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泡沫为何产生——驳许小年和南方周末

叶劲松

11月13日，南方周末以《自由市场制度遇到麻烦，但不会消亡》为题，刊登了对主流经济学家许小年的访谈。《南方周末》不时会刊登一些关于西方社会的评论、访谈等。这些评论人或受访人与《南方周末》是情投意合，都表现出一共同点：凡是论及西方社会性质或阶级问题时,其观点多半盛赞由资产阶级和以他们为主的西方主流社会（包括主流经济学）。对于处于西方社会下层的劳动大众对主流社会的剥削、压迫、欺诈的反抗和抗议,则常表现出讥讽、指责。也就是说,《南方周末》的这些评论、访谈多是资产阶级剥削、压迫、欺诈劳动人民的辩护词,并组成西方剥削阶级的赞美唱诗班。这是《南方周末》热衷于鼓吹西方人剥削人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必然结果。　　

要为剥削、压迫劳动大众的西方资本涂脂抹粉,谎言自然难免。《南方周末》上这类文章多半都有这特点,未看文章就能大致知道。鼓吹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中最反动的部分——新自由主义的主流经济学家许小年，与《南方周末》的双簧访谈，也具有这样的特点。　　

对这次金融危机，美国广大民众认为其责任在于美国金融资本。例如“前美国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称，在本月中旬实施的民意调查中，69%的人回答认为即使华尔街的投资银行破产，也不应该注资。还有84%的回答者认为‘金融危机的责任归咎于企业首席执行官（这些首席执行官实际是代表资本利益行事——笔者注）。’”　　

对于美国劳动大众认为美国金融资本的贪婪是美国金融危机罪魁祸首的看法，许小年是反对的。许小年认为，只认为以华尔街为代表的美国金融资产阶级贪婪是错误的，应是全体美国人都贪婪才对。　　

访谈中南方周末问：“关于这次金融危机，有人认为华尔街（的贪婪与欺诈）是罪魁祸首，进而怀疑华尔街所代表的自由市场制度。您如何看？”许小年答“：说问题都出在华尔街的贪婪，这是不顾事实也是很不公平的。……大众街（即人民大众——笔者注）和华尔街一起疯狂。现在出事了，投资者摆出一副无辜受害者的样子，说上了华尔街的当……历史上所有的泡沫，……哪一个没有大众街的疯狂？所以不单单是华尔街的贪婪，是人性的贪婪，是我们所有人的贪婪。……这次美国爆发金融危机，根子在次按造成的房地产泡沫。人们就指责华尔街，说商业银行只顾赚钱，放出了这么多的次按；投资银行利益熏心，为次按打包，卖出了这么多的资产证券化产品。但是没人问问次按的借贷者，本来收入没有达到那个水平，没有购房的能力，为什么偏要去借钱买房？”　　

许小年为了替资本辩护方法，首先是故意掩盖资本因为贪婪而投机炒作购房赚钱和民众因为生活而贷款购房的区别，然后将二者都归于贪婪。据此，许小年说二者都应受到指责，二者都应该为金融危机负责。言外之意，许小年认为美国劳动大众根本无权指责美国资产阶级，劳动大众应指责自己。许小年的这种说法，如套用在我国来，则是说，我国房地产商等投机炒作、哄抬房价是贪婪，劳动大众为生活而贷款购房也是贪婪，都应为我国房地产泡沫负责。　　

在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受剥削的亿万劳动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经常产生商品销售困难，设备利用率下降状况。并由此产生资金不知投向何方的资金过剩状况。工业、房地产业资产阶级企图用炒作某个投资热点、消费热点来人为增大需求，刺激人们增大购买消费，缓解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受剥削的亿万劳动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被资本及他们操纵的媒体（包括媒体广告）炒作起来的热点（换句话说，就是被他们吹起来的泡沫），不过是资产阶级为了缓解这个矛盾，使自己赚取更多钱财而操作产生的。

但是，炒作某个投资热点、消费热点而鼓起的经济泡沫，虽然因为投资增多，消费增多，使社会需求在一段时间内显著增大，暂时缓解了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受剥削的亿万劳动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但总的讲，仍是投资增长快于消费增长，最终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受剥削的亿万劳动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仍将尖锐化，出现严重生产能力过剩。例如，平板电视被作为家电行业近几年投资热点、消费热点，带动了平板电视的投资、消费，但仍是投资增长快于消费增长，平板电视出现严重生产能力过剩状况。

