规律、超前推进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对外推行扩张性外交政策的工具。

戈尔巴乔夫以“新思维”为指导的“改革”，使苏共广大党员在理想信念上发生动摇，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怀疑，甚至出现抵制的现象，最终导致了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失败和彻底颠覆。1986年2月，苏共二十七大正式提出所谓“公开性”的问题。尽管列宁当年使用过“公开性”一词，但是其原意是把党和政府的工作对人民群众公开，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党和政府工作。同时还强调，“公开性”不是无限的、无原则的。但戈尔巴乔夫却改变“公开性”的本意，把“公开性”变成鼓吹党和国家历史上的所谓“阴暗面”和“消极现象”甚至是歪曲与伪造历史的历史虚无主义工具，从根本上动摇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地位。这成为了他推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改革的突破口。戈尔巴乔夫还高调宣称，他终生的目的是消灭共产主义，“我生活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我消灭了苏联和所有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捷克杂志《对话》，1999年第146期。]。身为苏共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已经彻底背叛了共产主义信仰，把消灭共产主义作为“生活的目的”。1991年6月，美国一个社会问题调查机构在莫斯科做了一次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调查，调查对象是掌握着高层权力的党政要员。结果令人震惊：苏联党政要员中仅有9.6%的人具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认为应当实行资本主义的人多达76.7%。

更有甚者，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苏联开始出现政治上的“夜间人”现象。所谓“夜间人”是指白天处处注意与官方保持一致，戴着假面具，到夜间则过自己的生活：阅读地下出版物，交流政治笑话，与家人和朋友议论时政，抨击权贵，发泄自己对现实的强烈不满。这种情况在当时的苏联相当普遍，绝大部分人包括大批的“60年代人”都选择了扮演“夜间人”的角色。“夜间人”现象的出现充分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对人们来讲已毫无意义，社会已发生了严重的信仰危机，只不过是爆发时机还不成熟。可以看出，苏共逐渐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党的指导地位，导致了全体党员理想信念的丧失，最后使得苏共的思想建党的垮塌。

（二）丧失意识形态领导权

十月革命以后，苏共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不断加强劳动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意识形态领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可是，苏共自1956年的二十大开始，逐渐走上一条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道路。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形势更加激化，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舆论逐渐成为主流，党的意识形态阵地逐渐丢失。戈尔巴乔夫鼓吹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仅仅是制造反社会主义舆论的一种过渡性手段，其本质是要根本改变社会制度，复辟资本主义制度。

戈尔巴乔夫提拔“民主派”代表人物雅科夫列夫出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长，从而牢牢控制住思想舆论界的领导权。1987年7月，戈尔巴乔夫在会见舆论工具和个别创作协会的领导人时首次使用“多元化”这一术语。他说：“让我们的言论多样化一些吧，认全社会都参加，让社会主义的多元论充满每一种刊物”。在意识形态多元化方针实行之后，舆论界在实际上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否定苏联社会制度的洪流。从1986开始，“许多主流报刊的主编易人”，“自由派的知识分子们，受命主办《星火》、《苏联文化》、《莫斯科新闻》、《旗帜》和《新世界》等报刊。国营电视网开始在新闻报道中报道不同观点。”[（美）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曹荣湘等译：《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0页。]大批主张西化的编辑记者被起用，众多中央级出版物的主编被换成支持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这些报刊很快成为自由派的宣传工具，成为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阵地。

