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爱国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原编者按：为深入探讨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危机与世界的未来走向、美国霸权衰落与国际关系的调整、世界体系分析的理论特征和未来发展以及世界体系的变化对中国发展的影响等问题，本刊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路爱国与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宾汉顿大学布罗代尔中心主任伊曼纽尔• 沃勒斯坦就上述问题进行讨论。

                           全球化还是世界体系危机？

     路爱国（以下简称“路”）：让我们从“全球化”谈起。作为一个学术流派，世界体系论出现在“全球化”成为热门话题之前，从一定意义上说，可以被认为是“全球化”较早的开拓性研究成果，它的理论建树可以说仍然处于这个领域的前沿。世界体系论把“历史体系”作为分析单位，而国家被看作世界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孤立的行为主体，这使全球性视野成为世界体系分析的一个主要特征。根据世界体系分析，资本主义就是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它不断在全球扩张，到19世纪末把全球各部分都纳入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分工。按照这种分析，由于资本积累从来都是在全球范围进行的，是超越国界的，因此，世界经济早就“全球化” 了，或者，就地域范围而言，至少到19世纪末就“全球化”了。但是，世界体系分析似乎并不喜欢“全球化”这个概念，反而认为目前有关“全球化”的说法是一种误导，是对当前现实的错误解读。分歧似乎首先在于世界体系论与全球化研究主流对历史过程的认识有所不同。
    沃勒斯坦（以下简称“沃”）： “全球化”这个词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而全球化这个事实大约在500年前就开始出现了。这个词通常包含两重意思：一是跨越边界的相互关联程度高，这种关联不仅表现在贸易和金融流动方面，而且表现在经济生产领域；二是国家对贸易、金融流动和生产转移开放边界。第一个现象，也就是这种跨界流动，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本质特征之一。它一直都是存在的，而且，如果以跨国流动占全部经济交易量的百分比作为标准进行衡量，我们并不能断定，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框架内，目前跨国流动一定比100年前、200年前或者500年前大得多。我们只不过更意识到这些现象的存在罢了。至于说到边界的开放，这是一种周期性现象。所谓保护主义壁垒在最近二三十年的确减少了，但是，在19世纪最后25年，保护主义壁垒也减少了。而且，根本就不好说，这种现象还能维持多久。
     路：这就是说，如果用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的自由度作为衡量标准，全球化就不能被看成一个一往无前的过程，而是一种周期现象，有高潮也有低潮。由于最近二三十年生产要素跨界流动显著增加，所以“全球化”才会风行一时。但是，我们也看到，一些机构和个人经常把全球化说成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除了顺应之外别无选择，难免使这个词带有了更多的含义，而不仅仅是对一种周期性经济现象的描述。
    沃：你是说，“全球化”这个词还有什么别的用处？这个词是拿来进行规劝用的。它说目前全球化还只是部分的现实，但将不可避免地变成完全的现实，由此来劝说人们支持一个目标。它的用意在于扩大生产要素的流动，特别是金融流动，采取的办法就是号召边缘和半边缘国家的政府撤销所有现存的保护主义壁垒，其理由是：如果它们想要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生存下去和繁荣发展，它们就别无选择。其实，这完全不符合事实。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之后，马来西亚是东南亚应对最好的国家，而正是这个国家断然拒绝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最近几年来，拉丁美洲各国都在努力走出经济灾难的阴影，但其中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是阿根廷，这个国家同样拒绝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要求行事。
    路：但是，各国似乎仍然愿意在某种国际组织的框架下扩大贸易，例如世界贸易组织，一些尚未加入的国家在创造条件准备加入。与此同时，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地区性自由贸易区。在一些人看来，地区化实际上阻碍了全球化的发展，两者之间存在冲突。目前，尽管全球性贸易体系对各国都有好处的观点仍然占据主流地位，但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人们对地区化的立场并不相同，一向把全球作为舞台的西方大国似乎更偏爱全球化，例如，美国有人担心地区化趋势不利于美国的利益，因为它有可能被挡在这些地区集团之外。地区化也许是对全球化的一种反动。果真如此，地区化趋势符合哪些国家的利益？
    沃：我们今天看到，要求开放边界的压力是有局限性的，也可能已经结束了。一些大规模经济区正在构建之中，包括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南美共同市场和东盟，这些经济区之间的壁垒可能将会增加而不是减少，或者说，减少这类壁垒至少会被当做次要的问题，而首要的问题是增强各个经济区内部的联合和凝聚力。关于努力扩大世界贸易组织职能范围的问题，在我看来，这基本上已经结束了。这种努力在1999年西雅图会议上由于民众的强大压力而中断，后来在2003年坎昆会议上又遭到一次更沉重的打击，当时，世界经济中的中等强国巴西、印度、中国和南非联合起来，它们对美国和欧盟说，边界开放应该是双向的，不仅南方国家的边界要开放，北方国家的边界也要开放。无论美国还是欧盟都根本不打算大幅度降低对南方国家的农业和纺织品壁垒，因为这会引发严重的国内政治动荡。如此一来，南方大国也就不打算单方面撤销壁垒。
    路：你不止一次指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处于结构性危机当中，也就是说，这种危机不同于周期性危机，它将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本身的终点，而不是它下一个周期的起点。不过。相信这一点的人似乎并不多。请概括一下你的主要依据。
    沃：我们生活在世界体系发生巨大混乱的时刻，原因有两个：一是美国霸权的衰落。这是一种并发性或者说周期性现象。二是出现了全球范围的生产利润紧缩。这是一种结构性现象，或者说长期现象。这两个过程是不一样的。但两者在同一时间一起出现这一点非比寻常。

