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2023年3月5日是斯大林逝世70周年，我撰写此文以纪念斯大林。对斯大林最好的纪念，就是正确认识斯大林、科学评价斯大林。恰逢此文完稿之际，国际舞台风云突变，爆发了俄乌冲突。俄乌事件正是继斯大林之后的前苏联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等人彻底否定斯大林、丢掉列宁、斯大林这两把刀子，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最终导致苏联解体、东欧蜕变的历史必然结局。规律是反复出现的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联系，历史何等相似。历史规律不可违背，违背了就要受到惩罚。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是最好的先生。让我们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等人一路否定斯大林演变至今的历史演义中吸取深刻的历史教训吧。现在已经到了正确认识斯大林、科学评价斯大林，恢复斯大林的应有面貌，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再给予斯大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评定的时候了。

一、关于斯大林的评价是一个重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原则问题

 

关于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恢复斯大林的个人名誉问题，也不是一个对历史人物的科学定论问题，而是一个关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对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对国际共产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对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及其领袖，包括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的正确认识问题，更是一个关乎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人阶级政党和工人阶级、全人类的前途命运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政治原则问题。

斯大林是一个世界级的历史人物，是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公认的国际共产主义领袖，对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捍卫和建设，对开展世界反法西斯斗争赢得二战胜利和推进世界和平，对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记取和借鉴。歪曲、否定、抹黑斯大林，是苏联东欧共产党放弃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领导、最终导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政权丧失、垮台、蜕变的一个最直接的影响原因，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进程中一度出现的否定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企图误导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资产阶级自由化错误思潮，险些造成严重后果的一个最直接的影响原因。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垮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从正反两方面说明了对斯大林的正确或错误的评价必然会影响导致两个后果：一个是苏联东欧蜕变的后果。彻底否定斯大林，全面抹黑斯大林，就是影响苏联东欧执政党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放弃科学社会主义，导致苏联东欧无产阶级执政党垮台、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政权蜕变的原因之一。“中国共产党一贯认为，怎样认识和对待斯大林的问题，不只是对斯大林的个人评价问题，更重要的是，怎样总结列宁逝世以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问题，怎样总结列宁逝世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问题。”“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只有从理论、实践上搞清楚斯大林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社会主义发展史、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作用及其功过是非，才能对斯大林及其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适当正确评价，才能在正确对待和评价斯大林问题上树立正确的政治导向、思想导向、理论导向和行动导向，才能批判并粉碎反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一切反动势力及其代言人在斯大林问题上大作文章，散布荒谬观点和观念，通过“和平演变”“颜色革命”以达到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科学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不可告人的目的，以起到改变、演变、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在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作用。

如何认识、评价斯大林，前苏联、现俄罗斯人民经历了一个由全面肯定、无限崇拜斯大林的阶段，到全盘否定、彻底抹黑斯大林的阶段，现在又回到了重新认识、评价斯大林，逐步还原斯大林本来面貌的阶段。正是因为经历了巨大的亲身感受到的痛苦的动荡转型，俄罗斯人越来越感觉到斯大林评价问题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对于斯大林必须给予充分的正面评定。2008年，俄罗斯国家电视台举行了一次“最伟大的俄罗斯人”的评选活动，斯大林高居第三（四至六位分别是普希金、彼得大帝、列宁），仅次于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和斯托雷平。2016年初，俄罗斯联邦政府教育与科学部要求全国中小学在2-3年内全部使用新版教材，其中对斯大林采取了较为全面的态度进行评价，强调了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的领导作用。近年来在俄罗斯的公共文化设施中，出现不少关于斯大林主题的城市雕塑，在北奥塞梯、赤塔、奔萨、坦波夫等地民众自愿筹资树立了一批关于斯大林塑像或纪念碑。2016年时值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抛出《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以下简称秘密报告）六十周年之际，特维尔州等地树立了斯大林雕像。据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报道，俄罗斯人对于百年来历届领导人的功过进行评价，斯大林与列宁、普京得分均为正面，并列第一。2017年7月，俄罗斯著名民意调查机构列瓦达中心经过数据分析，指出“目前俄罗斯社会已经出现‘民间再斯大林化’现象”。2019年，这项长期持续的民意调查显示对斯大林持完全肯定态度的受访者比例为51%，为18年来的历史最高点。2019年5月9日，新西伯利亚市市长阿纳托利·洛科季为一座斯大林半身像揭幕，该座斯大林塑像位于俄罗斯共产党新西伯利亚州委所在地。这些事实充分表明，俄罗斯人正在扭转对于斯大林的负面认识。作为一个著名的历史人物，尽管斯大林的理论和实践存在许多需要深入全面研究之处，应当慎重辩证地进行科学研究。但在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上，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更为客观、更为理性、更为全面。譬如，雷巴斯认为：“问题不在斯大林，问题在于俄罗斯。俄罗斯作为一个世界现象，它在千年之中经历了数次大的劫难，但还是能够站立起来。俄罗斯若是否定斯大林和他的残酷的合理性，就是不愿意了解他之所以会出现的环境及已经为此付出的代价。斯大林对国家是一个统一经济体和一种地缘政治现象的认知，在后苏联时期所出现的众多问题的解决中都表现了出来。”更多的俄罗斯人认识到，关于斯大林评价的各种问题，都要在历史材料的精准系统分析中得出合理结论，而不是主观臆想、歪曲是非。如针对二战中的军事领导的争论，卡尔波夫指出：“斯大林作为最高统帅的作用在涉及战争进程、做出进行重大战役的决策的各个战略问题上是头等重要的。”朱可夫元帅说：“斯大林在领导整个武装斗争方面，得力于他的天赋的智慧和巨大的洞察力，他善于从战略上考虑问题，抓住主要环节，采取对策，适时组织大规模的战役。可以肯定地说，斯大林是当之无愧的最高统帅……斯大林的功绩在于，他正确地采纳了军事专家的意见，加以充实和提高，然后形成教令、指令、守则，推广到部队中去指导实践。此外，斯大林在战役保障方面，在建立战略预备队方面，在组织技术和兵器生产方面，总之在为前线提供一切必需品方面，表现出杰出的组织才能。不承认这一点是不正确的。”关于斯大林时期大清洗、民族等其他问题，同样需要进行客观辩证全面地分析研究。