因此可以看出，经济热点或经济泡沫是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操作产生的，不是为了劳动大众利益操作产生的。也不是劳动大众操作产生的。经济上受剝削的劳动大众，政治上受压迫，也未掌控媒体，没有话语权，他们没有能力炒作出热点或泡沫。而南方周末和许小年则力求掩盖这些事实，反而以追究劳动大众的责任来减轻资产阶级责任。这些以“超阶级”、“中立”面目出现的媒体和经济学家，充分暴露出为资产阶级豢养、为资产阶级辩护的阶级本质。

另外，也可以看出，所谓经济热点或经济泡沫，表现出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受资本剝削的亿万劳动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之间的社会经济矛盾（已经资本主义化的我国，它也体现出我国的这种社会经济矛盾。上世纪末，我国提出以汽车、房地产作为拉动内需，从而拉动GDP的两大支柱产业，由此掀起汽车热、房地产热）；表现出在这种矛盾造成生产过剩，从而资金过剩时（当各行各业普遍生产过剩时，资本家们不敢在这些行业投资，从而显得资金过剩），资产阶级企图用炒作出经济热点或经济泡沫来为其过剩资金找出投机赚钱的机会；还表现出资产阶级、以及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资本主义国家，企图用这些投资热点、消费热点来拉动需求，以解决（或至少缓和）这种社会经济矛盾，企图以此来避免生产过剩危机的发生，从而使自己利润率不至于降低。　　

而经常鼓吹私有制、市场经济具有自动调节作用，会使资源有效配置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如许小年）和《南方周末》，则力图回避私有制、市场经济存在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受资本剝削的亿万劳动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之间的社会经济矛盾，回避所谓经济热点或经济泡沫不过是这种经济矛盾的表现，回避所谓经济热点或经济泡沫不过是资产阶级用来缓解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劳动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之间矛盾的方法。他们如承认这些事实，是对他们鼓吹的私有制、市场经济具有自动调节作用，会使资源有效配置的美化私有制、市场经济的说法自扇耳光。人们会问，你们把私有制、市场经济吹得如此美好，为何存在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受资本剝削的亿万劳动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之间的社会经济矛盾？为何只能用投机炒作等下三流的方法来企图缓解这矛盾？这不是证明私有制、市场经济是生产力发展的阻碍吗？主流经济学家们和《南方周末》所鼓吹的私有制、市场经济改革将完全不被劳动大众所相信。他们所说的社会所有人群都应对经济泡沫产生承担责任的说法也不会被人相信。　　

前面我们谈论的是经济泡沫的一般原理。具体到美国的这次房地产泡沫，同样也是表现出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受资本剝削的亿万劳动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之间的社会经济矛盾，表现出资产阶级、以及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资本主义国家，企图用房地产泡沫来拉动需求，以解决（或至少缓和）这种社会经济矛盾。　　

IT泡沫曾在上个世纪末强烈拉动美国经济，但因为投资增长快于消费增长，仍然避免不了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受剥削的亿万劳动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之间矛盾的尖锐化。进入21世纪，美国IT行业生产严重过剩，IT泡沫破灭了，经济过剩危机发生了。“纳指已由2000年3月份的5048点（历史最高点）下降到目前的2300多点。可以说，美国的高科技股的泡沫已经破灭。2000年10月18日，道·琼斯股指一度跌破10000点大关。”2001年“12月，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曾表示，经过10年的增长，美国经济已于2001年3月进入衰退期”“从２０００年第四季度至２００１年第三季度，美国经济以年率计算下降了０．５％”。　　

美国的IT泡沫破灭，经济过剩危机发生之时，这段时间美国“股票跌得鼻青脸肿，房价却扶摇直上”。当然，美国房价在此前几十年总趋势是上涨。但危机期间房价仍高速上涨，却很少见。　　

近八、九年,我国以及国际上大多数国家的住房价格飞涨,其最重要原因是房产商和把房屋作为期货投资的“投资者”们的投机炒作。大量没有居住需求,但要投机歉钱的“投资者”将投机资金投入房地产,使投机资金与购房居住的购房资金之和大于正常情况下购买居住房所需资金量,人为地造成需求旺盛,使房价大升。正常需求（即购房居住的生活需求）加上投机歉钱的“投资”所产生的需求，使房屋需求增大，使房价增长速通常都高于物价上涨指数是常事。而进入21世纪的美国经济危机期间，房价加速上涨原因，与当时的房地产投机炒作风加重有关，也与美国资产阶级以及他们控制的政府，企图用一个新的泡沫——房地产泡沫，来产生新的需求，以缓解经济过剩危机有关。　　

