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里根担任美国总统期间，制定并实施了一套冷战战略。此战略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所谓“以实力求和平”，确立美国对苏联的实力优势地位；二是所谓“静默外交”，通过低调谈判，解决两个超级大国间复杂而敏感的问题。在这一战略的指导下，里根政府双管齐下，通过军备竞赛，企图拖垮苏联；利用外交手段，企图逼苏联就范。与此同时，里根政府冷战战略留下了后遗症，一是造成美国严重的财政负担，二是为后冷战时期世界动荡不安埋下种子。

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指出，“不管是在战争还是和平时期，大战略就是要在目标与手段之间取得平衡。大战略的关键在于制定好的政策，即国家领导人能够利用一切军事和非军事的手段来达到保护和提升国家长远利益的目的”。在有关里根政府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中，一个备受关注也颇有争议的问题是：里根政府是否有一个针对苏联的大战略。耶鲁大学教授约翰·加迪斯是“里根赢得冷战胜利学派”（Reagan Victory School）的主要代表学者之一。他极为推崇里根，称里根是“美国多年以来少见的机敏能干的政治家”。他认为，里根总统有一个和平结束冷战的大战略思想，“里根入主白宫之时就有一套明确的挽救遏制战略的想法”，目的是实现凯南“要么使苏联分裂，要么使苏联逐渐软化下来的政策，而这些想法主要是他自己构思的”。此派学者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里根主持全国性广播节目的文字记录中总结了里根的计划：从对苏联的缓和政策转向与苏联对抗，迫使苏联经济慢慢枯竭；建立战略防御系统取代“相互确保摧毁”的军事战略，逐步采取措施，销毁核武器；削弱苏联在东欧及第三世界的优势地位。他们认为，里根在第一任期就开始实施这一计划，目的是“为新一代的苏联领导人（例如戈尔巴乔夫）的出现作铺垫，以便将苏联的旧体制推向崩溃边缘”。

美国国务院历史学家办公室詹姆斯·威尔逊博士认为，在1976—1984年，里根根本没有什么大战略。他指出，里根有两个对苏策略：一是“以实力求和平”（peace through strength），二是“为自由而战”（a crusadefor freedom）。威尔逊认为，这不是大战略，且两者实质上是相互对立的。美国外交史专家梅尔文·莱弗勒（Melvyn Leffler ）也持相同观点，认为“里根并没有一个赢得冷战的大战略。实际上他的政策是很矛盾的”。然而，莱弗勒没有对他的这一论点展开详细讨论。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高级研究员约翰·普拉多斯甚至认为，将里根描绘成一位大战略家是蓄意歪曲事实。

美国大战略研究学者哈尔·布兰茨与以上学者的观点有较大不同。他认为，“从表面看，里根总统任职初期，并没有形成大战略”。但是，“里根的大战略，在1982年和1983年出台的总统决策指令中有明确阐述，目的是充分利用美国对莫斯科的优势，扭转冷战对抗局势，之后再重新建立新型超级大国关系”。这个大战略在1985年戈尔巴乔夫就任苏联最高领导人之后逐渐发挥作用。布兰茨认为，里根确实有一个结束冷战的大战略。

那么，里根的大战略究竟有哪些特征？“里根赢得冷战胜利学派”认为，里根大战略最主要的特征是采用极限高压手段迫使对手投降。他们认为，里根入主白宫后，抛弃原来失败的冷战战略，包括遏制苏联和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对苏缓和政策，抓住一切机会削弱苏联。

本文利用里根总统任内相关原始档案文献，结合学界的研究成果，全面考察里根政府时期的美国大战略。本文认为，里根有个一以贯之的大战略，这个大战略双轨并进：一是所谓“以实力求和平”，确立美国对苏联的实力优势地位；二是所谓“静默外交”（quiet diplomacy），通过低调谈判，解决两个超级大国间复杂而敏感的问题。本文将从这两个方面展开论述，剖析里根政府的大战略。

一、以实力对抗苏联

1976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理查德·尼克松和杰拉尔德·福特政府实施的对苏缓和政策（détente）受到攻击。在共和党党内初选阶段，代表共和党右翼势力的里根挑战时任总统福特，声称苏联利用缓和策略来实现世界霸权，美国绝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尽管里根没有击败福特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但从1976年起，共和党新保守联盟成为美国政治中的一股重要力量。1980年，里根再次参选总统，誓言与对苏缓和政策彻底切割，使美国再次伟大。同年11月，里根击败时任总统吉米·卡特，成为第40任美国总统。

里根第一任期内与包括强硬派和温和派在内的高级助手，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凯西（William Casey）、国务卿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国家安全委员会东欧和苏联事务主管理查德·派普斯、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麦克法兰、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杰克·马特洛克（Jack Matlock）、国防部长卡斯珀·温伯格（Caspar Weinberger ）等一起，逐步制定了冷战战略，主要目标是重振美国实力、向苏联施压，从根本上改变冷战进程。里根政府对外政策的核心问题就是对苏关系，这也是里根最关心的问题。1982年11月22日，里根在全国广播讲话中指出：“美国希望大规模削减世界的武器库。但是，苏联人因为在军事实力方面已经大大超过我们，除非我们展示重建实力与恢复军事力量平衡的决心，否则，他们就不会有与我们谈判的意愿。”里根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认识到军备竞赛毫无价值以及它可能对世界造成的一触即发的毁灭，我试图给莫斯科发出信号，如果苏联人也有诚意并且付诸实际行动，那么，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与他们谈判降低军备竞赛。这就是为什么‘以实力求和平’成为我这届政府的座右铭之一。”所谓“以实力求和平”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军事力量在短期内赶上苏联；二是遏制苏联的扩张；三是通过重振美国实力迫使苏联同意削减军备。