 

俄罗斯总统普京对斯大林评价颇具典型代表性。他2009年12月3日在电视直播连线交流特别节目中，被问及“您对斯大林的行为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时说：“我保留了这个问题，我能看到这里的‘圈套’：你说‘是肯定的’，一部分人就会不满意；而你说‘是否定的’，另一部分人又会不满意。不过既然时至今日有关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话题仍然争论不休，我就特意留下了这一问题。依我之见，这个问题无法笼统地下结论。显而易见，从1924年到1953年，这个国家，这个当时由斯大林领导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从一个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诚然，农业未能得以保留，我们大家都清楚地记得农业方面的困境，特别是在集体化的后期，记得人们排着长队去购买食品等等。在这一领域当时所发生的一切均未给农村带来任何积极的效应。不过工业化的确实现了。我们赢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不管怎么说，我们取得了胜利。即使我们还是要谈损失，你们知道，现在谁也无权指责那些组织和领导了这场胜利的人们，因为如果我们输掉了这场战争，那么对我国产生的后果将是惨不忍睹的，甚至是难以想象的。这是不容置疑、客观存在的正面的东西……对任何历史事件都需要进行全面的分析。这就是我想要说明的。”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观点来看，普京的看法还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但他毕竟在力争客观全面历史地评价斯大林。这里所列举的各方评价所涉及到的斯大林的各类功绩，都堪称苏联历史上值得骄傲的重大历史事件，是永远抹不去的历史记忆，如果依然对此置疑、罔顾就是在可笑地有意混淆是非，颠倒黑白。

与苏联以往全盘否定、彻底抹黑斯大林的错误思潮相呼应，在国际上也掀起了一股全盘否定、彻底抹黑斯大林的逆流，与这股逆流相呼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有一股全面否定斯大林的暗流涌动，并一度在国际舆论场上起到主流作用。这股否定斯大林的错误思潮在前苏联现俄罗斯，在国际上，乃至在我国与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社会主义、反党的领导、反无产阶级专政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沆瀣一气，形成一股顽固坚持资本主义道路的恶浪黑潮。彻底否定斯大林的错误思潮在我国思想政治、意识形态领域曾一度推波助澜，产生一定的负面效应。必须坚决与歪曲、否定、抹黑斯大林的反动思潮和错误倾向作坚决不懈的斗争，与乘歪曲、否定、抹黑斯大林之机，行歪曲、否定、抹黑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之实的言论和行为，做坚决不懈的斗争。

歪曲、否定、抹黑斯大林，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认识问题，属于我们自己阵营内部的不同意见；一种是立场问题，站在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立场上，属于我们对立面的反面舆论。利用对斯大林的歪曲、否定、抹黑，借以歪曲、否定、抹黑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社会主义、反共产党的敌对势力的如意盘算和政治手法。对此如果不予以深刻严厉地揭露、批判、防范和纠正，就会坠入其预设的思想政治陷阱，模糊了我们的视线，给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严重的危害。

科学评价斯大林，首先要解决的是必须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对待斯大林问题。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说到底就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历史人物的分析与认识。如何对待历史人物，与历史唯物主义相对立的就是历史唯心主义，也就是我们所批判的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就是政治上的历史唯心主义。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科学评价斯大林，首先必须坚持唯物史观的人民的立场、历史进步的立场、正面的立场、公正的立场。如果站在人民的立场、历史进步的立场、正面的立场、公正的立场上，就会认清斯大林的一生活动所具有的人民性、进步性、积极性和主流性。斯大林的一生是与无产阶级及其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事业，与代表人类进步的社会主义事业相联系的，是与反对一切腐朽、落后的剥削阶级的利益及其政治主张、行为相联系的。从这一立场出发认识和评价斯大林，我们就可以看到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正面的、功大于过的斯大林。

在坚持正确立场的前提下，还要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全面、客观、历史、辩证、公正地分析认识斯大林。对斯大林的评价，必须坚持客观性、准确性、科学性，避免主观性、随意性、情绪性，尊重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和规律，尊重历史事实，实事求是地全面分析把握其所处的历史场境、所发挥的历史作用，防止任何歪曲、想像、妄议、附会、滥加的评价，防止无限放大斯大林个人的缺点、失误，乃至个人性格方面的某些缺憾，无限放大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某些问题、某些阴暗面、某些枝节零散的错事，甚至不加区别地全部附加在斯大林一人的责任上，以达到全盘否定斯大林正确的、主要的、成绩的方面。应当充分承认斯大林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领袖人物对于历史进步的推动作用，充分把握斯大林在理论和实践上对于历史规律、历史趋势、历史战略的理论认识和社会实践，还斯大林以正面、客观和公正的形象。