进入21世纪的美国经济危机期间，房地产投机炒作风加重原因在于，前些年参与IT泡沫股投机炒作的大量资金，有不少的在IT股急跌时从股票市场撤出。这部分撤出资金的所有人中，不少认为购买房产是使这部分资金保值增值的好去处，因而将他们的这些资金投入房地产业，使参与房地产投机炒作的资金比平时增多不少，也就使房价增多不少。而资产阶级为了使它们炒作的热点足够热，换句话说，为了使它们吹起来的房地产泡沫能吹得足够大，就必须使尽量多的资金参与购房，各阶级的人都参与购房。资产阶级为此采取几十年未见的低利息和次贷的大量发行，来促使社会购房能力大增。

新世纪前，资产阶级还主要是对工作与收入状况相对较好、从而还款能力较好的人群发放住房贷款。而21世纪后，美国资产阶级已大量对被认为工作与收入状况较差、从而还款能力较差的阶层发放住房贷款（即次贷）。这是因为，上世纪80、90年代，从体现新自由主义特色的“里根革命”开始，资产阶级加大对劳动人民生活、福利的进攻，使扣除通货膨胀后的美国劳动大众的实际工资收入长期处于下降状况（美国《芝加哥论坛报》1999年9月6日报道说，在过去20年中，美国几乎所有工人的实际工资都有所下降，而个人年工作时间比1980年多83小时，增加近4%），进入21世纪后，美国的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受资本剝削的亿万劳动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之间的社会经济矛盾更加尖锐化。美国资产阶级企图用发放风险极大的次级贷款，发掘最底层民众的消费，使他们也来参与购买被投机炒作的住房，通过这样来扩大房地产市场的需求，并带动冶金、家电、建材等市场需求的扩大。资本家们希望这样能缓解IT泡沫破灭后的生产过剩危机。　　

最底层民众也希望有自己的住房，或改善自己极简陋窄小的住房状况。但因为贫穷，他们没有经济能力实现这种愿望。但次贷和“一年之内美联储连续11次降息，加上巨额货币投放市场，大大刺激了房价上涨，形成了房地产业泡沫。房价的上升和利率处于40年来的最低水平”改变了这种状况。低利息促使有钱人贷款炒房投机，加大房价上升势头。低利息的次级贷款发放，又增大了最底层民众贷款买房可能。而房价的不断高速上升，也让最底层民众认为，在房价还未更高之时，现在不用这低利息的次贷买房，以后房价再升高，贷款利息升高之时再想买房，就更买不起了（或买房成本更高了）。这使许多的最底层民众也用次贷购房。　　

因此可以看出，资产阶级等有钱人购房是投机以赚钱，是其贪婪的表现。而贫苦民众用次贷购房是为了自己生活居住，不是赚钱、贪婪。而许小年无视二者区别，将二者都归于贪婪。而《南方周末》则说：“人性的贪婪或疯狂，从来不乏例证”。二者说法稍有不同，但为贪婪的资产阶级辩护是共同的。许小年实际是通过掩盖投机炒作购房和购买生活用房的区别，将最底层民众用次贷购房居住也归于贪婪，然后说，大哥不说二哥，大家一个样，你们别指责资产阶级贪婪。而《南方周末》则说：“人性的贪婪或疯狂”是人天性，并不是资产阶级才贪婪。但是，美国劳动大众通过对美国经济观察得出的美国资产阶级贪婪的结论，不是许小年和《南方周末》为美国资产阶级的辩护能改变的。美国劳动大众和我国劳动大众，都是能分清投机炒作购房和购买生活用房的不同性质的。　　

美国资产阶级掀起的房地产泡沫，提升了房屋价格，也提升了房屋销售量，并带动了冶金、建材、家电等诸多行业行情。这对于减轻新世纪的第一次经济危机起了重要作用。“2002美国房地产业在经济衰退期间保持高速增长，是美国经济躲过深度衰退的主要原因之一。……今天回头看过去两年左右的美国经济，之所以能在仅一个季度的负增长（其它一些统计数据又表明当时不止一个季度的负增长——笔者注）之后就开始以较快的速度回升，……究其原因，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是两年来美国的房价持续超高速增长救了美国经济的命。”“美国有专家分析认为，2000年高科技泡沫破裂后，美国经济经历了长达5年多的扩张期，……这一经济周期中，房价的持续上扬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过去5年里，美国的住宅价格上涨了57%。”　　