                          美国霸权衰落与大国关系调整

     路：无论对美国怀有什么感情，人们都无法不重视这个超级大国。2002年你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了《老鹰坠地》一文，分析美国从霸权地位坠落，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当然，很多人并不同意你的看法，甚至认为事实正好相反，因为没有了苏联这个超级大国的抗衡，美国似乎比以前更显强大。在世界事务中，当美国采取行动的时候，虽然一些国家可以不积极追随它，但敢于公然挑战和对抗的国家绝无仅有。这也导致人们在世界是“单极”还是“多极”的问题上争论不休。
     沃：美国处于衰落之中，主要是由于美国在经济上不再占有支配地位。事实上，这个问题甚至很快就会变成美国在经济上是否还有竞争力？美国的衰落是在40年时间内慢慢发生的。小布什执政期间，为了减少富人的税收和进行一场无谓的伊拉克战争，美国的赤字大幅度上升。结果，缓慢的经济衰落变成了快速跌落，这从美元价值的下跌上反映出来。美元下跌是一种长期现象，它严重损害了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这种经济衰落的后果并不表现在世界终有一天会变成一个多极世界，因为世界已经是多极的。1945年以来，美国的政治地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虚弱。目前，它几乎没有什么可靠的盟友，也没有多少能力防止其他强势力量追求它们自身的最大利益，例如欧洲、日本、中国、俄罗斯、印度甚至巴西，即使它们的做法与美国的利益和关注点发生冲突，美国也无力阻止它们。
    美国也丧失了它的文化—意识形态力量。冷战结束后，反对共产主义的宗旨不再具有任何号召力。而美国还没有能力把“反恐战争”变成一个真正的替代物。
     剩下来的就是美国在军事硬件方面仍然拥有压倒优势。但是，伊拉克战争告诉我们，这个惊人的战争机器还打不赢一场在一个弱小国家里对付当地民众抵抗的战争。今后10年，肯定会发生核扩散，所以，即使在这个领域，美国也会完全丧失它拥有的实质性优势。美国目前就像客厅里的一头大象，这只动物个头最大，手脚却不灵便，没有能力对付四周那些敏捷的小动物。
    路：如果说，美国霸权的衰落与世界体系结构性危机同时出现，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霸权周期将最终结束，历史上英国取代荷兰、美国取代英国的霸权更替模式将成为历史？在这种情况下，讨论哪个国家会成为下一个霸权国家似乎失去了意义。这也许并不排除大国关系经过调整后形成新的联盟。
    沃：在美国霸权衰落的同时，由于长期平均报酬成本上升、长期平均投入成本上升以及用于教育、医疗和终生收入保障的政府支出的长期平均成本上升的共同作用，导致出现世界生产利润率下降危机，这就意味着，我们正处于经济和政治的混乱时期。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大国将会继续设法保持相对优势。有可能，我们正朝着形成两大强国集团的方向发展，一边是欧洲加俄罗斯，另一边是东亚（中国、韩国和日本）加美国。但同时，两个强国集团任何一方强行建立自己那一套世界秩序的能力将会受到世界体系结构性混乱的严重限制。

