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在文化方面的教训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阿萨特·鲍里索维奇·拉赫曼诺夫 陈梦茹

摘要：苏联文化中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是本文讨论的主要内容。文章以电影为例，指出苏共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后，由于苏联领导层的失误，在文化领域放弃了阶级分析的方法，选择了通过抽象人文主义和超阶级爱国主义的眼光看待现实。这是使苏联人民迷失方向，在文化领域形成反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原因。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不可调和，要赢得这场斗争，就必须总结苏联剧变的历史经验和文化方面的教训。

古典和现代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部分是社会主义理论。在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由于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我们在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方面已经拥有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卡尔·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根本没有这种经验的，因为他们只研究了社会主义社会出现的前提，但没有看到社会主义社会本身（1871年的巴黎公社除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也是这样。这决定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思想的局限性和不完整性。而斯大林和毛泽东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拥有了这样的经验。总之，社会主义理论必须根据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丰富实践经验来发展。

一、从具体历史条件出发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

我们想要了解社会主义规律的作用就必须研究在苏联和中国的历史中的那些极其重要的历史事件。当然，还需要注意到——在卡尔·马克思创建他的剩余价值理论时，马克思本人是不得不使用与19世纪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大不列颠有关的材料来创建他的剩余价值理论，意即他必须观察这个首先进行工业革命并转向工业资本主义的国家的具体情况。这也就是为什么他选择住在英国的原因。如果他生活在一个较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例如在意大利或西班牙，那么他将很难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发展规律，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资本论》就不会被写成。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为了发展现代社会主义理论，就必须对苏联和中国这两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进行全面透彻研究的原因，也就是为什么必须要详细了解这两个国家具体社会生活的原因。

在苏联和中国两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上，社会主义法则是以其最纯粹、最经典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决定这种情况的有两个原因：首先，这是由于两国社会主义的长期存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存在于1917—1991年，总共存在了大约74年，而中国从1949年就开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距今已超过70年；其次，国家的规模非常重要，就领土而言，苏联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而就人口而言，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苏联是20世纪的主要社会主义国家，而中国是21世纪的主要社会主义国家。以上种种因素决定了苏联和中国能提供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而对这些经验和教训的分析，就能为发展有关社会主义的理论提供基础支持。

因此，我们首先研究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历史的开始。首先必须明确的一个事实是，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马克思和恩格斯相信，社会主义的胜利只能首先在几个发达的西欧国家实现。如果将事实简单化，1917年后的苏俄和1949年后的中国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结论是背道而驰的。但这不是事实，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在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进行预测时，是从对现代西欧国家（德国，法国等）的具体状况进行分析得出的，而他们并没有从这个角度分析过当时的苏俄和中国的发展前景，因为这些国家在19世纪中叶是处于落后状态的。但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苏俄和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改变了这种状况，并使它们中的社会主义革命成为可能。因此，当时的俄罗斯和中国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就从不可能变为了可能，其中有以下的具体要素可以证明——在这两个国家中，一方面有大规模的工业生产中心，有无产阶级的工业化生产，而另一方面也有大规模的农业生产，而它也不全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并且最重要的一点是，当时这两个国家中的农民是支持城市中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行为的。总的来说，当时的俄罗斯和中国由于其自身的领土庞大、人口庞大和资源庞大而成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结论中的例外国家而具备了独立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而它们在各方面的巨大体量也使世界资本主义势力无法击败它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20世纪初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在俄罗斯发生的，而是在德国发生的，那么德国的社会主义就很容易被这个国家周围的资本主义大国所绞杀。

二、苏联解体的文化因素

当然，遵循一般的研究范例，我们现在首先从苏联的解体中总结苏联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与教训。需明确的一点是，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与教训不仅对发展社会主义理论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中国继续沿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也很有必要。客观来说，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其进一步发展不仅对中国和中国人民乃至全人类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对于巩固中国在当今时代作为全世界进步力量的领导者的地位也至关重要。为了认识到苏联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中取得的巨大成就，首先就必须放弃对苏联的理想化幻想——有必要调研苏联社会主义的弊端，对苏联领导人的错误进行评估，而不是将苏联视作一个逝去的纯粹的“理想国”。应该承认，苏联社会主义的衰落是有着客观和主观因素的。