对斯大林的科学评价，必须坚持全面性、系统性、完整性、辩证性，分清主次，认清历史条件所造成的历史人物的局限性，给予斯大林的历史实践活动以整体性把握，既充分承认其应有的历史业绩，肯定其优点、贡献，肯定其应有地位，防止人为削弱其历史作用，同时又适度把握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探索进程中的失误之处及其复杂成因和后果，既不能随意任意将斯大林拔高，同时又避免将斯大林凭空贬低，把所有脏水一股脑都泼到一个人身上。对于斯大林的一些指责需要进行辩证、全面、客观的分析把握，而不是用有色眼镜加以无限放大。譬如，在1937-1938年间肃反过程中发生了扩大化的严重错误，但不能完全说成是斯大林一个人的责任，当然也不能完全推掉斯大林的领导责任。在总结斯大林的生活和活动时，首先必须不重复帝国主义的中伤和谣言，以革命的、科学的、党的、列宁主义的态度对正反两方面都作出应有的评价。不要用敌对势力的大喊大叫，不要耸人听闻，不要过分夸张，不能用错误和缺点来偷换斯大林为党、人民和国家所立下的功绩。

对斯大林的科学评价，涉及哲学、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等马克思主义全部学说的科学全面认识。对斯大林提出的一系列理论观点的评价，关系到是否承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先进性，是否承认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价值，是否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实际应用及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可能性和现实性。对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的评价，关系到是否承认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必将战胜资本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科学性、真理性和价值性，是否承认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普遍性、适用性，是否承认现实社会主义发展的曲折性、复杂性和长期性，是否承认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可以随时随地与不同的国情实践相结合，为不同的国家所实际运用，并发展创新。对斯大林关于商品、市场、货币、所有制、工业化、集体化、经济政策等重大政治经济学问题的理论观点的评价，关系到是否承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基本规律、基本内容、基本方法等，是否承认可以结合实际进一步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体系，是否承认不断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性。总之。对斯大林全部理论和实践活动的科学评价，关系到增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所揭示的历史发展趋势必然实现的信心和定力，自觉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奉者、遵从者和探索者。

 

对斯大林的科学评价，与对斯大林主义、斯大林模式的评价密切相关。斯大林主义也好，斯大林模式也好，无非是一种称谓、名称，严格来讲是对某种思想体系的定义，对某种社会发展形态、制度、体制、道路、价值方式的定义。斯大林在世时不同意使用“斯大林主义”的称谓概括他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上的继承和建树，是出于斯大林的谦虚，他认为自己是列宁的学生，不配称“斯大林主义”，所以一直不使用“斯大林主义”的说法。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政治家出于反苏、反社、反马、反共的需要，把攻击斯大林作为打击的重点，在他们对斯大林的攻击谩骂中所使用的“斯大林主义”“斯大林模式”的用语被描绘成“邪恶”的贬义代称，成为对斯大林所坚持、继承和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恶意贬损，对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经验的恶毒攻击。当然敌对势力使用“斯大林主义”“斯大林模式”是指斯大林所坚持和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指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甚至无限外延泛指整个社会主义制度，是企图妖魔化斯大林和苏联社会主义，妖魔化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当然，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与理论的研究，离不开对斯大林的研究，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评价，也离不开对斯大林的评价，离不开对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继承和建树的评价。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依据苏联的国情，创造一系列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与做法，有成功、可取的，也有失败、可借鉴的。斯大林的理论创造，主流方面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支流方面是有时在某些方面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当然，在研究斯大林及斯大林所从事的苏联人民事业时使用“斯大林主义”、“斯大林模式”的提法，与西方敌对势力对斯大林的攻击抹黑是有区别的，也就是说，在正确评价斯大林时，“斯大林主义”、“斯大林模式”也不是不可使用的，但必须以科学的态度使用。毛泽东同志曾说过：“如果一定要说什么‘斯大林主义’的话，就只能说，首先，它是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一些极为严重的，必须彻底纠正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但“我们认为，斯大林的错误同他的成绩比较起来，只居第二位’”。毛泽东同志主张如果说“斯大林主义”^①，那就要肯定“斯大林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但“确切地说，是有缺点的马克思主义”。我国几代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般不使用“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模式”的说法，而是使用“苏联模式”的提法。对斯大林一生功过是非的研究、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研究反思，关系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关系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生死存亡，需要冷静、谨慎、系统、全面，杜绝以偏概全、挂一漏万、鱼目混珠，在研究评价中要做到历史与现实、一般与个别、抽象与具体、主流与支流的辩证统一，增强解释力、说服力和实践力。

为了反击西方敌对势力彻底否定斯大林，贬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绩，在普京领导和支持下，2016年由国家审定的《俄罗斯历史10年级教科书》把“十月革命”称为“伟大的俄国革命”，高度评价了苏联社会主义建立的历史意义，与此相联系把一度被西方势力贬低为“极权主义”的“斯大林模式”，重新定义为“苏联独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这无疑否定了西方势力关于“斯大林模式”的贬义提法。教科书坚决否认“苏联的解体是因为苏联的体制已经无可救药”的观点，认为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是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犯下了搞“公开性”“私有化”“历史虚无主义”的严重错误。

