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前，一场由戈尔巴乔夫发起的“改革”运动引发了苏联社会的剧变，结果导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原有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被抛弃，社会改变了方向，政权改变了颜色，其影响犹如改朝换代一般。20多年过去了，革命的硝烟渐渐散去，俄罗斯民主选举层出不穷，政权更迭不断，新老政治精英交替登场，然而官场生态难改，政权生态依旧。不仅西式民主法治没有实现，苏联时期政治的效率和秩序也已丧失殆尽，于是形成了一种奇怪的“非东方、非西方”、“非资、非社”的政治生态。

　　精英阶层，层层阶梯

　　“精英”一词原本是一个传统的政治学和社会学中的概念，其被很多俄罗斯学者及一些西方学者用来研究原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演变问题。但也有不少人认为，俄语中的“精英”一词带有褒义，而当今的俄罗斯上层并非真正的社会精英，因而不配使用，主张以“新阶级”、“新权贵”、“官僚阶层”等词语代替。无论演变至今“精英”概念的具体涵义如何，追根溯源，它都是苏联时期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管理体制的产物。在苏共精心构筑的权力体系中，苏共最高领导层端坐于“金字塔”的顶端，构成了社会精英阶层的核心。有关报道曾透露，在原苏联有一份列有各类最高级职务人员姓名的秘密名册，涉及到苏共、最高苏维埃，以及政府的经济、外交等各部门，甚至波及到了一些军事和社会群众组织，总计11000个领导职位。而占据这些重要职位的领导人，毫无疑问地被认为是社会的“执政精英”或“权贵阶层”。另据一些研究俄罗斯精英问题的专家测算，苏联时期联盟和地方两级的权贵阶层约75万人，若加上他们的亲属，则有大约300万人，占居民总数的1.5%。

　　苏联时期精英阶层不仅数量庞大，且等级分明，要想当官必须沿着由苏共设计的“独木桥”，爬过层层阶梯，方能步入“精英”的序列。而这一阶层内部通常又分为14级，各级的任命程序都有严格的规定。内部更新换代要按照特定的程式和原则，且一般情况下排除家庭继承或子女世袭。在苏共内部，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高级干部子女不就高位，尤其不允许继承父辈的职位，他们大多被安排到国外尤其是西方国家工作。

　　通常情况下，每个总书记的更替都伴随着高层干部的大换班，并在随后的两到三年内形成自己固定的亲信班子，如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第涅伯河帮”。受严格的程式与阶梯的约束，很多人往往等到踏着人梯，成为“人上人”之时，业已精疲力竭，步入古稀之年。明显的例证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苏联政坛上一批老朽的“政治精英”的存在。其造成的压抑和沉默的政治氛围，如一位俄罗斯社会学家所言，正是这些老态龙钟的苏共领导带领苏联提前完成了“5年中为3位总书记送终的国家计划”。

　　“改革”过后，“精英”更迭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大搞政治改组和干部撤换。一方面他希望借此培植和安插自己的同盟者，另一方面则幻想通过人员变动推动改革。因为在他看来，改革之所以停滞不前，是由于社会中存在着庞大的“阻碍机制”，而维持这种机制的关键就是“官僚机关”。于是，在其带领下，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的苏联社会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官僚机关”、反“阻碍机制”的改革浪潮。在“民主”和“公开性”的旗帜下，政治改组成为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改革的主要内容，也为以后政治进程埋下了不少陷阱。

　　政治上的风云突变，打破了原来封闭的权贵体系，在“民主化、公开化、反特权、争独立”的呼声中，“反精英”势力也呼之欲出。结果原来属于第二梯队、第三梯队的年轻政治精英走上前台，获得了执政大权，成为独立后俄罗斯政坛上的主宰。叶利钦便是他们中的“旗手”和领头人。而原加盟共和国则在苏联解体后借机独立、自成一统，其第一书记也随之摇身一变，成为国家“总统”。

