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蒙昧主义的破产与中国模式的确立

2009年01月21日 15:25  《环球财经》杂志

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20090121/15255787654.shtml

“美国模式”的神学色彩

　　任文：彭先生，您为什么会用“新蒙昧主义”这样一个带有宗教色彩的词汇，描述所谓的“美国模式就是世界发展进程唯一标准”的信条呢？

　　彭晓光：首先，美国人自己在描述美国模式(包括美国的制度和价值观)的时候，就特别喜欢使用宗教语言把它“上升”为世界发展进程的唯一标准，上升为某种神学图腾。最早登陆北美大陆的清教徒就把美洲称为新的上帝应许之地，把对印第安人的血腥征服当成是完成上帝赋予建设新以色列的“神圣使命”；美国总统在公开演说中，也都热衷提及美国领导和拯救世界的所谓神圣天命。

　　执政八年的小布什政府，其社会支柱是带有强烈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色彩的美国基督教福音教派，“9·11”之后小布什政府因为把世界简单分为“善 ”(美国及其盟友)“恶”(所有反美非美力量)二元世界，并一度将反恐战争贴上“十字军圣战”的标签，因而被西方很多主流媒体称为“神权政府”。

　　美国不仅在意识形态上对任何质疑“美国模式”的国家进行宣传战，还一再动用军事力量在全世界推广输出美国模式，这种做法同中世纪天主教会“蒙昧主义”的做法如出一辙，这是我借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代思想家们的发明，用“新蒙昧主义”描述上述信条的主要原因。

　　另外，在美国之外，包括中国在内，也存在相当数量盲目迷信上述信条的人，这些人还把传播这个“神学信条”当成是某种“思想启蒙运动”，用“新蒙昧主义”描述这个信条，也有对这部分人小小反讽的意味。

　　传统经济学诸多理论已被扭曲

　　任文：您和向松祚先生合写“从华尔街危机看新蒙昧主义的破产”一文的目的，就是为了凸显“中国模式”的确立及其时代意义和世界意义，能详细介绍一下你们的考虑吗？

　　彭晓光：首先，我们认为即使走出这场危机后美国依然会是世界头号强国，所以我们所说的“新蒙昧主义”的破产不是指美国的破产，也不是指美国模式的完全破产，而是指“美国模式就是世界进程唯一标准”这一信条的破产。美国引发的这场金融危机，让世界各国都清醒地认识到，简单照搬他国模式不仅解决不了自己的发展问题，而且可能给自己的发展带来灾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术思想界也弥漫着非常强烈的“新蒙昧主义”思潮，认为改革开放就是一个高唱“Go West”、到达美国“彼岸”的过程，并且认为这是中国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的一条捷径。依据这个“彼岸情结”，“新蒙昧主义者”对我国现行政治制度以及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制度表现出特别强烈的不满。这只能说明，他们的学术思想太古典、太不与时俱进了。

　　当今世界的一个突出特征，是虚拟经济远远大于实体经济十倍以上，这已经使得古典市场经济学的诸多理论完全失效了，看看这几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剧烈波动就知道，市场经济最基本的供求关系理论遭到了多么严重的扭曲。离开了政府对经济的主导，中国只能沦为国际资本的狩猎场，因为最强大的中国私人资本在国际资本大鳄制造的惊涛骇浪中也都不过是一叶扁舟。

　　中国“新蒙昧主义者”的最大悲剧在于，他们甚至比美国还迷信“新蒙昧主义”信条。而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基于英语民族特有的不拘泥于理论的现实主义传统，反倒经常对自己大力向世界推行的“新蒙昧主义”信条的一些具体内容(包括美式民主、人权、市场经济)毫不犹豫地弃之如敝屣。美国为侵略伊拉克对民主人权的践踏，美国为应对金融危机不惜采用国家强力干预甚至国有化都是典型的例子。

　　改革开放三十年所形成的“中国模式”发展道路，在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和市场经济活力的同时，保证了中国政治社会的稳定，阻止了多次世界经济危机的猛烈冲击，使中国成长为世界最主要的经济体之一。我相信，这场金融危机导致的“新蒙昧主义”信条破产，会使更多的人意识到：这不是什么走向美国模式的过渡阶段，而是一条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具有时代意义和世界意义的独立自主发展道路。