客观因素是苏联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足。在苏联，直到1991年，国家计划委员会预设的现代化工业化才得以基本完成。但是当时在苏联经济中，特别是在农业中，仍然有很大比例的体力劳动。20世纪60年代，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了向自动化工业生产过渡的进程，而这意味着要在工业生产中大规模使用工业机器人、计算机、全国性互联网等基础性设施，但是由于苏联领导层的错误估计和历史惯性，其严重落后于当时应有的科学技术要求。为了使社会主义的胜利不可逆转，就必须建立由受过良好教育和有知识的工人控制的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因为只有生产力越发展，社会主义才能越显示出其包括为劳动人民的利益有计划地发展经济和社会的优越性，只有生产力越发达，人们才能越了解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有效的事实，只有生产力越高，劳动人民的智力和文化水平才能越高，他们才能进行理性和批判性地思考，他们才能理解他们的利益，从而认识到社会主义是为他们的根本利益服务，而资本主义带来的只是剥削、邪恶和不公正的事实。当时，不仅有必要追赶，而且还必须赶超西方的主要国家，这些国家当时正由于资本主义全球化而在经济和政治上实质性合并为一个包括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韩国、西欧国家和其他一些国家的综合体。早在1857—1858年的手稿中，马克思就谈到了“机器的自动化系统”的结论，他认为这是发展生产力的前景，因此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基础。1从马克思的这些结论出发来看，当时为了发展苏联经济，需要把最先进的科学成就与具体的生产结合起来。但是，20世纪60—80年代的苏联领导层并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这些结论的实质含义。当时在生产力发展方面，尽管在许多经济领域都取得了重大成就，但苏联总体上的生产力发展仍然是落后于西方的。这是导致戈尔巴乔夫开始实际上破坏社会主义的“改革”的根本原因。由于当时苏联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苏联社会有着许多经济问题——住房问题、消费品短缺、部分消费品质量低下等。在1986—1991年，社会主义的反对者就在苏联的“改革”中利用了这一点，他们蛊惑苏联领导层和人民向资本主义展开了激进过渡，当然，这其中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当时的苏联劳动人民的阶级意识发展水平不够高。综合以上因素，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改革”时代，苏联很大一部分人在政治和经济上被欺骗而迷失了方向。

而苏联解体的主观因素则与苏共和苏维埃政权文化思想工作的失误有关，其中主要的失误是苏共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后，由其后的历届苏联领导人犯下的。早在20世纪20年代，部分苏联领导人和苏联知识分子就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的概念。无产阶级文化最杰出的理论家是著名的布尔什维克理论家A.A.博格达诺夫。这里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当时，本着“无产阶级文化”概念的精神，伟大的俄国诗人普希金就受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高度评价。当然，“无产阶级文化”的概念在辩证法上并没有完全达到成为全人类文化发展中的下一个统一阶段的高度，具体来说，它只是文化的阶级意识体现，是文化中党性的体现。实际上，在阶级社会中，任何一种文化都是阶级与人类普遍意识的矛盾统一体，脱离阶级或人类文化普遍性的任何文化理论都是错误的。另外，那个时期的苏联社会科学领域中，还有一个以历史学家М.И.波克罗夫斯基为代表的文化学流派，这个流派的主要观点是将历史科学的实质看作是阶级斗争。

但是，在1956年之后，与之相反的错误的文化观点开始在苏联社会中出现了——当时出现了一种忽视文化阶级特征的趋势。文化被当时的苏联理论界视为一种完全普遍的、超阶级的现象。伴随着苏联对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拒绝和对全民国家思想的接受，这一观点愈演愈烈逐渐成为了苏联理论界的主流。