　　由此，原苏联政治精英集团四分五裂，纷纷自寻出路。有的改头换面或改弦易辙，成为民主浪潮的弄潮儿，如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叶利钦;有的适应了新的权力体制，且占据了权力的巅峰，如原政治局委员，并先后担任过苏联联盟院主席、俄罗斯外交部长、政府总理的普里马科夫;也有的从此步入商界，及时将权力和关系变为资本，成为商界名流，如前莫斯科市领导人塞金等。

　　在一般人的眼里，革命意味着“刀光剑影、你死我活”，有时甚至会造成血流成河。不过这种情形在原苏联各国并不多见。在这里，人们看到的只是一部分较为“激进”的精英夺取了另一部分较为“保守”的精英手中的权力。或者说是第二梯队、第三梯队的精英排挤了老精英。与权力更替相比，意识形态、政权形式显得并不重要，不过是手段而已。

　　“新精英”，旧生态

　　当今的俄罗斯政坛好像出现了一些“新面孔”，但细心的人们发现，同过去相比，俄罗斯精英阶层的核心以及权力的性质并未改变。权力斗争的冲击波过后，政治生态如旧，俄罗斯人对权贵的“政治感受”依然如前，而新老当权者之间的差异只是在年龄、出身等方面。

　　一份被广泛引用的俄罗斯科学院的调查材料显示，新的精英中，“前朝遗老”的比例竟超过了70%。而在俄罗斯地方政权中，保留下来的旧时精英比例就更高，约占80%以上。1992年底的一项对地方领导人的调查也表明，民主浪潮对苏共地方党委书记们并没有多大的冲击。这正像一位作家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那样：德意志皇帝没有了，而德国将军们却留了下来。

　　经过了几年的激烈民主化和市场化改革以后，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人们发现叶利钦周围75%的亲信来自原党政经权贵，在政府中比例也高达74%。实际就连叶利钦总统自己也有着长达30年的苏共党的工作经验。叶利钦于1976-1985年曾担任苏共州委第一书记，1985-1986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85-1987年任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1986-1988年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需要指出的是，一些东欧和西方国家的学者在对俄罗斯和其它东欧国家1989年以后精英变动情况作比较研究后也得出与前述相同的结论。1993-1994年间，一个由美国和几个东欧国家社会学家组成的课题小组对俄罗斯以及波兰、匈亚利等5个东欧国家的精英情况进行了调查。他们通过对40000多人的采访和2000多名精英人员的访谈后得出结论，即与东欧一些国家相比，俄罗斯老权贵更成功地维续了他们原有的权力或影响。

　　精英蜕变，弊端丛生

　　近几年，俄罗斯每每出现30岁左右的“后生”担任部长、副总理甚至总理要职。虽然“少壮派”在政坛上有时只是昙花一现，但与苏共时期不同的是，此时政治上的失落，并不意味着仕途的终结。辞职后仍可东山再起，或干脆步入商界。与过去相比，当今俄罗斯政坛的开放性、流动性都有了增强。组织政党、参与竞选、经商、专家咨询等都可以登上政治“金字塔”顶端的大门。但是，精英阶层外表的光鲜依旧遮不住内部生态的恶化与蜕变。

　　首先，权力万能，腐败成风。在俄罗斯，为何有这么多的人热衷于当官，原因就在于权力万能。俄罗斯私有化的实施，让官员能够及时将手中的权力和关系转化为所有权，并使之合法化。权力万能、权力本位现象十分严重，掌握权力成为社会成功的重要标志。叶利钦总统恢复沙皇时期的官衔制度，级别分明，并几次提高薪俸。不过，这并不能阻挡官员们不时伸出“第三只手”。在俄罗斯官场，贪污受贿盛行，为此俄罗斯连续两年被西方商界评为“世界官场最黑暗10国之首”。俄罗斯报刊透露，组织一次与副总理的“会见”，好处费可达几千甚至上万美元。记者采访、拍照均“酌情收费”。描述私有化内容的手稿尚未面世，作为作者的一些政府高官却各自收取稿酬达45万美元。俄罗斯政治捐助盛行，商业利益、金钱与权力日益结合。上层政治斗争甚至失去了意识形态的味道，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小集团或派系之间的利益纷争或权力之争。叶利钦先后换了4任总检察长，而其中有的总检察长也是由于贪污或其他丑闻下台。