（三）历史虚无主义泛滥

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大量被禁止的反共产主义反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学作品和电影纷纷被解禁。“所有的报纸、刊物、电台、电视都为否定苏共和苏联历史的宣传大开绿灯，全国掀起一股反共的浪潮。”[陈之骅、吴恩远、马龙闪：《苏联兴亡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46页。]例如：专门用歪曲手法描写斯大林时期所谓“阴暗面”的别克的小说《新的任命》在1986年底解禁出版；歪曲斯大林时期的党内斗争，暗示基洛夫遇刺是斯大林幕后策划的雷巴科夫的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在1987年公开出版；以寓言的方式攻击斯大林时期所谓的“独裁制度”的格鲁吉亚影片《忏悔》在1986年12月公开放映。雅科夫列夫还高调宣称，《忏悔》的公映是苏共“意识形态崩溃的开始”。尽管各类错误思潮泛滥，但苏共内部忠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也在做着不懈的斗争。1988年3月13日，苏共中央机关报《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列宁格勒工艺学院教师妮娜·安德列耶娃《我不能放弃原则》的来信，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给予严厉的批评，尖锐地指出当前的根本问题是“承认还是不承认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也就是说包括改革中的领导作用”[陈之骅、吴恩远、马龙闪：《苏联兴亡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47页。]，坚决“反对大众传媒不加区分地给整个苏维埃历史抹黑”[(俄)B.A.利西奇金、л.A.谢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34-235页。]。这件事让戈尔巴乔夫恼羞成怒，他立刻指示在苏联中央委员会机关报《真理报》上发表社论，谴责安德列耶娃的来信，重申支持所谓的“新闻自由”和“独立”的立场。

放弃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苏联解体前夕，苏共已经彻底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放弃了对新闻媒体的领导权，最终丧失了舆论阵地。1990年6月12日，戈尔巴乔夫以总统名义批准《新闻出版法》，宣布所谓的“新闻自由”。7月15日，他又发布关于电视和广播民主化的总统令，规定国家电视和广播事业“独立于政治和社会组织”，不允许任何政党进行垄断。这是戈尔巴乔夫“坚决舍弃苏共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而迈出的关键一步。原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部部长亚·谢·卡普托说：“《新闻出版法》这个法律不是关于出版的法律，而是为出版者制定的一套法律。法律只考虑出版界的经济利益，而不考虑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在此之前，国家对出版物都是有约束的，比如发表文章或播放节目都有专门的机构如党的委员会审查，而现在这些都被取消了，对新闻媒体没有任何的约束，只要有了钱，想出版什么都可以。”随着私人办报合法化和官办媒体私营化，苏境内各种非正式出版物很快就达到上千种之多。这些媒体竭力丑化颠覆社会主义制度，鼓吹美化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据统计，此时苏共掌握的报刊仅占1.5%。苏联主要媒体已经被苏联境内外私有资本和权贵势力掌控。

（四）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向重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他们认为，要从根本上征服社会主义苏联，就必须从思想开始，因此长时间对苏联有计划、有目的地的意识形态渗透。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说：“尽管我们与苏联在军事、经济和政治上进行竞争，但意识形态是我们争夺的根源。如果我们在意识形态斗争中打了败仗，我们所有的武器、条约、贸易、外援和文化关系都将毫无意义。”[（美）理查德•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109页。]西方国家通过攻击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基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向苏联人民灌输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人权”等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念，动摇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引导人们向往资本主义。苏联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一阵见血的指出：“苏联发生的事件不是解体，而是崩溃，是外部势力有意识、有目的地催化并支持的破坏过程。”[ 俄弗亚•克留奇科夫，何希泉等译：《个人档案（1941-1994）》，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同时，这些西方反共势力也十分重视对苏联青年的思想文化渗透，和平演变战略的始作俑者杜勒斯就曾经说过，如果我们教会苏联的年轻人唱我们的歌曲并随之舞蹈，那么我们迟早将教会他们按照我们所需要他们采取的方法思考问题。对此，英国《泰晤士报》披露，“这种精神上的毒害给共产主义的未来建设者们造成了严重的腐蚀”。西德《明镜》周刊也刊文称，了解柴科夫斯基、普希金和托尔斯泰的苏联青年正在被美国的摇滚乐和电视系列片争取过去，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工作条件、产品和文化成了一个新的俄国梦的闪闪发光的背景[ 李占和：《全球化、中华文化和统一战线》，《内蒙古统战理论研究》，2006年第6期。]。另外，西方反共势力还利用科学交流和大学生交流的机会对苏联青年界进行破坏性渗透，在青年中散布思想上有害的文学作品，宣扬资产阶级的哲学理论，与青年中的代表人物建立联系，尽可能广泛地利用他们出国的机会，对他们进行诱导，唆使其进行敌对活动。让苏联青年在美国接受西方思想和生活的熏陶，作为“自由的种子”在苏联国内开花、结果，打下“腐蚀苏联制度的基础”。

