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岛争端凸显日本政客的战略短视

　            郭海强　

近年来，中日围绕钓鱼岛的外交争议以及冲突事件可谓屡见不鲜，而大有愈演愈烈之势。9月7日发生的日本巡逻船在钓岛海域恶意拦截中国渔船并非法扣留我渔民的恶性事件，不过是一个最新例子。表面看来，这是日本菅直人政府为了转移国内民众不满情绪、拉抬执政民主党支持率的惯常伎俩，但在实质上，却深刻地反映了日本政坛长期以来由于自我认知不明而产生的战略短视，并因此一战略决策错误而造成的发展困境。　　

众所周知，美国势力才是中日钓岛争端背后的关键因素，而现阶段的美国全球战略最高目标就是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手段维护其美元霸权，并致力于削弱、打击所有能够挑战其货币霸权的经济体（不管是战略对手还是传统盟国），确保国际资本持续流入美国。今年以来，眼见中国在一定程度上避过了金融危机的冲击，其综合国力及世界影响力仍然与日俱增，同时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亦开始蓬勃发展，尤其是美国贪得无厌的对华经济索求并未得到全部满足，奥巴马政府于是在“亚太战略转移”的基础上，持续加大了对东亚局势的干涉力度，战略矛头直指中国。　　

美国在年初即宣布大笔对台军售，意图阻扰两岸政治经济关系的进一步紧密结合；3月份炮制“天安舰事件”，美国通过安理会制裁和连串美韩军演，从政治及军事两方面制造朝鲜半岛紧张局势，旨在阻断朝鲜对外开放罗先市经济特区而形成的东北亚区域发展势头。其后，7月下旬美国高调介入南海主权争议，8月中旬美军航母访问越南，接着　8月23日　发生马尼拉劫持事件，至此，中国近海地区从南到北均处于紧张状态之中，整个东亚地区亦同样出现动荡不稳的势态。当然，在美国这一连串的对华遏制战略举措中，自然少不了蓄意制造并存在已久的中日钓岛争端。　　

本来，去年9月上台的鸠山内阁，至少在表面看来可谓近年最具对华善意的日本政府，在参拜靖国神社及钓鱼岛争端等中日传统难题上均表现出克制姿态，减少了许多“中日摩擦”的老戏码，甚至还表现出“脱美入亚”的政治倾向。可惜“好景不长”，鸠山（及其背后的小泽）在普天间基地问题上踢到“美国铁板”后即被迫“含泪辞职”，说明日本目前仍不具备向美国叫板的实力，更未能确立坚定“脱美”的政治意志及战略部署。　　

今年6月菅直人政府上台后，日本右翼政治势力看到美国对华施加高压，认为有机可乘，于是在所谓“西南群岛”方面频频发力。　8月16日　，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克劳利重申《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意即涵盖）钓鱼岛”。日本政府获此政治信号，随即于21日通过媒体放出宣布将25个离岛“国有化”的风声，其中表明要在钓鱼岛的黄尾屿及赤尾屿两岛设置测量基点和所谓“保全区域”。　8月27日　，日本部分众议员乘坐自卫队飞机对东海油气田和钓鱼岛进行空中视察。　9月5日　，日相菅直人在日本NHK电视台的政策讨论会上表示要警惕中国海军的“过度增强”，主张在西南群岛加强部署海陆自卫队；其选战对手、民主党前干事长小泽一郎则直接宣称钓鱼岛在历史上“从来就不是中国的领土”。9月7日，即发生中日“钓岛撞船事件”，日方将中方渔船船长送交检察部门，并可能以“妨碍执行公务”的罪名提出起诉。　　

日本政府以上的一连串举动表明，日方围绕钓岛争端不仅逐步加强军事应对措施，还同步采取“适用国内法”的法律手段意图将侵占钓岛“合法化”。换言之，日方正在发起一场“钓岛法律战”，以求名正言顺地、一劳永逸地彻底解决中日钓岛争端。日方如此行径，必然对当前的中日关系造成严重冲击，也严重影响了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正常发展，致使日本继续沦为美国所操控的战略工具，更完全背离其追求成为“普通国家”的战略目标。　　