　　其次，机构臃肿，效能低下。俄罗斯新政权机构臃肿，越减越膨胀，官员队伍达700万。苏联时期平均每10万人工作可养活1000个管理者，而1994年的俄罗斯平均每10万人则要养活1500个管理者，到了1996年，这个数字膨胀到了1700-1800个。1995年底俄罗斯中央执行机构的改组人员为33800人，计划利用半年的时间精简15%，结果却增加了1000多人，致使总数达4万人。新权力机构招牌常换，但内部工作人员几乎是原班人马。为官的风气和道德水准每况愈下，俄罗斯政权机关继承了苏共时期的官僚遗风，效率低下、文牍盛行，普京总统将之比喻为“一台生锈的、呼哧作响的破旧机器”。

　　第三，任人唯亲，自私自利。大多数研究精英问题的俄罗斯学者对这个阶层的评价都不高，他们认为其特点是：小集团利益盛行，忽视公众利益;专业水平低，缺少有才干的领袖人物;官僚文牍主义，脱离多数百姓;缺少为官之道，贪污普遍;实用而短视，缺乏战略和理论思考;缺乏团结和全民动员力量。除此之外，还应补充一条“任人唯亲、帮派盛行”。

　　第四，院外游说盛行，寡头政治出现。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家经济控制能力削弱，资本高度集中，金融势力急剧膨胀。在政治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压力集团”、“院外游说”大步走上政治前台。新生的金融资本“爆炸”式的裂变，积聚了强大的实力，捞取经济利益和待遇。1995-1997年间，为瓜分国有资产，争抢“最香的肥肉”，部分俄罗斯财团和寡头不惜血本，相互攻讦。以政治家为旗手，构成了由政治家-政党-政治派别-财团-院外游说团体-新闻媒体-保安机构等组成的多层次政治实体。影子政治现象十分明显，政治生活中“非正式因素”的作用增强。

　　最后，权力资本，交相融合。人们发现，俄罗斯“新贵”的发迹史与经济改革的轨迹几乎同步。早在戈尔巴乔夫执政的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苏共一些权贵便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积累财富。而叶利钦时期经济改革和私有化将“权力变为资本”的过程合法化。在公司化、市场化的浪潮中，原经济部门的管理官员们已伺机行动。他们凭借手中的权力，深深地潜入新的经济体系。于是，管理者变成“占有者”，“管理权”变成了“所有权”。私有化使他们的行为合法化，他们一方面是苏联中央机构的“掘墓人”，一方面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财产的“继承者”。而原苏共权贵之所以未加任何反抗地接受了苏共政权的垮台，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及时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关系，在市场化和自由化的条件下，悄然地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好处。摆脱了党的纪律的监督，抛弃了意识形态约束，大批原苏共官员积极投身于自由市场的浪潮中，正是在这种“蜕变”的过程中，俄罗斯的商界精英也诞生了。

　　可见，俄罗斯10年的市场化进程为权力演化成资本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市场化、民主化不仅并未给原苏共官员和管理层带来灭顶之灾，相反他们却利用手中的资源获得了新生。厂长经理们变成了“红色资本家”，“共青团干部”则早已成为金融资本的代表人物。社会舆论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俄罗斯居民认为当今俄罗斯是少数人统治的社会。由掌权精英操纵的上个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改革，最终使得占人口比例不到2%的精英阶层获得了最大的利益，他们代表的是俄罗斯社会极少数人的利益。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来源：人民论坛政论双周刊(总第39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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