历史的经验教训最为宝贵醇绵，历史的代价沉重艰辛而令人深思，从历史中不断学习前进是共产党人的必经之途和重要秘诀。斯大林作为曾经叱咤风云、纵横捭阖、历经铅华、终身矢志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袖，坚持、运用、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提出实施了一系列建设社会主义、巩固社会主义、完善社会主义的新思路新战略新理论，带领人民取得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重大胜利，稳固了苏联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和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促进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极大改善，在实践中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真理和价值力量。历史是客观的、公正的，斯大林的功绩不可磨灭，斯大林对于社会主义的发展进步所起的历史作用值得总结铭记。值此百年未有大变局中多种历史际遇复杂交汇时期，为了最大限度增强历史清醒和定力，不断奋勇前进，必须认真总结吸取斯大林评价中的得失是非，以科学公正的态度正视恢复历史事实，重新认识斯大林，科学评价斯大林，这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原则问题。

二、歪曲、否定、抹黑斯大林，给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事业带来灾难性、颠覆性、历史性的严重恶果

 

关于斯大林的评价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的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焦点、难点、热点、疑点问题，也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局的关键问题。赫鲁晓夫开了一个极其恶劣、充满危险、带来极其恶劣后果的先例。斯大林去世之后不久，赫鲁晓夫于1956年2月25日在苏共二十大党代会最后一天抛出了“秘密报告”，以颠倒黑白、歪曲事实、简单粗暴、否定一切的质疑方式，彻底否定了斯大林。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以反对肃反扩大化和个人迷信为切入点，以“讲事实真相”为幌子，以夸大次要、支流而掩盖否定主要、主流的相对主义，以非此即彼的否定一切成绩的绝对主义，以只讲错误和负面的极端片面性的方法，以煽动、挑拔、搬弄是非、假造、销毁和隐匿文件的手段，以非理性、非客观、非历史、非全面、非辩证的方式全盘否定、彻底抹黑了斯大林，提出了“阶级斗争熄灭论”“无产阶级专政无用论”“笼络高官的治党新原则”“向西方乞求和平的‘和平共处’外交原则”等，全面放弃和篡改了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赫鲁晓夫1964年10月被解除职务，其继承者勃列日涅夫继续坚持非斯大林化，以反对个人迷信、恢复斯大林时期受到处理的某些人物（有些处理是对的，有些处理是错误的）名誉为由继续贬低否定斯大林。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在苏联大搞彻底颠覆斯大林运动，全面否定攻击斯大林的理论和实践，大肆推行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和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让西方敌对势力在极短时间内得手，最终导致苏联解体、苏共丧失执政权，引发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系列剧变，酿成20世纪的最重大社会历史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悲剧。

彻底否定斯大林，大搞所谓非斯大林化逆流的实质并不在于反对个人崇拜，纠正斯大林的错误，而在于以此为借口彻底否定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抛弃科学社会主义事业，投入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怀抱。彻底否定、抹黑斯大林给苏联东欧人民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带来后患无穷的严重冲击和损失。毛泽东同志1956年3月23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的对策时指出：“赫鲁晓夫这次揭了盖子，又捅了娄子。”所谓“揭了盖子”，就是说，揭开了斯大林“个人迷信”的盖子。所谓“捅了娄子”，就是说，赫鲁晓夫彻底否定斯大林，丑化和毁灭斯大林的形象，在斯大林评价问题上的严重失误，造成极端恶劣的后果，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声誉和实践严重受损，最终导致彻底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否定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导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失败。后来的历史发展完全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分析与预测。“捅了娄子”所造成的反面恶果大大超过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揭了盖子”所带来的正面效应。

第一，导致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信仰理念的迷乱丧失。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共产党人的旗帜、灵魂和指导思想。颠覆社会主义政权，必须首先从思想上、理论上砍掉旗帜、丢弃灵魂、放弃马克思主义指导。斯大林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意义和指导意义。全盘否定斯大林，后果就是否定斯大林所始终不渝地坚持、捍卫和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总结报告中在一系列原则性问题上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提出所谓“和平过渡”的论点，认为十月革命的道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唯一正确的道路”，现在情况变化了，资本主义有可能“通过议会的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继而提倡抽象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这不仅在理论上是完全错误的，而且带来了巨大的意识形态恶果。他以反斯大林为名，质疑列宁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十月革命，质疑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绩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彻底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致使许多苏联人长期以来心理上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极度信任产生了自我动摇，对于过去极其崇拜的党的领袖产生自我怀疑，使相当多的苏共党员和人们放弃了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造成了思想上理论上的混乱和失误。这是苏联党的最高领导逐步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颠覆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否定了苏联社会主义政权的合法性，从思想意识上轻松地葬送了列宁、斯大林领导了30多年、好不容易建立和建设起来的社会主义大国的最根本的思想理论原因。放弃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教训是极其深刻的，我们必须时时警醒，牢牢记取和全力避免这类历史悲剧的重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

第二，引发了对于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怀疑背离。

走什么样的道路，选择什么样的制度，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真理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必然趋势所决定的，是由根本利益一致的人民群众所选择的，不是由哪一个人或哪一部分人的主观意志所决定的。斯大林时期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时期，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所取得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绩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以铁的事实证明了社会主义必定焕发的巨大活力，具有资本主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说明了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历史趋势，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不能以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失误来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否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赫鲁晓夫对于斯大林的彻底否定批判，败坏了社会主义苏联的整体形象，颠覆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历史必然性的原理，动摇了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和制度的根基，与赫鲁晓夫所掀起的否定斯大林的逆流相配合，一些别有用心之人以反对斯大林模式为借口，把科学社会主义贬低为不可能实现的虚假幻想，甚至当作集权专制加以反对，借助否定斯大林，以达到彻底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的反动目的。无论作为未来理想社会的形态、道路、意识、价值，还是实际运动和现实实践，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客观性、必然性、人民性已经并将继续得到充分证明。