　　任文：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新蒙昧主义”的破产与“中国模式”的确立对中国的学术思想界提出了怎样的要求？

　　彭晓光：对这场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学界总体而言是感到措手不及的，这可以理解，因为整个国际经济学界也没有表现得更好，这说明，面对这场人类社会有史以来第一次虚拟经济大于实体经济十倍以上局面下的金融危机，整个人类社会的学术知识水平都有些力不从心了。

　　持续的金融危机现在已经毫不客气地把两个最具紧迫性的课题抛向了中国学术思想界：

　　1.如何跳出“新蒙昧主义”思维定式认识美国金融危机的本质、发展趋势及美国新的反危机措施，从而使中国模式帮助中国战胜金融危机的挑战？

　　2.在围绕着应对金融危机的国际博弈格局中，如何应对美国和西方已经挑起的中国与美国西方的“模式之争”？

　　严峻的形势不容再“措手不及”了，面对上述两个课题，中国学术思想界特别需要表现出自主创新的能力和水平，也特别需要清醒认识到美国早已把学术思想同其占优势的新闻传媒相结合，组成了强大的宣传心理战工具。

　　美国模式无法调和的基本矛盾

　　任文：先谈第一个课题，您对这场危机本质的分析是什么？

　　彭晓光：显然，如果仅仅把金融危机看成是技术层面、监管层面或者“人性贪婪层面”的问题，回避美国模式无法调和的基本矛盾，依然属于“新蒙昧主义”的惯性思维。

　　金融危机的本质，是美国全球霸权政策和经济社会政策，其内在深层次矛盾，尤其是与其财政支付能力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长期积累后，以全面债务危机形式总爆发的产物。

　　美国每年的军费开支超过5000亿美元，几乎占了世界的一半，但是在美国看来，这还远远不足以支持其“唯一超级大国”、“单边绝对安全”的国家安全战略目标。

　　俄罗斯保留和发展了苏联的战略核力量，依然同美国维持了“相互确保摧毁”的战略威慑态势，新的俄罗斯军事学说为了应对美国的常规军事力量优势还放弃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方针。美国的反应是退出《反导条约》，重启“星球大战计划”，建立太空反导系统。同俄罗斯提升战略核力量突破能力的投入相比，美国反导系统的开支是高得不成比例的“无底洞”。

　　美国的全球霸权政策，同时还要求美国可以随时对全球重要的地缘和资源地区进行军事打击。但是国内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又无法承受美军在这类不是直接保卫本土安全的战争中有较明显的伤亡，这就迫使美国花巨资建设远远领先于对手的常规军事力量，以实现战争的“电子游戏化”和“零伤亡化”，这就是所谓的 “科索沃模式”。

　　但是，一旦“科索沃模式”在阿富汗、伊拉克无法推行，美军伤亡人数不断上升，靠征召非美国籍“绿卡雇佣兵”都无法应对国内的反战浪潮时，就只好采取战争“私营化”方案，花巨资把大量的武装保安公司(如“黑水”公司)推向战场。保安公司的武装人员伤亡不列入美军伤亡，却极大增加了军费开支。

　

　“美国梦”是美国不可承受之重

　　任文：矛盾的两个头，一头是美国的全球霸权的政策，另一头是经济社会政策，我们对后者又应该如何认识？

　　彭晓光：关于经济政策，我们知道，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美国则通过大规模工业化进程登上了世界经济的顶峰，但是，美国作为典范向世界推销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今天最大的特征之一却是“产业空心化”，这是怎么发生的呢？

　　简而言之，美英模式遇到了强大的竞争对手：德国和日本。美英模式也许可以率先在某些技术领域实现突破，可一旦技术相对成型，在组织工业化生产的精细化和合理化方面却往往不如德日。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这次金融危机，美国三大汽车公司走到了破产的边缘，通用的市值只有几十亿美元，而同样受到冲击的德国大众超过3000亿美元，日本丰田则超过1000亿美元。