二、对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启示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革命与其他任何革命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经常自己批判自己”。恩格斯曾说，“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2页。]。苏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弱化的深刻教训再次告诫我们，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习近平曾在多次指示要吸取苏共亡党的教训，指出“我们国家无论在体制、制度上，还是在所走的道路和今天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境遇，都与前苏联有着相似或者相近乃至相同的地方。弄好了，能走出一片艳阳天；弄不好，苏联的昨天就是我们的明天”[黄苇町：《执政党建设仍需“去苏联特色”》，《人民论坛》2013年第16期。]。

（一）理想信念高于天

打牢坚定理想信念根基。苏共败亡的的经验教训证明，加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政治建设，坚定党员和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是关键。习近平指出：“理想信念的坚定，来自思想理论的坚定。认识真理，掌握真理，信仰真理，捍卫真理，是坚定理想信念的精神前提。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基础之上，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之上，建立在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崇高价值的基础之上。”[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10月22日。]“事实一再表明，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我一直在想，如果哪天在我们眼前发生‘颜色革命’那样的复杂局面，我们的干部是不是都能毅然决然站出来捍卫党的领导、捍卫社会主义制度？我相信，绝大多数党员、干部是能够做到的。”[《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59页。]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

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学习。只有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才能更好地认清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始终坚持好党的鲜明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进而完善党的领导。习近平多次强调：“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学到手，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求是》，2016年第9期。]毛泽东曾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他还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5页。]。只有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才能使我们党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才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使我们党能够团结带领人民有力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同时要加强党的理论武装工作，使党的理论创新与时代发展紧密结合的步伐，做好用党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全党。

（二）把“两个维护”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主题主线

坚决维护习近平同志的核心地位。我们党奋斗前进的90多年历史证明，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至关重要，维护党中央权威更是重中之重，这是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党、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国的根本保证。马克思说：“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把他们创造出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02页。]恩格斯深刻指出：“巴黎公社遭到灭亡，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6页。]毛泽东也曾说：“一个桃子剖开来有几个核心吗？只有一个核心”“要建立领导核心，反对‘一国三公’。”[《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9页。]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有一个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党中央的权威必须加强。因此，只有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全党才会有统一意志和统一行动，才能啃下改革中出现的“硬骨头”。必须把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作为第一位的政治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确立，体现了党、国家、军队、人民根本利益，对于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至关重要。广大党员干部要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不断增强忠诚核心、拥戴核心、维护核心、捍卫核心的政治、思想和行动自觉，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改革的成功来自党中央的权威。只有维护中央的权威，才能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才能维护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和社会的稳定，才能保证改革和建设顺利进行。习近平一再强调：“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不是一个空洞口号，而是一个重大政治原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32页。]邓小平也曾说：“这一切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就办不到。各顾各，相互打架，相互拆台，统一不起来。谁能统一？中央！”[《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8页。]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全党就不可能有统一意志和统一行动，就不可能有战斗力，就不可能解决改革中出现的深层次矛盾和困难，就什么也办不成。

维护中央权威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这要求所有党员干部在涉及路线方针政策等重大原则问题上，必须坚决服从中央命令，自觉与党中央步调一致。“党中央作出的决策部署，所有党组织都要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党的领导干部在政治上都要站得稳、靠得住，对党忠诚老实、与党中央同心同德，听党指挥、为党尽责”[《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把从严治党引向深入》，《人民日报》2018年1月12日。]。在大是大非面前，每一位党员态度都要非常鲜明，立场都要非常坚定，行动都要非常自觉，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含糊和动摇。在党内，决不允许搞非组织活动，决不允许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同时要努力提高政治素质，增强政治自觉性，只有深刻地意识自己所肩负的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才能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和高尚的精神境界，才能提高判明是非界限的能力，切实落实维护党中央权威。