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在反斯大林的逆流中被歪曲颠倒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初步建立起来的以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受到极大冲击，所谓“人权、民主、自由、平等、普世价值”等抽象空泛的资产阶级价值体系逐步取代了社会主义价值观，造成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堕矩和失范，造成社会主义国家的价值观念、社会理想、制度模式、道路走向、战略选择上的明显倒退，造成执政党政治立场的错位、失位，造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丧失，从而使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遭受重大挫折。“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曲折历程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政党一旦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就会土崩瓦解。”

 

第三，造成了对于坚持共产党领导信心和定力的挑战削弱乃至颠覆取消。

对斯大林的否定，不只是对其个人的彻底否定，而是对列宁缔造的苏联共产党的彻底否定，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的彻底否定，是对坚持共产党领导这个重大原则问题的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政党领袖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代表，否定、抹黑无产阶级政党领袖实质上就是否定无产阶级政党的事业及其业绩，否定人民的事业和业绩。人为抹杀领袖的功绩不仅不符合客观历史，而且会造成对党的事业和党本身的损害。按照列宁关于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学说，社会主义作为全新持久的无产阶级社会革命运动，需要强有力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需要强有力的无产阶级政党领袖的核心权威。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明确提出并十分注重加强党的建设，培养了一大批信念强、作风硬的领导干部，锻造了一个领导有方、能力出众、威信力极强的党，形成了以斯大林为核心的坚强的领袖集团，这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组织保证。反对社会主义苏联，必然集中力量反对苏联共产党的领导，集中火力否定攻击丑化反对苏联共产党的领袖。

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到社会主义苏联屹立于世界之林以来，蓄谋颠覆推翻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反动势力，一直就集中火力对准苏联共产党和党的最高领袖斯大林。对斯大林的怀疑和否定，造成了党的整体形象强烈的负面影响，严重动摇了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动摇了党的领导。从二十大否定斯大林一直发展到苏共二十八大，公然建议取消宪法第6条关于共产党是国家执政党的规定：“苏共同其他社会政治团体和群众运动一样，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党将不再独揽国家大权。它的作用是通过共产党员发挥作用的、经民主认可的政治领袖，不觊觎特权和在苏联宪法中巩固自己的特殊地位。有鉴于此，党认为有必要以立法动议方式，就国家根本法第6条向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有关建议。”这不啻为引火自燃、自毁长城，把一个在十月革命烈火中诞生成熟起来、执政了70余年的大党在人民心中、甚至在国家宪法中给以了结，从而否定共产党的地位和作用，最终达到取消乃至推翻苏联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及其以后的非斯大林化在社会主义阵营，在国际共产主义内部引发了对共产党及其领导、对党的领袖及其权威的质疑和反对，导致多数社会主义各国先后都发生了一系列持续地旨在推翻党的领导的社会动荡事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后果。

第四，致使了对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实践的质疑、背叛和放弃。

资本主义及其背后的旧势力具有前所未有的顽固性，不会也不愿意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千方百计采取各种形式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要求，利用资产阶级专政，无情打击和镇压无产阶级，这就决定了代表无产阶级及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以革命方式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在取得政权以后特别是在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之前的整个过渡时期，必须以新型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不断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保护巩固社会主义政权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反对各种敌对势力的破坏颠覆，防范化解各种潜在的重大风险，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维护有利于社会主义稳定发展的社会秩序、最终彻底战胜资本主义。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采取了一系列保卫苏联社会主义政权和建设成果的无产阶级专政措施。赫鲁晓夫打着反对专制、反对暴君的口号，看起来好像是在为遭受大清洗的人进行所谓人道辩护，实质上引发了对于无产阶级专政必要性、对于苏联社会主义社会国家政权合法性的怀疑否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怀疑、否定和抛弃，使得苏联东欧各国面对各种社会矛盾、面对西方敌对势力渗透引发的严重挑战冲击，十分被动，使得社会主义党和国家政权遭到蚕食颠覆，使得曾经在内战和二战中叱咤风云的社会主义苏联的大党大国顷刻间灰飞烟灭。赫鲁晓夫等人主动放弃无产阶级专政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深刻启示我们，坚持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始终是社会主义不可放弃的基本原则。邓小平同志指出：“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说过，阶级斗争学说不是他的发明，真正的发明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历史经验证明，刚刚掌握政权的新兴阶级，一般来说，总是弱于敌对阶级的力量，因此要用专政的手段来巩固政权。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

赫鲁晓夫彻底否定斯大林，其险恶用心直指是不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不是坚持社会主义，是不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不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这四项基本原则。彻底否定斯大林，也就彻底否定了斯大林所坚持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重要讲话，提出了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四项原则。他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到总结吸取苏联东欧剧变的历史教训问题，反复要求在新长征中始终防止犯颠覆性方向性错误，对新时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进一步作出了深刻全面的阐述。他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他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他反复强调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随时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对此再次作了强调。

三、斯特朗1956年写的《斯大林时代》，旗帜鲜明地回答了关于斯大林评价这一历史性的问题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是毛泽东同志1946年在延安窑洞与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时讲的一句震撼世界的名言。同一个斯特朗，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发表了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后，没过多久，还是1956年，她就针锋相对地撰写了《斯大林时代》这本书，依据大量确凿事实，据理反驳了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论点和论据。