总的来说，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苏联领导层开始明显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基本原则。首先，从马克思主义对所有事件的观察和分析立场来看，当时苏联领导层种种行为的实质表现为放弃阶级立场和阶级分析方法，由此导致的思想文化领域的具体变化是苏联的思想文化开始向机械灌输超阶级的爱国主义和抽象的人本主义的方向发展。在当时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方法仅仅是在苏联领导层的政治语言上得到认可，而实际上他们正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各个领域全面消除它的指导地位。

放弃阶级立场的思想在苏联领导人的文化政策中得到了明显体现。在电影、小说、戏剧等领域，越来越多的作品开始聚焦于普世价值——即爱国主义、人本主义等思想。从电影领域中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对于现代社会来说，电影是最广泛的艺术形式。在十月革命后，列宁就多次对苏维埃政府的教育人民委员部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说道：“您必须牢记，电影对我们来说是所有艺术中最重要的。”2具体来说，那时电影凭借其对视觉的冲击、对事实清晰的展现等要素比任何其他类型的艺术都更能影响广大群众的意识，带给人们合理的审美，并鼓励人们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去感受、行动和思考。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1991年，苏联创作的许多电影都使苏联观众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念，并以抽象的和超阶级的人本主义代替了马克思主义的应有的地位。实质上，当时的苏联领导层是以超阶级的爱国主义精神对人民群众进行教育的。我想举例说明苏联电影中具有类似思想的作品。

电影《四十一个兵》（1956年上映，由楚赫莱依执导）讲述了俄罗斯内乱的一个故事，其中的主要情节是红军女兵和被俘的白卫军的爱情故事，电影带给观众的直接结论是，阶级斗争是一场悲剧、是邪恶和巨大的不幸。这部电影就是将这样的一个观念灌输给观众的——即存在比阶级斗争更具根本性的价值观——那就是爱情、个人幸福和个人生活等。电影《轻骑兵的歌》（1962年上映，由梁赞诺夫执导）的故事背景是1812年卫国战争，即俄罗斯为反对拿破仑法国的反侵略战争。在这部电影中，反侵略战争的主要人物是贵族军官，他们被视为祖国的勇敢爱国者，显示了在与法国人斗争中的贵族和人民（农民）在爱国上的统一。这部电影也许是苏联历史上第一次将封建贵族，即旧社会的统治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代表在虚假的基础上建立了统一性。电影《难以捉摸的新冒险》（1968年上映，由克赛扬尼执导）讲述了青少年参加红军与白卫军进行斗争的故事。这部电影主要是针对儿童和青少年的。这部影片是苏联电影史上第一次将同情白军的红军士兵展现了出来，白军士兵在这部电影中也被描绘成了热爱祖国的爱国者。这部电影不仅包含了超阶级的爱国主义的思想，而且还修正了对国内战争的态度。电影《服役两同志》（1968年上映，由克列洛夫执导）专门介绍了国内战争的最后一个阶段——1920年红军抢滩并解放克里米亚。电影的主角之一是白军军官，他在电影中受到了同情，而电影却批判了坚持革命和阶级思想的红军革命军人。电影的主人公之一是红军的女政委，她被塑造为一个患有类似精神病的病人。电影《沙漠的白太阳》（1970年上映，由莫杰列执导）描绘了20世纪20年代中亚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进行的斗争，但是电影的叙事立场却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俄罗斯—欧洲与东亚和中亚文明之间的冲突。电视剧《春天的十七个瞬间》（1974年上映，由梁赞诺夫执导）讲述了1945年纳粹德国境内苏联情报人员的活动。但这位苏联情报人员却被视为祖国的爱国者，而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坚持阶级思想的人。