里根政府大战略作为文件，最早被写入1982年5月美国国家安全第32号决策指令和1983年1月美国国家安全第75号决策指令。第32号决策指令提出，“要逐步形成包括外交、信息、经济、政治和军事在内的完整战略”，“在全世界提升美国影响力”，“通过迫使苏联承担其经济困难带来的压力来阻止苏联的冒险主义、削弱苏联的同盟体系、鼓励苏联国内及其卫星国的自由化和民族主义倾向”。这个文件阐述了美国对苏政策的主要内容，其中特别指出，美国的目的就是要破坏苏联对东欧的控制。

第75号决策指令则更为详细地规定了里根大战略的目标和具体实施步骤。其一，在可持续的基础上，在所有国际问题领域，特别是在总体军事均衡以及对美至为关键的地区，与苏联展开有效竞争，以遏制并扭转苏联的扩张态势。其二，在有限的范围内，促使苏联朝多元化方向发展，逐渐削弱苏联政府的权力。其三，与苏联谈判以便达成保护和提升美国利益的协议，这些协议也要遵循互利互惠的原则。文件强调，这一政策的实施是长期的过程，需要在军事、经济、政治、外交、隐蔽战线、意识形态等诸多领域不懈努力。理想的结果不是“与莫斯科进行无限制的、毫无结果的对抗，而是为更加稳定的、富有建设性的美苏关系奠定长久基础”。根据文件起草人派普斯的回忆，里根特别指示，文件中不能有任何阻碍美国今后与苏联“达成妥协和进行‘静默外交’”的内容。同年3月，里根在一次公开讲话中称苏联是“邪恶帝国”。然而，在对苏强硬的同时，他也为与苏联人接触和谈判留下了空间。具体而言，里根政府冷战战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大规模提升美国军事实力。1980年，美国的军费为1552亿美元，至1988年增加到3198亿美元。国防部利用这些经费，购置了一批先进武器，包括三叉戟核潜艇（Trident nuclear submarines ），三叉戟二代通过人造卫星发射的弹道导弹（Trident Ⅱ SLBMs）和MX洲际导弹（MX intercontinental missiles），B-1和B-2轰炸机（B-1 and B-2 bombers）等。此外，里根政府还沿袭卡特政府的政策，在西欧部署战斧巡航导弹（Tomahawk cruise missiles）和潘兴Ⅱ型中程弹道导弹（Pershing Ⅱ IRBMs），使美国可以在7—8分钟内打击到东欧国家的领土，此举有助于消除西欧对苏联SS-20洲际弹道导弹威胁的担忧。尽管里根希望与苏联人进行军控谈判，但他认识到必须以军事实力为后盾。他提到，“东西方军事力量的合理平衡是绝对必要的”，实力是里根政府采取任何行动的先决条件。

美国强化军事实力与苏联展开军备竞赛，兼有从经济上拖垮苏联的目的。1981—1982年，据美国情报部门的消息，苏联经济“已经到了崩溃边缘”，当时苏联的军费开支已经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20%。温伯格在备忘录中还提到，美国寻求军事战略现代化，“迫使苏联不得不付出昂贵的代价来从事研究、开发和部署，以紧跟美国”。由此，苏联面对军备竞赛，将作出痛苦选择：要么承认军备竞赛失败，要么经济负荷过重而崩溃。里根还宣布建立一个反核武器的防护盾，利用以太空为依托的激光来摧毁敌人的攻击导弹，使平民免遭核打击，从而使核武器“无效和废旧”。里根提出的这一“战略防御计划”（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批评者称之为“星球大战计划”），与其反核主张密切相关。他希望美苏关系超越“相互确保摧毁”的战略。

“战略防御计划”对苏联人来说是充满恶意的。麦克法兰等美方官员指出，美国在导弹防御系统方面的大规模投入，使苏联缺乏有效的应对之策。莫斯科可以发展自己的防御系统，但苏联“虚弱的计划经济”实在无法承担这方面的技术研发与创新投入。苏联可以强化洲际弹道导弹系统，但会使苏联财政更为拮据。总之，里根的“战略防御计划”就是以经济为基础强化与莫斯科的战略竞争，使苏联无法应对。