必须有纪律和制度作保证。纪律严明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政治纪律是最根本最重要的纪律。马克思在创建无产阶级政党过程中就多次指出：“我们现在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九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3页。]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越要加强纪律建设，特别是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确保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前进。遵守政治纪律的第一条，就是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党的集中统一。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把纪律挺在前面，用铁的纪律从严惩治破坏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破坏党的集中统一的行为。如今，我们党已经发展成为有着8900多万名党员、领导着56个民族、13亿多人口阔步向前的执政大党，如果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严，各级组织、任何党员在政治主张上各树旗帜、在政策主张上各搞一套，在言论上口无遮拦、想说啥就说啥，在行动上为所欲为、想干啥就干啥，那么，我们党就会成为一盘散沙，毫无凝聚力战斗力。

（三）筑牢意识形态的安全堤坝

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苏联剧变是从意识形态溃堤开始的，这是一个花费了惨痛代价才得到的教训。“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53页。]。抓好意识形态工作，就要在思想上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才能保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代代相传。要确保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动摇，确保各级意识形态工作部门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的人手里。保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体地位，是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核心。习近平强调“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53页。]。列宁也说，“只有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才能成为工人阶级运动的旗帜”[《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1页。]。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通过示范、宣传、教育和社会舆论等各种途径和形式，通过意识形态的内容、方法、手段等的创新，逐步将其深入人心，并成为人们长期的自觉遵守的内在信条和日常生活行为准则，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高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研究队伍的培养，造就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推出一批理论功底扎实、勇于开拓创新的学科带头人，培养一批年富力强、政治过硬、素质良好、锐意进取的青年哲学社会科学骨干，从而始终占据引领社会思潮的制高地。

积极批判错误思潮，加强宣传阵地建设。党的思想宣传部门是党意识形态宣传工作的主要和直接推动力量。习近平指出，“宣传思想部门承担着十分重要的职责，必须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56页。]。宣传思想部门在意识形态斗争中要敢于亮剑，对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论”、宪政民主、“新闻自由”、公民社会以及儒化思潮、公共知识分子思潮等政治倾向性的错误思潮要积极批判，保持政治清醒和政治敏锐，捍卫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当前，意识形态宣传工作面临着更多挑战。这就要求思想宣传部门不断提升自身素质，尤其是领导成员发挥积极的带头作用，确保“打铁还需自身硬”。新闻舆论工作者不能当好好先生、东郭先生、开明绅士，对重大政治原则和大是大非问题，要敢于交锋、敢于亮剑。对恶意攻击、造谣生事的现象，要坚决回击。同时创新社会思潮传播媒体的管理。“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当前，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正深刻改变着人们的思维观念和生活方式，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要全面落实党管媒体的原则，就要对焦社会思潮网络传播的新特点，不断规范社会思潮传播载体，细化网络新闻媒介和新闻从业人员行业管理，加强社会思潮的网络传播管理，积极探索新形势下互联网管理的新模式。加强宣传阵地建设须全党动手。各级党委主要负责人要承担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把宣传思想工作放在改革发展全局中统筹指导，树立宣传思想工作的整体思维，牵头抓总、整合资源、形成合力，才能调动各条战线积极参与形成宣传工作的大格局。

对西方意识形态渗透保持高度警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始终存有对我国实行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力图在中国实现“和平演变”。毛泽东曾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94页。]我们应从苏联剧变中吸取教训，警惕美国和西方的民主化战略。“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54页。]。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长期旧史新论以来一直非常重视意识形态的作用。继苏东剧变以后，在中亚，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通过非政府组织，驱动各种基金会以合作交流、资助科学研究为名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成功地发动了“颜色革命”，建立了亲美政府。因此，用马克思主义一元化指导思想来整合当前多元化的社会思想，使各种不同力量形成一种历史合力，是当前我们党的当务之急。实践表明，人类社会在其发展进程中所出现的种种变化，就基本点而言，没有超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认识视野，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出现过的种种挫折，没有否认社会主义基本发展取向中实现社会公正、社会平等和社会正义的正当性和正确性。因此，我们要高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旗，大力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不能把容忍、放纵错误思潮当作是“民主”、“开明”。应该在错误思潮冒头的时候就予以坚决抵制和批判，决不能听任它自由泛滥。如果等至资产阶级思想观点蔓延开来，影响到更多的人尤其是青年人的思想时再来纠正，则不仅增添工作的困难，而且很容易导致动乱，酿成难以收拾的后果。

（原载《毛泽东研究》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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