20世纪30—40年代，在世界的不同国家中开展情报工作的苏联情报人员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都是社会主义的热心拥护者。电影《塔斯社获授权宣布》（1984年上映，由佛金执导）讲述了克格勃与中央情报局在苏联和非洲的斗争。这部电影让观众了解了克格勃干部在当时的“实质含义”，即他们是为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特种服务的爱国者，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也不是阶级斗争的战士。例如，其中的主角之一——克格勃3的上校表示，如果想了解苏联人，那么就应该阅读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而不是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当然，理论上来讲，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特种服务干部必须在思想和意识形态上是马克思主义者，并在社会政治方面支持社会主义，否则他将如何捍卫自己国家的社会主义？这个道理也适用于其他的特种服务。例如，在关于军队的苏联电影中，主角几乎都被描绘成超阶级爱国主义的支持者，他们捍卫的也是一个抽象的家园。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这些电影作品中，应当将他们表现为社会主义家园的有意识的捍卫者，应当将劳动者塑造为国家的捍卫者。总之，苏联电影中的爱国主义应该是社会主义的，而不是超阶级的。

需要强调的是，所有这些电影都是在高水平下拍摄的，都是由才华横溢的导演和演员创作的。这些电影明亮、有趣、场面壮观。数以亿计的苏联电影观众都观看过它们。因此，这些电影也对苏联人民产生了巨大影响。而这些影片在讲述苏维埃国内战争时期、卫国战争时期和苏联与世界资本主义对抗时期的阶级斗争的叙事立场却实质上使苏联人民迷失了方向。这些电影实质上摧毁了苏联人民以阶级斗争为基础和社会动力的思想基础。这些电影背离了真理、迷惑了人们的思想。它们从实质上改变了人们的意识和政治抉择的方向，从而为后来苏联的灭亡创造了先决条件。这些电影同时也为怀疑主义、历史虚无主义铸造了温床，它们也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苏联的幻灭以及苏联人民对社会主义理想的怀疑奠定了基础。从根本上说，这些电影迷惑了苏联人民，尤其是年轻人群体——深受这些电影影响的苏联青年实质上逐渐放弃了社会主义世界观。1956年以后，也有过真正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电影，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根据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著名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改编的电影《火热的青春》（1957年上映，由萨姆索诺夫执导）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1973年上映，由马西年科执导）等。这些电影相对于上述那些电影来说是从正确的阶级观点和社会主义立场刻画了1918—1920年的苏维埃国内战争。但是，具有超阶级的爱国主义和抽象人文主义倾向的电影仍然在苏联电影界盛行。具有这种价值观的电影也侵蚀了苏联人民的社会主义世界观，为1985—1991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做好了思想准备。

三、苏联在文化艺术创作上放弃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原因

20世纪50年代后，为什么苏联的电影和苏联文化总体上开始放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念？我认为有两个原因。

首先，50—80年代的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不多。苏联领导人也没有意识到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发展中需要进行缜密理论工作的必要性。这就导致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面对不断变化的客观目标，苏联领导层事实上不知道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和如何切实领导苏联社会去解决所面对的发展问题。因此，苏共和苏联的领导集体在苏共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开始在思想文化领域“解冻”——放弃了许多马克思主义原则。这就导致事实上80年代的苏联党和国家机构的许多工作人员自己都不再相信社会主义理想。

其次，苏联艺术工作者和知识分子中的很大一部分人（作家、诗人、演员、画家等）从未分享过社会主义观点。我指的这部分知识分子的精英阶层的构成人员主要是来自大城市（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等）的高级知识分子和担任重要职务的知识分子。而相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只得到了广大苏联人民的支持，这部分人群主要是指工人、集体农民和大众知识分子（教师、医生、工程师、官员等）。由于第一部分人的工作性质和在资本主义市场上的潜在有利机会，艺术知识分子倾向于个人主义和自私的人性。这个阶层也更倾向于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因此，也就可以得出一点教训——任何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都应该严密控制文化领域以防止文化中的领军人物背离马克思主义原则。当然，还需要和创作自由辩证地结合起来。

