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湘穗:这是一场旷世大危机
危机研判与走势前瞻
王湘穗
在美国国会通过救市方案之后,道琼斯指数连跌8天已破9000点;即使世界6大央行联手降息救市,也未能止住全球股市的狂跌。挽回人们对经济的信心,已成为G7财政首脑和20国财长会议的主题,阻止实体经济塌方成了各主要国家政府的首要任务。与最初次贷危机爆发时故作轻松的态度不同,人们现在已不再讳言危机、衰退或萧条。格林斯潘说,这次是百年危机;而68岁的罗杰斯说,他有生之年看不到危机结束了。在这些识途老马看来,我们面对的这场危机,是一场旷世大危机。
此次危机的四大特点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此次危机是虚拟资本主义或金融资本主义的第一次大的全球性危机。与传统资本主义危机相比,它有以下四个特点:
一是危机带有综合性。从最初造成数万亿美元损失的次贷危机开始,紧接着是十万亿美元的房贷危机,然后冲击到60万亿美元的企业债市场,更可怕的是其上还悬着300多万亿的金融衍生品的“堰塞湖”。这一波波的金融海啸,不断冲击美国经济基本面。目前美国就业率已连续9个月下滑,同样不断下滑的还有批发和零售数据。经济危机已经影响到美国社会各阶层的生活,正在演变成为深刻的社会危机。经济问题成了总统大选的热门话题,关于救市方案的争执也是国会议员与选民最关切的议题。美国网民在互联网上对华尔街的批判,可说是极端愤懑和尖刻。此次危机已突破金融和经济层面,开始向政治、社会领域蔓延。
二是危机迅速向全球扩展。与以往局限于某个国家或地区东南亚危机、俄罗斯危机、拉美危机不同,这次是资本主义核心国家——美国爆发了危机。此次发生在资本主义中心地区的危机,迅速地向边缘国家和地区扩散。次级贷风暴让全球银行惊魂失魄,高台跳水般的股市和过山车般升降的美元及大宗商品价格,让所有国家无所适从。对于大量购买“两房”债券的外国政府来说,40%的复原率意味着60%的可能损失,这使他们已面临巨大的政治风险。在这个被资本全球化“熨平”了世界上,危机也具有了全球化的特征。
三是危机冲突呈现出集团化趋向。在目前的全球经济框架下,世界经济体大致分为美欧等现代金融服务业国家、中印等制造业国家和资源类国家三个层级。危机不仅改变了世界市场所有商品的比价关系,也改变了全球利益格局,构成了利益相近和相抵触的国家集团,重组了全球利益版图。去年以来,大宗商品暴涨,使欧佩克组织和产油国获得了巨额利润,却重创了制造业国家。获益国家希望长期维持利润最大化的局面,而受到打击的国家则要设法扭转不利于自身发展的被动局面。围绕利益争夺,不同国家组成的国家集团在国际事务上表现出了一定的配合甚至是默契,这加剧了利益争夺的烈度。
四是危机出现长期化征兆。上世纪80年代日本爆发金融危机,用了十多年时间才走出经济困境。据巴克莱资本的研究报告,美国在此次危机中的财富损失,以40%的损失率就可能达到百万亿美元之巨。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失去的十年”的历史,很可能将会在美国重新上演。作为全球经济的主要引擎,美国经济陷入空前的危机,肯定将对全球经济发展造成长期的负面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最近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指出,世界面临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其总裁宣称,全球金融体系面临着崩溃的前景。
综上所述,此次危机是从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爆发的金融危机,目前已呈现综合性危机的特征,并迅速向全球蔓延,有可能长期化。从眼下情况判断,美元本位的货币体系已呈瓦解之势,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正丧失其长久的全球影响力,世界金融、经济乃至政治格局都在变化之中。此次危机是否会成为马克思、列宁所预言的资本主义总危机,尚难定论;但称之为百年大危机,可谓确评。
大萧条提供的历史警示
“解释大萧条是宏观经济学的‘圣杯’”,这是学者伯南克在《大萧条》一书中写下的第一句话。他紧接着写道,尽管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人们还是根本没有碰到“圣杯”的边儿。而如今的危机,却像“大萧条圣杯”正从天而降。这对于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来说,是福,是祸?既往的研究和他今天的使命是巧合,还是天意?
