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鸿兵：确立中国模式 迎接战略拐点

环球财经

中国社会的巨变，中国经济的爆炸性增长，归根到底是中华文明被压抑了300余年的心理能量释放的物质化过程，一个全新的中华文明正蓄势待发

环球财经研究院院长 宋鸿兵

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关键性的转折时刻。

全球经济在此前持续20多年的繁荣与亢奋中，突然遭遇“百年难遇”的金融海啸。这能否成为一个旧时代的终结或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目前尚不肯定，但无论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以怎样的方式结束，世界都将不复从前的格局。从世界经济发展模式到国际贸易分工，从全球货币机制到金融市场重建，从国际关系均势到地缘政治版图，从新能源革命到绿色时代的来临，这场金融海啸对现有世界格局的冲击，决不亚于一场世界级别的战争。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重创了“日不落”大英帝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欧洲，那么我们预言，这次金融海啸将使欧美经济在10年之内难以恢复元气。危机之后的世界将是一个“周天子”日渐式微和“五霸七雄”兴起的新时代，欧美雄霸世界近代500年的格局将在21世纪中叶划上句号。世界财富创造和经济金融高度活跃的中心，将逐步向亚洲地区转移。

历史给了一个重大机遇，谁能率先从衰退中复苏，谁就能争得世界财富流向、人才汇集、科技创新的战略性先机，谁能有效地把握这个历史机遇，谁就是未来文明新的中心。

中国模式的最高目标

在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变革时期，我们必须充分解放思想，抛弃任何阻挡我们赢得这次历史机遇的思想禁锢，确立中国未来的发展模式。

我们每个人每天在生活中都在做出选择，这种选择从短期来看是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而从长远来看则是围绕着我们内心对人生目标的追求，当每一天的选择连接在一起，就构成了我们人生的轨迹。一种成功的人生就是短期选择与长远目标高度重合的结果。

人生的道路如此，国家的道路亦如是。国家的目标与发展道路的选择同样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命运。而中国对自身未来目标的确定和道路的选择，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国模式。

我们认为，中国模式的最高目标，就是使中国重新傲立于人类文明中心，走向一种和谐与发展、理性与光明的崭新的文明阶段。

中国模式之下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国际关系与地缘政治、文化教育与历史传统等领域的道路选择，都应紧紧围绕着中国模式的最高目标来进行，并达到最高效率和最佳效果。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

在虚拟经济领域，中国模式需要构建一整套虚拟经济的理论体系，对虚拟经济产生的历史背景、合理因素、有效功能、市场表现、模块构成、联动关系、科学描述、运动规律、潜在危害和监管理念形成完备的思想体系，特别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互动关系研究，需结合此次欧美的金融市场的现实经验与惨重教训，坚持一种不惟洋、不惟上、不盲目接受、不顽固拒绝的科学与理性的研究态度，从中国的文化传统、法律现状、社会实际、市场发展的现实情况出发，以实际运作为导向，提出能够在中国具备可操作性的虚拟经济发展实施方案。

在传统的实体经济理论中，我们将引入“时间”这一关键坐标轴，对传统经济概念体系进行重新构建，并提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以时间轴贯穿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以信用的不可逆性作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连接点的重要理念，形成一套能够将二者有机包容在一起的新的体系，这将类似于相对论对牛顿力学的兼容性。

当然，理论创新并不是我们的全部目标，我们坚信，所有的理论研究必须解决实际问题。在中国模式中，最为关键的问题是解决当前社会在医疗养老、房地产与基础教育方面存在的重大现实矛盾。如何有效减轻全社会在这些领域过度负担，也将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国际关系与地缘政治

在国际关系与地缘政治领域，我们将首先关注中国主要的战略博弈对手，提出新的分析角度和方法论。我们将不再承袭传统的以国家政府为主要研究对象，而是深入分析欧美300年以来的所有重要家族关系，以研究西方人脉关系为主线索，深入解构西方权力运作的真实规律。

我们将以宽广的历史纵深，以国际化的高度，以金融的视角，全面厘清主宰当今世界的西方权力中心幕后的金融势力集团之间的博弈关系。以欧美两大金融势力集团的形成、发展、排挤、冲突、联合、制衡为主线，系统地解析当今世界幕后主宰力量的运作和决策机制，第一次揭开统治世界的“17人俱乐部”的神秘面纱——他们是决定当今世界运作方式的核心力量。我们将全景展现主宰当今世界的金融势力集团之间的合纵联横、相生相克的微妙关系。

这是一张迄今为止几乎完全不为中国人所知的庞大的国际人脉关系网。它以金融业为核心，交织盘错着各国政府机构、石油财团、军工复合体、生物制药集团、战略情报体系、国家武装力量、新闻媒体及游说集团、司法立法机构、无国界组织、庞大的基金会系统、智库研究部门、宗教势力集团、秘密精英团体等社会关键性力量。它是正确理解当今世界频繁出现的金融危机、战争冲突、动乱政变、宗教热点突发、全球议程取向、地缘政治更迭、大国关系变幻、国际组织运作的指南针。