另外，我还想分享一些我自己关于苏联的文化意义的记忆和印象。1991年7月，我在苏联的电视节目上观看了一部有关现代苏联军队中一个单位的生活节目。在这个节目中，据说苏联军队的士兵在空闲时间更喜欢听西方的摇滚音乐。我立即感到这样的一支部队，即一支士兵的文化利益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反的军队将不会捍卫社会主义。8月的事实也正是如此。在1990—1991年，尽管这个时期的苏联军队仍然拥有巨大的军事力量，拥有这种能够摧毁美国及其全部盟国的力量，但由于苏联军队内部意识形态的退化，苏联军队也是无法捍卫社会主义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过的那样，人比武器重要。而在当时，许多苏联军队、内务部和克格勃的特种部队的士兵、军官和将军都不再相信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的胜利了。他们的意识已经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影响，而这种西方大众文化承载着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想，其价值观和态度的主要要素是——个人主义、事业主义和消费主义。因此，也就可以说，在苏共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苏联社会实质上发生了缓慢的大规模文化反革命行为，而这也为苏联社会主义的瓦解和苏维埃国家的瓦解铺平了道路。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苏共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苏联社会中实质上失去了主导地位和指导地位。

因此，社会主义中国为了坚持沿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就应该认识到苏联的缺点和苏联领导人的错误。这也就是说，首先，它必须继续发展自己的经济实力，发展生产力，并将其与科学技术进步相结合以超越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和赢得两种社会制度的不可调和的斗争；其次，在新的生产力和全球化条件下发展正确的思想文化政策；最后，在中国的劳动人民中发展社会主义意识也很重要，当然，这反过来也要求结合中国国情发展马克思主义，而这项工作的基础就是苏联和中国最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成就。

四、新时代中国的社会发展方针及其文学艺术中的党性原则

一个明确的事实是——新时代的中国所取得成就的高度，是能够更加清楚地看到日益复杂和更加宏伟的前景和为实现这个前景所必须完成的任务，并且，也正是这些任务决定着对包括文学艺术等社会文化在内的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的新要求。

中国共产党人正是从这个立场上看待目前中国社会文化领域中的创作活动，并且我们共产党人也不断根据最新的情况向社会文化领域中的创作者提出新的要求。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也必须要注意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即目前中国社会文化领域的创作者并不是全部都有工作的原则性、从党性出发的严格态度，也并不是全部人员都清楚意识到自己在进一步发展社会精神生活中的崇高使命和巨大作用。因此，我认为，无论是分析文化领域的现状或是决定其前景和任务，对该领域的引领和改革都必须从文艺的列宁主义的党性原则出发。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4

新时代中国文艺作品应当真实地、令人鼓舞地表现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突出曾为她的胜利而战斗过的各条战线上的英雄以及彰显闪耀着共产主义理想光辉的伟大事迹。同时，在讨论中国社会文化领域发展问题时，还必须考虑到她对世界其他国家千百万人的影响，他们把社会主义中国的文艺看作是自己在争取个人所应有的生活的斗争中的希望和依靠。高度的革命热情和真正的人道主义过去和现在都使中国的社会主义文艺在国外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所有这一切都是中国和中国的社会文化工作者的巨大光荣，但同时也是巨大责任，任何时候都需要从这个高度来衡量和评价成绩和缺点以及社会主义中国文化领域的发展前景。可以说，社会主义文化整个发展的高度取决于对这一领域阶级根源和阶级目的理解的深度，取决于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参加这一斗争的每一个社会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和不妥协性。如果对这些问题缺乏明确和清楚的认识，那么在决定自己对待社会文化生活根本问题的立场和进行社会文化作品创作时，就一定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

众所周知，目前中国在社会文化领域意识形态斗争的情况还是十分严峻。文学艺术向来都是紧张的意识形态斗争的前哨阵地，但是目前这场斗争的许多方面都比从前更加尖锐。因为在今天这个时代，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正在不断向社会主义文化及其原则发动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现实情况表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倡导的资本主义文化思想的实质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中国国家利益。并且，在社会文化领域斗争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及其附庸在社会文化领域对中国的进攻在保留其基本战略方针的同时，正在使斗争的形式和手段适合于不断变化的条件。