　　克林顿时代，美国曾经幻想，在资本市场的支持下，通过网络技术领导一场新的“工业革命”，对德日形成“产业代差”，但这个幻想随着网络泡沫一起破碎了。

　　今天，美国不仅面对德日，也面对其他新兴国家的挑战，如果无法在财政、金融方面为新一轮突破性的技术革命提供巨额资本支持，美国“产业空心化”的进程还将持续，这对美国经济基础的削弱是不言而喻的。

　　关于社会政策，我们知道，美国是个移民国家，美国得以维系的基础，除了美国人经常标榜的“自由、民主、人权”之外，更重要的是所谓的“美国梦 ”。一个人实现“美国梦”，意味着体面的工作、房子、汽车、大额信用卡消费、社会保险及旅游度假。但是美国有3亿人口，美国位居世界第一的金融业、高技术产业、高端服务业、军事和能源产业也根本无法容纳如此大的就业人口，大部分美国人还得在普通收入水平的岗位就业，没有巨额资本支持，很多人的“美国梦”只能是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

　　一旦相当大比例的人口丧失实现“美国梦”的机会，在相对欧洲而言贫富悬殊较大、族群矛盾突出的美国所引发的问题，是美国社会无法承受的。

　　只要美国不愿实质性地调整全球霸权政策和经济社会政策目标，那么唯一的选择就是：充分利用美元霸权，纵向对未来透支、横向对世界其他各国透支。为了使这种巨额负债方式在美国和世界范围内持续进行，“金融创新”工具以及由此导致的远远脱离实体经济的虚拟经济快速膨胀就不可避免。美国监管当局也必须避免采取任何严厉监管的方式以支持这个选择得以持续，直至次贷导火索引爆债务总危机。

　　这个选择从“撒切尔—里根经济革命”就开始了，小布什上台后，为了应对网络泡沫的破灭，采取了变本加厉的、以更大的房地产—金融泡沫推迟危机的手段。

　　这套“金融魔术”，不仅长时间地支持了美国的国家战略目标(包括在冷战中获胜，遏制了日欧的经济挑战，保持了在高技术产业的领先地位，以及使很多中低收入人群提前实现了“美国梦”)，而且通过一系列让绝大部分经济学专家都看不懂的“金融创新”，在评级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及传媒机构的优势话语权帮助下，通过向其他国家出售“有毒证券资产”分散了风险，比较成功地绑架了全世界为其制造的金融危机埋单。

　　从某种意义上，目前饱受争议指责的美国政府、格林斯潘和华尔街其实是美国的“有功之臣”。

　　任文：现在这些人可能也没有想到后果对美国也会如此严重，公众会这样生气。他们是否也有失算的地方？

　　彭晓光：他们唯一的失算是：太自大了，没想到这套“金融魔术”反过来也重创了美国经济和金融。本来，“美国优越论”、“美国例外论”、“美国已成功摆脱了经济周期”这套“新蒙昧主义”信条，是他们制造出来推向全世界、增强自己全球博弈地位的工具，但在反复宣传中，他们自己也成了这套信条的俘虏，遭到了自己制造出来的巨额债务“弗兰肯斯坦怪物”的凶猛攻击。

　　美国捍卫霸权的决心依然坚决

　　任文：那么，您对美国下一步的反危机措施有什么样的判断？

　　彭晓光：虽然美国各阶层都开始充斥着各种“失败主义”情绪，但美国决策层同当年苏联垮台前精神上早已缴械投降的戈尔巴乔夫集团不同，其捍卫全球霸权地位的决心依然坚决，“在重大危机关头，英语民族往往表现出沉着冷静的性格”(这是二战中德军最高统帅部对英国不可思议地成功组织“敦刻尔克大撤退” 的评价)，况且，战后美国也曾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成功扭转了越战失败、美元危机、苏联军事扩张及日本全面经济挑战造成的被动局面。

　　基于以上判断，我以为，美国决策层下一步反危机措施的目标，是尽最大可能阻止危机进一步恶化，尽力向其他经济体转嫁危机，力争使美国率先走出危机，同时，保住美元霸权，保住美国继续向世界举债的能力不受实质性影响。