斯特朗是对苏联人民、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社会主义事业，对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抱有深切同情和支持的美国友人。她1885年出生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弗兰德城，1921年旅居苏联，创办和编辑了英文报纸《莫斯科新闻》，正面报道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领导下所从事的社会主义事业。1949年被诬陷为帝国主义间谍，关进苏联监狱，1955年被释放，并被驱逐出境。尽管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但是她对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社会主义事业和斯大林本人的感情和看法并没因此而发生改变。她1925年、1927年、1937-1938年、1940年4次访问中国。她在72岁高龄时决定离开美国定居北京，直到1970年3月29日在北京逝世。她一直在国际上宣传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成就。在《斯大林时代》一书中，她凭借自己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在苏联长期居留及广泛旅行的亲身感受，给予斯大林以科学、客观、公正的评价。在她的笔下，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苏联二战后重建的成就跃然纸上。当然她也没有回避斯大林和苏联社会主义的错误，但她采取了科学的态度，平心静气地分析了产生这些错误的不可避免的客观和主观原因。为了纪念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100周年，斯大林诞辰100周年，1979年12月21日，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的中译本。

《斯大林时代》写于1956年，距今已经过去65年多了，社会主义苏联已经不复存在，社会主义阵营已经瓦解，世界社会主义一度跌入低谷。然而，从苏联东欧解体、剧变至今时隔30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由低潮始升高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于当今世界，当代资本主义、即当代帝国主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可避免地进入衰落期，但其本性未改，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阴风已疯狂地刮了多年，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造成极大的伤害，也给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害。

时光过去了65年，但现在读起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仍然感觉到她对斯大林的评价是那么的客观、那么的公正、那么的合情、那么的合理，至今仍然没有失去其深刻的现实价值，随着时光荏苒，反而愈增添了其珍贵性。在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捍卫社会主义、捍卫党和人民的事业的激烈斗争的今天，重新阅读这本书，让我们重新思考，认识关于斯大林评价问题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领会书中的观点，是十分必要的，此书很值得一读。

一个美国公民，一个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直接观察者，能以如此客观公允全面的视野，给与斯大林和斯大林所领导的苏联人民的伟大事业，以如此肯定的评定，难道不使否定、贬低、抹黑斯大林的反苏、反马、反共分子的一切恶毒的语言不攻自破吗？难道不使以鼓吹所谓公正、客观、还历史真相的面孔出现的彻底否定斯大林的历史虚无主义者们无地自容吗？难道不使面对各种恶毒攻击下被搞得面目皆非的斯大林问题，不敢为斯大林讲一句公道话，连斯大林的名字、斯大林的著作、斯大林的功绩都不敢提，甚至对“斯大林”三个字都噤若寒蝉的人不汗颜扫地吗？

读了全书，我们可以看出斯特朗在评价斯大林问题上：

第一，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以客观、全面、公正的历史观点评价斯大林。

如何正确评价斯大林？首先，要解决的是站在什么人的立场上，从什么立场出发评价斯大林，是从工人阶级及广大劳动群众的立场出发，还是从资产阶级及一切反动势力的立场出发评价斯大林，这是如何评价斯大林的根本问题。

斯特朗站在苏联人民的立场上、站在苏联人民利益的立场上来看待斯大林问题。她引用了斯大林1937年10月对苏联金属工人演说时的一句话：“领袖来复去，人民却留着。只有人民是不朽的。”斯特朗坚定地认为，“1953年3月初旬，斯大林去世了，而人民则留着。斯大林在历史上的地位要由人民来评定。”

历史是人民的历史，人民的历史要由人民来评定，历史人物的功过也应该由人民来判定。斯大林去世后，如何评价斯大林，产生了截然相反的两极观点：一极是站在人民立场上正确评价斯大林的观点。斯特朗引用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大量的真实事实，引用了大量苏联人民发自内心的对斯大林的好评和怀念，这是公正地认识判定斯大林的态度。与此截然相反，另一极是全面否定斯大林的观点。全面否定斯大林的观点，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认识问题，一种是站在人民对立面的立场问题。当然说到底，任何认识问题都有一个立场问题，都受立场所影响制约。这里所批评的否定斯大林的观点是指站在人民对立面的立场上彻底否定斯大林的观点。斯特朗引用美国反共报纸《洛杉矶时报》评论，“斯大林去地狱的路条生效了……我们所能希望的最好的事，就是发生继承权的内战。”斯特朗用确凿的事实说明，艾森豪威尔总统已经着手去实现这个残酷的愿望。美国政府“正在准备一项野心勃勃的计划，来利用苏联的处境——运用一切宣传工具及其他来煽起俄国内部的纷争，并且使俄国的卫星国脱离俄国。”美国在朝鲜的部队利用共产党世界各地静默5分钟致哀的时机，“发射了猛烈的排炮”。这就是站在人民的对立面的一极对斯大林逝世的极端反应。

来自不同立场的根本对立的评价说明了一个道理，“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从不同的阶级利益出发，就会产生截然相反的结论，发出根本不同的声音。

只有从人民的立场出发，才能作出客观、公正，全面的历史判断。什么是客观的态度？客观的态度就是尊重历史事实的历史观点。客观的历史的事实是人民认可的历史事实，而不是人民反对的历史事实，是体现历史进步、历史真相的历史事实，而不是体现历史退步、历史表面现象的历史事实，是体现历史主流，而不是体现历史支流的历史事实。什么是全面的态度？全面的态度就是既要看到问题的主要方面，又要看到问题的次要方面，既要看到成绩的一面，又要看到错误的一面，既要看到问题的这一面，又要看到问题的那一面，而不是用枝节的、细微的、次要的、局部的、个别的事实来否定整体、全部的历史事实的历史观点。什么是公正的态度？公正的态度就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以客观、全面、公允的眼光来评价历史人物的历史观点。所谓公正，就是不带任何个人阶级偏见的，不偏不倚的，既肯定主流一面，又指出支流一面，公平地判断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斯特朗对斯大林的评价采取了客观、全面、公正的历史观。立场错了，看问题的观点必然错，立场错了，观点错了，那么评价的结论就一定是错的。