第二，加强与苏联在第三世界的争夺。里根以及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等人认为，第三世界国家成为冷战的关键战场。他们注意到，美国在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交往中“过度关注”这些国家的人权状况，使美国在与苏联争夺这些国家时处于不利地位。里根认定，必须守住美洲这个冷战斗争的底线，即使与独裁政府结盟也在所不惜。里根上任伊始，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多次提到，“我们不能因为一些朋友在人权问题上不能通过我们的‘唾液试验’就将他们抛弃”。里根政府寻求改善与阿根廷、智利军人独裁政府的关系，并给萨尔瓦多军人政权提供大量经济和军事援助。当时萨尔瓦多政府正在血腥镇压国内共产党游击队。对里根来说，萨尔瓦多内战是美国阻止苏联“染指”拉丁美洲的试验场，“萨尔瓦多是好的起点。美国在那里获得胜利将是一个好的样板”。

里根政府对第三世界的政策还有进攻性的一面。里根认为，华盛顿可以在第三世界利用苏联人的策略来攻击苏联，从而取得主动。在里根的支持下，中央情报局采用了给第三世界亲苏政府制造骚乱的策略。在阿富汗、尼加拉瓜等地，中央情报局为反共叛乱分子出钱、出枪、提供训练，以攻击他们国内岌岌可危的亲苏政府。在尼加拉瓜，美国训练和资助反政府游击队，试图推翻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左派政府；在阿富汗，美国的目的是使莫斯科“流血”，从而加重苏联的负担。

在支持反共叛乱分子的同时，里根尽量避免派美军直接干预。他入主白宫的时候，美国国内已经形成一种“冷战共识”，即必须扭转苏联在第三世界的扩张，但耗资巨大的军事干预会毁掉这种“冷战共识”。因此，他尽量避免对外用兵，迫不得已用兵时，必须做到短时高效。例如，1983年10月，里根政府出兵格林纳达，推翻苏联支持的政府。格林纳达紧邻美国，对美国十分重要，并且里根政府在军事上有充分把握，因此才决定出兵。入侵格林纳达是美国在越南战争失败后首次得手，它给里根政府注入了强心剂。里根宣称：“我们软弱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第三，大力支持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反政府组织和力量。20世纪80年代初，波兰团结工会崛起，严重挑战了波兰政府和苏联政府。里根在日记中写道：“这是红色大堤的第一个重要缺口。”1981年，里根政府全力支持波兰团结工会，并警告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如果苏联出兵干涉波兰，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苏联未派兵直接干预，只能让波兰总理、国防部长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宣布实行军管，逮捕团结工会领导人瓦文萨（Lech Wałęsa）等。对此，里根在1981年12月21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说：“这是我们60年来遇到的第一次有利时机。也许我们这一辈子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美国政府立即向转入地下斗争的团结工会提供秘密援助，通过“美国之音”进行舆论鼓动，对波兰和苏联实施经济制裁。正如1982年9月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第54号决策指令所说，美国在东欧的目的是，“削弱苏联对这一地区的控制，使这一地区逐渐融入欧洲大家庭”。显然，美国要利用苏东阵营内部的问题，推动“自由化”，颠覆共产党政权。里根政府还利用各种手段，对波兰和苏联发动经济战。在波兰实行军管后，美国政府要求国际金融组织严格控制对波兰的贷款，迫使苏联为稳定波兰局势买单。此外，里根政府还阻挠波兰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

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还在人权问题上大做文章。美国希望西方对人权的倡导能够鼓动苏联东欧集团内部异议人士的抗争，动摇苏联东欧共产党政权的地位。美国外交官利用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简称“欧安会”）这个平台，公布“铁幕”后国家所谓侵犯人权的事件。他们利用苏联希望扩展东西方贸易的愿望，迫使苏联放松对华沙条约组织国家的政治控制。

第四，凭借美国的实力迫使莫斯科减少与西方的对抗。美国的目的是“重建美国在东西方冷战对抗中的上升态势”，里根政府中的强硬派凯西、派普斯等人认为，美国政策的目标是凭实力击垮苏联。然而里根不赞同他们的观点，他认为实力固然是先决条件，但不能取代外交的作用。1982年3月9日，里根对西德外长说，“西方有一个历史性机遇，可以运用‘大棒加胡萝卜’与苏联建立更加稳定的关系”。在1983年4月6日的日记中，里根提及与舒尔茨讨论对苏“静默外交”，他批评那些不愿与苏联打交道的人，“我认为我是强硬派，永远不会对苏绥靖。但是我也想让他们知道，如果他们用行动证明他们想与自由世界好好相处，世界将更加美好”。舒尔茨属于温和派，他竭力主张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他认为，“实力和现实主义可以遏制战争，但只有直接对话和谈判才能打开通往持久和平之门”。

与苏联展开军备竞赛最能反映里根的冷战战略。里根政府在增加军费的同时提出与苏联开始削减战略武器谈判（Strategic Arms Reduction Talks），削减50%的弹道导弹，签署“中导条约”（Intermediate-Range Nuclear Forces Treaty ），以取消美苏双方在欧洲战区的核力量。1981年底，里根说：“让我们看看，我们在削减战略武库方面究竟能走多远。”在1983年11月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里根提到，“我们给苏联人的信息是：如果他们要搞军备竞赛，美国不会让他们走到前面；他们要么负担沉重地坚持下去，要么大规模削减武器”。

二、“静默外交”

