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写了一篇名为《资本主义总危机即将爆发》的小文，试图解释当前几个全球热点问题的深层原因和内在联系，包括美国次债危机、欧洲主权债危机、中国内需不足以及全球碳减排等。由于结论颇为令人不安，网友的反应非常激烈，提出很多尖锐并富有启发性的质疑。我决定再续写几篇东西，一方面努力回答网友的疑问，另一方面也尽力把我自己的想法表达清楚。

一、核心问题　　

说资本主义总危机即将爆发，上文的核心立论是资本主义已经由过去的开放体演化成现在的封闭体，导致能够转移和缓解其内部矛盾的外部环境和通道全部消失，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将会出现一次全局性的、根本性的总爆发。

二、由开放到封闭　　

先稍微详细解释一下“开放”和“封闭”的问题，由开放到封闭是资本主义，也是人类社会当前出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

资本主义曾经的开放性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社会间的开放，二是资本主义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开放。在过去，资本主义是相对非资本主义和自然环境而独立存在的，或者被认为是独立存在。非资本主义社会和自然环境就共同构成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的外部环境，为其提供外部的、外在的支持。

从发展历程看，资本主义是一个由英伦小岛向全球逐渐扩张的过程：最先成熟于英国，然后向欧洲大陆扩张，接着向北美扩张，向日本扩张。二战后又向资本主义列强的前殖民地扩张，包括亚、非、拉在内的一些前殖民地国家，如印度、巴西、南非等。它的最后一次扩张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后，共产主义失败，苏联解体，中国推行市场经济。至今，资本主义已经充分实现全球化，非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近乎全部消失。

将自然环境视作独立于资本主义之外的外部环境根源于西方的传统思维：人不仅是独立于自然而存在，而且应该征服它，成为他的主宰。对资本主义来说，大自然更多地是其工业原材料的外部提供地，以及生产废品的排泄地。资本主义的根本目的就是最大化地创造财富，而所谓的财富无非是经过人工改变了的自然。创造财富就是通过技术手段去开采、加工原材料，就是去改变自然。

在技术比较落后，生产规模比较小时，将自然环境视作外部环境还是合理的，因为人类对自然的改变程度还比较小，尚不会对人类的生活和生存产生太大影响，不会对资本主义的运行产生太大影响。但是随着技术的进步，资本主义的生产规模越来越大，对自然的改变程度越来越严重，已经对人类的基本生活甚至基本生存构成严重的威胁，也对资本主义的继续存在构成严重制约。目前这种威胁和制约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自然资源短缺，包括能源短缺等；二是污染排放，包括温室气体等。

所以，现在已经不能再继续将自然环境看成资本主义的外部环境，资本主义与自然环境之间已经不再是割裂的、独立的，而是存在密切的关系和内在的相互影响。人们已经意识到必须与自然和谐共生，而不能再继续一味地、肆意地对其索取和改变。这意味着自然环境正在由资本主义的外部环境转化为内部环境。

资本主义由开放体向封闭体转化，实际上是一个将非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化和将自然环境内部化的过程。将非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化，也就是资本主义自身的全球化扩张；将自然环境内部化，就是开始重视资本主义发展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和互动影响，尽量降低对自然的改变程度，尽量消除自然被改变后的不利影响。

从开放到封闭是当前全球社会所面临的一个根本性变化。

目前我们形成一种成见，一种思维定势，认为开放才是正确的、先进的，而封闭就是错误的、落后的。现在破除这种成见和思维定势的时候到了，需要反过来才行，封闭的才是正确的、好的，我们必须适应封闭，学会在封闭的状态下如何生活，因为全球社会已经变成一个封闭的整体，无法继续开放，除非发现在别人的星球上还存在人类。

三、三重剥削——损人利己、损天利己　　

这一部分有点抽象，不过在第五部分将会把这些理论应用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中去。

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建立在三重剥削的基础之上，第一重剥削存在于资本主义内部，是资本利益集团对普通大众的剥削；第二、第三重存在于资本主义的外部，分别是资本主义对大自然的剥削和资本主义对非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

第一重剥削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的根源，第二、第三重剥削则是转移和缓解其内部矛盾的外部通道和手段。

资本主义最根本的内部矛盾是什么？是生产过剩。生产过剩是怎么造成的？是收入分配不均。收入不均是怎么造成的？是资本利益集团对普通大众的剥削。

在交易谈判中，由于拥有很强的资源优势，资本利益集团的谈判力较强，在交易中获取的利益就多。而普通大众则由于资源优势弱而在交易谈判中处于劣势，在交易中所获取的利益就少。