在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后不久，一股政治势力就在资本主义世界里逐渐占了上风。这股政治势力的主要方针是对中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同中国友好的国家发动非暴力形式的总体战，力图瓦解中国的社会主义基础、扰乱中国正常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以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造成极其不良的影响。首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特别积极地企图利用社会文化工作者来达到其目的，他们千方百计地同作家、艺术工作者、新闻传媒工作者、高校教师等社会文化工作者拉近关系，他们为此供养了一大批阐述资本主义创造的“解释者”，这些人怂恿中国的社会文化工作者去评论“普遍的人”“普遍的社会”，去接受抽象的人道主义，以便使他们的创作丧失任何反对资本主义的倾向性；其次，部分社会文化工作者，其中也包括某些具有很高名望的艺术家、作家在假民主辞藻的迷雾中迷失了正确的方向，背离了进步的、社会主义的立场，无出路、悲观失望和不知所措，而这些资本主义文学和艺术中的突出表现却经常被说成是特殊的“哲学探索”和“探索”自由的表现，实际上这些现象都反映着资产阶级社会思想的危机，反映着资产阶级政治家和思想家企图使人陷入绝境、使人丧失反抗社会的非正义性斗争意志的愿望；最后，甚至部分高等院校中的个别院系也处于思想涣散的境地，这些地方沉湎于迁就精神，不加批判地接受资产阶级艺术思想的行为实际上导致了这些地方的师生在实质上丧失了阶级立场，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宣传和新自由主义势力的影响下，客观上起到了给资产阶级的“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鸣锣开道的作用。目前的实际情况表明，“批评自由”“创造自由”的口号是被歪曲和利用了的，把这些口号叫嚷得最响的人，实质上是反社会主义分子和那些造谣、污蔑中国共产党的鼓舞者。

严格说，他们从修正社会主义美学原则开始，然后走到了在企图宣传不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方面“超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地步，他们最终也将会不容置疑地走到直接反社会主义的地步。斗争的逻辑就是这样的。他们行为的政治实质是企图把旨在冲击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想和社会的破坏性的反对派角色强加给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也就是说，在他们的文艺体系下，文学艺术的批判矛头不是对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渗透进中国的资本主义思想，而是对准社会主义及其原则的。

另外，他们在为自己背离真正社会主义艺术原则进行辩解的时候，他们还经常提到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化政策，把事情想象的好像某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曾经是我们的原则似的。而且，他们中的部分人还多次把苏联文艺和美学的奠基人卢那察尔斯基的动摇作为借口。当然，必须承认卢那察尔斯基在哲学和美学的问题上的确有过动摇，但是，在列宁的领导下，卢那察尔斯基在十月革命后积极参加了反对“艺术中的‘立宪民主党人’”的尖锐斗争。在总结这场斗争时，他写道——在故弄玄虚的立宪民主党人谴责他对待艺术、自由等方面缺乏“真正的自由主义”时，他明确指出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斗争正是隐藏在立宪民主党人所提出的“自由主义”的口号下的客观事实。

列宁指出，在文学艺术方面必须坚定不渝地捍卫社会主义原则，要善于使非党群众确信这些原则的正确性，决不能允许任何形式的对共产主义原则的侵蚀。只有当艺术家的罗盘指针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的性相一致时，艺术才不会迷路。列宁的结论后来被归纳总结为社会主义艺术的最重要的美学原理，即文学艺术的党性原则，而这一原则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文学艺术应有的灵魂和中心思想。但是，目前落实文学艺术党性原则的情况并不能令人满意。在今天，只要某个“艺术家”“作家”把各种社会文化分支同淫秽的作品，同描述病态的社会幻想和畸形的现象结合起来，金钱就会源源而来，而真正的艺术家却处境悲惨，因为资产阶级把真诚的、进步的志向说成是“乌托邦”，把批判剥削阶级社会的社会弊病说成是“只看得到黑暗面，看不到光明面”的恶意。许多艺术家都因此陷入沉默或者遭受到了资本的迫害。生活一次又一次证实了列宁的结论，即只有在社会文化工作者摆脱有损他尊严的依赖钱包、依赖必须迎合小市民的趣味、依赖无政府主义为所欲为的时候，他才有真正的自由。也就是说，只有当社会文化工作者自觉地投入争取社会进步的斗争，把自己的创作同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革命毅力相结合的时候，他才是真正的完全自由的。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如果对社会文化生活采取不干预的立场，搞所谓的“完全交给市场”的改革以让一切都听任事物自发地随波逐流，那当然是比较容易的。但是这种立场却是完全错误的，既不符合中国社会的利益，也不符合社会主义文化本身发展的利益。