第二，凡是代表人民利益、反映人民要求、促进生产力发展，有利历史进步的历史人物，其功大于过，是应当肯定的，而不是否定的，这是评价历史人物的正确标准。

《斯大林时代》全书分为10章：第一章，“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第二章，“5年计划”；第三章，“农业革命”；第四章，“新人”；第五章，“大疯狂”；第六章，“争取和平的斗争失败了”；第七章，“希特勒止步的条约”；第八章，“全民战争”；第九章，“第二次建设”，第十章，“斯大林和斯大林死后”。以不容辩驳、不可否定的历史事实，客观、全面的肯定了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人民事业的历史进步性，肯定了斯大林的历史功绩。

全书十章从10个方面的历史的真实出发，全面肯定了斯大林的历史贡献，同时不加隐晦地指出了斯大林的错误。斯特朗在书中集中阐述了两个问题：一是全面肯定了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成就和斯大林的伟大功绩；二是客观、公正地分析了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事业存在的问题和斯大林的失误，明确指出这些问题和错误有其产生的客观和主观的必然原因。

 

斯特朗

斯特朗在该书前言中把斯大林领导的时期定义为“斯大林时代”。她指出：“这是历史上一个生气勃勃的伟大时代，也是最伟大的时代。它不仅改变了俄国的生活，而且也改变了全世界的生活。”她认为，在这个时代，斯大林的功绩是第一位的，苏联社会主义的成就是第一位的。她认为，斯大林时代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了占世界人口1/3的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基础，创造了富裕的物质财富和足以制止希特勒侵略的力量，让亚洲前殖民地人民能自由地选择发展的道路。她引用了大量的事实论证了斯大林提出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设想如何在苏联成为现实，她从论据到论点令人信服。尽管后来的事实是苏联社会主义失败了，但这并不等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错误。斯特朗在第一章开宗明义地指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成的。她分析指出，列宁领导十月革命成功，接收的是一个相当落后的农业国。尽管列宁为了俄国社会主义建设设计了美好的远景，认为俄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能成功地建成为世界上最进步的最繁荣的国家。列宁通过领导国内战争，保卫了苏维埃的社会主义政权，提出了新经济政策，恢复和发展了经济。但是由于十月革命成功后，列宁领导俄国人民集中精力投入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战争，使得努力解决国家发展问题的时间很短等，这些原因造成1924年1月列宁逝世时，俄国的生活水平甚至仍然远低于战前沙皇统治下的那种穷困贫乏状态。

列宁不幸去世，但列宁所从事的社会主义事业并没有中断。斯大林接过列宁的接力棒，继续列宁的事业。一开始斯大林曾经认为单靠一个国家的努力，特别是像俄国这样的一个农民国家的努力是不够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然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阶级的共同努力。可见斯大林当时还不持有“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观点。而仅仅几个月之后，即1924年8月斯大林在与托洛斯基的斗争中，明确提出了“在没有外援情况下，在俄国一国是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他这个观点得到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的坚决反对。然而他带领全党全体人民实施组织了第一个5年计划，从1928年10月到1932年12月又基本完成第二个5年计划，调动了人民的劳动热情和创造，完成了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1933年1月，斯大林宣布从前的落后的农业国的俄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工业国了。

从1930年到1933年，在推进工业化的同时，斯大林领导全党全体人民推进了农业集体化，进行了农业革命，完成了农业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改造。

为了在俄国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斯大林尽了最大的努力来为俄国争取和平建设的国际环境。然而帝国主义依然发动了剿灭苏联的战争，尽管斯大林在反法西斯战争前缺少必要的警惕，但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人民浴血奋战打败了德国法西斯，取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二战后，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投入第二次社会主义建设，终于把俄国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强国。斯特朗以无比辩驳的历史事实，说明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说明了斯大林的功劳。在用历史的事实述说斯大林的功劳时，她提出了一个历史性的结论：“今天没有人能对斯大林时代作出最后的评断。斯大林是那些需要由长期历史来加以评价的人物之一，他的工作离现在越远，其性质也就会越清楚。我们至少知道，他从1928年起在一个国家，在一个为敌人的世界所包围的落后的农业国家里，开始建设社会主义。当他开始的时候，俄国是一个农业的和文盲的国家；当他结束的时候，俄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工业强国。他两度这样建设了俄国，一次是在希特勒入侵之前，再一次是在战争的废墟上。这要永远归功于他；他是这项工程的工程师。”斯特朗对斯大林无疑做出了一个客观公正的评定。

第三，一定要把历史人物的过错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评价，既不能扩大，当然也不能缩小或者抹掉，而是客观的、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心平气和地指出历史人物产生错误的不可避免的历史主客观原因，这才是对待历史人物错误的科学态度。