　　至于反危机措施的手段，金融手段就是目前美联储推行的零利率和直接购买美国企业债的“无限制提供流动性”滥印美元手段，即以更大的“美元泡沫” 解决问题，如果这个最后的金融杀手锏作用依然不明显，美国将不惜通过在资本相对富裕的大中东、东亚和欧洲制造“可控混乱”(如局部战争)的方式，强制引导全球资本回流美国。这些措施当然严重违背美国天天挂在嘴边的“市场”和“人权”信条，但美国决策层绝不会有丝毫的心理负担。

　　当然，事态的发展证明了美国也无法完全驾驭虚拟经济远大于实体经济时代的金融危机，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的处境也证明了它也难以完全驾驭同中小国家的战争，美国上述“反危机”措施引发的美元贬值恶性通胀及地区混乱将可能导致美国和全球政治经济局面的全面失控。

　　西方已挑起“模式之争”

　　任文：再来谈谈您提出的第二个课题：“模式之争”。

　　彭晓光：其实，所谓“模式之争”是美国和西方强加给中国的。中国不像美国那样搞模式输出，我们提出“中国模式”的确立，主要是为了说明这是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我们提到要摆脱“新蒙昧主义”，并不是全面排斥美国模式，而是抛弃对美国模式的盲目迷信，以更理性的态度去借鉴美国模式有价值的部分。

　　但是，美国和西方已经挑起了一场“模式之争”。末代港督彭定康提出了“中国对西方的最大威胁，是传扬着人们不需要民主也可以致富的概念”(当然，说不符合自己标准的政治制度就是不民主是西方政客最热衷的陈辞滥调)，美国《外交》双月刊等主流媒体也都刊登了关于“中国模式”对美国西方模式构成挑战、中国经济规模在可预见的将来超过美国的系列文章。

　　中国走出危机后将很快在经济规模上超过日本，将以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独立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军事大国、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这样一个整体概念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届时“模式之争”将会大大升级，这涉及到非常现实的国际战略博弈，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

　　中国将依然坚持“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的理念，但中国学术界再简单重复“不挑战现存国际秩序”虽然必要，却远远不够了。至于迷信“英语民族霸权天命论”，以“夹起尾巴做人”的鸵鸟心态回避现实，则既不符合“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也不符合唯物主义和辩证法。

　　请注意：小布什当选的2000年中国经济规模只有美国的10%，8年后奥巴马当选时已接近美国的30% 。简单强调中美经济关系的紧密、双赢是低估了美国对自己世界地位的极端敏感性：上世纪八十年代日美的经济关系也十分紧密，日本也为美国提供了巨额资本，但仅仅因为日本依托了依然还是资本主义的独特日本模式在经济规模上接近了美国，对这个政治—军事上都被自己牢牢控制的盟友，美国也必欲通过金融战给予沉重打击而后快。

　　任文：那么，中国应该如何正视和应对这场模式之争？

　　彭晓光：我个人认为，核心问题就是两个字——信心。

　　信心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对中国国家民族、对中国人民以及对“中国模式”要有充分的信心；二是在正视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同时，充分认清美国世界霸权战略和国内社会的难以克服的结构性弱点，彻底摆脱对美国的仰视；三是对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在内)追求公正理性与和平发展的强大民意要有充分的信心。

　　坚决避免重蹈苏日覆辙

　　任文：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赋予国民充分的民族自信心？

　　彭晓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通过中国革命、工业化建设以及改革开放，把一个积贫积弱、几次面对亡国绝境的半殖民地旧中国建设成了经济位居世界前列的独立强大的新中国，这是我们最大的的民族自信源泉，也是捍卫“中国模式”最强大的社会心理基础。

　　捍卫“中国模式”，尤其需要充分汲取上世纪八十年代苏联和日本的惨痛教训，防止“新蒙昧主义”死灰复燃。

　　苏联因为丧失了民族自信心，轻易抛弃了使自己成为超级大国的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盲目仿效美国西方而最终走向解体，日本则是在美国压力下轻率放弃了使自己成为经济超级大国的产业—金融协调模式，改宗美国金融模式而导致泡沫经济快速生产和破灭。苏联—俄罗斯和日本成了冷战后相对地位下降最大的两个大国，而当时同样受到美国巨大压力的西德，因为坚持了自己独特的“莱茵模式”，局面要比日本好得多。