五、两种社会制度的不可调和的斗争是必然的

目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指望通过加紧贸易冲突的途径来“压断”中国经济的“脊梁”，耗尽中国的力量，最后迫使中国接受自己的意志。这种打算也落空了，它是不可能实现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2008年后的国际经贸格局的变化给资本主义体系带来了极其强烈的震动。也就是说，客观的历史进程使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思想和军事力量进一步加强了。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国家间的矛盾、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搏斗也动摇了资本主义体系的基础，今天的资本主义已经没有了过去那样的“后方”——全球化的发展。这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正日益尖锐，此次抗疫行动中，西欧各国的互相拦截物资的行为就正是这种矛盾在现实世界中的直接表现。

但是，相对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他们对历史发展的走向也十分敏感，因此便狂热地寻求挽救资本主义的途径，这也就是它们加强侵略活动和猖狂进行思想颠覆活动的原因。正像中国目前积极援助其他国家的抗疫行动那样，中国积极履行了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和人道主义义务并为保障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的和平、稳定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但是我们目前也不得不动用许多力量和资金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非暴力侵略和挑衅。这种反击和对抗是正大光明的，当然也是不容易的。正如今天所发生的情况，世界上所有进步的人们都意识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没有中国对疫情的积极控制，垄断资本主义的统治集团在面临疫情的时候将会进行比“群体免疫”更加恶劣的、可能给人类造成悲惨后果的冒险。尽管中国取得了这样或那样的成就，作出了这样或那样的贡献，垄断资产阶级也绝不会打算放弃自己的“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战略方针。他们在奉行公开侵略冒险政策的同时，资产阶级战略家们近几年来越来越多地采取了“隐蔽的斗争手段”，其目的同样是为了破坏和削弱社会主义，具体来说就是分化社会主义的力量，“腐蚀”社会主义社会，分裂爱国统一战线。

从目前情况看，资本主义是在所谓的“非意识形态化”的掩盖下进行的意识形态斗争。“非意识形态化”主要是指掩饰了当代世界主要矛盾即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矛盾尖锐性的实际存在，而把民族、技术经济、种族、宗教、地理和其他因素提到了主要矛盾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围绕着所谓的“非意识形态化”的论调，总是伴随着最积极的编造和宣扬形形色色的不健康言论、反动“理论”以及在此基础上巩固资本主义思想阵地的企图。现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奉行世界政策的某些新特点正在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眼前。其实质可以归纳如下：

（1）积极利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手段来达到分化社会主义国家的爱国统一战线的目的；

（2）玩弄经济手段和政治手段来“和平”取得原料来源和销售市场，保障垄断资本在世界各个地区的广泛扩张；

（3）企图分阶段把各种国家纳入经济上和精神上都依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范围之内；

（4）为从思想上瓦解共产主义而斗争，创造条件使社会主义中国向所谓的“自由灯塔”一方“和平演变”。同时，为此目的又越来越大地将人力物力财力投入扶持作为从思想上“瓦解”社会主义的主要形式的修正主义的事业上。