对斯大林的过错，对斯大林个人失误给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带来的严重影响，斯特朗没有视而不见，更没有无限扩大，而是做了客观的描述，实事求是的，同时又是一分为二地分析造成这些问题的客观和主观原因的必然性。斯特朗尽管歌颂了社会主义苏联的成绩和斯大林的功劳，但她并没有回避斯大林的错误，对于斯大林的错误，她采取了客观、公正、历史的态度。她明确指出，任何历史进步都要付出代价，然而代价又是不可避免的。为了历史进步而付出的代价远远超出历史退步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她认为：“人类一切进步都是要用极大的代价去换取的，不仅要有英雄们死于疆场，也要有人受冤屈而死去……在斯大林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发生的一些坏事，不论是产生于必要、错误和罪恶，都远远不及西方世界在武装干涉和希特勒侵略中蓄意加于他们的祸害，甚至也不及美国拖延开辟‘第二战场’给他们带来的损失。”

针对反动势力攻击斯大林过于依赖强权和暴力，甚至攻击斯大林“独裁”“暴君”的说法，斯特朗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加以批驳。她认为，巩固和稳定一个政权需要“强力和暴力”，但到底哪些“强力和暴力”是必要的，哪些“强力和暴力”又是不必要的，必须从大的历史进步的进程中来做判断，而不是纠缠于细枝末节的争论。斯特朗认为，斯大林建成一个强国是事实，建成强国使用“强力和暴力”，哪些是必要的、哪些是不必要的，哪些多了，哪些少了，这些争论是没有多少实质意义的，不能责难最后的成功者。取得政权容易，但保持政权就难多了，没有必要的“强力和暴力”，是无法维持、巩固一个政权的。因为被剥夺的剥夺者是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当被剥夺的剥夺者使用“强力和暴力”反抗并企图夺回丧失的政权时，只有使用“强力和暴力”才能战胜这种反抗。这使我们想起了一个通俗的比喻，两个拳师博弈，我们很难判断胜者哪一拳是必要的，哪一拳又是多余的或失误的，只能用最终击倒对手来作总的最终的判定。

斯特朗没有回避列宁对斯大林作过严肃批评的事实，她引用了列宁的政治遗嘱，“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总书记职位上则是不可容忍的了。我建议代表大会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并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个人要更耐心、更忠顺、更和蔼并且更关心同志。”斯特朗没有认为列宁对斯大林的严肃批评是不对的，但是她认为，从斯大林的现实表现来看，斯大林不愧为列宁最忠实的学生，实践也证明斯大林是列宁的忠诚继承者。斯特朗认为，对于列宁来说，斯大林所存在的错误和缺点与列宁反对派所给列宁造成的伤害，同一些人对列宁所负的罪过比较起来，斯大林的错误在列宁看起来是可以原谅的。

斯特朗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斯大林产生错误的主观原因，而不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一概否定。斯特朗指出，斯大林主持制定苏联第一个民主宪法，这是斯大林的功绩，但同时他又违背了宪法，违反了民主法制。苏联宪法是受到它的作者斯大林自己的损坏，斯大林显然是以他的“民主宪法”而自豪，然而他却犯了一种奇怪的两面做法的错误。当这部宪法是苏联的根本法，被人民政府和法院自豪地遵守着的时候，斯大林却过度使用了政治警察，由斯大林在1922年给予集中权力的机关已经成了国中之国。“它既不尊重宪法，也不尊重苏联任何其他法律。从这里出发就产生了以后这些年的黑暗事件”。斯特朗认为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是极其严重的，但她认为要把对肃反扩大化错误的揭露批评与敌对分子的恶毒攻击区别开来，要同赫鲁晓夫把责任全部归结于斯大林区别开来。斯特朗对肃反扩大化错误的产生做了客观的分析，她认为，由于帝国主义围剿的存在，对敌人的戒备，斯大林抱着猜疑的心情进行工作，他默许了，甚至批准了政治警察对无辜的人的暴行，但迄今为止还提不出证据来说明他是有意制造这些暴行的。这些暴行看来还是由于复杂的原因，其中包括斯大林的猜疑的倾向和中央委员会不加审视的批准斯大林所说的一切的倾向。

斯特朗严正地批评了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错误，然而又对“个人崇拜”的错误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但她客观地认为，“然而，现在被斥为过去一切坏事的根源的‘个人崇拜’，不但是被崇拜者身上的缺点，也是崇拜者身上的缺点。”斯特朗认为，“当把所有能对斯大林提出的批评都加起来以后，我仍然很怀疑：任何小于斯大林从1928年起驾驭俄国所用的巨大鞭策力量是否有可能把俄国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回顾过去，人们可以看到其他领袖——托洛斯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是怎样会把俄国引向毁灭的。我认为他们这些人既缺乏斯大林所具有的对人民的需要的洞察力，也缺乏斯大林所具有的必要的魄力和意志。”“就任何个人能自称对他领导下的事态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而言，列宁创造了俄国革命，斯大林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的缺点可以在现在加以纠正。”

斯特朗引用了大量篇幅说明斯大林一直致力于争取世界和平，但帝国主义者颠覆俄国社会主义的狼子野心不死，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斯大林为了赢得战争已经做了一些准备，最大的准备就是建设了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奠定了赢得战争的物质基础。

总而言之，斯特朗所说明的一切，都证明斯大林的功劳是主要的，过错是次要的，这是一个完全正确的对斯大林的科学评价。她指出，赫鲁晓夫虽然攻击斯大林，但“他把事情搞得更糟，如对铁托的道歉，对斯大林的攻击，鼓励东欧的离心离德，他比斯大林差远了。”正如俄罗斯民谣中所说的：“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像鹰那样高。”列宁也曾引用这个寓言讽刺修正主义者。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南开大学终身教授、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本文原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2年第6期，授权红色文化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