但是，房地产泡沫虽然对于减轻新世纪的第一次经济危机，以及其后几年经济增长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它本身仍然摆脱不了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受资本剝削的亿万劳动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之间的社会经济矛盾的制约。房地产泡沫下房屋价格高涨，房地产商利润率急剧增加，使资产阶级加大对房地产的投资，以获得更巨大的利润，这造成房地产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而劳动民众实际工资几乎未增长，房屋价格却不断高涨，以及银行资本为获得与房地产业资本相适应的高利润，抬高贷款利息（包括次贷利息），都严重削弱了劳动民众贷款购房能力。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受资本剝削的亿万劳动群众购买力缩小之间的社会经济矛盾，在房地产业空前尖锐。最后房屋销售量下降，房屋空置率上升，房屋价格持续下跌，房屋新开工量下降……，美国资产阶级掀起的房地产泡沫破灭了。又一次经济危机发生了。　　

房地产泡沫的产生、发展再次证明，资本主义投机炒作和大肆发放贷款，造成超过社会实际支付能力的那部分社会购物力——虚假购买力。虚假购买力汇合社会真实购买力，造成社会购买力异常旺盛的假象，或者说，造成社会需求异常大的假象。因此，投机炒作和大肆发放贷款造成的虚假购买力，刺激资产阶级盲目扩大商品生产。因此，投机炒作和大肆发放贷款造成的虚假购买力会造成经济的虚假繁荣，按现在的话说，造成经济泡沫。但虚假繁荣（经济泡沫）下商品生产的盲目扩大，必将造成生产能力和社会实际支付能力的更大脱节，从而加剧生产过剩危机的严重程度。　　

但是，许小年和《南方周末》通篇不从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剝削劳动大众的经济关系，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受剥削的亿万劳动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之间的社会经济矛盾着手，分析投机、次贷、经济泡沫等。他们爱谈人性的贪婪、格林斯潘的错误……。一句话，许小年和《南方周末》间就经济危机进行的访谈，可以谈人的天性有问题，某些人（如格林斯潘）有问题……，但他们不谈是资产阶级的问题，不谈资本主义私有制有问题，不谈资产阶级企图用投机炒作，滥发贷款产生的虚假繁荣（经济泡沫），来缓解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亿万劳动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他们单方面地认为从人的天性、人的缺陷来谈事后，他们就可以向人们宣布，是人有问题，私有制、市场经济没有问题。

但是，脱离社会经济制度，谈人天性贪婪产生投机，从而产生经济泡沫的说法，是经不住推敲的，因为许小年和《南方周末》无法解释，为何在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因为贪婪钱财而产生的投机炒作，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泡沫？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却发生了这一切呢？真实答案是，社会主义消灭剝削，并实行计划经济，所以不存在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受资本剝削的亿万劳动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之间的社会经济矛盾，不需要投机炒作造成的虚假购买力来缓解这个矛盾。

　　

许小年：自由市场制度遇到麻烦 但不会消亡

2008年11月13日 南方周末

　　南方周末记者 余力 发自北京

　　◆在泡沫膨胀的过程中，投机和欺诈流行，每个人都参与其中了，每个人在泡沫中都有一份利益，明明知道是投机和欺诈，也没人想戳穿它，因为都想从中分一杯羹。

　　◆为什么出现房地产泡沫？货币超发，银根过松。这是格林斯潘的一个巨大错误，而我们的错误在于假设格林斯潘是个神，让他去决定货币政策，结果他一失手，大家跟着倒霉。

　　◆在货币超发的情况下，要靠市场监管来防止泡沫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货币多了就成祸水，一旦放出来，就很难管住。

　　◆凯恩斯主义者错误地认为政府干预和市场失灵如同天使与魔鬼，而没有想到这是在两个魔鬼之间的权衡。

　　◆人们总觉得经济和自然不同，经济体系是我们自己搭起来的，为什么不能管得好一点呢？这实际上是个哲学问题，即便是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系统，也会像自然界的宇宙一样，像环境一样，永远有人无法认识的内容。

　　南方周末：关于这次金融危机，有人认为华尔街（的贪婪与欺诈）是罪魁祸首，进而怀疑华尔街所代表的自由市场制度。您如何看？

　　许小年：说问题都出在华尔街的贪婪，这是不顾事实也是很不公平的。

　　我自己的经历说明贪婪人人有份。1997年香港出现“红筹股狂热”，当时我在美林证券做研究，我坚持认为这些红筹公司不值这么多钱，估值太高了，明显有泡沫。为此我承受了相当大的压力，压力大到了可能因此而丢掉工作。压力不仅来自于贪婪的华尔街投资银行家——美林的高管，而且来自于众多的机构投资者，他们几乎是逼着卖方的研究员写出他们希望听的话。如果没有券商的报告，这些基金经理就很难向他们自己的上级交代，老板会问：“明明有泡沫，你怎么还要买呢？”他会说：“你看看，美林、高盛都推荐了呀。”