现在的主流西方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中不存在剥削，他们的理论是，所有的人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只要交易是自愿的，那么交易一定增加双方的利益。他们还搞了一个专有名词，叫“帕累托改进”。这一理论的荒谬就在于忽略了交易各方的资源优势差别。

想象一下，一个穷人饿的快要死了，于是答应用一只胳膊向一个残暴的富人换两只馒头，以保住性命。最终交易达成，富人满足了其虐待欲，而穷人则暂时保住活命，相对于交易之前，双方的利益的确都有所增加，这个交易也是完全自愿的，难道你认为这个交易是公平的，不存在剥削，是“帕累托改进”？

承认追求利益最大的合理性，同时又否认剥削的存在，这本身就是矛盾的。如果利益总量一定，那么最大自己的利益和最小化别人的利益就是等同的。当然，所有的人都希望最小化别人的利益，但是只有资源实力占据优势的那一方才能成功做到这一点。这就是剥削。

那么有人可能马上就会反驳，交易中的利益总量不是恒定的而是扩大的，会一加一大于二，大家的合作会共赢。固然，如果通过交易能够增加总体的利益总量，理性的谈判目标就是首先让增量最大化，然后才是从增量中让自己的那一份最大化。显然，这会降低谈判的紧张程度，降低剥削的成分。

可是，共赢又是怎么产生的？利益的增量又是从哪里来的？

共赢是通过剥削大自然产生的，利益的增量来自对大自然的剥削，这就是第二重剥削。

利益的增量也就是财富的增量，上文已经指出，所谓的财富最终都无非都是通过技术改变了的自然。任何一种财富，从一栋豪宅，一台电脑，到一只牙签，都一定来源于大自然，都是对大自然的剥夺和改变。所以，利益的增加，财富的增加一定是建立在对大自然剥夺的增加和改变的增加的基础之上。

同时，技术越进步，对大自然的剥夺和改变的规模也就越大，花样也就越多，可能造成的利益的增量也就是越多，可能对第一重剥削的缓解程度也就越大。

这样，第二重剥削，即资本主义对大自然的剥削就成为一个重要的缓解其内部矛盾的外部手段。而且通过技术进步对其效果进行放大。

第三重剥削，即资本主义对非资本主义的剥削，对资本主义的外部支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非资本主义社会为资本主义提供产品倾销市场，直接吸纳其的过剩产能；二是提供廉价的资源，包括廉价的人力和廉价的原材料。这一切都是通过战争、屠杀和殖民实现的，第三重剥削的血腥味比比前两重更重。

总之，资本主义的原动力是追逐利润最大化，而实现利润最大化手段是剥削，包括资本主义内部资本利益集团对普通大众的剥削，资本主义对自然的剥削，以及资本主义对非资本主义的剥削。第一重剥削是资本主义根本矛盾的根源，会导致生产过剩的经常发生，而第二、第三重剥削则可以转移和缓解这个根本矛盾。

在这三重剥削中，资本利益集团对普通大众的剥削和资本主义对非资本主义的剥削对是对人的，可以概括为“损人利己”；资本主义对自然的剥削是对大自然的，在中国古代称之为“天”，所以可以概括为“损天利己”。

所以，资本主义的精神内核是：“损人利己”、“损天利己”。马克斯韦伯说资本主义的精神与所谓的新教伦理有关，不过是想在给野蛮、自私、残暴的资本主义穿上一件庄重的衣服而已。

基于这样的精神，注定资本主义的不平衡性、不稳定性、不可持续性。资本利益集团对普通大众进行剥削，必然导致他们的反抗；资本主义对非资本主义进行剥削，也必然会导致他们反抗；资本主义对大自然的剥削，会不会引起反抗，当然会，全球变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事实上，“损人利己”、“损天利己”不仅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内核，而且是西方文明的精神基因。西方现在所乐于称道的，也是构成其现代社会根基的希腊民主也是构建在“损人利己”、“损天利己”的基础之上，所以它很快就崩溃了。

多说一点，中华文化的精神基因是什么？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天人合一”，“以天为师，以天为父”，相形之下，才彰显中国祖先的伟大，尤其是诸子百家那一拨。

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文化根源这一点我们将在以后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系列》中再详细讨论。

四、马克思的局限　　

马克思的局限在于，在资本主义的三重剥削中，马克思仅仅看到内部的一重，而忽略了外部的两重，即在马克思的分析框架中，只考虑了资本利益集团对普通大众的剥削，用他话就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而没有考虑资本主义对非资本主义的剥削，更没有考虑资本主义对自然的剥削。

