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民主国家”印度

——《西方民主末日》之三

    无论出于构筑对华包围圈的急功近利的考虑，还是基于剿灭社会主义、扩大和深化对第三世界进行掠夺资源、盘剥劳动力、控制市场的全球战略，西方首先是美国，都对保持现有体制的印度，表现出持续的、过分的热情。他们把这个英国前殖民地、其后美国长期而有效地施加影响的国家，塑造为样板式的“世界最大民主国家”。然而因此印度也成为西方认可的第三世界实行西方自由民主的展台。

    奥巴马的经济政策助理拉里·萨默斯，把印度的政治经济模式封为“孟买共识”，相比于“北京共识”，既有“闹哄哄的民主保护人民的公民自由”，又“更注意均衡增长”，因此“可能会最终取得胜利”。据说也有需要继续解决的问题：“国有企业是个烂摊子。急需私有化”。[i]2011年8月17日，印度爆发大规模反对腐败的群众性运动。恰恰在运动爆发前两天，8月15日，不知道有什么深谋远虑和微言大义，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发表讲话，特意夸奖一番印度民主如何“生气勃勃”和“强壮有力”。

    印度1991年以来经济翻两番。世界人民为印度20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高兴，但是为西方自由民主对印度的侵蚀深深忧虑。这种自由民主的第一个成果是两极分化。最富有的100位印度人所拥有的财产规模，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4。首富穆凯什·安巴尼的一处豪宅27层楼，有3处停机坪、9部电梯、6层楼的停车位，有空中花园、舞厅、健身房和600名佣人。在他的豪宅的周边，是印度8亿贫困潦倒的农民、25万因负债累累自杀的农民的幽魂。

    这种自由民主的第二个成果，是腐败。企业收买政客、法官、政府官员和媒体。价值数万亿美元的储量巨大的铝土矿、铁矿、石油、天然气，以极低价格卖给私人。“国家征用”名义强占的土地，也交给私人企业。这就是印度：从护照和出生、结婚、死亡的证明，到建筑许可、房契、燃气通气、入学资格、驾照、养老金、医疗服务，没有一件事情可以离开行贿。法新社的一个报道说，“正如启动汽车需要汽油，在印度，办成事就需要贿赂”。贿赂成为辛迪加式的联合产业和社会体制的一部分。

    香港《南华早报》说，印度存在一种“鼓励效忠于个人和趋炎附势的政治体制”，经济上涨而道德沦丧，威胁到国防和国家安全等敏感部门，“腐败使印度炫目的经济增长失去光辉”，“可能将它们破坏殆尽”。[ii]印度著名作家阿伦德哈蒂·罗伊撰文指出，在这个号称最大的民主国家，“民主已被淘空”，而且“资本主义正在毁掉这个星球”。[iii]

    腐败激起印度人民的愤怒，演化为2010年的大规模群众性反腐败运动。运动推出一位以个人绝食作为斗争方式的安纳·哈扎雷。西方主流媒体似乎又找到了他们的自由民主的明星，呼吁爆发印度版的“阿拉伯之春”，热捧哈扎雷为“反腐斗士”、“道德楷模”和“甘地式”领导人。但是甘地在领导反殖民主义的斗争，而哈扎雷却未曾对导致腐败的私有化、西方跨国公司垄断或是为实现这种政策而进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有过半句抗议之辞。主流媒体成功地将关注重点移开，反而强调加大私有化的力度。这场起初声势浩大的运动，落得只有表面文章，取得某些形式上的胜利之后不了了之，如前引罗伊文章所说，愈演愈烈的源于群众力量的动荡局势，如何把抗议变成乖乖听话的宠物，改变方向和进入死胡同，“由安纳·哈扎雷领导的反腐抗议活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奥巴马政府要人寄望“孟买共识”对“北京共识”“最终取得胜利”。中印均属第三世界，只有平等相处、取长补短的道理，不存在谁战胜谁的问题。倒是美国官方在这里制造问题。两国都是大国，都曾长期受西方蹂躏，都需要在国家主权、民族独立的前提下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进行比较未始不是一种相互交流、共同提高的方式。这很容易使人想起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尔蒂·森的比较：在社会发展方面，印度和邻国中国差距最大的是教育和医疗卫生，“在诸如寿命预测、婴儿死亡率、平均受教育时间、疫苗接种等一些生活水平最关键的社会指标方面，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差距正在扩大，而不是缩小”。印度人均受教育时间4.4年，印度小学师生比仅及中国的1/3，顶级的学校和技术院校培养出最优秀人才，其他方面则排在最糟糕之列。[iv]

[i] 《印中比较：哪个是发展中国家的最佳典范？》，美国《时代》周刊2010年10月29日。

[ii] 《腐败使印度的经济增长失去光辉》，香港《南华早报》2011年11月29日。

[iii] 《谨防印度亿万富翁富裕的‘喷涌理论’》，英国《金融时报》2012年1月13日。

[iv] 《印度学校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英国《金融时报》2012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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