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道德公信力是巨大的无形财富。当它失去时，这个国家的竞争力会大大下降。对于小国，在充满利益竞争的世界上，道德公信力似乎并不很重要。对于一个对世界负有责任的大国，道德公信力非常重要。它既是世界秩序存在的基础，也是国际地位的基础。当今世界，从国内到国外，很多人经常批评中国的道德公信力，其本质与“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是一致的。相反，很多人在批评中国道德公信力的同时，不遗余力地歌颂美国的道德公信力。在很多与美国有关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事务上，一个比较著名的论述是：我们不相信美国会对自己的信誉不负责任。本文不说中国的道德公信力，也不说美国在金融问题上表现出的信用问题，只说一件美国往事。
    去年，媒体曾报道美国60多年前在危地马拉从事了一项“秘密人体实验”，实验主要目的是为了证明青霉素对性病的疗效，美国政府有关人员在危地马拉用囚犯等做实验。当时，我已写过文章，介绍了这件事情。近日，8月29日，美国生物伦理问题研究“总统委员会”公布报告承认，上个世纪40年代，美国研究人员在明知违反伦理标准的情况下，故意使危地马拉1300多名囚犯和精神病患者染上梅毒等性病，在实验过程中，共有83名实验对象死亡。去年此事被揭露时，奥巴马曾就这一事件向危地马拉道歉，今年美国“总统委员会”公布的是对这一事件初步的调查报告。
    一个被隐瞒了半个多世纪的罪恶，对于美国的国家公信力有何影响？当一些中国人还在宣称“不相信美国会对自己的信誉不负责任”时，面对这样的事实，他们还会对美国的道德公信力充满信任吗？就此事件来说，它最初被揭露，源自一名美国医学史家整理旧资料时的偶然发现。假设，这些旧资料已经被毁了，或者这位医学史家发现这些资料时也像当年的实验者那样，没把它当回事，或者，这些资料的“真伪”无法证实，等等，这个60多年前的秘密，还将秘密存在多久呢？当这些真实的罪恶处于“不存在”的状态时，是否就加强了人们对美国这个“美好”国家的信任？
    1300多名囚犯和精神病患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美国政府的研究人员故意染上各种性病，实验过程中有83人死亡，实验结束后，还有多少人及其他们的家属为此付出健康和生命的代价？危地马拉总统去年得知此消息时称：这是一项“违背人性的犯罪”！这就是被很多人描述为人类“最美好的制度”、“最美好的理想”、“最人性化”的美国，60多年前，还是美国朝气蓬勃的上升期，它便犯下如此“违背人性”的罪恶，我们是否还应该对美国抱有五体投地的崇拜之心？
    也许有人会说，这只是个例，不妨碍美国的整体形象。也许还有人会说，美国美好的民主制度能够防止或纠正此类事件的发生。我不得不说，这种想法实在太天真了。美国“总统委员会”自己的报告都承认这是“系统性失败”。说白了，就是美国的制度弊病造成的，即某些中国人最常爱用的所谓“体制问题”。去年，美国的这项犯罪活动被揭露时，同时还发现，类似“秘密人体实验”也在美国公民身上做过！去年，美国政府官员不得不承认，类似“秘密人体实验”在美国国内发生过十多起。我们该相信美国政府吗？今年，美国“总统委员会”的报告不得不承认，去年承认的“十多起”是不对的，实际上，美国针对本国公民的“秘密人体实验”，数量超过40起！实验内容也超出了性病，还包括肝炎、流感、癌症等。那么，现在承认的40多起，就是真相吗？
    人们迷信美国的民主制度，总是相信美国的民主制度有自我纠错的功能，这个功能如何实现呢？所谓“公开透明”的监督机制，常常被人挂在嘴边，也以此作为对中国的要求。我承认“公开透明”的确具有监督、纠错的功能。但是，我们不得不问：为何美国的民主制度没有做到这一点？我们再来看看美国那些本土“秘密人体实验”的内容：在康涅狄格州使精神病患者感染肝炎病毒、在马里兰州让囚犯吸入流感病毒、在纽约市一家医院向慢性病患者注射癌细胞等等。从好的方面说，我们可以把这些“秘密人体实验”看成是美国官商勾结的医学实验，目的是为了开发治病的药物。即便在这个层次上，我们也会看到这是美国的“制度弊病”。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导一切，从资本到政府，它有逻辑的延续性和连贯性。因此，在资本的世界里，“商业机密”是不得侵犯的核心时，“国家机密”自然也成为不可侵犯的内容。于是，“公开透明”就失效了。虽然一个国家总有“机密”，但是，有多少是被“商业机密”裹挟的“国家机密”？其中又掩藏了多少此类“违背人性”的罪恶？
    我还注意到一个细节。60多年前，美国在危地马拉的“秘密人体实验”还有一个特征，实验对象主要是黑人。这一特征在美国本土的“秘密人体实验”中也有体现。美国“总统委员会”的初步报告指出：自1932年起，美国卫生部门官员在亚拉巴马州以免费治疗梅毒为名，召集约600名黑人男子（去年报道时这个数据是400多名，今年的新数据是全部吗？）作为实验品，秘密研究梅毒对人体危害。该研究直到1972年被媒体曝光才终止。我不得不问：美国针对特殊人种的“秘密人体实验”目的究竟何在？如果不是一个黑人当了美国总统，类似的信息会被披露吗？美国“总统委员会”的报告还说：其中一些实验只是为满足好奇心，没有取得实际成果。对此，我们应该相信吗？美国花费巨资、冒着巨大的道德风险甚至不惜犯罪，只是为了好玩地满足一下“好奇心”？
    美国在生物领域的这类秘密还有很多，它们不光是几十年前的历史旧账，有不少是当今正在发生的。例如美军入侵伊拉克后发生的“海湾综合症”，与美国军方提供的疫苗有没有关系？那些生产疫苗的企业有美国政府高官的股份；那些调查“海湾综合症”的记者有些死于非命。因此，在“违背人性的犯罪”方面，美国既有罪恶昭彰的前科，也有现实的种种疑点。包括肯尼迪总统之死，至今还是未能揭开的秘密。从美国政府偶尔解密一点新材料上说，美国政府实际上掌握了这些秘密，那么它为何不能公开？如果公开了，人们还会看到什么样的罪恶？面对这样的事实，我不得不说，那些“不相信美国会做坏事”的人，实在太天真太盲目了。美国的国家道德公信力早已处于岌岌可危之中，对此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如果不是傻瓜，就是死扛着维护美国的利益。
    当美国大使馆发一些副总统、大使的良好形象，看到某些人激动得如打了鸡血，仿佛美国的“制度美好”又有新的铁证，我忍不住要喷饭。在如此违背人性的罪恶面前，那些小儿科的表演，又有多大的意义？最多骗骗小孩子。美国尚未揭露的罪恶还有多少？对于美国的道德公信力，我从来都不屑一顾。它是一个利益至上的国家，道德对于美国，不过是虚伪。即便抛开政治、军事层面，仅仅从商业角度说，我认为，美国的道德公信力并不比胡雪岩等中国商人更高。拿美国同胡雪岩等徽商、晋商作对比，我都觉得愧对祖先，玷污了徽商、晋商的诚信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