学界对“静默外交”没有明确定义，一般指两国政府进行复杂而敏感的谈判时有明确的意图，不做言过其实、大张旗鼓的宣传。里根非常重视与苏联人的谈判，主张尽量低调、不张扬地解决问题。如果苏联对美国做出让步，美国不公开报道以避免苏联民众看到。担任总统期间，里根在日记中多次提及“静默外交”。在他看来，谈判既可以控制冷战对抗的紧张状态，又可以凸显美国的优势地位。1983年5月起取代派普斯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东欧和苏联事务主管的马特洛克回忆：“在他看来，增加国防预算以及对苏联行为的严厉批评，只是重开与苏联谈判的前奏，目的是使全世界大规模裁减军备。”

1981年3月30日，里根在首都华盛顿希尔顿酒店门前遭遇袭击，随后被送至医院治疗。住院期间，里根给勃列日涅夫写了一封私人信件，信中写道：“我们是不是让意识形态、政治和经济哲学、政府政治占据了主导地位，使得我们没有时间来考虑人民日常生活的需求？”随后，里根宣布取消对苏联的粮食禁运，目的是“创造条件以便双方进行有意义和富有建设性的对话”。遇刺后的里根充满紧迫感，希望其大战略的两大方向快速地双轨并进。康复后，他主动与苏联联系，希望东西方对话能够进入新阶段。之后的一年半中，里根又给勃列日涅夫写过几封信，希望改善与苏联的关系，强调美苏两国应恢复接触。

勃列日涅夫去世后，里根亲自前往苏联驻美国大使馆吊唁并在悼念簿上签名，展示美国政府的和解姿态。时任美国驻苏联大使亚瑟·哈特曼（Arthur Hartman）甚至鼓动里根亲自到莫斯科出席勃列日涅夫的葬礼。里根虽然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但他派副总统乔治·布什（George H.W.Bush）和舒尔茨前往莫斯科参加葬礼。他们在莫斯科与勃列日涅夫的继任人安德罗波夫、外长葛罗米柯（Andrei Gromyko）进行了会谈。安德罗波夫在会谈时表示了解里根总统希望改善两国关系的愿望，强调他也有相同意愿。他请布什转告里根，苏联领导集团期待与华盛顿在一系列问题上进行对话。安德罗波夫说：“美苏双方可以进行争论，甚至在报刊杂志上或以其他形式相互攻击。但在具体问题上，双方都需要冷静，要像神志清醒的正常人来处理事情。”

1983年1月，舒尔茨在给里根准备的新一年政策展望备忘录中主张，“与莫斯科展开密集对话，来判断是否有改善美苏关系的可能”。随即，里根指示舒尔茨与时任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Anatoly  Dobrynin）进行对话。在一周后的私人晚宴上，里根对舒尔茨明确提出，希望改善与苏联和中国的关系。为进一步落实与苏联谈判的计划，苏联问题专家马特洛克于5 月被调入国家安全委员会，主管对苏事务。时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的麦克法兰告诉马特洛克，里根总统“从任职的第一天起，就希望重振美国实力以便与苏联谈判。我们重振美国军事力量的工作正在进行中，但我们还没有一个谈判计划”。为此，他们将马特洛克调入国家安全委员会，希望他拟定一个与苏联人谈判的具体方案。里根、舒尔茨、麦克法兰以及马特洛克紧密配合，试图制订一个改善超级大国关系的计划。尽管在这一年，里根仍公开诋毁苏联为“邪恶帝国”并出台“战略防御计划”，但他也在寻求与苏联人建立对话机制，以削减核武器，改善超级大国间的关系。

为明确展示和平意愿，里根决定作一次有关美苏关系的公开讲话，以消除媒体有关他批评苏联的过度报道。1984年1月16日上午10时，里根在白宫发表电视讲话，他坦率地说，美国“与苏联的关系不是一种正常的状态”，他强调追求和平的愿望，坦承“我们两国人民与全人类一样，希望消除核战争危险。当今，我们共同的敌人是贫穷、疾病，尤其是战争”。他提议两个超级大国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并采取具体措施减少核战争爆发的概率。他声称与苏联人“对话的承诺是坚定和不可动摇的……我们寻求合作。我们寻求为了和平的每一点进步”。里根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为苏联人打开一扇门。如果他们真正热爱和平，就应该跨过这扇门”。马特洛克后来回忆道：“1984年1月16日总统的讲话，为冷战的最终结束定下了参考系数。”里根在公开场合与私密渠道对苏联所释放的善意，为苏联改革派寻求裁军，改善超级大国间关系和进行其他改革增添了筹码。多勃雷宁后来回忆说：“如果总统在他的第二任期没有放弃对苏联的敌意，没有实施建设性的政策，戈尔巴乔夫就不可能在国内实施改革并提出‘新思维’。”

1984年2月9日，安德罗波夫去世。在他短暂的任期内，美苏关系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安德罗波夫的继任者是契尔年科，后者当时已经73岁且身体状况糟糕。白宫不少人认为，美苏关系在契尔年科任内不会有任何改善。但里根认为，契尔年科上台提供了“一次通过‘静默外交’减少将两国分开的心理障碍的机会”。因为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担任政治局委员、主管意识形态的契尔年科曾明确表示支持美苏缓和关系。在安德罗波夫的葬礼上，布什告诉契尔年科，里根总统希望美苏关系得到实质性改善，能够从言论到实际行动，特别是在削减核军备方面取得进展。布什表示，“这应该是新的开端”。契尔年科赞同这一说法。2月11日，里根主动给契尔年科写信，表示希望开启美苏对话。在随后的广播讲话中，里根说：“我们欢迎谈判……如能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我们准备对苏联人做出让步……如果苏联政府希望和平，那就会有和平。”契尔年科表示期待与美国进行“诚实、公正和有意义的会谈”。此时，苏联外交政策界也认同契尔年科的想法，认为契尔年科和布什的会晤预示双方“回到建设性合作”的轨道。