　　那时和现在一样，大众街和华尔街一起疯狂。现在出事了，投资者摆出一副无辜受害者的样子，说上了华尔街的当。这已不是第一次了，2000年科技泡沫破灭后，投资者起诉大摩和美林的分析员，就是不说他自己在泡沫中做了什么。华尔街真有那么大的本事？就像我们A股从2000点冲到6000点，哪里是几家券商能造出来的行情，没有大众街的哄抬，指数怎么冲得上去？

　　历史上所有的泡沫，从郁金香泡沫、南海泡沫到2000年的科技泡沫，哪一个没有大众街的疯狂？所以不单单是华尔街的贪婪，是人性的贪婪，是我们所有人的贪婪。大家还记得吗，在2000年时，巴菲特因为拒绝参与科技股投机，差点被投资者炒了鱿鱼！

　　这次美国爆发金融危机，根子在次按造成的房地产泡沫。人们就指责华尔街，说商业银行只顾赚钱，放出了这么多的次按；投资银行利益熏心，为次按打包，卖出了这么多的资产证券化产品。但是没人问问次按的借贷者，本来收入没有达到那个水平，没有购房的能力，为什么偏要去借钱买房？也没有人问政府，为什么对次按睁只眼，闭只眼？谁都知道，“居者有其屋”的承诺是捞选票的好办法，政客们绝不会去提醒民众，买房要注意自己的支付能力，更别说次按的风险了。

　　在泡沫膨胀的过程中，投机和欺诈流行，这是不可否认的，但很少见到有人发出警报，即使有，大家也不把他当回事。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社会现象，每个人都参与其中了，每个人在泡沫中都有一份利益，明明知道是投机和欺诈，也没人想戳穿它，因为都想从中分一杯羹。在泡沫中，人们往往对投机和欺诈采取宽容甚至是怂恿的态度，有人把水搅浑，大家才好摸鱼啊。就像阿Q参加革命，想混进去抢一点浮财，事后才知道，还有砍脑壳的危险。

　　南方周末：人性的贪婪或疯狂，从来不乏例证，自从有市场的基本制度以来，有投资以来，基本上一次一次泡沫的性质和过程全都一样。但这是市场失灵还是政府失灵？市场为什么没有能够进化出一套体系来，使贪婪受到遏制？华尔街所代表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模式遇到重大挫折，看起来，从1980年代到今天，历史的钟摆又到了从一端摆向另一端的时刻。您曾说过，您相信市场，现在您的看法是什么？

　　许小年：经济学中没有贪婪这个词，经济学开宗明义第一章就是消费者最大化效用，厂商最大化利润，投资者最大化回报，当然，是在一定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贪婪无可指责，谁不贪婪？充满贪婪的世界不会失序或者崩溃，因为有恐惧去平衡它。应该讨论的问题是，为什么在泡沫中人们无所畏惧。

　　美国这次泡沫，主要集中在房地产。我这儿有个图(见图一)，能说明泡沫是如何产生的。

　　这是美国的人均GDP（把它当成人均收入的一个近似指标），看一下人均收入房价之比，这个比率很多年都稳定在一条直线上，但从2002年年中开始下滑。我们知道，那一年之后的人均收入一直在上升，这个比率的下滑只有一个原因——房价的上升超过收入的增加。从那时起到2008年，6年来房地产泡沫越吹越大，最近刚刚开始回调。从图上看，人均收入房价比要重新回到长期趋势线上来，还早着呢。

　　为什么从2002年开始出现房地产泡沫？因为美联储从2001年开始，连续减息，利率降到战后最低的水平。从时间上来说，降息在前，房地产泡沫在后，泡沫是由信用扩张吹起来的。为什么信用在那个时候扩张？货币超发，银根过松。

　　至于为什么要超发货币？那得问格林斯潘。格林斯潘前些天总算开口承认错误，说他不应该放松监管，但我觉得他是避重就轻，最重要的错误他不承认——为什么在经济和市场形势已经好转的情况下，他还要维持低利率？