                                 中国崛起的前景

     路：中国这些年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实现强国目标，而这些年经济的快速增长似乎为此提供了希望。国内外一些人开始谈论中国的“崛起”，甚至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下一个霸权大国的可能性。、
    根据我的理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一个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无论就国家还是人口而言，位于上层的从来只占少数。这种结构对维持世界体系的正常运转必不可少，也就是说，世界体系由于这个结构的存在而存在。中国拥有世界l／5的人口。如果这样一个人口和领土大国跻身于世界富国行列，那将严重破坏这个等级结构的稳定，对世界体系本身产生冲击。在现有世界体系框架下，我怀疑现存体系的既得利益者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还不要说解决经济增长中的种种矛盾对中国发展本身提出的巨大挑战了。总之，现存世界体系对中国的“崛起”设置了巨大甚至难以逾越的障碍。
    沃：所谓中国的崛起在最近20～30年间相当突出，也相当迅速。但是，以为这就表明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体系的霸权大国，这种观点忽略了三个重要因素。首先，正如我刚刚提到的，严格意义上的世界体系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它可能很难再支撑50年了。其次，为了继续保持经济增长，中国将不得不穿越某些艰难的政治地带。再次，即使在这个方面获得成功，作为一个潜在的霸权国来说，中国本身的巨大规模既是它的优势也是它的局限性。让我们按顺序讨论其中各点：
    第一，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危机意味着，关键性斗争不在中美之间，甚至也不在我上面提到有可能出现的两大强国集团之间，而是在我一直称之为达沃斯精神和阿雷格里港精神之间。达沃斯精神和阿雷格里港精神之间的斗争不在于谁将控制现存的世界体系，或者谁将从中获利。斗争的目的在于，当现存世界体系在未来50年崩溃的时候，什么样的体系将会取代它。在这场斗争中，中国迄今为止处于奇怪的缺席状态。中国领导人和社会运动无论在达沃斯会议还是在阿雷格里港会议上都不活跃。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正在失去参与最近的将来最重要的政治斗争的机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中国领导层内部在采取什么样的长期政治战略问题上存在着分歧，而完全不是由于中国外部因素的影响。
    第二，经济继续增长的道路。中国是一支强大的力量，但要实现它目前正在努力实现的目标，那就必须成为东亚社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东亚社会的主要成员包括重新统一的中国、重新统一的朝鲜半岛和日本组成，建立东亚社会的障碍是目前存在的政治对立加上历史积怨。我提不出一个简单方案，来解决台湾如何与大陆统一或朝鲜南北方如何成为统一国家的问题，我也无法指出，日方和中、韩方怎样才能克服它们之间的历史积怨。但在我看来，这些问题在未来20年的政治议程表上将占据首要位置。我个人认为，获得积极解决的可能性很大，但远不是有把握的。然而，除非这些政治障碍能得到克服，否则，无论是中国、日本还是韩国和朝鲜，都不能在增强经济实力的道路上实现自己的预定目标。
    第三，中国的经济增长能不能有一个越来越美好的未来，这种前景的现实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资本的积累必然导致剩余价值分配出现两极分化。这个体系要正常运作，世界人口中处于上层的比例从来不可能超过15%。中国在今后25年即使只有一半人口达到日本或西欧的生活水平，留下来进行分配的剩余价值就不会存在了。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因此，中国的巨大规模既是一个优势，因为它能建立庞大的国内市场，同时也是一个很大的劣势，因为对推行无休止资本积累政策的任何一届中国政府来说，能否使经济增长真正惠及广大人口将涉及一系列难以克服的政治问题。事实上，中国全力推进经济增长恰恰是令资本主义体系的结构性危机变得更加尖锐的因素之一。因此，在中国实现自己的目标之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就会瓦解掉，而这正是达沃斯和阿雷格里港斗争的全部意义所在。

                       世界体系分析的理论特征和未来发展

     路：让我们谈一点理论本身的问题。按照目前的社会科学学科分类，世界体系分析似乎比较难以归类。据我理解，世界体系论是打破学科界限、建立综合性的历史社会科学的尝试。但世界体系分析经常被看做国际政治学的一个理论流派，与国际关系理论其他流派（例如现实主义、自由主义或建构主义）并列。这个看法是否至少有部分道理？
    沃：世界体系分析非常不同于所谓“国际关系理论”。一个重要的区别是，世界体系分析所探索的范围远远超过“国际关系”。它力图了解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体系如何运作，包括世界体系的经济结构、政治框架、文化环境等，并把所有这些方面当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整体看待。世界体系分析假定国家主要依据它们本身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行事，在这个意义上，它当然是“现实主义的”。世界体系分析假定世界体系的知识结构是它基本历史发展过程的反映，而不是某些先验的真理，在这个意义上，它也是“建构主义的”。世界体系分析认为自由主义是在现代世界体系内构建起来的特有的意识形态——它在整个19 世纪和20世纪都支配着世界体系的地缘文化，但现在已经失去了其无可置疑的主导地位。当前形态的世界体系分析问世已经几十年了。它是一种不断演进的分析形式，但它首先是对占主导地位的知识形式的批判方式。它寻求重新书写现代世界体系的历史，描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体制结构和运行原则，阐明体系目前出现的结构性危机及其对未来行动的意义以及重新评价现存的体系所构建起来的知识结构。这是一项巨大的任务，此刻它当然还没有完成。
    路：显然，这个任务十分庞大而艰巨。请谈谈世界体系分析的未来。
    沃：世界体系分析的未来与世界反体系运动的未来分不开，后者目前体现在阿雷格里港精神和世界社会论坛中。世界体系分析将会不断演进，正像世界反体系运动会不断演进一样。世界体系分析在知识层面的成功将与世界反体系运动在政治上获得成功的程度相当。
   （《环球视野》摘自2005年第4期《世界经济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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