1985年3月10日，契尔年科去世。尽管他在短暂的任期内未能启动美苏实质性对话，但美苏关系还是取得一些象征性进展。例如，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的“热线电话”在1984年7月得到升级，时任苏联外长的葛罗米柯同意恢复与美国的削减战略武器谈判和中程导弹谈判。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后，里根政府的高级官员预测，后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将由一批思想较为“开明”、年轻一些的领导人掌控，这是改善美苏关系的最佳时期。1984年中旬，舒尔茨在提供给里根的报告中谈到，美国很快就会发现要与“年纪较轻、世界观与之前苏联领导人完全不同的一些人”打交道。他们成长于二战结束后，比前任思想更为“灵活”，“我们要对他们以礼相待，美国将因此得到红利”。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美苏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里根与戈尔巴乔夫举行了5次首脑会谈，美苏关系急剧升温。除首脑外交外，两国政府高层也进行了多方接触和谈判，并取得了重大成果。到1989年初里根离任时，戈尔巴乔夫同意撤销所有中程导弹；承诺大规模削减战略武器；同意逐步从阿富汗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撤退；单方面削减常规部队；承诺保障东欧人民的民族自决权利；在苏联国内容忍“史无前例的自由化”。1988年底，里根宣布“冷战已经结束”，实现了对苏大战略的目标，即大幅度降低超级大国间的对抗。

戈尔巴乔夫上任伊始，里根就看到这可能成为冷战的转折点。里根很快提议美苏首脑会晤，并在1985年11月实现与戈尔巴乔夫的第一次会晤。在里根看来，这次会晤本身还“不是一个划时代事件”，而是“关键谈判过程的重要步骤”。里根的目的是利用第一任期所建立的实力优势，迫使苏联让步。早在1981年初，里根就向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提到，任何首脑会晤“都不能仅仅讨论军控问题，还必须讨论苏联入侵阿富汗问题和苏联支持古巴输出革命的问题”。1983—1984年，舒尔茨和马特洛克逐步将里根的思想发展为一个含有四个部分的谈判议程，即军控、第三世界的冲突、人权以及苏联内部的政治自由、美苏双边经济文化关系，而不是仅仅讨论莫斯科感兴趣的军控和贸易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里根要恢复尼克松和基辛格对苏缓和时所实施的“联系原则”（linkage），即苏联不支持第三世界的革命，就可换取美国对苏联在核武器以及经济领域的让步。

同时，里根与戈尔巴乔夫的谈判方式也显示了大战略特征。里根与舒尔茨坚信，实力与压力是成功外交的根本。在第二任期里，里根努力保持美国对苏联的实力优势，继续维持甚至增加对反共军事组织的支持，强调做好军事准备和“战略防御计划”的重要性，在东西方贸易方面尽量延缓实质性进展，直到苏联在超级大国关系中的实质性问题上有所让步。里根在1985年说，正确的方法是“延缓行动，等待得到我们所想要的一些东西”。里根政府在人权、军控以及阿富汗问题等方面还提出了更高要价。舒尔茨认为，不能仅仅为了达成协议而掩饰双方根本性分歧，而应该“使莫斯科在对待这个世界和它自己公民的做法方面有根本性改变”。

但里根也认识到，不能仅仅依赖压力。里根在第一任期内与苏联人打交道的经验是，如果苏联人认为里根的目的是要强制、胁迫甚至摧毁他们的政权，那么他们绝对不会与美国人谈判。里根要求美国政府官员，不仅不能公开向苏联人发出最后通牒，而且必须表示真诚希望缓和超级大国间的紧张关系，宣扬东西方关系的缓和对双方有利，苏联建设性行为将会得到回报。里根这样表述自己的谈判哲学，“你不要将你的对手逼到墙角、羞辱他。有时，做成事情的最好办法是两位最高领导人私下协商解决问题”。

有鉴于此，里根在第二任期首先致力于与戈尔巴乔夫建立互信的个人关系，强调两个超级大国的共同利益就是销毁核武器，建立一个无核世界。在“战略防御计划”问题上，里根强调其防御性，并表示如果双方消除分歧，他愿意与苏联共享相关技术。关于人权问题，美国一般在私下会晤时提出，并保证对苏联的让步不作炫耀性宣传。里根提出，美国绝对不能“要求戈尔巴乔夫公开认错，让他难堪。我们必须牢记我们的主要目标，以及他要在克里姆林宫的同事面前展示其实力的需求”。在与戈尔巴乔夫的数次会晤中，里根努力构建两人间的良好关系，表示希望改善美苏关系。1986年10月，在雷克雅未克首脑会晤期间，里根明确表示：“我们对苏联毫无恶意。我们认识到两国制度方面的差异，我们可以作为友好的竞争者而共存。”随着美苏关系逐渐转暖，里根的外交和解政策取得明显成效。戈尔巴乔夫通过一系列单方面裁军行动，证明苏联希望结束军备竞赛和冷战，并向华盛顿释放善意。里根政府则通过扩展与苏联对话的项目，增加美苏互信。正如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麦克法兰指出的，“我们希望将谈判扩展到军控外的话题，以缓解某些苏联领导人有关美国对苏联发动进攻的担忧”。