作为一个理论大师，一个具备敏锐洞察力的卓越批判者，马克思为什么有这个局限？实际上，有网友就提出质疑，说资本主义对非资本主义的殖民侵略在马克思之前就已经轰轰烈烈了，他怎么可能不注意到。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的确是一个封闭框架，这体现在它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再生产所建立的分析模型上。

上过《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同学应该都对社会再生产这个概念有所了解。当然，大家上学时一般都认为马克思的东西是一无是处的垃圾，西方经济学才是真正的学问。我本人大学时（2001届）基本上也是持这种“主流”判断，所以当时学的也不怎么样，纯粹应付考试。我对这个模型的真正理解（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是最近由于研究的需要，重新复习，并研读《资本论》才获得的。可悲的大学教育啊！

闲言少叙，社会再生产分析是《资本论》中枢部分，它是从整体上、宏观上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是如何持续和增长的。《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有两个精华，一个是微观的，一个是宏观的。前者是剩余价值理论，研究资本主义的源动力，以及剥削；后者就是这个社会再生产理论。所以有人就指出，真正开创宏观经济学的是马克思，而不是凯因斯。

为说明社会再生产问题，马克思还搞了一堆方程式，为了避免一部分人头晕，这里就不说了，咱只用文字说核心观点。马克思把总体的社会生产分为两个部类，一个是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叫第一部类；另一个是生产消费资料的部门，叫第二部类。这两个部类也把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一分为二，所有的人都是社会生产的一分子，都要参与社会生产，都要有工作，因为你需要挣钱，需要收入，要么在第一部类，要么在第二部类。那么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可以延续的基本条件就是，弥补折旧和原材料消耗后的生产增值，即社会总收入，在劳方和资方之间的分配要符合一个固定的比例，只有在这个比例下，两大部类的产品才能全部卖出去，否则一定出现产品卖不出去的情况。

也就是说，社会总收入在资方和劳方合理的按一定比例进行分配时资本主义生产可以持续的一个基本条件。资方的过高，或者劳方的过高，都将打破这一比例，而导致生产过剩。当然，在资方掌握强大资源优势下，只能是资方过高，绝无可能劳方过高。

然而，资本家投资办厂的目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是最大化地谋求剩余价值，而不是维持资本主义的可持续性。他们绝不会考虑的收入分配的合理比例问题，恰恰相反，他们总想让自己的利润高一些，总有破坏那个潜在的合理比例的倾向。这是生产过剩的根源，也是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

好了，关于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就讲到这里。说这个分析模型时封闭的，在于当马克思在划分两个部类时，在考虑总生产和总购买的平衡时显然只局限于资本主义内部，而没有考虑非资本主义部分。同时，他即没有考虑技术进步可以生产成本，也更没有考虑生产活动将会对自然环境造成如何的影响。事实上，他是假定没有影响的。

正是因为漏掉了资本主义对外部世界的剥削，包括对非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对自然的剥削，导致马克思的预言出现偏差。

那么马克思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局限？答案是在思想上生他养他的西方文化的存在局限，马克思的局限起源于西方传统的局限。马克思类似孙悟空，西方传统文化则是如来佛，无论法力再高，无论如何批判和叛逆，像孙悟空无法逃出如来佛的手心一样，马克思也无法超越西方传统文化的局限。

深深影响马克思，而他本人却不自知的西方传统文化的局限有两个。第一是局部思维，第二是与自然为敌。

从古希腊文明，到21世纪的今天，西方的思维都是局部式，而非全局式的。所谓的局部思维，就是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基于本城邦、本区域、本民族、本国家的利益，而不是基于所有的城邦、所有的区域、所有的民族、所有的国家在一起的整体利益，潜在地、下意识将其他城邦、其他区域、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看成自己的外部。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则是这种局部思维的极端表现。

说西方传统思维是局部思维，是和东方、尤其是中国传统中的全局思维相对而言。在和希腊文明同时期的春秋战国时代，即诸子百家时代，中国就出现了强烈的天下主义，尽管诸侯之间出现混战，但是诸子百家在考虑问题时，都是将所有的国家看成一个整体的，或者说他们不是基于某个国家的利益来考虑问题，而是基于所有的国家的利益来考虑问题。这一点在儒家、道家、墨家的表现尤为突出。孔子的“礼”是超越国家层面的，老子的“道”不仅超越国家，而且超越人类，甚至将自然也涵盖了的。

自那时起，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存在强烈的“天下”情怀，从《大学》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孙中山的“天下为公”。