　　苏联和日本的失败是美国推行“新蒙昧主义”的两个最大战果，美国今后也不会放弃利用这个武器对付中国。中国目前在资源和产业技术水平方面还无法同当时苏、日相比，放弃“中国模式”，将造成远比他们严重的多的政治经济社会后果，对此我们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放松警惕。

　　一段时期以来，中国总有极少数“新蒙昧主义”信徒，把中国的改革开放歪曲为美国西方模式的“过渡阶段”，割裂改革开放同建国初期工业化的关系，进而全盘否定中国革命直至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的反侵略历史(诱使其他民族产生民族自卑自虐乃至民族虚无主义，形成扭曲的新蒙昧主义“融入诉求”，即按美国设定的标准融入所谓“国际主流文明”，也是美国宣传心理战的主要手法。)对这类腐蚀民族精神和自信的言行，我们一刻也不能放松警惕。当然，出乎这些人意料的是，他们过分拙劣的表演成了强化广大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精神最好的“反面教材”，他们也成了美国在中国推动“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屡战屡败的“有功之臣”。

　　对广大中国人民的信心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现在，成功的主要秘诀之一就是始终把“群众路线”置于极其重要的地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模式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功，首先不是学者们论述出来的，而是亿万普通的劳动者实践出来的。个别迷信美国模式的人以“ 精英”姿态把广大民众的民意视为“民粹主义”、“反智主义”，但对美国社会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美国任何公众人物以这样的“精英”口吻面对广大民众都意味着是其公众形象的终结。

　　中国学术思想界需要与国际同行们密切交流，但更需要汲取广大人民的智慧。现在连中央最高领导层都高度关注网络民意，连美国西方传媒都被迫承认他们在中国碰上了强大而出乎意料的对手——年轻的中国网民(中国网络民意对美国西方的话语霸权构成了必要而合理的平衡)，连奥巴马的胜选都被广泛视为是网络民意力量的胜利，中国的学术思想界就更没有理由放弃这样一个巨大的信心与智慧宝库。

　　此外，对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在内)追求公正理性与和平发展的强大民意要有充分的信心，这对美国肆无忌惮的霸权行径构成了极大的制约，历史的经验也多次证明这点。

族群问题是美国最大的战略弱点

　　任文：在对中国和全世界人民充满信心的同时，我们又该如何正视美国超级大国地位？

　　彭晓光：先看美国世界霸权战略的支柱——美国军事力量。

　　美国对远弱于自己的孤立对手频频使用武力掩盖了一个事实真相：美国对比较强大的对手动武不仅是谨慎的，甚至是过分小心的。冷战时对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升级的态度，对支持匈牙利、捷克反苏运动的态度，直至今天对伊朗、朝鲜及俄格战争的态度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因为美国追求唯一超级大国的独霸全球的战略，决定了其必然将几乎所有主要国家(包括其盟国)都视为对手或潜在对手，任何一场美国无法完全把握后果的战争，都可能给美国的其他对手提供削弱甚至颠覆美国霸权地位的战略机会，甚至对被其军事控制的较大盟国，美国也承受不起同他们公开政治经济直接对抗较量的后果。

　　再看美国的国内社会族群问题，这可能是美国最难以克服的结构性战略弱点。

　　600万犹太人处于基督教为主体的美国权势和财富的最顶端，这确实值得犹太民族骄傲和其他民族敬佩。但由于同华尔街过于紧密的关系，金融危机中华尔街暴露出来的完全蔑视公众利益的贪婪，已经在美国引起了“犹太人反诽谤联盟”所说的“丑恶的反犹太主义的死灰复燃”。危机的进一步恶化显然会使事态升级。如果这个问题同美国基督教主流社会一直坚持的要求犹太民族最终皈依耶稣基督的“宗教斗争”相联系，那对美国而言将绝不是一个小问题。

　　对此很多美国犹太人中的有识之士也始终忧心忡忡。前几年反映犹太长老强迫罗马总督处死耶稣的电影《耶稣受难记》在西方世界引起了极大争议，罗马教皇含着泪看完后评论“这就是历史的真实”，但控制了好莱坞和美国传媒的犹太社会的反击只是点到为止，很大原因就是担心引起美国基督教主流社会的激烈反弹。