三、谈判策略

里根政府大战略特别是“静默外交”政策的实施并非一帆风顺，遭到美国国内三股势力的反对。第一，美国右派特别是共和党保守派以及不少国会议员，从20世纪60年代里根涉足政坛到80年代中期，一直支持里根反苏反共的立场，坚决反对里根对苏联的接触和谈判政策。第二，美国外交政策界所谓的现实主义者，包括尼克松和福特总统时期的一些政府高官及尼克松本人，都反对里根与苏联谈判销毁所有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的计划，认为这样做会动摇美国军事战略的根基。第三，里根政府情报部门和国防部门的高官严重怀疑，里根和舒尔茨对戈尔巴乔夫是一位“新型”的、可以打交道以共同解决两个超级大国之间问题的苏联领导人的认识有误。在他们看来，戈尔巴乔夫只是代表苏联传统外交的一张微笑面孔而已，里根希望与苏联谈判以便销毁所有核武器的想法十分危险。他们担心，一旦销毁全部核武器，苏联在常规武器方面的优势，将威胁美国及其盟友的安全。

为确保“静默外交”的实施，里根和舒尔茨直接掌控对苏谈判。在与戈尔巴乔夫的接触与谈判过程中，他们利用苏联总体经济实力低于美国的现实，通过威胁和利诱迫使戈尔巴乔夫逐步改变国内政策，诱使两国关系出现根本性变化。1985年11月，美苏在日内瓦举行第一次首脑会晤，双方在军控、人权及第三世界的冲突问题上并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协议，但是实现了一个目标，那就是双方开始建立互信。通过这次会晤，里根认为戈尔巴乔夫是一个“不同类型”的苏联领导人，相比于前任并不“僵化”。尽管在达成“一些实质性协议”前，戈尔巴乔夫对里根有较多疑虑，但通过与里根会谈，他确信里根愿意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对话。日内瓦首脑会晤签署了一份公告，双方宣布“核战争没有赢家，因此千万不要打核战争”。戈尔巴乔夫认为，此次会晤“给苏美关系和世界局势注入了某种稳定因素”。

美苏关系的缓和在1986年10月的雷克雅未克首脑会晤中得以延续。1986年，戈尔巴乔夫急切希望通过军备控制减少国防开支。他说：“如果我们不在一些具体的甚至是重要的问题方面做出让步，我们最终会输得很惨。”促使他下决心与美国谈判的另一个原因是，1986年4月26日在乌克兰首府基辅附近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反应堆爆炸事故。在他看来，这次灾难显示了“核战争可能是什么样子”。戈尔巴乔夫曾经倡议到2000年销毁全部核武器，而在雷克雅未克会晤时，他提出更为大胆的设想：双方立即销毁在欧洲的中程核武器，削减50%的洲际导弹。里根则提出在10年内销毁所有进攻性的弹道导弹，戈尔巴乔夫又进一步提出销毁所有战略武器，两位领导人甚至提议要销毁所有的核武器。可惜的是，这些提议都未落实，因为戈尔巴乔夫要求里根以约束“战略防御计划”为代价，但未得到里根同意。

尽管双方在雷克雅未克会晤期间没有达成任何裁军协议，但开诚布公地讨论消除核武器，说明双方已经建立起一定的互信。里根提到，“这一进展在几个月之前是根本不可能的”。戈尔巴乔夫也通过这次会谈，确认里根不是对苏联发动进攻的战争狂人，而是和他一样厌恶军备竞赛的领导人。他告诉政治局的同事，“雷克雅未克首脑会晤后，我们与美国人的相互理解达到了新高度”。多勃雷宁在回忆录中也提及，此时戈尔巴乔夫“坚信他可以而且一定会与里根合作”。

不久，美苏双方达成协议，在全球销毁中程核武器。苏联做出重大让步，莫斯科答应销毁的核弹头数量是华盛顿的4倍。戈尔巴乔夫还同意英法两国的核力量可以不包括在削减之中，正式条约将在戈尔巴乔夫访问华盛顿时签订。他甚至答应销毁苏联SS-23短程导弹，这使苏联军方大为不满。戈尔巴乔夫也发牢骚说，“美国人的谈判策略就是向我们索要一个接着一个的让步”。