现实的国际关系与地缘政治中，不仅有各国政府正式签署的各种条约和协议，更多的是大量没有也不可能写在书面上的“潜规则”。

在这次金融海啸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这些“潜规则”的运作。如美国历来坚决反对政府干预市场，在1997年亚洲金融[2.58 0.00%]风暴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严令亚洲国家不得干预市场，否则将无法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援。但在这次危机中，美国政府不仅一而再，再而三地干预市场，甚至直接用纳税人的钱救助华尔街。此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声音何在？它的禁令为何对美国失效？它甚至不敢高声反对美国的明显干预市场的行为！

中国有很多人天真地以为，只要熟背WTO条款、巴塞尔协议之类的明规则，就能理解西方社会运作的真实情况，这正是不少人在这次金融危机的判断中频频出错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华文明正在靠近“战略拐点”

在文化与历史问题上，中国的很多人身上存在着严重的文化软骨病。这与近代中国文明的衰落有着直接关系。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启了近代中国与西方列强的交锋。在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首次大规模碰撞之时，中华文明败得如此之快，之惨，之不堪，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由惊奇到惊愕，由惊吓到惊骇，方寸大乱，发出了“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的惊呼。国人先是认为洋人船坚炮利，遂实行洋务运动，以期以其人之道还制其身。孰料尚未与洋人交手，就惨败于国力军力不相伯仲的后起西化的日本。痛定思痛，中国的知识界认定甲午之战败在政治制度腐朽，于是就有了康梁变法，试图从根本上改革中国的社会结构。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延续2000年的沉重社会结构岂可一朝推翻，强大的保守势力从社会的各个角落涌出，汇集而成一股庞大的逆流，顷刻之间就剁下了戊戌六君子的头。辛亥革命固然推翻了满清王朝，建立了民国，但随着袁世凯复辟帝制、北伐战争、军阀割据、列强染指，中国丧失了中央集权的力量，中国的民族危机更甚于清末。政治改革的彻底失败，军事领域的全面崩溃，民族经济的破败凋敝，使整个中国社会陷于空前混乱。

对于有着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己任的深刻历史传承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对于中华文明深刻的怀疑和否定。从鸦片战争前后对西方文明全面的不屑，到洋务运动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再到“五四”时期的“全面西化”，中华民族对自身文明的自信心全面崩溃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再也无法以中庸平和的心态面对这场亡国灭种的危机，他们开始集体陷入迷茫和偏执，歇斯底里地抨击一切传统文化。他们不仅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也咒骂与封建制度共生的儒家文化，甚至连承载中华文明的汉字也未能幸免。他们的逻辑非常简单——枪炮不如人是工业不如人，工业不如人皆因科技不如人，科技不如人定是教育不如人，教育不如人全怪汉字不如人！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来，近代史上一系列惨败对中国知识界心理冲击所造成的对中华文明信心的严重内伤，迄今未能平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在国际上确立了大国地位，从而在政治上站立起来了。

1953年中国在朝鲜战争中取得了战略上的成功，这是中国100多年的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军事胜利，这场战争的胜利确保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国再也不敢对中国轻启战端，中国在军事上站立起来了。5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每天仍然在享受着那场战争所带来的和平红利。

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使中国被压抑已久的经济爆发力得到了空前释放，经过30年的巨大发展，中国在世界经济版图的份量已经接近以美国为代表的第一集团。中国在经济上也完全站立起来。

2009年，当全世界都在金融危机的阴影中下滑时，中国的经济仍然在发展，尽管中国难以在这场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中独善其身，但中国社会所内含的经济增长潜力并未受到实质性伤害。

英特尔CEO葛鲁夫在其名著《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中首创“战略拐点”(Strategic InflectionPoint) 概念，即当环境逐渐变化到某一临界状态，公司将不可逆转地兴盛或衰败。公司如此，国家和文明又何尝不是如此！中华文明在17世纪就经历了由盛转衰的“战略拐点”，此后300年中，在与西方文明的竞争中不断衰弱下去，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中华文明的衰落终于触底。在20世纪的后半叶，中华文明处在艰难的复苏阶段，而现在正在逐渐靠近新的“战略拐点”，一个可能开创未来数百年全新发展阶段的新的历史起点。

中国社会的巨变，中国经济的爆炸性增长，归根到底是中华文明被压抑了300余年的心理能量释放的物质化过程。5000年艰难困苦所历练出的智慧，无数沧桑巨变所孕育的豁达，与贫瘠的土地和肆虐的自然无休止抗争所造就的坚韧，在和西方文明剧烈碰撞的巨大痛苦和强烈刺激之中，一种前所未有的新鲜的文明因子被注入进来，一种从未泯灭的舍我其谁的豪情被激发起来。一个全新的中华文明正在蓄势待发，它应该有：在经济版图内开疆辟土的雄心，在科技殿堂里煮酒论英雄的冲动，在政治天平上平衡王道与霸道的自信，在文化与艺术的王国中追寻完美的执著。中华文明必然也必将在即将到来的“战略拐点”上勃然而兴！

1949年，毛泽东挥笔写下“别了，司徒雷登”；60年后，我们振臂呐喊——

别了，美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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