　　这是他的一个巨大错误，但你不能责怪他一个人，因为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错在我们所有的人身上，因为所有的人都相信，格林斯潘比我们聪明，于是把这么重要的决策交到他一个人手里。这是集体所犯的一个愚蠢错误，它的愚蠢之处就在于，认为我们所有的人都比格林斯潘更愚蠢。

　　格林斯潘的判断出了什么问题？大家都知道，担心美国陷入通缩，像日本那样一通缩就十几年，格林斯潘在2001年后决定维持低利率，而且持续了这么长时间。他在这里犯了错误，没有搞清日本通缩的真正原因。

　　在过去十几年间，日本的货币政策实际上是非常松宽的，但银行就是不放贷，因为大多数金融机构已资不抵债，不敢再放贷，货币政策再宽松也没用，银行不会把基础货币转化为信贷，也就是货币政策的中间传导机制断掉了，不是心脏供血不足，而是血管堵塞。对日本来说，要想货币政策起作用，不是增加心脏的供血量，不是央行投放更多的基础货币，而是要尽快疏通血管，重整银行、金融体系。但是日本的政治家、金融界和民众怕疼，谁也不愿意改，一拖就是十几年。

　　格林斯潘误读了日本，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失效看成是货币政策的失效，以为是货币供应不足。这是他个人的错误，而我们的错误在于假设格林斯潘是个神，让他去决定货币政策，结果他一失手，大家跟着倒霉。

　　弗里德曼很多年前就说，货币政策不能由中央银行来相机抉择。为什么呢？没有人能够准确判断经济未来的走势，并以此为基础，在正确的时点上、用正确的力度，进行恰到好处的货币政策操作。这是给神提出的要求，而我们之中没有神。由人来操作货币政策，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在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合作的研究中，他们用大量的数据说明，美国的货币政策非但不能熨平经济周期，反而制造了经济的周期波动，货币政策是波动的根源(见图二)。为了稳定经济，首先要稳定货币供应，所以弗里德曼提出货币供应的固定规则——比如说每年增长3％，和经济增长基本保持同步。最好的货币政策就是无为而治，别瞎折腾，别假装你能先知先觉。

　　弗里德曼的思想受到奥地利学派的强烈影响，奥地利学派的货币理论虽然粗糙，但抓住了现代市场经济和货币之间的一些根本的关系，例如哈耶克就认为，货币供应的增加会导致利率低于均衡水平，从而刺激对资本的投资。当商业银行手中握有一大堆现金，当所有符合标准的申请人都已经拿到按揭贷款的时候，剩下的钱怎么办？银行一定要把它变成生息资产，否则每天还要支付储蓄者利息，只有成本，没有收益，次级按揭就应运而生，把钱贷给了不合格的人。

　　次按的产生和银行的贪婪有关，和购房者的贪婪有关，和投资者的贪婪也有关，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货币发得太多了，超出了实体经济的需要，多余的钱就四处为害，制造泡沫。投资者买了那么多次按产品，不就因为手里的钱太多了吗？金融机构的高杠杆，同样是因为流动性过剩。货币发行是谁的责任？中央银行。你说这是市场失灵还是政府失灵？

　　做次按生意的，不只是雷曼兄弟和美邦保险（AIG），还有“两房”。“两房”是政府支持的企 业（GovernmentSponsoredEnterprise，GSE），拿着政府信用去做资产证券化，用格林斯潘的话讲是“风险国有化，收益私有化”，他在这个问题上倒是对的。“两房”占有美国房贷市场的半壁江山，得到参、众两院长期和有力的支持。为什么呢？“两房”表面上降低了民众的购房成本，政治上是得分的，而且“两房”为议员们提供了不少政治捐款。现在“两房”也出事了，你说这是市场失灵呢，还是政府失灵？

　　泡沫迟早要破灭，谁不怕股价下跌？但是没有关系呀，1998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破产，市场动荡，美联储就减息，稳定市场。“9·11”事件发生后，照例减息，华尔街戏称这种政策为“格林斯潘期权”，出事儿有格老撑着，你还怕什么？贪婪与恐惧失衡，你说这是市场失灵还是政府失灵？

　　我的看法是两类失灵都有。

　　南方周末：如果市场足够有效率，或者监管足够有效率，会不会有一种机制可以遏制泡沫？

　　许小年：在货币超发的情况下，要靠市场监管来防止泡沫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谁能预见到，次按会闹出这么大的问题？还是要从源头上控制货币供应，货币多了就成祸水，一旦放出来，就很难管住。