戈尔巴乔夫之所以一再让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人迎合了他爱慕虚荣的特点，对他采取口惠而实不至的手段。例如，里根要求美国官方和媒体将美苏销毁中程核导弹的协议描绘成一个双赢的协议。早在1985年10月，里根就对美苏接触和谈判的宣传口径作出指示：“不要谈论赢家和输家。即使我们赢了，公开说出来就会适得其反。”1987年12月，戈尔巴乔夫到华盛顿签署《中导条约》时，美国刻意将此安排为一次国事访问，准备了21响礼炮的欢迎仪式并悬挂美苏两国国旗，还安排戈尔巴乔夫与国会领导人会晤。这样做的目的是告诉苏联领导人，只有与美国合作才能带来尊重和荣耀；同时表示戈尔巴乔夫有能力与美国人做交易，以帮助戈尔巴乔夫平息在国内面临的许多反对声音。戈尔巴乔夫多年后在回忆录中颇为得意地写到，《中导条约》的签署“代表了我们为走出冷战迈出的坚实一步，是新时代的前兆。我们与美国之间的互相信任达到新高度，开启了真正的裁军进程，建立了一个以全面合作为基础的安全体系，而不是维持‘相互确保摧毁’的威胁”。然而，事实证明，美苏之间并没有真正的互信关系。

美苏首脑在华盛顿会晤后，苏联开始改变对第三世界的政策。戈尔巴乔夫很早就认识到，苏联卷入阿富汗和其他地区冲突对莫斯科来说是负担，但他一直不愿意对此作出重大调整，以一个失败者的身份从阿富汗撤军。他在华盛顿首脑会晤时对里根说，“苏联撤军必须和美国放弃对阿富汗国内反政府力量的支持联系在一起”。里根和舒尔茨玩弄“大棒加胡萝卜”的把戏，明确告诉戈尔巴乔夫，如果苏联继续留在阿富汗或卷入其他地区性冲突，会阻碍与美国和西方关系的改善，而苏联的克制将会消除西方的疑虑。戈尔巴乔夫的助手格拉乔夫（Andrei Grachev）后来回忆，“每一次美苏首脑会晤时，美方总要提到地区冲突，其频率与提及苏联国内违反人权事件相当”。此时，由于苏联国内的危机，戈尔巴乔夫特别需要西方放松对苏贸易管制，稳定超级大国间的关系。里根的“大棒加胡萝卜”政策促使戈尔巴乔夫下决心调整苏联对第三世界的政策。苏联准备从阿富汗撤军，为安抚苏联，美国同意与苏联一起在解决阿富汗问题的《日内瓦协议》上作为担保人（guarantor）签字，使得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可以将苏联撤军描绘为和平解决地区冲突的外交成果，是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产物。1988年5月，苏联开始从阿富汗撤军，但令戈尔巴乔夫苦恼的是，美国拒绝放弃对阿富汗反政府武装的支持。

在人权和苏联国内政治改革方面，里根政府不断给戈尔巴乔夫施压。里根认为，苏联内部的“自由化”会使苏联的外交政策变得更温和。20世纪80年代后期，舒尔茨一直将这个问题置于美苏关系的中心。里根在每次首脑会谈时，都要向戈尔巴乔夫提出人权问题。戈尔巴乔夫曾抱怨美国人“像传教士一样布道”。里根政府迫使莫斯科废除《反异见人士法》，允许更多的犹太人和其他人士移民国外。为了让戈尔巴乔夫积极回应美方的各种要求，里根和舒尔茨告诉他，美国对苏贸易管制的松动有待苏联方面的积极表现。正如里根在一份总统决策指令中指出的，关键是“制造政治压力迫使苏联人采取积极措施”。

与此同时，里根很注意施加政治压力的方式和尺度。在与戈尔巴乔夫讨论苏联人权问题时，里根和舒尔茨表现得十分礼貌，并且将人权问题的讨论限定在很私密的范围内。里根多次向戈尔巴乔夫保证，他不会在公开场合要求莫斯科做什么。在讨论人权问题时，里根从不用要求与命令的语气，而是强调戈尔巴乔夫是独立强势的领导人。此外，里根总是诱导戈尔巴乔夫遵循其主张。例如，里根曾劝诱戈尔巴乔夫，如果能保证宗教自由，“那些对你们国家的反感情绪，就会像水在大热天的太阳下很快消失”。

里根的谈判策略，推动了戈尔巴乔夫加速实现苏联所谓“自由化”。戈尔巴乔夫的外交政策顾问切尔亚耶夫回忆：“我们政策的变化是在戈尔巴乔夫认识到，只有我们接受人权、移民自由、言论自由、深化社会改革的建议时，军控谈判才会有进展。”1987年，戈尔巴乔夫进一步在人权问题上采取措施，他告诉舒尔茨，“苏联方面准备考虑任何涉及人道主义问题的建议”。在随后两年中，苏联移民海外的人数从1986年的1000人左右增加到1988年的8万人，以致历来怀疑戈尔巴乔夫动机的中央情报局，也承认苏联的进步是“值得注意的”。这种变化来自里根所营造的两国最高领导人间的所谓“信任”，也来自里根大战略的具体策略和谈判技巧。