比凯恩斯和货币主义学派“总需求不稳定导致大萧条”的结论更进一步,在伯南克看来,上世纪30年代发生的大萧条是世界主要国家强行恢复金本位制、导致严重通缩的结果。所以他和保尔森的处理危机的办法是为金融机构提供贴现窗口,准备“用直升机向华尔街撒钱”。最近美国国会通过的救市方案就是要为市场提供更多的流动性。然而,此次危机的起因就是流动性过剩导致的通胀,其根源是美国长期的财政扩张政策。用治通缩的方法治通胀,这思路对吗?这其中除了有病急乱投医的窘迫,也显然存有通过加大美元发行向世界转嫁危机的自私念头。
尽管过去了近80年,大萧条仍是美国人头脑中挥之不去的梦魇:GDP下降百分之三十,净投资为负数,失业率达到百分之二十五,与这些数字相联系的是普遍的饥饿与寒冷,是社会动荡不安和退伍军人的广场示威,直到引发导致几千万人死亡的世界大战。大萧条给予我们的经验教训就是,应对大危机,绝不只能仅有金融对策和经济政策,其政策体系应该涵盖政治与社会的各个层面。同样重要的是,各国应该共同应对全球性的危机。从大萧条的教训看,几次挽救全球性经济行动的失利,很大程度上由于各国采取了“以邻为壑”的政策,这最终导致了第二次大战的发生。虽然说,并不是所有的危机都会引发战争,但历史证明,全球性危机引发战争的可能性的确较大。
令人感到不祥的是,迄今为止,此次危机的最大当事国美国对危机的应对,也还是以邻为壑本能反应,希望通过增发国债和美元贬值把危机转嫁出去。按照博弈论的规律分析,这种态度很难引起其他国家的真诚回应。特别是在各国民族主义抬头的背景下,跨国合作的难度已经大大增加。从最近美欧财政官员相互指责、货币当局各唱各调的情况看,人们似乎在重蹈大萧条的覆辙。
危机向何处去?
毫无疑问,金融危机将向经济、政治、外交和社会生活各领域扩散,并将持续一段时期。尽管现在谁也难以具体地回答危机将如何结束,但却能看出大势的基本线索。
概括的说,美国危机的走势大致有两种前景。一种是美国通过美元大幅贬值,逐步赖掉高达53万亿的各种债务,成功将危机转嫁出去,经济重上正轨,但美国信用已失,其国力更难回到建构雅尔塔体系和布雷顿森林体系那时的水平,只能谋求与其他大国一道共同治理世界。另一种是美国摆脱不了危机,其主导的金融货币体系和贸易秩序解体,美国维持的国际政治体系瓦解,天下大乱。无论哪一种方式,都意味着美元本位模式的终结,随之需要对世界目前的政治经济模式作出变革,否则,无法克服导致此次危机发生的种种弊端,建立起新的、更合理的经济、政治秩序。现行的美元体制建立在美国国家信用的基础之上,美国的信用则建立在其金融、科技和军事实力三大支柱之上。在十几年前一次有关美元的讨论会上有人问:美元不就是一张纸吗?当时美国学者的回答是,你没有看见太平洋上的航母编队吗?有美国军舰的支撑美元就值钱。现在,美国的金融支柱已经垮了,但其科技和军事实力仍在。也许,现在还没有到图穷匕现的紧要关口,但如果有必要,美国军事力量是一定要发威的。因为美国人心里清楚,美元体系的建立从来就不是学者或官员打嘴仗的结果,而是基于国家实力甚至是战场的结局。
在上世纪大萧条还在肆虐、二次大战刚刚爆发的时候,英国的凯恩斯和美国的怀特就开始制订“战后世界的金融秩序”。从现在的情况看,凯恩斯的“世界元”计划,要比怀特的“美元金汇兑制”要更合理。作为国势正走下坡路的英国代表,凯恩斯只能无奈地接受美国的怀特方案。即使如此,他的远见仍为英国赢得了战后制度设计的发球权。显然,我们现在也应该着手研究符合中国利益的货币体系方案,制订应对危机的一揽子方案。其实,这方面已经有人捷足先登了。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新近的讲话中指出,在危机的情况下,“稳定的要素就是建立新的金融中心以及强大的区域货币”。而泰国前总理他信则认为,亚洲国家“应该现在就采取行动,创建一种亚洲债券,以遏制美元疲软的影响。”这些战略构想值得我们认真参考。要处理好此次危机,首先要在战略思维中占据上风。
危机时刻,必须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不是寄希望于对它国诚信的空洞喊话,显然是更牢靠的做法。为应对危机,我们需要做许多的事。如用大规模城市化刺激内需、突出公平原则和加强社会保障以稳定民心、建金融特区形成容纳境外热钱的“货币池子”、确保能源和粮食的稳定供应、引进国外高技术人才等等。二战以前的苏联曾经利用过大萧条失业潮的独特机遇,促进了国家的产业升级。与这些经济、政治政策同样重要的是,在危机关头也需要做好军事斗争准备。虽然目前危机还刚刚爆发,各国各方的矛盾还没有激化到要使用军事力量的程度,但是从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和今天的严峻形势观察,在爆发全球性危机、各国利益发生重大冲突的情况下,军事手段从来都是国家政策工具箱中不可排除的选项。
对军人而言,“忘战必危”的古训,在今天显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没准备,则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有准备,我们就能化险为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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