　　中国的监管不可谓不严吧，当我们在稳定汇率的压力下，放出了大量货币的时候，到处可以看到泡沫，股票市场上、房地产上、还有实体经济中的泡沫——过剩产能。你管得住吗？我们这儿是强势政府，说打压房价、股价就打压，说不让投资上项目就上不了，这都控制不住。为什么中国的出口这几年势头这么猛？国内产能过剩，逼得没办法呀！不得不往海外走。在西方国家，政府的政策工具比我们还少，他怎么能防止泡沫？

　　南方周末：这次危机中有市场失灵的因素吗？金融衍生品泛滥是市场失灵还是政府失灵？

　　许小年：当然有市场失灵的因素。

　　货币超发，次按大行其道，商业银行其实心里有数，次按违约率高，是有风险的，他要把风险转移出去，于是就拉着投资银行搞资产证券化，把次按打包切块，做成MBS（抵押贷款证券化）、CDO（债务抵押债券），卖给投资者，回收现金。

　　市场可以分散风险，但前提是投资者知道如何为风险定价。CDO这类的产品过于复杂了，在CDO的基础上又做出了CDO平方，层层切块组合，直到今天也没人知道怎么定价。市场如果不能定价，当然就是失灵了。投资者这时就把定价的任务交给了评级公司，可是评级公司也没有定价公式。大家知道评级公司没有定价方法，只不过找到这么一个机构，有了一个说法，就可以开炒。投资者忘记了巴菲特的原则，不懂的东西千万别碰。由于搞不懂，心里毕竟不踏实，投资者就去弄一个保险，CDS（信贷违约掉期），美邦也乐得多卖个保险产品，谁想到后来正是CDS把美邦拖垮。

　　市场失灵怎么办？政府干预吗？禁止资产证券化？恐怕不行。商业银行永远面对着一个矛盾——短存长贷，贷款期限大于存款期限，资产的流动性低，风险高。资产证券化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金融创新，有助于降低银行的风险，监管者不能因噎废食，卡住不让它发。在定价环节上靠政府吗？如果市场没有定价公式，为什么政府就有呢？布莱克和舒尔茨教授因推导出了期权定价公式，获得了诺贝尔奖，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在这里我们又假设了一个比我们任何人都聪明的政府，能在黑暗里照亮我们的道路，找出我们不知道的定价方法。如果政府也不知道如何定价，监管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当然，监管当局可以规定，太过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不准上市。但是政府怎么判断哪些过于复杂，哪些利大于弊，可以放行呢？它有足够的信息和金融产品的知识吗？还是那个问题，政府比市场更高明吗？所以市场失效并不意味着政府有效，靠市场还是靠政府，对具体案例要做具体分析。

　　南方周末：那政府的监管能起什么作用？

　　许小年：监管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规则的制定和执行上，而不在具体产品和风险的判断上。比如要不要监管投资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现在回过头来看，是有必要的，防止杠杆率过高，这次雷曼、美林、大摩、高盛以及众多的对冲基金都吃了这个亏。第二，对冲基金要不要有最基本的监管，我认为也是需要的，可以考虑上报信息的要求，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但不能太多太细，避免把对冲基金管死。对冲基金有着实实在在的市场需求，有着实实在在的市场功能。第三，CDS那样的市场完全没有监管，恐怕也不行。

　　监管的另一作用提出公司治理机制的新的指引。这次金融危机暴露出华尔街的一些制度设计问题，投资银行高管们的风险和收益不对称，世道好的时候，每年可以拿几千万美元的奖金，世道不好的时候，照样活得很自在。于是大家都去冒险，冒险成功，收益他有一大份儿，如果失败，惩罚落不到他头上。把公司搞破产了，他在雇用合同中还有一个黄金降落伞的条款。不能给他黄金降落伞，要给他一个进监狱的通知单。

　　为什么在这次危机中，高盛损失最小？有人认为和它以前的合伙人制有关。对于上市公司，高管玩的是股民的钱。在合伙人制度下，高管也是公司的所有者，在拿自己的钱赌，风险意识和风险控制肯定会比上市公司强。什么形态的金融机构更好一些，这是值得思考和研究的。

　　华尔街的确存在问题，但这些问题不是道义谴责所能解决的，要靠新的制度安排和激励机制，政府可以发个指引，具体落实是股东、董事们的事，是市场的自我改正。

　　特别需要注意，监管在发挥作用的同时，可能带来另一类危害，那就是阻碍创新，过度管制而窒息金融体系的活力。这类危害在国内看的太多了，由官员自身的激励所决定，监管总是倾向于保证绝对安全，因为出一点事，他就有可能丢乌纱帽，而创新的收益又没有他的份儿。过度监管的另一原因就是寻租，一个发审会的名单就可以卖几十万。你看我们的企业债市场，不就是给管死的吗？