“天下主义”是将所有的人类都看成一家的，尽管中国传统上有“南蛮、北狄、西戎、东夷”之说，但只是认为他们缺乏“教化”，没有“礼仪”，而不是像西方一样将所有和自己不一样的人群视作不同的低级种族，相反，中国的传统认为，只要这些对这些野蛮人进行教化，他们也会变成像我堂堂中国一样的礼仪之邦。也就是说，传统上中国人就认识到不同民族的差别只是在后天的“教育”上，而非先天的遗传上。所以，中国从来没有殖民侵略之说，从来没有“损人利己”的思维。

同样，与天为敌，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主宰自然，也是自希腊已降的西方传统思维模式。而东方是相反的，中国讲“天人合一”，印度更厉害，讲“梵我一如”。都是与自然为善，认为自身和自然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的。这是为什么科学技术在西方兴起，而未能在东方兴起的根本原因。准确地说，是东方拒绝了科学，因为科学是改变和破坏自然的手段。

关于，东西方文化为啥存在这样的差异，将在未来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系列中详细研究。

还需要说明的是，西方传统思维的局限并非只有马克思才有，实际上作为一个批判者，这些局限在马克思身上相对还要小一些。这些局限，在所有的被称作伟大思想家的西方人身上都有体现。这是，中国人研究西方文明，西方思想时务必注意的一个问题。

五、三重剥削下的资本主义“史诗”　　

在这一部分，将基于“三重剥削理论”考察整个资本主义发展史，看看每一重剥削是如何发生作用，以及如何导致一幕幕残暴的历史悲剧和一场场人类灾难的。

准确地说，工业革命大规模展开（1830年）以前的初始资本主义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因为那时没有工业化，生产技术依然是原始的手工作坊式的。而之所以也叫它资本主义，在于它在精神上已是资本主义的，那时追求利润最大化、经济利益最大化已经成为支配英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但是，缺乏工业化不仅使得那时产能的基础规模比较小，而且也限制了其增长速度，所以现代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生产过剩在那时尚不存在。

即便没有工业化，只要你追求利润最大化，必然会产能剥削。只是这时的剥削只有第一重、第三重，而没有第二重，即只有资本利益集团对普通大众的剥削、资本主义对非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而没有资本主义对自然的剥削。只能依赖损人去利己，尚无力依赖损天去利己。

正是因为没有对自然的剥削，那时的博弈更接近零和的，没有共赢、利益增量的概念，所以对人的剥削也表现地更为惨烈。第一重的剥削最经典的例子是“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外贸的扩大导致对纺织品需求上升，价格走高，其原料羊毛随之变贵，养羊的利润大幅提升，远远高过种粮。当时英国的资本利益权贵们为追求超额利润强力驱赶农民，将耕地变成牧场。和现在中国的强势拆迁一个道理。在对非资本主义的剥削方面，15世纪末16世纪初发现新大陆和新航路后，西欧国家开始了侵略和掠夺美洲、亚洲、非洲和大洋洲的血腥历史。

工业革命使资本主义变成真正的资本主义，技术进步飞速，生产能力大幅提升，第二重剥削，即对自然的剥削开始发挥作用。同时，也正是由于工业化生产出现，使得大规模产能过剩成为可能，并成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为消化工业化推进所积累积累起来的产能，资本主义对第三重剥削，即对非资本主义的剥削越来越倚重。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加快了对非资本主义世界的殖民侵略。

资本主义对非资本主义世界的殖民瓜分，在第一世界大战前已经完成，至此资本主义的外部市场便无法再继续扩张。资本主义国家扩张殖民地的游戏就变成了零和博弈：一个国家要扩张自己的殖民必需通过对别国的侵占才能实现。也正是殖民地盘争夺成为引燃一战的主要原因之一。二战近乎是一战的延续，德国、日本等法西斯国家企图把整个欧亚大陆都变成自己的殖民地。

但是，二战后资本主义不仅继续存在，而且进入了一个长达30年的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很多人也许会提出疑问，既然一战之前，就已经没有额外的殖民市场了，资本主义为什么没有崩溃反而又繁荣起来了。

答案在于，二战后资本主义出现了两个新变化。一是进行了反资本主义的社会改革，二是战争的破坏提供巨大的内需。

为应对1930年代的“大萧条”，以美国实施“罗斯福新政”为标志和起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了压缩收入分配导向的“非资本主义”的社会改革，包括实施社会保障、高额累进税、国家广泛参与经济活动等，抑制资本利益集团对普通大众的剥削，抑制收入不均的扩大。“罗斯福新政”的思想源头来自马克思的《资本论》，这一轮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改革事实上是马克思主义化、社会主义化的。