资本主义的思想家们企图按照自己的利益来阐述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同时竭力把这些原则推广到意识形态领域，进而通过各种形式灌输到社会主义国家人们的头脑中。他们断言，如果中国共产党人不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结论，不放弃社会主义必然要取代资本主义的思想，和平共处就好像是“不可能的”。我认为，这样提出问题显然是十分荒唐的，因为任何人都不可能取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社会主义能够也一定能战胜和取代资本主义。在这个问题上需要注意目前广泛存在的两种意见。第一种是“左”倾冒险主义者所坚持的观点，即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是“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是在阶级敌人面前“放弃”立场；第二种是右倾机会主义者所坚持的观点，即认为和平共处的结果是可以形成我们同阶级敌人的某种“兄弟同盟”。

严格意义上说，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显而易见，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所制定的我们党和国家所奉行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同这些言论是毫无共同之处的，我们政策的核心是孤立和遏制最猖狂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动势力，不允许爆发任何形式的大规模冲突，保障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有利条件。例如，目前很多资产阶级思想家和活动家就越来越频繁地采取了伪装的手法。某些资产阶级的学者顽强地把自己装扮成了社会主义的“保卫者”“智囊”和“同情者”，他们大肆宣扬“完全自由”“社会主义民主的扩大”“人性”等口号和理论，但是，实质上在这些口号和理论中既没有民主，也没有社会主义。在他们所宣称的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上，资本主义的思想家们积极地把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基本因素或者把促成这些因素的东西放了进去。例如——

（1）允许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进一步扩大，倡导中国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结合”起来；

（2）允许在政治上反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立场在中国国内的存在，允许坚持公开的社会民主主义方针，甚至是资产阶级方针在学界、理论界等领域的合法存在；

（3）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多元化”，即允许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包括公开的反革命思想和宣传在内的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的实质性存在。

目前中国国内存在的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是坚决支持这些立场的，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想在某些方面超过资产阶级思想家。我们认为，这些机会主义者及其所坚持的理论的实质以及它在社会生活中的客观作用绝不取决于它的诡辩论证，而是取决于这一派别代表人物的现实政治行为，而这个派别是企图破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和我们党的国际主义政策的。这也就是说，部分别有用心的人是仅在口头上赞成马克思主义、民主和人道主义，维护民族利益的，而在实际行动中却是经常性地打击那些踏实而实际地进行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斗争、保障实现新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目标、民族独立和自由等原则的社会力量。

总的来说，当代的意识形态斗争越来越复杂和多样化。它要求我们共产党人具有不妥协性、进攻性、周密性和明确的政治方向。我们的任务在于总结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历史经验和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对不合时宜的、不健康的资产阶级观念予以目标明确的打击，同时坚定不移地使全世界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从资产阶级宣传的投机主义和可能使机会主义思想滋长的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和偏见中解放出来。

对此，我们仍任重而道远！

（作者简介：阿萨特·鲍里索维奇·拉赫曼诺夫，男，哲学博士，莫斯科国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党员；陈梦茹，女，医学硕士，中国无神论协会会员。本文原载《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 Маркс К, Энгельс Ф. 1969. 《Маркс К, Энгельс Ф. Собраниесочинений》. 2 из - дание. Т. 46. Часть2 - я. М. :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литературы. С. 203.

[2 ] А. А. Богданова. 1990. 《Возможно ли пролетарское искусство?》и 《Критика про - летарскогоискусства》в сборнике: Богданов А. Проблемы социализма. Работы разн - ых лет. М. : Политиздат.

[3] М. Н. Покровского. 1967. 《Борьба классов и русская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в издании: ПокровскийМ. Н.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Книга 4 - я. М. : Мысль.

[4] Ленин В. И. 1970. 《Ленин В. И.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 Изд. 5 - е. Т. 44. 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литературы. С. 579.

注释：

1Маркс К，Энгельс Ф.，“МарксК，ЭнгельсФ.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М.：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л итературы.1969 год.2 издание.Т.46.Часть2-я.С.203.

2Ленин В.И.，“ЛенинВ.И.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1970.Изд.5-е.Т.44.С.579.

3克格勃，即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是苏联重要的情报机关和政治保卫机关。

4《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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