　　要区分监管和市场基础制度的建设，更多地靠制度，而不是监管。监管机构有多少人，他哪里盯得过来，他怎么能判断哪些是好的风险，哪些是坏的风险？把风险减少到零，即使可能，也不可取，因为金融市场的基本功能就是识别风险，为风险定价和分散风险，你把风险控制到零，金融市场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风险等于零的时候，收益也是零，金融机构活不下去，也没有必要活下去。

　　应对市场失灵，要做成本效益的分析，更多地从市场基础制度的调整上来想办法，而不是一出问题就加强监管，监管是最后一道防线，也往往是成本最高的。

　　我从来没有讲过市场是万能的，但也从来也不相信政府是万能的。制定公共政策，一定要考虑到监管的成本，成本包括信息和人员成本，更重要的是抑制创新对实体经济造成的伤害。公众在这里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缺乏监管，金融机构在利润驱使下过度创新引起的风险；另一个是在求稳心态和寻租冲动下的过度管制。我们要在两个“魔鬼”中选一个（TheLesserofTwoDevils），并不是在魔鬼和天使中进行选择，别搞错了。请注意“魔鬼”和“天使”这两个词，在这里没有任何道德褒贬的含义，只不过是“成本”和“收益”的拟人化说法。

　　所有凯恩斯主义者的错误也正在这里，他们正确地看到了市场失灵，却错误地认为政府干预和市场失灵如同天使与魔鬼，而没有想到这是在两个魔鬼之间的权衡。两个魔鬼之间会达到某种平衡或者均衡吗？可能要通过不断的试错才能找到一条比较合理的道路。大萧条是一次试错的过程，这次危机也是一个试错的过程。

　　如何防止类似的事情再次出现？不要把货币政策交给个人，重温弗里德曼的政策建议，按固定的增长率供应货币。固定规则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央银行无法行使最后贷款人的职责，如果处在当前这样的金融危机中，固定规则会束缚央行的手脚，没法增加货币供应以解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燃眉之急。但是这个问题不难解决，在法律程序上可以设立授权标准，当金融体系出现崩溃的危险时，可以由立法机构授权中央银行来救援，一旦局势稳定，重新回到固定规则。

　　南方周末：您如何看待那么多的声音批评自由市场制度？

　　许小年：这是一种有意思又很奇怪的社会心理。中国人讲面多加水、水多加面，一看市场出问题了，大家马上就觉得市场是个妖魔，得有人来管管，而且人们对于自己管理市场的能力，总是估计过高。过去我们常说，“认识自然的目的是改造自然”，现在不提改造了，现在的口号是“保护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为什么有这个变化？人类学聪明了，认识到自己的渺小，认识到自己能力有限。

　　人们总觉得经济和自然不同，经济体系是我们自己搭起来的，为什么不能管得好一点呢？但我们有没有想到，人类创造过很多东西，最后也超出了自己的能力所及。比如说互联网，它的运作方式现在有谁能说的清楚？没有，就这么创造出来了，有谁想过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模型，全面地描述互联网的运行，以便于我们进行集中的管理和调度？

　　这实际上是个哲学问题，即便是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系统，也会像自然界的宇宙一样，像环境一样，永远有人无法认识的内容。市场体系是同样的，经过每一次危机，我们都对市场有了新的认识，都会采取措施防止危机的再次发生，但是由于我们不可能完全理解市场运行的规律，将来还会发生危机。对于这一点，人们在心理上很难接受，这也许和“不可知论”的名声不好有关，人们总把“不可知论”和消极、宿命联系在一起。

　　金融危机还在发展之中，现在不急于下结论。有些事已经看的比较清楚了，像货币供应，千万不要超出实体经济的需要太多。其次，问题不在华尔街的贪婪，人性生来贪婪，大家都一样，要问的不是如何抑制华尔街的贪婪，抑制华尔街的贪婪等同于抑制每个人自己的贪婪，而是要问应该进行怎样的制度设计，使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实现贪婪和恐惧的平衡。

　　到目前为止，关于制度重构的讨论很少，连货币政策规则都不讨论，忙着指责这个，指责那个，用“甲不好，乙就一定好”的逻辑，否定自由市场制度。自由市场制度的确遇到了麻烦，但这不是它的终结，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自由市场制度仍将是资源配置的主导机制，尽管它不完美，而且问题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