　　相对处于中低端的非洲裔(约占12%)及墨西哥裔(约占15%，且增长速度很快)美国人，一旦相当大比例的人群“美国梦”难以实现，必然将造成其同传统新教、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族群的矛盾尖锐化，由于历史原因这两个族群的深层心理中对美国的“怨恨”远远大于“感恩”。

　　而且我们还要考虑这样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出生率的原因，传统白人族群在未来30~40年内将居于人口50%以下。

　　美国应对严重的内部“文明冲突”的办法无非三个，一是为增强全民族凝聚力在世界其他地区挑起“文明冲突”，但这受制于其全球霸权的结构性弱点；二是把社会调整成欧洲日本式的贫富相对均衡的社会，但这种脱胎换骨式的改造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使命”；三就是目前的政策，尽最大努力维持美元霸权和吸收世界其他国家资本的能力，华尔街神话破灭后，这个办法的难度也大大增加了。

　　中国学术界完全没必要把研究上述问题当成禁忌，因为美国自己就有很多论述非常全面的文章和专著。研究美国的战略弱点，特别是美国国内的结构性弱点绝不是为了干涉美国内政，而是为了摆脱对美国的仰视，增强民族自信心从而更客观全面地认识美国和美国的政策。

　　中国有信心和智慧应对“模式之争”

　　任文：具体来说，美国有可能针对中国采取哪些策略？

　　彭晓光：美国对华政策不仅仅是“接触”和“遏制”的两面下注，而是包括“演变”在内的三位一体(当然过去把“演变”归入“接触”中)，在危机和中国国力相对上升的背景下，美国对华政策三位一体都将得到强化：为了应对危机并解决众多的地区和全球难题，美国必将加强同中国的“接触”(与合作)；为了应对中国国力的相对上升，美国必将加强对中国的“遏制”；为了回应“中国模式”对美国西方模式的挑战，美国也必将加强对中国的“演变”。

　　新中国成立至今，美国就从没有放弃过对中国“遏制”的一手，但这丝毫未能阻止中国的发展壮大，这个规律未来也将继续发挥作用。由于无力同中国正面军事对抗，美国将可能会在中国周边和其他利益攸关区域制造动荡或局部战争，但这将受到美国军事力量结构性弱点及世界其他力量中心的有力制约，只要我们从容应对，这依然阻止不了中国的和平发展。同时，只要我们坚持“中国模式”，不重蹈苏、日的覆辙，美国对中国的“演变”也只能重复过去的失败。

　　在充分认识到“演变”和“遏制”对中国无效的情况下，美国将在不放弃“演变”和“遏制”的同时把对华政策更多地建立在“接触”(与合作)的基础上，这点我们倒是要对美国和英语民族悠久的现实主义传统抱有“信心”。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美国在与中国的合作中必然夹带经过包装的宣传心理战私货。

　　比如，目前在美国就流行着一种“中美共治”观点，为此还创造了“G2”、“中美国(ChiMerica)”等新术语，这么做显然带有试图引发中国产生不切实际幻想并承担超出中国国力责任的心理战特征，因为美国决策层至少目前根本没有同任何其他国家分享其视为生命的全球霸权的心理准备，中国接受这样的概念，不仅对中美合作毫无益处，还将使中国同世界其他力量中心的关系复杂化。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曾经幻想依靠核力量同美国“共治世界”，日本曾经幻想依靠经济金融力量同美国“共治世界”，为此还成立了“日元美元委员会”，最终的结局是什么，事实已经说明了一切。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使美国因为中国经济规模和“中国模式”非要按陈腐的冷战思维把中国视为头号挑战者，中国也完全有足够的信心和智慧去面对和化解：坚定地按“中国模式”走和平发展道路，顶住美国的“遏制”和“演变”压力，抛弃对美国的仰视，抛弃试图同美国建立某种神秘排他“特殊关系” 的精神幻想，坚定地把中美合作关系建立在互惠互利的冷静的现实主义基础之上——事实证明，这样的合作关系才更牢固，也更有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