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直自比为“亚洲的英国”，顽固坚持福泽谕吉所提出的“脱亚入欧”的国家发展战略，罔顾自身实际条件而盲目追求“大国崛起”。二战结束后，日本右翼政治势力在制订国家安全及发展战略时，选择借助美国力量全面提升日本国力，提出“东亚共同体”构想谋求主导整合东亚各国，再通过“修宪”、“拥核”、“入常”的一系列政治军事举措以求突破雅尔塔体系的制约，进而摆脱美国的政治军事控制，最后实现成为“普通国家”的终极战略目标。但由于错误处理历史问题和外交战略决策失误，导致在周边外交及实现上述目标方面遭受重大挫折，另一面又往往无原则地屈从于美国的政治意志，致使日本的国家发展政策总是摇摆于“对美一边倒”与“独立自主”之间，至今也无法解决依赖美国与自主发展这一尖锐的结构性矛盾，从而陷入进退失据、难以自拔的战略困境。　　

日本不过是一个资源匮乏、空间有限的岛国，既没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又缺乏足够的战略纵深，在21世纪的今天已经丧失了角逐世界级强权国家的资格。日本政客必须认识到，十九世纪的英国能够以一个岛国的身份与实力称霸全球，无非是得益于率先实现工业化的历史机遇，一旦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各大国相继实现现代化，“日不落帝国”就只能“夕阳西下”了。而二战前的日本能够迅速崛起，很大程度上既得益于中国历届政府的对日“不作为”，又有赖于来自中国的巨额财富及丰富资源；而在时移世易的今天，日本还妄想继续任意支配、鱼肉中国，则不啻于痴人说梦。反观法德两国，早在二战结束后即进行真心实意的政治和解与经济合作，高瞻远瞩地不懈谋求“欧洲一体化”，终于在时机成熟时有效化解了美国的干涉及阻挠，成功地促成了欧盟与欧元的诞生，“欧洲一体化”进程获得了丰硕的历史成果。　　

在另一方面，布什政府于02年9月发表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表明，为了确保独霸全球的“单极霸权”，美国的全球战略目标不仅是要阻止如中俄这样的“可能的对手”出现，而且还要制止美国的主要盟友（指西欧和日本）获得大国地位，美国无情打击日元及欧元的多次“金融战”行动即为明证。由此可见，21世纪的日本要成为以“修宪”、“拥核”、“入常”为标志的“普通国家”，势必要彻底压倒中美两大国（甚至还要加上俄罗斯）才能如愿，任谁都会清楚明白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因此，日本政客倘若还不能认清世界政治及经济走向的历史变化，仍然执迷不悟地推行不辨敌友、罔顾实际的错误战略，则必然导致“日本沉没”的国家厄运提前到来。　　

历史与现状表明，中国政府的传统对日外交政策已经难以有效应对此类积重难返的“中日摩擦”，亦无法解决存在于当前中日关系之中的结构性矛盾。而此一导致中日关系难以“健康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其症结则在于日本自认比中国更为“先进文明”，更有资格成为亚洲领袖，而不愿与中国真心合作以谋求共同利益。如当前硬要激化钓岛矛盾藉以“揩油水”、“捡便宜”，正是一个“捡芝麻丢西瓜”的短视行为及愚蠢之举。针对日本因战略短视而产生的对华政策，以及无原则地屈从美国意志的政治特征，中国方面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美日同盟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正是由于日本确实能够发挥侵蚀中国战略空间、蚕食中国各种权益的实际作用。因此，“妥协退让”的对日政策不仅无助于解决中日之间的利益冲突及政治纠纷，亦难以保障东亚区域合作及经济一体化顺利地持续发展，反而让日本产生仍然可以“征服中国”的政治幻觉，并以此作为对美讨价还价的政治资本（中国越‘亲日’，日本越‘反华’），导致日本愈加陷入美国的战略操控而难以自拔。事实上，就当前周边态势频频告急的现状而言，中国的国家安全及战略空间其实已经“退无可退”。　　

有见及此，中国方面应将对日政策调整为“应打则打、可拉则拉”，“打”的是日本右翼势力对中国权益的损害与侵犯，“拉”的是日本朝野亲华力量与中国的紧密交往。当中国能够彻底压缩日本的对华战略扩展空间，日本也就在较大程度上丧失作为美国制华工具的战略价值，“美日同盟”也就因失去其战略作用而名存实亡。回到目前的钓岛争端，中方应积极联合台湾方面共同展开对日交涉（在维护南海主权方面亦应如此），藉此推进两岸的政治合作与军事互信。如果具有“保钓”背景的台湾领导人马英九借词推搪，中方则公开宣布代表台湾维护钓岛主权。同时亦应鼓励（或默许）两岸三地的民间保钓团体出海宣示主权，向国际社会展现中国的主流民意，发起一场旨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人民战争”。当然，最为重要的是，中国政府首须确立维护领土主权的坚定意志，而捍卫祖国领土完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法定职责与神圣使命。　　

       10、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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