当戈尔巴乔夫开始认真推动政治改革时，里根政府也随之改变策略，从暗中施压到公开支持和鼓励。1987年底至1988年初，戈尔巴乔夫宣布对苏联的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体，期望借助外部势力来抬高他们的声望。1988年初，他们通过时任苏共中央国际部部长多勃雷宁传话美方，问里根是否愿意表态，纠正他1983年对苏联的诋毁，即“苏联是个邪恶帝国，其社会和政治制度将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并表示苏联政府愿意“在今后几个月中采取实际步骤来支撑这一表态”。里根抓住这个机会，在1988年5月美苏首脑莫斯科会晤期间，继续给戈尔巴乔夫施加压力。为鼓励戈尔巴乔夫从根本上改变苏联体制，里根公开为戈尔巴乔夫站台。在莫斯科记者会上，里根公开承认把苏联视为“邪恶帝国”的讲话是“另一个时代”的“遗迹”。他说苏联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超级大国间的紧张关系已大幅减缓，戈尔巴乔夫为苏联的巨变作出了重要贡献。戈尔巴乔夫对此十分满意，他在回忆录中得意地写道，里根对苏联深刻变化的认可“是他莫斯科之行的主要成就之一”。戈尔巴乔夫的可悲之处在于，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的最高领导人，竟然需要另一个完全敌视苏联制度、相互对抗多年的国家领导人为其所实施的改革助力呐喊。

1988年美苏首脑莫斯科会晤后，苏联政府进一步采取弱化苏军的措施，宣布华沙条约组织仅具防卫性质，即不再把美国及其盟友当作敌人。同年12月，联合国大会上，戈尔巴乔夫进一步表示，苏联的外交政策不再以阶级斗争为驱动，承诺支持所有民族“自由选择”政治制度。同时他宣布，苏联主动裁减常规军队50万人，其中包括驻东欧的6个装甲师和5000辆坦克。他宣布，苏联正在从“军备经济向裁军经济转变”。戈尔巴乔夫说，苏联政策变化是由于苏联内部经济危机以及他希望改善莫斯科的国际形象。但是，戈尔巴乔夫过分信任美国人，认为他与里根建立了良好的互相尊敬和信任的关系，而这根本就是他的一厢情愿。

结语

里根具有反苏反共、顽固保守的一面，同时还有实用主义的另一面。里根认识到“相互确保摧毁”战略的危险性，希望与苏联谈判销毁所有核武器。他看到，冷战对抗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一定会以某种方式结束。1983年之后，里根对苏战略作了重大调整。在依赖美国实力优势的前提下，里根通过“静默外交”，对苏威胁利诱，迫使戈尔巴乔夫不断做出让步。由于戈尔巴乔夫的“积极配合”，美苏关系逐渐缓和，超级大国间的对抗大幅度降低，这就是里根在1988年底宣称“冷战已经结束”的原因。尽管里根大战略有自己的特点，但其实质就是美国外交传统中“大棒加胡萝卜”政策的翻版。美国冷战战略的本质就是，保持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优势地位和维护由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主义秩序。这个大战略包括互相关联的四个方面：第一，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地位；第二，在维护盟国安全感的同时，保持对他们的制约和控制能力；第三，将其他国家纳入美国设计和主导的自由国际主义秩序中；第四，阻止核武器的扩散。

需要指出的是，苏联解体并非里根大战略所致。一种流行观点认为，里根的大战略搞垮了苏联共产党，最终导致苏联解体，苏联解体是“历史的必然”。这种观点显然言过其实。实际上，苏联解体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戈尔巴乔夫是解开这一历史谜底的关键，深刻认识戈尔巴乔夫的个性和领导风格对理解苏联解体至关重要。苏联解体的历史并不是按照事先写好的剧本进行的，“苏联注定要崩溃”的观点是西方右派和苏联国内反共势力炮制的。

此外，对美国自身来说，里根大战略也非所想的那么成功，而是给美国带来了沉重负担。里根在任8年，美国国家安全得到很大提升，但这是以政府大规模财政赤字为代价的。1985年，美国年财政赤字达2500多亿美元，是里根团队最初预计的5倍之多。与此同时，里根政府积累的债务是之前39位总统所积累债务总和的两倍。里根离任时，美国成为负债国，这是1917年以来的首次。里根自己也说，他“最大的担心就是财政赤字”。而且，里根大战略在道德和人性方面产生了负面影响。为遏制苏联影响在第三世界的上升趋势，里根政府支持世界各地的反苏地方武装组织。然而，美国支持的人中不少是独裁者。正如美国学者约翰·阿奎拉指出，里根“愿意在实力政治的名义下寻求巴基斯坦对阿富汗穆斯林游击队的支持，纵容巴基斯坦发展核武器项目，将核扩散危险蔓延到这个星球上最敏感的地区之一”。更为严重的是，对于反苏地方武装组织的支持，严重威胁了美国乃至世界的安全。里根政府时期的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罗伯特·盖茨认为，美国所谓的盟友发誓要“把俄国人赶出他们的国家”，但是，他们不是美国和西方现代文明的朋友。可以看到，美国的援助助长了极端主义力量，使其影响延伸到中东及其他地区，最终将矛头指向美国。盖茨不得不承认，“我们的所作所为造成了持久并且是十分可怕的后果”。事实上，2001年恐怖分子对美国发动的袭击事件以及随后美国对阿富汗的灾难性战争就源于此。

（作者夏亚峰，系暨南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

来源：《历史研究》2022年第1期

微信扫一扫，进入读者交流群

献一朵花： 鲜花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