尽管进行了局部马克思主义化，但资本主义的主体还是没有改变，所以其基本矛盾还是依然存在。进入1970年代，资本主义黄金时代渐露强弩势末之态，生产过剩的问题再次显现，增长停滞，而且在“石油危机”，以及“工资—物价”螺旋上涨的推动之下，还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后来被称之为“滞涨”。

有人认为现在当前中国也可能会像1970年代的美国一样出现“滞涨”，这是不可能的。美国当时出现滞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工资—物价”出现螺旋上涨，而工资之所以能够随物价及时上涨，是和自“罗斯福新政”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式的社会改革密切相关，劳工的权利得到大大强化，劳方对资方的谈判能力大大提升。但是，在现在的中国，普通的工人的权利根本没有有效的制度保障，他们的谈判力在资方面前几乎不堪一提。最近，富士康的恶性跳楼事件已经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工资—物价”螺旋上涨的机制在当前的中国根本无法形成。

中国工人当前的劣势和资本主义应对1970年代经济危机的整体思路又有直接关系。当时，人们将危机的根源归结于“罗斯福新政”以来的经济“国家化”。在理论上，认为是凯因斯主义的错，原因是凯因斯主张政府应该对经济进行干预。实质上，罗斯福新政更是马克思主义的，而非凯因斯主义的，但是，马克思太极端，他是主张消灭资本主义的，而凯因斯尽管主张政府应该调控经济但是，却是从整体上肯定资本主义的，所以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大家都讨厌马克思，不想提到他，宁愿用凯因斯替代马克思。

主流的观点认为，1970年代的经济问题的根源在国家干预导致经济效率的降低，所以主张压缩政府对经济干预，应该重新自由化，应该“去国家化”。当时，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接纳了这种观点，开始了大规模的“反罗斯福新政”的改革。90年代后，资本主义最终摆脱了危机，重现繁荣。到了90年代末甚至和70年代滞涨截然相反的“高增长低通胀”的局面。理论上无法解释这一现象，纷纷称其为“新经济”、“知识经济”。

事实上，资本主义在1990年代春光再现，并非是里根、撒切尔夫人自由化改革的结果，而是资本主义第二重、第三重剥削再次发挥作用的结果。

第二重剥削之所以能发挥作用，原因是从80年代开始，信息技术逐渐开始成熟，出现爆炸性增长，而且信息技术在传统领域里应用大大提升生产效力和生产能力。

第三重剥削之所以能够重新发挥作用，要归功于共产主义失败，前苏联解体，其原先的盟国纷纷加入资本主义体系，而中国也开始解决实施市场化改革，同样成为资本主义的一员。东欧剧变然这这些原社会主义国家的丰富矿产资源洞然向资本主义市场开放，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加入，不仅为其提供潜力极大的市场，而且提供数量惊人的廉价质优的劳动力。而中国正是凭借劳动力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性制造业，迅速积累了大量的产能，成为世界的制造中心。为资本主义市场源源不断提供了巨量的低价商品。这是包括资本主义能够摆脱1970年的“滞涨”危机，而在1990年代开创“高增长，低通胀”辉煌局面的根本原因。

但是，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而且经过80年代里根、撒切尔改革的资本主义比罗斯福新政时代的资本主义更资本主义，所以好景不长，进入21世纪后，它的本质属性再次彰显，生产过剩的痼疾再次发作，这就是2008年美国次债危机的根源，也是眼下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根源。

和以前所有的危机都不同的是，此时资本主义已经变成一个封闭体，既彻底丧失外部的非资本主义市场，使第一重剥削没了根基，又开始将自然环境内部化，使得第二重剥削也无法继续展开。

下一步该怎么办？

事实上，当前的资本主义和二战前爆发“大萧条”时的资本主义多少有些相似。尽管当时，第二重剥削和第三重剥削理论上还存在实施的可能，但是当时的实际情况却没有为这两重剥削的推进提供多少现实空间。一方面，尽管当时还存在巨大规模的外部非资本主义市场，但是当时这些市场也已经饱和，无法吸纳更多的产能；另一方面，尽管自然资源还大量存在，但是当时并没有大规模的技术进步发生，要大规模增加对自然的剥削是有心无力。所以，理论存在的可以转移、缓解内部矛盾的通道实际上却发挥不了作用。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资本主义最终是怎么摆平“大萧条”的，是采取了两个极端的手段，一是对进行大规模的反资本主义改革，一是进行法西斯战争。有人将共产主义等同于法西斯，在这一点上，的确是等同的：无论美国实施共产主义导向的改革，还是德国大搞军国主义，都有一个基本目的就是摆脱大萧条。

那么现在，是不是还是要么共产主义，要么法西斯战争呢？

想知道答案，请继续关注共道经济研究中心的资本主义总危机即将爆发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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